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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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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问，愧对自己的良心。所以，当《华商报》记者江雪与李杰再次登门的时候，我闪烁其词，大致谈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叮嘱他们事情未定局前先不要见报。没想到第二天即2003年8 月16日偏偏刊登出来。也许是行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报道与我的本义不十分相符，最起码在语气的运用上将我的犹豫变成了肯定，使我猝不及防，一时间非常被动。
比如原先说好要到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书，我也十分向往大学的生活，在那里，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还有人按时发工资，而且据说工资还不低，养家糊口足矣。自1989年从学校毕业，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自不量力地企图改造社会，不想却跌进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难以自拔，一眨眼十多年成为过去，其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转眼之间，恍若隔世。而今，可谓再世为人，对世间的一切，什么名、利、金钱、地位……都看得淡了，深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哲理。现在有这个机会，利用劫后余生，捧起久违的书本，静下心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而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当时尚在暑假，学校的工作还不正常，否则，后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所以，思虑良久，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十几年，如果到大学去，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大学里博士、硕士多如牛毛，自己的学位低，要拾起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然后牵扯评职称，倘若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得五六年光景，这样不知不觉间十年光阴又要过去，而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权衡利弊，与其在大学发展，不如继续经营肉店，自己从事肉食行业好几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轻车熟路，再加上美方的资金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将肉食的品牌做大做强。
我头脑蠢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台词，我还能再说什么？反过来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我已经人到中年，携家带口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是过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如果再如年轻人一般，争强好胜，累死累活又有什么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兵法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商场如战场，断了退路，不再瞻前顾后，一心一意做生意，说不定真能有成就。
如此这般，又对新闻界坦言了，等于下定了决心，准备与老孙一道，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接着，筹备连锁店紧锣密鼓。我们在踩点的同时，各地要求加盟的信函如雪片般飞至，不少人甚至不远千里亲自登门。对于特许加盟，我是外八路，拿捏不准，不敢轻易表态，遂把来人引见给老孙，同时也把有关信件转给老孙，老孙是公司的法人，又有老纪协助，一切还须老孙最终定夺。
按照我的思路，公司的运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国各地有加盟意向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家，将之建成松散型联盟，在各省、市设总代理，提供品牌、技术、监督服务，收取加盟费。第二步，公司扎扎实实创品牌，从最基础的养殖、屠宰做起，向销售、深加工等一条龙发展。
老孙与周斌电话沟通后，不以为然，他们以为建立松散型联盟，在公司成立之初，人力、财力很有限的情况下，不好控制，容易将品牌搞砸、搞滥；养殖、屠宰投入资金量太大，万一遭遇风险，血本无归。依照他们的思路，先从样板店做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逐渐发展连锁店。待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摸索出路子，再搞特许加盟；至于形成从养殖到深加工一条龙，则要根据连锁店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能盲目。
我曾对一些养殖户进行过调查走访，用配方饲料喂养生猪，从猪崽到出栏大约需要四个月左右，每头生猪日消耗饲料平均约1250克。在饲料未涨价之前，大肉批发到6 4 ～6 6 元/ 公斤，养殖户可保本经营，不赚不赔。饲料涨价后成本价约在8 00元/ 公斤左右。从2003年10月“非典”警戒解除之后，大肉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时批发达13元/ 公斤，最低也在10元/ 公斤以上。况且规模养殖，加入一定的青饲料，成本还有可能下降。老孙他们开始若遵从我的建议，首先建立养殖场，不遇诸如口蹄疫、五号病、禽流感等重大疫情，便可狠赚一笔。而且要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无异于空中楼阁——你说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处胡乱进货，质量如何保证？
再说屠宰加工，国家控制建设项目，实行定点屠宰之后，任何集体、单位、个人不得私屠乱宰，哪怕只有一头猪杀掉自己食用，也必须到定点屠宰场加工，等于实行了屠宰加工专营。申请建立一家屠宰场的审批手续，仅需要五千元左右，而眼下仅一套手续就炒到了好几万元。可以说建设定点屠宰场是稳赚不赔的项目，关键是审批手续较难，但凭我们当时的人脉和影响，只要建起了养殖场，自养自宰，我想申请屠宰手续不是太难的。
但周斌、老孙他们考虑的不一样，也许资金有困难，也许涉足一个全新领域，先想牛刀小试，探探水的冷热深浅，担心万一投资过大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不好刨根问底。周斌是出资人，远在美国，我打国际长途很不方便，主要依靠老孙与他沟通。我觉得小打小闹太没劲，实在没意思，而自己未出资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闷在心里很难受。老孙是周斌的全权代表、公司法人，我理应尊重他的意见。
分歧归分歧，大目标一致。老孙与老纪在西安承租了写字楼，换过当地手机，汽车也留在了西安，拉开了扎根西安、大干一场的架势。
方针已经确定，踩点、选择连锁店的店址就成为第一要务。整治市容环境之后，取缔了摆摊设点和占道经营，门面房身价倍增。我与老孙、老纪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驱车在大街小巷瞎转悠了好几天，出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几个人一商量，为了加快进度，分头寻找，待有了眉目，再碰头商议。我发动妻哥、杨师傅等一起帮我搜寻，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郊与南郊各找着一处，我认为两处恰在城乡结合部，靠近农贸市场，房租价位适中，比较合适。领老孙、老纪看了，他们却认为地理位置偏僻，起不到宣传、示范作用，我反复强调，肉店不能一味追求新潮、气派，如果附近没有菜市场，即使开到钟鼓楼底下，房价高权且不说，还少人问津。
我的话歪理正，但老孙、老纪以为我讲话不中听，有损他们的颜面。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我借口一走了之，事情便搁置起来。
老孙、老纪人生地疏，他们托房屋中介公司代找店面。一晃到了“双节”，举家团聚的日子，老孙、老纪离家时日已久，需要回家看看，于是老孙回了大连，老纪也回了上海。恰好“双节”肉店生意很忙，人手不够，我则在店里帮忙。
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些事情，需要在北京稍作逗留，让我找中介公司一位叫刘义的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并付款。我约见了刘义，看过所找店面，上下两层，楼上两间，楼下一间，还有室内楼梯，认为其离菜市场太远，有效利用面积小，房租也贵，不太满意，遂推说我手头无钱，等老孙他们过来再说。事实上，老孙他们休假时，在我处放置了两万元现金，以备急用。我的意思是门店地理位置不佳，等老孙过来，看过店面后再作计议。一旦签订合同，缴纳租金，造成既定事实，即使老孙后悔，已经回天乏力。
老纪先于老孙返回到西安，我劝说不住，从我处拿了钱，与甲方签订了合同，刘义得到五百元中介费。接着刘义又找着一处，老纪开车接我，约我一同前去考察。我本抽身不开，最主要的是人微言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而懒得咸吃萝卜淡操心，但念老纪只身一人，不去有碍情面，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看过店面，我愈加不满意，认为地域太偏，犹如走入死胡同，谈不上半点前途，坚决不同意。但老纪说：“老孙交代了，让签。”我极力阻拦，均无济于事。最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缴纳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一个星期之后，老孙返回西安，我言明自己的顾虑：“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竞争激烈，开店做生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老孙说得也很现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有动静，周斌那边又催得紧，先动起来再说。”
设身处地，我能理解老孙的难处，毕竟，我也曾经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
不久，上海那边有事，老纪必须回去，千钧重担就落在老孙一个人的肩上，我真为老孙捏了一把汗。
十九当“干部”始末（1 ）
随着事件的发展，我渐渐地明白，周斌投资搞连锁经营，并非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真正把品牌做大做强，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抱着投机心理，利用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眼镜肉店”的招牌，从事曾经风靡一时的特许加盟，捞一笔钱。可惜他们并不清楚鲜肉经营的特点，社会发展到今天，钱不好挣，钱又不值钱，当一两毛钱掉到地上，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的时候，大肉依然是五分、一毛地与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他们想当然地把大肉经营与品牌服饰混为一谈，以为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否则，不可能涉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但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认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观察事物又有不同的角度，分歧很正常，而一言堂有害无益。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好，大目标一致为根本，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何足挂齿。
未去大学，在筹办连锁店的同时，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装修店面时，我仍在营业。按规定，长安撤县设区后，把市容环境卫生抓得很严，绝对不能出店经营，装修时必须停业。我当时供应着不少宾馆、饭店，停业一段时间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老主顾。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经区委领导特批，在市容局办理了“占道经营许可证”，未花任何费用，店里得以正常营业，所有这些放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为了让老孙依照他的想法放手工作，此后对于连锁店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对于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或要求加盟者，我一概介绍给老孙，只是老孙偶尔需要帮忙，派车来接我。
风浪之后，我愈加向往平静的生活。这时，如果某高校能稍微给我一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就职。可惜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心理，我也不好意思再走回头路，再返身去找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前文说过，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于是，我与老孙商议，连锁店全盘委托于他，我找个单位，重新体验为党工作的乐趣。老孙内心可能也不乐意，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建议我将此消息暂时不要公之于众。毕竟我当初虽然说过不去高校，但并未承诺一辈子只卖肉而不要其他工作，何况在公司里，我只是个配角，准确地说，仅仅是个招牌，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此而已，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西方人重视圣诞、元旦，周斌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仿佛已经西化，对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持无所谓的态度。早就听说过完公历年，周斌要过来，当时只当说说而已，毕竟加州距离西安何止万里，不是去一趟周至、户县那样容易，抬脚就可以到的。不料元旦刚过，他还真到了。那天老孙打电话来，我正在去区人事局的路上，老孙说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过来。我一听赶忙取消了与人事局的约会，上班之事又放置起来。
周斌此来，带着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博士，听说是攻读畜牧工程专业的，我以为要对我的方案进行论证，要有大举措，心中窃为之一喜。
他们本住喜来登大酒店，没想到酒店部分装修，油漆味儿刺鼻，外国人命贵，担心摄入过量致癌物质，临时搬到了凯悦饭店。周斌此来，除我之外，最高兴的当属我的两个孩子，大包小包的礼物，洋货国货一应俱全。过惯穷日子的孩子们哪里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他们一改以往腼腆的个性，跟在后面“伯伯、伯伯”叫个不停。
经过长途跋涉，又要倒时差，周斌看起来很疲惫，寒暄了一阵，问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叮嘱我搞好方案，明天晚些时候碰头讨论，便回了饭店。
老板此来，除了汇报工作、安排来年工作计划之外，提出新的设想为第一要务。我不敢懈怠，周斌他们走后，我赶紧回房，泡上茶，点上烟，将如何做自己的品牌，投资养殖、屠宰、销售、深加工一条龙等一揽子方案，在头脑中细细地筹划了一遍，紧要之处仔细推敲，写写画画列出要点，最后附上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分析。忙完这一切，已经接近午夜，熬过了头却很难入睡，又辗转反侧，将方案要点再过一遍，唯恐有所遗漏，直至了然于心。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凯悦饭店，用过自助餐，在大厅的茶苑里，老孙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老板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期望。对于我的设想建议，周斌思索良久，未作正面回答，而一边的女博士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终还是老孙打破僵局，说兴平那边有一家规模养殖场，取得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证，建议先一起去看看再作理论，大家一致赞同。
兴平是咸阳专区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因几家省级企业落户而设市。近几年，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下滑，人们收入有限，所以兴平市消费水平并不高，然而却是养猪大市，其大肉主要供应西安、咸阳市场。老孙与养殖场老板似乎很熟，说明来意，未费周折，经过消毒，我与周斌、女博士，还有前文提到的高桥屠宰场老板老王就进了养殖区。其养殖规模不小，足足有四五千头，大多是二元、三元杂交品种，品系优良。女博士似乎与猪情有独钟，不停地给一帮蠢家伙拍照，镁光灯吓得猪群东躲西藏，引起养殖方反感，我们不得不急急地退出。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晁庄、界庄。那是距离兴平市区不远的两个小村庄。走进村子，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用木材圈起的待宰圈。这里的人们以杀猪为业，每家都是一个小型屠宰坊，私屠乱宰的情况比较严重。听说村子里办理了一本营业执照，村民家里便是一个个分散的车间。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国家明令禁止，不知何故，兴平市仍然予以保留。
老孙的意见是，与兴平这家养殖场合作，连锁店先从此地进货，运作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屠宰场。
我以为不妥：其一，兴平这家养殖场的货固然不错，基本为优良品种，瘦肉率高，但价格较长安还贵两毛，长安较西安又贵四到五毛，大肉利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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