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橘者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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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错而能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安定」因此就带来了另一种「安定」——市民的平均收入增加。
「要维持香港安定繁荣」是理想中的效果，对香港人的生活享受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要维持香港制度不变」。我所指的是两个因素不变。第一，私产制度不变（这包括出入境自由及言论自由）；第二，立法与司法制度不变。若这两点能真正地做到，其它的都无足轻重。
（1984。06。08）权力的转换
九七前途茫茫，要有比较肯定性的推论，着实不容易。在闲谈中，我跟朋友打趣说，我有一个「张氏定律」。这定律是这样的：「假若在主权易手之前，香港能维持现有的繁荣，那么在主权易手后，香港的繁荣是可以维持的。」这个定律的重要含意，就是假若在九七后香港的经济及民主会被弄到一塌糊涂，在某程度上，这些不幸的事一定会在九七之前显现出来。
我不想在这里向读者解释这定律之所以然，因为其中的逻辑并不简单。我只可以说，用我所知的几个不同经济理论的角度来推断，这定律的结果是相同的。若有人能用任何其它有实用性的假设，将这定律推翻，我倒很想知道。
关心九七问题的人若同意上述定律，他们的观点可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对那些相信九七后香港的民主会大有问题的人来说，好的时日着实无多！这是因为依照「张氏定律」，九七后若是不妥，九七之前也不会好过。积极的一面，就是若要保存香港的现有制度及繁荣，九七之前的策划极其重要；有关的执政者应将香港在九七前的繁荣作为大前提。
据说邓小平很关心香港在九七前的发展，这观点是有见地的。但中共多年来各种令人尴尬或难以自圆其说的作为，有哪一样不是因「关心」人民而引起的？不单「关心」往往有不良效果，就是「安心话」也大有问题。中国高级干部所说的安心话，令香港人有「满天神佛，各显神通」的感觉；而香港的某些高官及「善意」分子，叫香港人要「安定」，要对前途有「信心」，要「团结」，要为将来「努力」，都显示对自由市场一无所知。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客套话，但说得多就令人反感。
自从英国政府决定放弃香港的那一天起，港英政府就成了一只「跛脚鸭」。港督尤德是个聪明人，怎会不明白这一点。当然，职责所在，政治上的「安心」话他是非说不可的。任何权力在决定了转换而未转换之前，就会立刻有一只「跛脚鸭」——这是跛脚鸭的定义！鸭子跛脚既无可避免，就不是困难的所在。困难的所在，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只跛了十三年而不死的鸭子！
我们实在不容易知道中英双方能做些什么，才可以确保香港在转手之前的继续繁荣。有一些足以损害香港经济的事——例如人才外流——是无法防止的。但有一些可以做到而又应做的事，却甚为明显。
一、中国不单不应干预港英的行政，甚至连建议或批评也应避免。我有一个老朋友在美国华盛顿工作，每逢白宫要易主，他就在白宫里工作三个月。他是一个协助权力转换的专家——这可算是一个很冷门的行业了。三年多前列根上场之前，我路经华盛顿，就跟这位朋友谈及权力转换的问题。他告诉我，美国的惯例，就是在大选中胜出了而还未上任的政权，对要下台的政权是半点批评也要避免的。若仍当政的旧政权对未来的新政权有所求教或有信息要传达，都是由旧政权单方面决定。
美国政权易手进行的顺利，举世无双，值得效法。要下台的政权之所以成为「跛脚鸭」，就是因为权力的界定起了混淆，难以应付压力团体及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的干扰。中国政制跟香港截然不同，足以影响港府这只「跛脚鸭」执政的压力比美国的大，更何况来日方长。中国发言人说中国不会干预港英，但会作建议或批评。以我之见，任何人都可批评港英，就是中国要避免。这是因为中国既是未来香港主权的拥有者，我们就无法将她的「干预」、「建议」或「批评」分辨。同样推理，中国继续在香港搞统战，实为不智之举；就是找香港人作政协也应免了。前些时在的士风潮中，新华社一位副社长接见了的士商会的代表，说了一些颇为得体的话。但为大局计，新华社应该谢绝这些应酬。
二、中国要承认及保障香港的所有合约。香港的地契（Crown　Lease）是一种合约，政府与私人合作的其它合约不胜枚举，而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各种合约更多。中国要承认及保障所有仍在继续的合约不会因主权易手而终止，在这一点上，要维持香港繁荣，中国是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是在未来的协议或执政者的言论中暗示着香港的某些合约会因主权易手而中断，香港的繁荣绝不可能维持十三年！
中国不单要保障香港所有在继续中的合约继续有效存在，还要同意在主权易手之前，香港政府还有以往一向的权利跟市民订立各种合约。在下一篇文章，我会讨论在九七前港英政府若能多采用长期合约，是协助过渡的一个重要办法。
三、港英要延长某些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以年限强逼退休，是在政府机构中，要革除那些没有明显贡献的公务员的唯一可靠办法。我认为有优良表现的重要公务员——尤其是司级或以上的人物——例外的退休年龄应改为七十或甚至七十五岁。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重要的班底转换越少越好，这是很易了解的历史经验。
不管我们怎样批评港英的某些高级官员，我们不能否认香港人对大部分港英高官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些高官在港时日甚久，不单对香港有深厚认识，感情上的投入也是无可置疑的。有些人认为香港的高官要逐步加速更换，这观点忽略了很多问题。其它姑且不谈，单就在政局不安的情况下，政客易找，好的公务员确实难求，我们就不应频频更换高级官员。香港需要的是行政管理人才，不是政客。
在四百公尺的田径接力赛中，四个跑者的平均速度要比同样四个人每人分开跑一百公尺的平均速度快得多。这是因为接棒的人已在向前跑动。在香港主权易手的接力跑中，因为有着多种困难，我们是不能期望有良好的经济增长率。但若接棒者向后跑，或要协助要交出棒子的人，那么速度姑且不谈，棒子能否顺利交接都成问题了。
（1984。06。15）港英应办的事
不少香港人持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在主权易手之前，港英应协助改革香港政制，使在主权易手后香港比较难被共产专政所侵蚀。这观点是对的。虽然香港人绝少怀疑中国执政者对香港的善意，但他们毕竟是熟知共产的影响力，多一点在协议之外的保障，总是好的。
但到目前为止，唯一要港英政府改革的提议，是加速民选投票。很不幸，不少人——包括不少学者——都将民主及投票连在一起；更不幸的是，香港人对投票选举的利害一无所知。投票所能带来的与愿有违的效果甚多；我在《论衡》中以三篇文章加以分析（见后文），这里不便重述。民主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自由；而投票就是保障民主的一种办法。香港的自由既已是举世知名，还要民主投票作甚么呢？话虽如此，我却无法解答如下的问题：「在中国取得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的执政者是应用怎样的方法选出来的？」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容易反对民选投票的建议。
但要协助保障香港现在的基本制度，某些改革港英是要尽早考虑执行的。我认为如下的改革很重要。
一、将现在管制自由市场的法例连根拔起。最明显的例子是租务管制。在战后，这些管制始于一九四五年，经过多次更改，从未中断。我不想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分析这些管制对经济发展的害处。撇开九七问题不谈，要解除租务管制，现时是机不可失。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值租金近两年来大幅度下降；到如今，就算是收入比较低的人家，也可以应付租金的市价。虽然香港政府打算在八年之内解除租管，但世事变幻无常，加速解除是上策。
若租管不能全部解除，香港的主权易手后，就很难再有机会了。假若租管不连根拔起——例如租值是准许以市价为准则，但业主不能在租约期满后随意要住客迁出——在主权易手后，租管死灰复燃的可能性甚大。租管是一种价格管制，而禁止业主依约要住客搬迁是管制市场的自由合约协定。若这些管制在主权易手之后仍存在的话，压力团体就能较易地将类似的管制伸展到其它的行业上去。
劳工法例也是需要修改的。这些法例大都是以保障劳工为名，利益压力团体为实。劳工不是住客，自由选择职业及与雇主私立合约是他们收入的最佳保障，这些保障是不需要特别劳工法例的。香港的劳工法例不多，工会的势力并不显著——这是香港经济进展良好的主因之一，也是劳工收入激增的主要原因。但既有劳工法例存在，从少加多，从轻加重的可能性甚高。新加坡在独立后的大罢工连累工业一蹶不振的例子，前车可鉴，何况香港将来没有独立的可能。
二、商业道德急待清理。不久前发生的佳宁事件、恒隆银行事件，最近的康力事件及其它不胜枚举或还未大爆内幕的各种商业欺骗或贿赂的行为，都不是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应有的现象。这些行为实在是使那些支持私产制度及自由市场的人难以自圆其说的。若港英政府不在今天大事整顿这些罪行，将来中国要从事改革的后果难以想象！要是中国的执政者指出这些弊端来反对自由市场，要答辩不是不可以，但其中的经济理论不是普通人能明白的。更何况在政局不安定的情况下，商业道德的崩溃可能性甚高。中国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后期的经济是个例子。以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为样板，后果如何我们是知道的。
我认为香港政府应集中注意力在「上市公司」的商业道德行为上，因为这些公司行骗的机会较容易，而会被不确实讯息蒙骗的人甚多。我也认为廉政公署不宜处理商业行为，因为商业道德是需要经济专才作判断。香港政府应另设监察（不是管制）商业行为的部门。
三、公屋或津贴房屋的供应增长应放缓。香港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口是住在公屋或受政府津贴的房屋之内。作为一个举世知名的自由市场，这百分率可算奇迹。多年以来，从大陆来港的难民屈指难算。要安置这些难民，要给他们一个足以发奋谋生的基础，津贴房子比其它的福利有效。但近几年来，来港的难民大减；而私营房子的市价大幅度下降。在这情况下，政府仍打算继续大量供应房屋是说不通的。
问题是这样的。香港没有条件靠福利生存——任何国家都不可以，而香港天然资产的贫乏更难支持福利的供应。若制度稍有明显的转变，香港的经济一败涂地是可以断言的。将来主权易手后，在某程度上制度有所转变无可避免；而要增加福利供应的压力势必与日俱增。未雨绸缪，香港政府应尽早减少福利津贴。
四、要大事改进新界土地的产权界定。最近我有机会较为深入点地调查新界的土地。真想不到在今日的香港，新界土地的划分仍是用着原始的方法；而地的分类——三级农地、「B仔」地、「丁」地，用途的管制及地主的权利界定，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因为新界是租用地，港英政府在以往没有大事清理产权的问题是可以暸解的。
但现在香港归还中国已成定局，香港政府就不应将新界的土地跟香港及九龙半岛的分开处理。从现在起，实事求是的政策就不应再把新界作为租界看待。在主权易手之前，香港政府应将新界土地的产权加上清楚的界定，将用途及转用途的程序订定，将非法占用地的行为加以约束。若能得中国的同意，年期当然是越长越好。这些加强私产界定的工作，是不应等到主权易手后才办的。
五、以地契合约协助过渡。长期与短期的合约，各有各的用处，但在产权的年期上，通常都是长期为优。北美洲的私有土地都是永久性的。香港的私有土地是官地，有年期，而地契本身就是一张私人与政府所定的合约。若香港政府能尽量将地契的年期延长，要补地价也让市民有提早补的权利，这对主权易手时的顺利进行是有帮助的。原因就是若一般地契的年期都能跨过九七后二三十年，土地投资者就不需担心主权易手后，因为地契年期将满而发生问题。
香港有三长——地点、人才、制度。地点的优越不会受九七影响；人才的外流在所难免；香港人唯一要争取的就是制度的保障。中国既然屡次强调要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在主权易手前港英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与这制度有冲突的地方修改。将一个完完整整的资本主义（私产制度）交回给中国，是保障这制度的一个重要办法。在这一点上，本文指出两大理由。第一，要增加自由市场的运作能力，若在九七前不做，九七后就难有机会了。第二，与私产及市场有冲突的法制或政策，是最容易被利用为削弱私产及市场运作的工具。混合制度（Mixed　Economy）一向都是受不起压力的考验的。英国本身的经验就是有力的实证。
（2000。04）「九七问题」后记
「九七问题」这部分的九篇文章，早应过时，但保存下来作回顾，倒有意思。
《向港英致敬》是指夏鼎基时代及之前的港英，之后的港英就不值得那样欣赏了。
《公司法治港》的建议没有被采用，殊为可惜。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好些城市都应该以公司（Corporation）的形式管治，不仅是香港。在外地，尤其是美国，城市公司很普及，而且办得成功。
其它几篇关于九七问题的文章，今天重读，仍感满意。好些北京朋友说这些文章对后来的「基本法」影响很大。这一点，我什么感受也没有。这些文章发表在「基本法」制定之前，其建议有没有雷同之处，或巧合雷同，读者自己作判断好了。
九七已过渡，除了居港权及香港终审庭那次风雨外，北京对香港算是言而有信，不容易批评。但今天香港的经济困境，是因为港英及北京双方在九七前各有各的做错了一件事。
港英之错，错在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大吃最后的晚餐。公务员加薪加得厉害；公共事项消费激增；福利在某程度上走上社会主义的路。
北京之错，错在大事唱好，大锣大鼓，惟恐天下不知香港回归大有前途。内资的涌进使香港的物业价格暴升至人类历史高峰，工资与物价亦步亦趋，违反了在联系汇率下香港通胀率要与美国的通胀率看齐的准则。升得高，跌得惨，是以为难。
十多年前我就说得清楚：九七过渡，越静越好。为什么执政的人不明白这个简单的哲理？
三、 香港事
（1983。12。06）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
在我有机会遇见过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令我欣赏的是钱俊瑞。他的英语比我的国语好得多，使我们容易交换意见；他言论坦率，跟我开门见山的性格相似；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佛利民。佛利民到中国时，钱先生招待过他。我对钱先生因此有点亲切感——虽然我们只有一夕之谈。
君子和而不同！我肯定钱先生会同意这句孔夫子的话。他离港回国后对香港所发表的意见，我大部分是不敢苟同的。
钱先生认为香港今日在经济上的骄人成就，英国的贡献只是次要的，其它因素才重要。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一、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二、多年来香港能保持稳定发展，因而能得外国人的大量投资，及在韩战与越战期间发了他人的「国难」财。三、香港中国同胞的辛勤。四、中国大量供应物资。
作为一个港口，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优越性却不及上海。后者近港口且位于长江口，既能成为中国货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荣得多，这是重要理由之一。若中国能尽量发展自由市场——像香港那样自由——则香港会遇到难以取胜的竞争对手。目前上海的经济地位，与香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同。
在大学念书时我曾写过一篇有关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文章（可惜现无存稿），在抨击英国的结论中，我不能不赞赏她当时能看重海盗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见之明。用武力强迫开放贸易的行为已成历史陈迹，但若不是《南京条约》，中国何时才会发现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是一个疑问。
至于钱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处，我以为他是忽略了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的军事费用较其它国家低。但香港并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动，及在几个期间大量难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战后三十多年来，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开提高生活水平不谈，单就处理治安及难民福利徙置等问题，手续之繁，费用之巨，都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外国在香港的投资，不是因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为在不安定的环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竞争，在大量供应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税率，使投资者能估计香港的风险负担，比起其它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较为优胜。
我从不相信外地战争能导致本港的繁荣。少数人发「国难财」是可能的，但整个社会因外地战争而在经济上大蒙其利的，就很难有实据。当然，无战事的地方总比有战争的地方好得多。但与其希望日本和台湾开战而使香港从中发财，倒不如希望他们国富民安，跟他们交易而获利。这不是因为我们应有仁慈之心，而是因为要在他人的困境中赚钱，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那么容易。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并不是韩战、越战或文革动乱期间，而是这些不幸之后的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
钱先生认为，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同胞辛勤所致。这观点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他忽略了经济制度的决定性。撇开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在中国并不勤劳的困窘问题不谈，制度对勤劳还有两个要点。第一，若只要辛勤就可带来繁荣，那么繁荣实在是太容易了！辛勤要有所值，而市值是经济繁荣最准确的量度。若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劳力是不可能由市值带动的。第二，勤于知识投资，与勤于生产同样重要。前者也必须基于市值的指引才有可观的收获。
我以为近来关于香港繁荣的各种言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香港人的知识资源。在香港，不仅专业人士众多有目共睹，就是工商管理有方的杰出青年，也是屈指难数。这现象，绝非二十年前的香港所可比。
钱俊瑞提及的最后一个有关香港繁荣的因素，是中国以优惠的价格大量将物品供应香港。这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同样地，其它国家向香港供应汽车、石油、电气用品及种种食品，应有尽有。而香港也供应外地各种产品。在金融上，香港提供的服务使内外商人减低交易费用。
大恩不言谢，是市场的黄金定律。这定律自一七七六年经史密斯指出后，从未有人能成功地否定过。「上下交征利」是任何经济繁荣的主因。在市场上，无论价格如何优惠，买家从不怀疑供应者有利可图，而生产出售者也从不否认是为图利而供应。
钱俊瑞认为港英在香港的贡献是「搞了港口、码头、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他可能不知道，这些建设中较有成就的，不少是私营企业，即由资本家管理。其它政府经营的发展，见仁见智，但绝不单是香港政府才能办到的。
港英对香港繁荣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香港的经济制度。我将这制度的设立及保护的功劳归功于港英，是因为我不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能有其它执政者可取代港英的地位而能保持香港市场自由竞争的激烈性。究竟港英是幸运还是明智并不重要，因为成功只能以效果来衡量。一个能使经济繁荣的制度，是知难而行更难的。
经济学家都是善于批评政府的。说实话，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以此谋生——香港政府的各种政策都是论文的好题目。我与钱俊瑞先生在观点上的基本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对繁荣的决定性要比钱先生所指的各种因素大得多。而我和某些香港经济学者有所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的优劣只能以比较方式来衡量。香港的经济制度，虽然可批评的地方仍多，但在我们所知的局限下，它对繁荣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在私下谈话中，钱先生提出近来常听到的问题——既然港英能将香港的经济办得好，为什么英国本身却办得一团糟？这是一个困窘的问题，正如中国坚持共产主义对经济发展的优越性，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政治上的问题，我无从作答。
可以肯定的是，假若英国在战后没有改走社会主义，使国营企业激增、工会林立，她当年在世界上的经济雄风，是绝不会在二三十年间被日本取而代之的。
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
期货市场（modityFutures）是经济学上最难令人明白的市场，该市场的合约是期货合约（For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