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卖橘者言-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
最近中国禁止邓丽君的歌曲，当然还有其它含义。一般中国人所知的国际明星恐怕就只有邓丽君一人；这种人是马克思理论解释不了的怪物，但亦只有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才可产生出来。在一个知识贫乏的国度里，以攻击或赞扬一个形象的方法来达到教育或改造群众的目的，可以减少宣传费用——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段。要扫除对革命励进有障碍的文化，孔夫子备受攻击；要留难知识分子，贝多芬和莫扎特都要受无妄之灾。要反资本主义的污染，邓丽君是一个很适当的人选！
但我以为，这次「反污染」对一般中国人民不会有多大影响。三十多年来，中国左反右反的政策不计其数；到如今，一般人对因政权斗争而大字标题的「反」，应早已缺乏兴趣。新年除夕，我驾车漫游。无意间我将收音机转到一个中国大陆的电台，歌声传来，唱者竟然是邓丽君！
（2000。02）思想要像天马行空
最近因为要增订旧作《卖桔者言》，重读该书的第一篇文章——《邓家天下》——其中一段文字使我联想到一些关于思想的问题，对后学的人可能有点用处。
《邓家天下》写邓丽君（「邓家」包括邓小平与邓颖超），而以她的例子来抨击马克思。主要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表演者只须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那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
是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正确的资本及利息概念，也忽略了天分与知识资产。上述的那段简单而又清楚的文字（写于一九八四年初），明确地把马氏的理论废了。当然，不同意这观点的今天还大不乏人。
问题是，马克思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人，而在那个时代他是不容易知道自己的理论是错了的。时代怎样，世界环境怎样，人的思想往往也就怎样。思想要脱离时代环境的约束，不容易做到。思想能超越时间十年八载，是很了不起的事。
当经济学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发表他的《原富》时，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史氏受到时代的感染，一起笔就以一家制针厂为例。在《原富》这本伟大论著中，史氏只简略地提到知识资产，但显然不重视。史氏也提到「资本」，但那是何物他是搞不清楚的。
十九世纪初期，李嘉图这个大天才的经济分析，还是集中在工资理论与租值理论这两方面，好像世界只有劳力及土地这两种资源。李嘉图因为不明白「资本」及漠视了知识资产而提出了错误的理论；他影响了马克思，于是一错再错。
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世界，主要的生产资料大略是劳力与土地——一个发明就变得富可敌国，或在电视上喝一瓶汽水就收入滚滚来的明星——当时不仅没有，而且难以想象。马克思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错，不难明白，而本世纪好些人被马氏的文字技巧误导，也不难明白。
不容易明白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好些聪明才智之士也高举马氏的理论，Sweezy、Baran等名家就是例子。很明确的错，错得相当浅，名家竟然看不出来，更勿论人民大众了。马克思的错不是特别的例子。十六世纪的「Gresham's Law」、十八世纪兴起的「佃农理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好些经济发展学说、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界外效益」（Externality），都错得浅而又错得离谱，但历久还有支持者。
更奇怪的，就是被说明是错了也往往驱之不去。我三十年前说清楚Externality是错了，今天这概念只死了八成。年多前我清楚地说，对我影响甚大的高斯定律是错了，而且错得很浅，但我这观点恐怕要在五十年后才能大致上被接受。
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很大的约束，而因为这些约束好些浅问题就找不到答案。天资所限是一个约束，但我认为「天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样重要。时代环境的约束很大，且不容易避免。逻辑的规格也是一种思想约束，但这约束是必须的，所以不应该避免。可幸的是，每个人天生下来，其思维在某程度上就有逻辑的规格。这是天资的一部分，有些人较高，有些人较低。较低的可读一下逻辑学，帮助不大，但总可以帮一点。
本文的主旨，是要指出一般最大的思想约束，是人为的。这人为的约束有两部分。其一是被他人的大名误导：那是大师所说的话呀，怎可能是错了的？其二是成见：那么多人都是那么说，而且大家都说了那么久，一定是对的吧！这二者加起来的效果，产生了「皇帝的新衣」之说。
我认为上述的人为约束，是思想的约束中最严重亦又最普遍的。要是你能完全避免这个约束，你可能在一夜之间变为一个准天才。
假若在思想上我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是我觉得避免人为的约束易如反掌。学术生涯四十年，我从来没有被大名或成见对思想加上丝毫阻力。我有这样的「能耐」，主要是两个习惯。
其一，可能是个性使然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的——是我对自己佩服的人佩服得很夸张！外人看来是个坏习惯，但其好处是：既然夸张地佩服了人，其思想就可以客观地看。我这个人不可救药。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费沙，然后又到自己认识的佛利民到高斯到老师艾智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这样，当我说他们错时我还是五体投地的。
其二，对任何问题我喜欢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看：远的、近的、左的、右的、高的、低的。看完再看，我必定转换角度。一九六二年起我对高斯定律着了迷。第二次从农业的角度看高斯定律，我写了《佃农理论》；第三次从大海捕鱼的角度看，我否定了界外效益；第四次是一九八一年，我从中国发展的角度再看高斯定律，竟然发觉这定律是错了的。
转换角度可以避免成见。说高斯定律是错了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十月。
没有人为约束的思想，叫作天马行空。
（1984。01。20）「香山症」的烦恼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约翰逊（D。G。Johnson）教授，于数月前偕太太及女儿在离开中国返美途中，路经香港，使我们有几晚聚旧的机会。约翰逊是农业经济专家，很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近几年来他去过中国大陆讲学四次，他的女儿也在中国教了三个月英文。我和他们相聚，所谈的都是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正如其它探访过中国的经济学者，约翰逊教授对中国也很失望。他问：「为什么一个制度可以把一个国家弄到这个样子？就算是执政者有心破坏也难以弄到这么糟！」
在谈话中，约翰逊太太提及北京新建的「香山饭店」。这建筑物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新落成时举世瞩目。但短短几个月后，约翰逊太太重游该饭店，发觉竟然面目全非。她问该饭店的中国管理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那些人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有的甚至认为饭店办得很好。我听了这个惊心的故事，喟然而叹：「这是个香山并发症（Fragrant Hill Syndrome）！」
最近一期的《时代周刊》，对香山饭店有如下的描述：「虽然才建好一年，墙也裂了、漆也掉了、地毡也脏了，走廊满布厚尘。一个从事酒店管理的奥国人说，酒店管理之罪以此为最。六间厕所中四间漏水。你向他们要资料，他们却向你吐瓜子。真要命！」
我所提及的「香山并发症」，并不是指该饭店一经中国人管理，就弄得一团糟——这只不过是制度的效果，算不上是什么症状。我所指的是把该饭店弄得一塌糊涂之后，管理者还不知或否认有什么不妥，甚至还说是办得很好。这并发症显然有两型，虽然在观察上我们不一定能将这两型分开。第一型的染病者根本不知道好与坏之别，正如有些人听古典音乐，两个扩音器坏了一个也全不知情！第二型的病者是知情的，但因为政治或利害关系，他们不能不强作不知或违心地大声赞好。
在香港前途的问题上，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人所表现的「香山症状」是很明显的。约翰逊教授告诉我，他在中国跟招待他的干部们谈及香港问题时，最令他惊奇的，就是这些干部对香港经济因政治不安定而恶化竟是毫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一年多以来，世界每个重要股票市场的指数都创下历史高峰，而香港的指数却乏善可陈。香港出口有很显著的增长，但汇率指数却如江河日下。中国发言人及某些香港的「知识」分子坚持这一切与九七问题无关。有指数的数据都能视若无睹，没有指数的更加是形势大好了。
从「香山饭店」及近来在香港的观察所得，我以为若中国政策不变，将来香港的主权转手后，无论经济怎样倒退，中国发言人仍会大事宣传香港经济进展神速。而他们要在香港找几个学者大声拍掌附和，看来只是举手之劳；就算是不举手，毛遂自荐的也将会大不乏人。我不明白的是，这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益处？这些人是爱国？还是害国？
年多前中国出版了三十多年来第一本统计年鉴，郑重地派了许刚先生到香港来介绍。许先生很客气，邀请了我们一些做经济研究的作批评。中国大力从事整理经济资料，是令人高兴的。虽然年鉴中所用的统计知识颇为落后，但万事起头难，假以时日，这些技术上的不足是会改进的。这统计年鉴内令我最瞩目的，就是有一个数字表，指出三十年来工业生产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大陆为世界之冠——日本也仅能屈居亚军。这并不是说中国滥造数字，但工业生产可用多种不同的准则来量度，明显地中国统计部所采用的是要加强表达自己优越性的。其它年鉴内的资料，有很多也显示同样的倾向。殊不知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由统计数字所能断定的。
我记得十二、三岁时读过一篇中文的文章。作者到法国巴黎参观一间美术博物馆，见到一幅很大的油画。画中描述法国跟邻国打仗，法军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作者当时就问跟他一起参观的法国朋友：「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他的朋友答道：「激众愤，图报复也！」
要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除了私产及自由市场之外，历史上是没有见过其它的可靠办法的。几十年来，中国的赏罚方式层出不穷，而有较可取效果的，不外是些较近乎私产性质的经营。要刺激生产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目标。撇开私有产权不谈，我倒要问：「既然要激众愤，何不自绘败状？」
后记
此文发表后三年，我有机会到香山饭店一行，认为约翰逊教授之言非虚。一走入大堂，白云石上就有一大片污水印，可谓奇观。这个由贝聿铭设计的大堂，气势俨然，是一流的现代艺术。然而，家具及植物的陈列，小气兼老土，令人啼笑皆非。那大概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去年——一九九九——我有机会到上海浦东参观那里新落成的、高入云霄的金茂凯悦大酒店，把我吓了一跳。其设计之精美、其装饰的华丽、其房间的高级新潮，是我平生仅见。据说这家「六星」酒店也是由国家投资的。
是的，开放后，中国在某方面学得很快，快得有点难以置信。中国以往的不幸，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是制度不济而胡作非为也。
卖桔者言
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Price Theory）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各种价格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而在无意间我成了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
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多个行业上成了准专家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多，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是很难站得住的。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要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这解释了为甚么实证经济学在近20年来大行其道，威不可挡。
跟一般同行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就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个观点是我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资料，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就是我的兴趣主要是在乎调查研究，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就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文章很是失望。他们若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桔，当会写信来查问所得。
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动是极快极大。变动的方向在大致上是大家都预先知道的。1000块钱一枝桃花可在几个钟头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但若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有了错误，上好的桃花那会有弃于街头的明显浪费？卖不出跟蚀大本卖出有甚么分别？同样一枝花，有人用200元买也有人用50元买，是否浪费？年宵货品的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是既困难又重要。
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就决定了在年宵的那一晚亲自卖桔。这算是我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都因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见〃空多桔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栈，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5元清盘了事。无端端地蚀了数千元。
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200多盆，每盆成本40，卖不出是不能退货的。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决定在年宵晚上8时起，在借来的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这数量是比一个普通年宵摊位的一晚销量大上好几倍。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盘邻近少有卖桔的人，所以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
全部卖出并不一定是有钱赚的；赚钱与否是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200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是每盆55元（最高80元，最低20元），若盆数减半，盈利会较高。我们所赚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所领悟到的经济含义，却是大有所值！
9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因为一般顾客都知道年宵市场是要讨价还价的，所以实行不二价就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资料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就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80元，最低以60元出售。11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70元。这一小时内顾客最多，但都是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所以讲价较烦。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30元。
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PriceDiscrimination）。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四个人就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若要将桔子出售，就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但若没有价格分歧，生意是很难不蚀本的。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意。在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订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去公布自己的买价。
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就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E1astictyof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弹性系数一定是较低。这个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在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在基础上是有着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容易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的。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就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史德拉（G。Stigler）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史德拉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钱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在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边际价值总要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请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值得在这里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就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目的困难实在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1984年2月10日
养蚝的经验
有些好朋友批评我过份固执，不肯对我认为是错误的理论让步。这批评我倒很引以为荣。在学术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我一向不理，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的，我屈膝求教；知道自己是错了的，我欣然承认。但若真理既知，我是半步也不退让的。
其实，这些朋友的批评主要只有一点，就是20年来我坚持产权及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不重要。我坚持的观点很简单，任何经济理论，若含义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我为甚么这样肯定呢？单举养蚝的例子就够了。
蚝是在海滩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过半的时间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会走动的；若海滩是公用的，任何人都可随意拾蚝，而这海滩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数量一定不会多。若海滩是私有，投资养蚝的机会必定较大。同样的人，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天气，同样的蚝，不同的产权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为。
当然，养蚝是可以国营的。政府养蚝，以法例或甚至武力惩罚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种制度。国营蚝场既非公用地，也非私产，它有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经济效果。养蚝若是国营，投资多少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类的选择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的收成时间由谁决定？又用甚么准则决定？决定错了谁负责？而惩罚多少又以甚么准则来决定的？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有肯定的答案、作决定的人是蚝的拥有者，或是租用蚝场而养蚝的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者是会亏本的。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我们怎能相信政府是万能的，怎能相信官员的判断力会在〃不能私下获利〃或〃不需私人负责〃的情况下较为准确，怎能相信他们错误的判断会一定受到适当的惩罚？
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是一个养蚝的胜地。这可不是因为天气适宜养蚝的。正相反，这地区在美国西北，天气较冷，对养蚝是不适合的。冬天若结冰过久，蚝会受伤害；夏天不够热，蚝的成长速度会减慢。为甚么华盛顿州是养蚝的胜地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州不单准许私人拥有海滩，就连被海水浸着的地也可界定为私产。所以这地区虽然海水奇寒，不适宜养蚝，但在那些海水较暖的海湾，养蚝者比比皆是。
华盛顿州的胡德海峡（Hood Canal——原字是Channel，但最初发表时拼错了字），长而狭窄，两岸有山，海峡有尽头，所以海水较暖。海滩既是私有，养蚝是海边房子拥有者的'例行私事'。在同一海峡，公众可用的海滩，蚝就很难找到了。我爱海，也爱静，所以10年前在那里的海边将一栋旧房子连海滩一起买下来，作渡假用，也就成了一个养蚝者。
胡德海峡潮水的涨退，最高跟最低相去17呎；最适宜养蚝的就只是其中涨退的4呎水位的海滩。若海滩斜度较大，好的蚝床面积也就较小。因为这海峡的沿岸房子林立，所以每户人家所拥有的蚝地只有几千呎。这一带的养蚝者大都不商业化，养的蚝贵精不贵多，多选择长大较慢的品种，是肉嫩而甘甜的珍品（Willapa Bay Oyster）。我自己的海滩较平坦，所以养蚝特多（大约3万多只）。蚝培养三五年即可食，所以我每年大量送给朋友，仍可保蚝�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