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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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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先入为主的成见，稀里糊涂的我对这些自然深信不疑，很快与张厂长达成了用两万元购买仿瓷涂料技术的意向。
“不过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拿不住事的，一切必须回去向领导汇报之后才能定夺。”我最后补充。
很会来事的张厂长立即承诺，一旦事成，将付给我一千元的辛苦费。
一千元，对于那时的我，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此以前，无职无权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不义之财，也似乎没有一个傻瓜想着去贿赂一个企业借调人员，我敢拍着胸脯保证：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光明正大、干干净净的。我当初也并不想要这一千元，怕这不明不白的钞票玷污了我的清白，助长了个人的贪欲，在以后的工作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现在，我跟随副局长出来创业，也并非都是为了钱，主要是在赌一口气。
可转念一想，这些年来，自己总是吃亏，倒霉的事全让自己赶上，好事总是有权有势人的专利，嘴上不说，心里很不平衡。况且眼下经济就很拮据，当时，我的工资加补贴总共不到两百元，一千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全部收入。我在机关食堂吃饭，起初单位还马马虎虎，每月给灶上煤电补贴，伙食还不错，后来单位情形每况愈下，遂压缩开支，取消了补助，灶上入不敷出，于是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如北大一样，推倒南大墙，将大门开到墙外，变成了对外营业食堂。一次，我与伙食管理员开玩笑：“赵师傅，我在灶上吃饭，工资你全领，咱们扯平。”
“那不行，你每月再给我五十块钱。”
赵师本是机关灶上的厨师，斗大的汉字不认识十个，小九九却算得很精细，人勤快，饭菜也做得可口，将某领导伺候舒坦了，花钱另外聘请了一位厨师，赵师就用起最古老的方法——结绳记事，配合一些杠杠圈圈，当起了伙食管理员，脱产干部。
一月的工资不够吃饭！说起来有些悲哀，但却是实情。而家中还有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老父需要照顾，还有两个未成年自立的弟弟需要提携，更有几千元债务需要归还……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初中都未念完，纷纷辍学回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完成了学业，工作了，挣钱了，再不帮帮他们，寝食难安呀！
但是，单位效益不佳，自己收入微薄，为了筹集此次赴京的路费，我倾其所有，拿出了全部的积蓄，这可是以后成家立业的基金啊！再说这儿只有我与张厂长两人，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了。
想到此，我没有拒绝。
张厂长见事已谈妥，就一再询问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我一再解释我做不了主，得回去请示汇报。但这个项目是领导授意的，估计问题不大。
张厂长便留我在北京多玩几天，逛逛名胜，会会同学。而我事已办妥，归心似箭，况且北京又不是第一次来，生意成了，以后来的机会还很多，遂谢绝张厂长的好意。
张厂长驾车送我到北京站，替我购买了火车票，分手时说他很忙，还要给清华送货，一再叮嘱我务必抓紧。
我回到长安，顾不得休息，连夜晋见领导，汇报了情况。副局长果然十分高兴，夸我此事办得快，办得好。但局里没钱，又担心拖久了会节外生枝。于是，征得局长同意，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在县印刷厂借款两万元，准备亲自出马，与我一道赴京购买技术。
为了缓解下海的人员多，能办事的人员又少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实际考察，经领导同意，将秦××由临时抽调正式借调到机关，协助创办实体。“抽调”与“借调”概念不同，抽调是临时性的，工资仍在企业，机关只管用人不解决福利待遇；借调则不同，是机关急于用人但缺乏编制或指标的过渡性手段。这样，秦××与我一样，成为工业局机关正式借调人员。领导承诺，一旦实体办成，产生效益，便委以重任。
西安轴承厂原属西安市冶金局，厂址在沣峪口，为了管理方便，1989年整建制移交给长安县计经委，即后来的长安县工业局。计经委接管后，借鉴许多军工企业从山区搬至平原的经验，尊重职工愿望，顺应时代潮流，将西安轴承厂整体搬迁至县城韦曲，兼并了业已停产的原长安县缝纫机架厂。搬迁后的西安轴承厂，企业负担沉重，经济效益下滑。
秦××1988年毕业于四川建材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分配至大山里的长安县白水泥厂，为了照顾家庭，1991年调入西安轴承厂。他学有专长，年富力强，为创办实体曾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不幸实体倒闭，因其在西安轴承厂有一定的根基，又回到了西安轴承厂，厂子破产以后，曾去兰州做生意，生意不景气，现在西安某建筑工地给人打工，管理工地。
临出发时，领导们又得到消息，石家庄某研究所也面向社会，公开转让仿瓷涂料技术，好在要去北京，石家庄也是顺道，就临时改道石家庄，顺便考察考察，多走走，多看看，比较比较，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我们一行三人，由副局长带队，依然购买硬座车票，踏上了北上的行程。
临行，我们考虑到副局长年龄大了，又有一定的级别，要给他买卧铺车票，哪怕硬卧也行，我与秦××两个人年轻，身体好，硬座票就蛮好。而副局长死活不肯，说他睡觉“择铺”，在火车上“咣里咣当”睡不着，买卧铺也是浪费，不如三个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互相也有个照应。我们知道困难时期，他想节省几个经费，但我们拗不过他。由此联想到某些人因公出差，软卧都不愿意坐，嫌浪费时间，而要乘大飞机，安全、迅捷而又舒服，便愈感到副局长的可亲可敬了。
上次单独赴京，阳春三月，乍暖还寒时，而这次时间抓得挺紧，紧赶慢赶已到了鲜花盛开的五月，如杨志卖刀，秦琼卖马，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由此可见，在一个贫穷单位，要干一件事是多么艰难！
我们一行三人，一对半的烟民酒鬼，坐在硬座车厢，掀开窗户，一边欣赏窗外胜景，一边抽烟喝酒，阵风袭来，凉意飒飒，神情振奋，谈笑之间，抵达石家庄，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也不觉得过分劳顿与沉闷。
直到现在，我还纳闷儿，石家庄距离北京如此之近，而与北京之物价水平真乃天壤之别，饭菜如此价廉物美。我们三个人饱餐一顿，酒足饭饱，花了不过区区三十几元，是老板算账有误，无意之中，让我等外乡之人拣得便宜？还是石家庄市场物价走低，作为吸引外地人投资、旅游的手段？因为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商品价格，而饭菜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找到那家研究所，产品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名称不同，叫做“瓷漆”，可转让费却丝毫不含糊，至少也要四万元。副局长把手一挥：“走，上北京！”
石家庄到北京，不足四小时的车程。长途跋涉，我们已经厌倦了火车，于是改乘长途汽车，心想一边感受京石高速的舒坦，一边沿途观赏风景，了解风土人情，权当假公济私，到此一游。
但在长途汽车上，所见所闻，大煞风景。
中巴车为了逃避收费，放着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不走，专走早已废弃的老路。汽车一路颠簸一路险权且不论，强占座位的、泼妇骂街的、玩三页牌行骗的、明抢暗偷的，与首都北京的称号大相径庭。我们印象尤深的是，某国家级运动员，为了抢占门口座位，依仗五大三粗的身材，将另一乘客老鹰抓小鸡似的拎将起来，抛在一旁，自己理直气壮地坐下，被拎者不满，白了他一眼，嘟囔几句，便招来一顿拳脚。满车的乘客，无一人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虽然心中愤愤不平，却唯恐惹火烧身，敢怒而不敢言。
人常言：“十年修得同船渡。”大家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理应互相理解，互相关怀，而不应仇人似的，尔虞我诈，恃强凌弱，使本来愉快的旅行充满担心与敌意，弄得大家都不舒服。
我等自作自受，活受了几个小时的洋罪，傍晚时分，终于抵达北京。
那时的京城，旅馆不像现在这么多，又值旅游旺季，各旅店、招待所人满为患，连澡堂子都挤满了客人。星级酒店住不起，又找不着便宜的住处，倘只有我一个人，到学校与任何一同学挤一宿，即使找不着同学，天又不冷，路边、檐下、地铁站，流浪汉似的，天当房子地当床，哪儿都能凑合一晚，还省却了住宿费。可这次不同，副局长跟着，他上了年龄，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又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太过委屈。于是，大街找不着，就钻小胡同，从城南到城北，跑得腰酸腿疼，最后来到海淀，终于找着一家私人小旅馆，只有两张床位，每人五元，而且没有发票，我们不满意，还要继续找，副局长照例把手一摆：
“算了，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
于是副局长睡一张床，我与秦×ד脚打蹬”同挤一张单人床。在阴暗潮湿的个体小旅店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早上起来，在路边的小摊儿吃了煎饼果子、馄饨，胡乱糊弄了肚子，便直奔清华大学。清华方面，见我去而复返，以为我等的银子成了囊中之物，口气更硬。“八万元转让费，一个子都少不了。”“看来只有和通县做生意了。”副局长如此对我们说。
途经天安门，秦××未到过北京，免不了要游历一番。不想内急，急寻方便之处。那时，收费公厕刚刚兴起，天安门广场的公厕如同大栅栏的食堂一般，必须排队等候。公厕前，四个男女在忙不迭地点钞票，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书：入厕贰角，不找零钱。
副局长从厕所出来，望着长长的如厕大军，不禁感叹：“宰相门前七品官，在天安门当一个厕所所长，比在长安县当财政局局长收的钱都多。”
走累了，三人找一阴凉处席地而坐，点上烟，美滋滋地吸着，谈论着来京的感受。也许是口渴的缘故，烟刚刚抽到一半，秦××随手一弹，半截香烟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跌落在不远处。一位老者径直走到了秦××面前，从兜里掏出红袖章，在他眼前一晃：“你扔的烟头？拣起来！”然后飞快地撕下一张票，塞给秦××：“罚款五元，下次注意。”
秦××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一张罚款单已经到了手里。
老者从走向我们，掏出红袖章，到撕下罚款单塞给秦××，动作一气呵成，再配以台词，一切恰到好处，表演到了极致。
秦××刚想争辩几句，引来一群人的围观，纷纷指责他，气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脸涨得像猪肝，扔下五元钱，匆匆地走了。
“什么态度，真是的？”老者嘟囔着，弯腰拣起钞票，寻找下一个目标去了。
事后，副局长开玩笑：“首都人真是素质高，连罚款都美妙至极。”
抵达通县小务镇时，已是万家灯火时分，安排他们俩人住下，叮嘱店老板准备饭菜，我借了店老板的破自行车，直奔德仁务村。
近两个月不见，张厂长已经鸟枪换炮，米黄色的重庆长安面包车已经变成了色泽血红的天津夏利。贵客来临，他惊喜交加，顾不得心疼新车，二话没说，径直掀开小汽车的后盖，将破自行车塞在里面，驾车直奔小务镇。包赔过旅店老板的经济损失，我们三人被他接到了家里，稍作安顿，自然免不了一番款待。几个酒鬼遇到了一起，转眼间两瓶二锅头揭了个底朝天，张厂长又整来两箱子燕京啤酒，白酒、啤酒交替着喝，好不畅快淋漓。第二天上午，酒劲还没有散尽，副局长带着微微的醉意与张厂长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挺简单，核心是一纸配方。关中话叫“一窍不得，少挣几百”。关中人心轻，将区区几百元都升华为俗语。为了这一纸配方，我们耗时三个月，辗转数千里，花费几万元，终于括入囊中，三人喜不自禁，谁知而后竟成为我们创业道路上沉重的负担，这才叫“鬼迷心窍”。
秦××绘制了机械图纸，盘桓数日，我们向厂长告辞。张厂长挽留了几句，免不了又要做东，在小务镇订下酒宴，为我们饯行。席间，张厂长偷偷地塞给我一千元，我霎时两颊绯红。副局长以为我连续舟车劳顿，身体虚弱，不胜酒力，还一个劲地表扬我劳苦功高，要注意身体云云。
副局长一席话，使我羞愧难当，简直无地自容。当初张厂长许诺给我回扣时，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一眨眼就会忘掉，如今诺言兑现了，我却有些不适应，当时就想站起来，将它交给副局长，然后说声：“对不起，我辜负了领导的期望。”一是怕张厂长就在当面，脸上挂不住；二是担心即使把这一千元拿出来，别人还以为我拿的不止这些，假装廉洁，虚晃一枪，以掩人耳目，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浑身是嘴，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
我很卑鄙，终于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悄悄地装好一千元，成为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腐败记录。这次腐败，使我早已失衡的心理平衡了许多，但也成为以后久久的心理负担，尤其是发觉所选项目上当受骗，实体经营举步维艰的时候，这种感觉尤甚。有一则顺口溜，在老百姓之中广泛流传，虽然极端，然可见一斑：“××广场朝北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全部拉出去法办，保险没有冤假案。”但自己受教育多年，传统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每每想起此事，夜不能寝，良心备受煎熬。由此想见，共和国的蛀虫们虽然表面华衣美食，风光无限，晚上脱衣上床，夜深人静，突闻警笛之声，亦会惊恐不安，难睡安稳之觉。
北京归来，局长破例礼贤下士，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请我们到市内一家颇有名气的重庆火锅城狠涮了一顿，算为我们接风洗尘，也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工作的肯定与鼓励。
技术已经到手，寻找厂房，添置设备，购买原材料，投入试生产成为当务之急，而通达实业总公司账面上仍然没有分文。印刷厂的借款已经到期，曾上门多次催要，倘若工业局不是其主管上级机关，有厂长、书记的任免权，早就拍桌子掀板凳地翻脸了。工业局机关亦自顾不暇，已经好几个月未发工资了，依靠局里投资看来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心急如焚，不能眼睁睁看着辛辛苦苦好几万元购买的技术，一天天变成揩屁股的废纸。于是，我们分头联系了几家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把眼镜擦得一尘不染，听说工业局也办实体，先乐了：
“银行也是企业，并非慈善机构，拿响当当的现大洋打水漂漂？”
工业局作为县办工业的管理部门，经常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企业日子不好过，借贷的款项常常无法按时偿还，工业局也失去了信誉。如今自己伸手向银行借贷，银行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想：“先把企业的贷款还清了再说。”贷款便打了折扣，要么声称没有信贷规模，一推六二五；要么要求质押，押一贷一——总不能再让企业为你的贷款提供担保吧！
工业局盖起新居之后，就搬迁到了北院，南院成为闲置资产。兴办实体时，把南院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给通达公司，成为实体办公的所在。我们曾经设想以南院办公楼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可南院的房地产产权不全归属工业局，工业局只占其中的七分之一。南院原为工交政治部办公楼，后来工业、交通分家，成立大经委与交通局，办公楼也以楼梯为界，劈为两半，再后来大经委又分出计经委、乡镇企业局、二轻工业局，计经委只占楼产的四分之一；交通局又设立了交通运输管理站、公路管理站、交通派出所、筑路工程队等。所以在长安县，除了县政府大院，南院的招牌最多，是真正的大杂院。办公楼是国有资产，当初还没有房产意识，未办理过房产登记手续。即使要办，房产局也不可能给上无天下无地的四分之一国有资产办理产权，必须协调其他六家单位，而且费用不菲。长安人杰地灵，缺少土特产，却盛产能人，人们一个比一个能行，一个比一个伟大，互不服气，而又唯恐别人胜过自己，于是办事互相推诿扯皮，设卡子，使绊子，窝里斗。如今临时抱佛脚，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毫无办法。副局长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要着急，‘一镢头挖个井是敞口子。’事情得一步一步来，我们先解决厂房问题。”
前文说过，计经委的前身，是长安县工交政治部，在申店，与第二造纸厂相邻，有所工交技术学校，早已停办多年，大部分校舍被第二造纸厂职工占用，当成了家属院和职工宿舍，尚有几间空余的房子，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经请示局长，便把这几间破败的教室作为厂房。
仿瓷涂料属化工产品，散发刺激气味儿，且有毒、易燃、易爆。为了安全、规范，防患于未然，我们对房屋进行了简单地修缮之后，需要砌起围墙将厂区与家属区分割开来。围墙刚刚砌起，第二造纸厂便出面阻拦，一言不和，第二造纸厂以大欺小，以众凌寡，动用保卫科的二杆子，不要命的主儿，掀倒了围墙，声言计经委领导当初看他们亲肠，是牛牛娃，长得心疼，把工交技校白白送给了他们。
我们提出要看文件，他们不能出具，蛮不讲理，耍起了无赖：“你算老几，凭什么看？”一句话顶了回来。
此事闹到了工业局，局领导几经易人，哪个还说得清。翻阅当初的档案，找不到相关文件，事情僵持不下。后来，多亏副局长从中斡旋，工业局党委为此专门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会议纪要，确认：当初工交技校公产是托付给第二造纸厂代管，第二造纸厂经营困难，用做职工宿舍也在情理之中，但产权仍归工业局所有。第二造纸厂、通达实业总公司都是工业局的下属集体单位，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两家企业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共谋发展。
讨得“尚方宝剑”，厂房的改造，围墙的圈建才得以继续。第二造纸厂对此很不舒服，敌意颇大，为了避免矛盾，接动力电时，我们舍弃了较近的第二造纸厂，而是穿过另一单位，选择了比较远的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免得第二造纸厂某些人耍小心眼儿，在关键时候停水断电。
按照与“博大”的合同，对方有义务帮助我们购置设备，每套价格为两万六千元。当初我们担心挨宰，多长了一个心眼，让秦××绘制了图纸，据初步估算：倘机械加工部分在当地解决，运费不用计算，每套设备配置起来约需一万五千元，我们计划购置两套设备，仅此一项节约资金两万余元。于是我们决定，凡能在当地添置的设备，宁可多花些工夫，尽量就近解决，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配件，再请“博大”帮忙。
情况似乎有了转机。
先是中国银行长安县支行同意贷款五万，但银行方面信不过工业局，于是副局长以自己个人的房产证作了抵押。因为县印刷厂多次催要借款无果，言辞已愈来愈不堪入耳了。
“为了公家的事，个人受气划不来。”副局长说。
归还了印刷厂的借款，报销了我们几个人的差旅费，全部是实报实销，我们很自觉，无发票的不报账，困难时期，大家都没有出差补贴。交付了前期费用，五万元剩下不足两万，要启动企业还差一大截子。
经多方奔走，县财政局终于同意借款十万给通达公司，条件是，第一，副局长以个人的名义担保，工业局不能作数；第二，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第三，企业产生的利润与他们均分。条件尽管苛刻，但我们急需资金，副局长说：“管他呢，钱到手再说。”
十万元到账，先归还了银行贷款及利息，将个人的手抽利落，剩下了六万多。利用这仅有的资金，秦××负责机械设备的加工、安装、调试，我又出了一趟差，采购回原材料，依照“博大”提供的技术，夜以继日，生产出两吨多产品。
九投身装饰业（1 ）
与大自然相比，人类是渺小的，如东南亚的地震与海啸，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十多个国家亦无能为力，只能任凭海水吞噬鲜活的生命。同样，在经济大潮中，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人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随风飘摇。
俗话说：“骑着马，才能赶马。”毕业分配时的一次错位，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最终为生活所迫，逼上梁山，这个“逼”字，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根据中国以往的体验，政策就是一阵风。刮“分流”风时，我们十几个人被工业局机关分流了，可过了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之后，又陆续回流了。上面的政策也是如此，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党政机关一窝蜂，全民动手，大办企业，“经理”“老板”成为最时髦的称谓，传说某地发生车祸，十人受伤，其中有九位是经理，一位是老板。到1993年，忽然急刹车，又实行政企分开，党政机关不允许再办企业，已经办的，要求脱钩。好像拔河比赛，一方拼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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