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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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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环境不适应，受不了蚊虫叮咬，吃不惯粗茶淡饭，加之新婚不久，不几天就告病回家。组长刘忠礼，我们戏称“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对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与我无涉——我最烦轰轰烈烈走过场的政治运动了。而总结材料对于长期舞文弄墨的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即使不参加“社教”，凭以往的经验，呆在办公室，一包烟、几瓶酒便可以杜撰出来。
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们的住处被暂时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工宿舍。对于我们的到来，村民们是疑惑的，村干部是客气的，都持观望态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因此，生活单调而沉闷。配合“社教”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早晨起来，到村广播室，宣传动员。村上抽调的老师，在街头巷尾刷写标语，上级检查时，便有一点搞政治运动的气息了。下午或者晚上，睡一觉醒来，深入田间地头，瓜棚农舍，与村民唠唠家常，调查摸底。
学校有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会议室，其时正在播放亚运会的盛况，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除了围棋（事实上也是个臭棋篓子），对其他体育节目不感兴趣，包括足球。一帮人在那里或欢呼雀跃，或捶胸顿足，我心不在焉，激烈的体育比赛如同催眠曲，看着看着“神”就来了。一觉醒来，节目依旧，想扭到其他频道，一是无线电视，频道很少，二是大家都看体育比赛，满足了我一个人的愿望，却违拂了众意。我是个再平和不过的人，于是继续打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包括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于是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开始是打乒乓球，下象棋，遗憾的是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我对围棋的兴趣最浓，可惜无人对弈，只能如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一般，演练左右互搏之术。渐渐地也觉得没劲，于是便想起了麻将。
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之外，工作组还有一老一幼两位同志，年轻人拳猜得好，喝酒却不是我的对手，对于只划拳不喝酒的人，对饮起来太没有滋味了。老同志叫费维恭，我们后来称之“肺出恭”，他来自二轻海绵厂，听说其父很有学问，旧社会做过私塾先生，其弟兄五人的名字便是按“温、廉、恭、俭、让”之顺序排列的，颇有儒者韵味。可是老费却人和名不符，叫“维恭”不如叫“维俭”更为妥帖，可能是上天抑或其父搞错了吧。他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可以说除了车铃不响之外，浑身都响，可老费却把它当作宝贝。用老费的话说“骑到哪儿放心，没人偷”。
他们在海绵厂时，没有象棋，谁也不愿意掏钱购买，老费想出一个妙招：用毛笔在碎海绵上写上“车、马、相、仕、将……”
“玩起来没什么两样。”
由此想到大学时，大家都想学围棋，可一副棋要十多元，将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分头装病，拿上学生证，花五分钱，在校医院挂过号，走到大夫面前，哼哼唧唧一番，形形色色的药丸、药片便领了出来，从中精选出两种颜色，代表黑、白，再找张纸画上棋盘，一副棋就现成了。我的棋艺就是从药丸练起的，所以对弈起来有种痨病的臭味。
我们给老费算过一笔账，“社教”进行了四个多月，老费的花销最少，总共只有七分钱，还是工作组刚进村时，老费第一个来，晚上蚊虫太多，实在无法入眠，老费狠了狠心，买了一盒蚊香，计七角二分钱，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陆续都来了，老费便收起了自己的蚊香。一盒蚊香十片，老费用过一片，计七分二厘钱，四舍五入，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
“不赌钱，我玩。”老费说，老费喜欢麻将，在厂里也经常玩，县办企业，工人们收入低，是不挂彩头的。
打“素”麻将比下棋更没意思，工作组又不能与村民将麻将打成一片，所以，我们的牌局经常处在“三缺一”的状态。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知道了我们的窘境，便时不时地给我们补缺。有时人溢出来了，便在那儿候补，织毛衣、聊天，等待“踢死”者下场候补。有时实在凑不齐人，也与老费下下棋，气氛自然而温馨。
老费下棋很有意思，他喜欢用“车”，把“车”死死地攥在手里，在棋盘上来回地试，“这儿不行，这儿还不行，对，就这儿，好，把你的‘马’吃了。”这样，老费的“车”拐了一个大弯吃掉了别人的“马”，然后老费小孩子似的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别人也不与他计较，不赢房子不赢地的，粗脖子涨脸有啥意思？
牌局是激烈而吸引人的，有时分不出胜负就会通宵达旦，好在白天的事并不多，照例可以睡到日上三竿，然后晃晃悠悠地过个白天。
宣传动员、调查走访阶段结束以后，“社教”工作进入民主选举，清理财务阶段，相对于前一时期，这个阶段的工作明显多了起来。由于学校放假，我们也从教工宿舍搬到了村民家中。
按照原来的商定，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我可撒手不管。可是搬到村民家中之后，他们出去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自看家，倍感无聊。吃了睡，睡了吃，直睡得没日没夜，昏昏沉沉，腰杆子像散了架。为了解闷，便与他们一道，自动承担了工作。
该村有一户村办造纸厂，生产中低档卫生纸，厂长由村长兼任。企业事多，厂长三天两头出差，村子里的事不能兼顾，别人又不便插手。镇上曾多次做其工作，让其村长、厂长任选其一，都没有办到，成为老大难问题。我们换了个角度，与其约了牌局，不谈工作，专门打麻将。斗至正酣，老费非拉着下棋不行。村长无奈，边打牌边下棋，结果兴牌打成了背牌，输掉了好几百元，棋也未占得便宜，让老费给杀得人仰马翻。后来，他主动放弃了村长之位，专心经营他的企业去了。
还有一位副书记，干了十多年村官，年龄大了，可官当上了瘾，死活不肯让位，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日看央视“新闻联播”，其中提到“中顾委”，从中受到了启发，破例给他封了个“顾问”的头衔，退到了二线——中央还设有顾问委员会呢，而且中央出台的重大决策，还得请示中顾委的老同志。老头当了太上皇，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交出了权力。
结合村“两委会”改选，我们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清财”小组，集中到村办公室，对村里多年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清理，最后公布上墙，群众基本满意。
改选后的“两委会”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合理，工作配合默契，很快就解决了村上的其他遗留问题。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各项工作却走到了整个“社教”工作队的前列。与我们相反，相邻的村子，因工作方法欠妥，发生了部分群众驱赶、殴打工作组成员的恶性事件，不得不动用公安机关，弄得狼狈万分。
工作组刚进村时，村上送我们每人两件宝——手电筒与雨靴。别看不值钱，可非常实用，因村里的道路实在太差劲了，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泞难行，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在村子工作了一段时间，切身感受到了行路之不易，对村子也有了感情。于是我们商定，借“社教”之东风，为村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其一，将野外的低压电线改为地埋线，既保证安全用电又防止小偷盗割，保证了天旱时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其二，鼓励、支持部分感兴趣的村民种植大棚蔬菜，增加农民收入；其三，对村子建设重新规划，拓宽主要街道、道路，表面硬化，美化村容村貌。但由于一些村民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目光，有些村民没有经济力量，拆迁阻力太大，加之工作组时间仓促，只是绘制了蓝图，未能付诸实施。
几年之后，在街道上遇见当年的村支书，如今已是马王镇经委主任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当年的蓝图已经实现，并邀我抽空回村看看。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一直为生活奔波，几次去户县大王镇屠宰场，路过村口，都没有进村看看，终成一桩憾事。
八分流下海（1 ）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机关就开始酝酿分流。在我下乡“社教”期间，领导就指示我拟订经济实体的章程及管理细则，默默做着前期准备工作。“社教”结束，我回机关不久，一名即将退休的副局长就带领着十多名老、弱、病、残者迫不及待地“下海”了。
这倒有点像赶着鸭子上架，或者公鸡穿上泳装下水学鸭子，首先是滑稽，其次担心会不会被淹死。
我是唯一一名心甘情愿下海者，倒不是为了淘金，捞一把，发笔洋财。我虽贫穷，对金钱却看得极淡，饿不着肚子就行。恼的是在单位最苦、最累，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宛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盖的高楼大厦，住的茅草窝棚，混到底也不过是个编外人士，打工一族，倒不如出去闯闯，说不定别有洞天。即使失败，个人损失亦不会太大，毕竟我是企业身份，泥饭碗，打碎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不过，不用担心，工业局承诺：投资三百万，保证工资，原来一切待遇不变，直到企业成功产生效益。这倒如同穿着救生衣下水一般，保赚不赔，使得学鸭子游水的公鸡有惊无险，还有可能进化成鸭子，更有甚者，超过鸭子，取得游泳比赛的名次也是未知。
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这个救生衣是用牛皮纸做的，见水受了潮，用力一吹，便破了。当时工业局的资金已经相当困难，职工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正常的办公经费难以为继，就连当年修建的办公楼工程款还尚未结清，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几间办公室依然被建筑队占领着，与建筑队合署办公，搞得机关不像机关，工程队不是工程队，不伦不类的，不知出出进进坐着高级轿车的领导们脸红也不红。
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项目的情况下，我连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开始兴办实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当益壮”“白手起家”。《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北大中文系如果能把课堂移置于此，保证教过的知识学生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首先发动职工们集资，名义上是集资，实则硬性摊派，工资里扣除，将计经委南院邻街的门房与废弃的车库拆除，改建成两间两层门面房，计划开设新特医药店。信息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不，尚在基建之中，生意就来了。
据可靠情报，外地某药材市场猪苓紧缺，价格一路飙升，而周至县药材公司就有大量存货。为此，专门在县外贸公司与药材公司请了两名专家，我陪同着前往周至考察验货。
“货真价实！”我回来如实向领导汇报，经过研究，领导们亦认为生意可做。但七八万元的周转资金却难煞了领导。职工集资已不再现实，因为账面无钱，工资还没着落。企业去借？企业也在等米下锅，哪有隔夜之炊！生意终于未能做成，事后自我解嘲：“货运过去，说不定已货满为患，价就跌了，未必赚钱，赔钱的可能也有。”
“也可能如《江湖八大门》中的循门，周至人为卖滞销猪苓而特意摆设的‘请君入瓮’的圈套。”
吃不到葡萄，葡萄也就变了味。
第一笔生意还未开始，就宣告流产，出师不利，按迷信的说法，是不祥的前兆。这时，倘若就此打住，及早回头，也不至于后来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当时，我已有灰心之意，然而副局长势单力薄，诚挚地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分上，我也考虑到，自己参加工作已三年有余，调入机关希望渺茫，企业又面临倒闭，与其两头吊着，倒不如破釜沉舟，与副局长一起打拼，成功了，皆大欢喜；万一失败，权当人生旅途的经验教训。
虽然一起下海的人数不少，可大都是老太太，坐在办公室，看看门户，接听电话，抄抄写写还勉强凑合，而兴办实体仅仅依靠接听电话、写写画画显然太过离谱。因此，真正鞍前马后，跑腿办事的仅我一人而已。
~5‘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跑工商，找银行，办税务，总算完成了实体的一些手续，其名称为“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期望公司既“通”且“达”，四通八达，副局长任总经理，法人代表。
~1‘这位副局长，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是位高级电气工程师。为了照顾家庭，叶落归根，80年代，从铁路电力系统调入地方，曾在长安工业系统技术改造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然而，作为十三朝古都，风水宝地，长安贤能辈出，一个小小的高工只能算作沧海一粟，在其同班同学早已是地市级高官，权倾一方时，县上才照顾情绪似的，在他临近退休之时，安排了县工业局副局长，副科级，也算是荣归故里，对家乡父老有所交代。
~7‘但无论如何，副局长与我，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结下了非凡的战斗友谊，可谓情同父子。遇事，我爱请教他；工作中，他也总差遣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年轻力壮，手脚勤快，可供他调遣的也仅我一人。
~z‘不久，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先后办起了色纸厂和复合肥厂。色纸厂依托县造纸厂，将造纸厂的凸版纸赊来，在泾阳县购买了一台简陋的小设备，雇用了两名工人，利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染上颜料，变成花花绿绿的有色纸，再赊销出去，就完成了工艺流程；复合肥厂则更简单，厂址干脆就设在县氮肥厂，连厂房都不用租借，多么省事、省钱，又省力。
~小‘工业局的一把手是位化工高级工程师，对化工行业情有独钟。按照领导的旨意，接着我们筹建化工厂。鉴于前两个企业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任何科技含量，这次，领导们下定决心，要在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上下大力气，设想要将未来的化工厂建成公司的龙头企业。为此，专门在西安轴承厂抽调了一名懂技术的同志，叫秦××，协助我们工作。我们轻信了领导们的信誓旦旦，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艰难地开始了化工厂的筹备工作。
~说‘20世纪90年代，报刊、电视都大肆渲染：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谁拥有了信息，就掌握了主动权。那段时间无论读报还是看电视，我都一改以往浏览新闻的习惯，而把最烦人的广告作为每天的必修课。领导也常常告诫我们：要勤走走，多看看，时刻掌握市场动态，注意捕捉有价值的信息。
~网‘一日，我与秦××漫无目的地在西安街头溜达。走到小寨，看见一群人聚集在军人服务社前，好奇心促使我们前去探个究竟，原来，相邻的宁陕县武装部，开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仿瓷涂料，在军人服务社前大肆宣传，并橱窗展出。我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向工业局领导汇报后，副局长、我、秦××连夜奔赴宁陕县，唯恐别人捷足先登，抢占了先机。
我们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宁陕县武装部。厂长不在，工作人员很热情，带我们参观了展室，看了产品说明。我们提出进厂参观，工作人员一口回绝。看来没有商量的可能，只有见到了厂长，另想办法。于是我们以价格太高为由，留下电话，告辞而出。
回到招待所，我们设计了几套方案，又都一一否定。正饥肠辘辘，拿不定主意之际，电话过来，厂长回来了。我等灵机一动，何不发挥我的专业所长，在酒桌子上想办法，说不定厂长会不胜酒力而酒后吐真言。
我们与厂长在一家饭店见了面，寒暄了一番，酒菜便上来了。副局长放下领导的架子，充当了一回“酒司令”的角色，使劲地给厂长斟酒、劝酒，同时令我作陪，希望借着酒力，能从厂长口中套出有用的情报。岂料这位厂长十分笃信，酒量也非同凡响，两瓶汾酒下肚，一边作陪的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而厂长却身醉心不醉，仍然守口如瓶，顾左右而言他，颇具外交家的风范。
实在套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副局长孤注一掷，据实以告，提出要购买此项技术，而且出价不菲。厂长此时已吐字不清，但还未被酒精冲昏头脑，摆手摇头，绝无回旋的余地。总之，盘桓数日，白白扔掉了几百元宝贵的资金，无功而返。
愈神秘的东西，愈刺激人们的欲望。宁陕之行，给仿瓷涂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我们牵肠挂肚，欲罢不能，最终成为我等创业道路上挫折的开端。
世界有时真他妈的小。
说起来很凑巧，活该我在仿瓷涂料上栽跟头。宁陕之行的影子还萦绕于脑际，我还在苦苦思索着能使该厂长改变主意的良策，细心的局长又从《科技日报》上得到消息：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已开发出同类技术。鉴于我对北京情况比较熟悉，领导们一商量，当即决定，委派我前去探路。因经费紧张，领导的小车都因无钱购油而停放在车库，非常时期，勒紧裤腰带过紧巴日子，差旅费先由个人筹措。临行，副局长硬塞给我两条“红梅”香烟，以备急用，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目睹领导们的神情，我还能再说什么。匆匆到银行取出几年的积蓄，共计五千元，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赴京的征程。
在人们的经验中，出公差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而我的北京之行却是另一番情景。
为了节省经费，我选购了硬座车票。当时列车还没有提速，从西安到北京要乘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入夜，灯光昏黄，列车晃晃悠悠地开着，我不知不觉中迷糊过去。梦中，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与在京同学相聚一堂……一觉醒来，口干舌燥，想喝水，一摸口袋，惊出一身冷汗——糟了，钱包不翼而飞，赶紧摸摸腰间，鼓鼓囊囊地还在，提到嗓子眼的心方才又落进肚子里，谢天谢地，小偷只窃去了我上衣口袋里的零钱。临行，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钱分两处存放，顺手处只装了几十元零钱以备路途上零用，把整钱则做了一个布袋，缝在腰际，这是《江湖八大门》中教我的一招“钱财不能露帛”。整钱幸免，误不了大事，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那区区几十元，权当手气不佳，打麻将输了，或者摸了福利彩票，为残疾人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如此想着，心里坦然了许多。
因列车晚点，本该下午四点五十分抵达的列车到达北京站时已是晚上六点，招待所极不易找，宾馆酒店价格惊人，非我等寻常百姓所敢问津，当晚就借宿于北大，与读博士的同学挤了一宿。
与同学吃饭时了解到，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的仿瓷涂料，采用的是清华大学一个下属公司的技术。因北大与清华仅一墙之隔，次日早晨，我直奔清华，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因技术转让价格太过离谱而无法接受。当时，清华方面索价十万，不开发票最低也不能少于八万。在洽谈中，多次提到通县博大化工厂效益如何云云，待问到“博大”具体地址，他们又讳莫如深，不肯多言。
清华方面，转让无望，我赶紧乘车，赶往通县。
原以为博大化工厂非常驰名，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岂知所谓“博大”，既不“博”，更不“大”，并且也不在通县县城，几经询问，竟无人能道其详。我费尽周折，在通县工商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查找打问，均没有登记注册。没法子，当晚在通县县城住过一宿，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又去寻找，我的牛劲上来——反正通县就这么大，我挨个村子去找，相信准会找到。
鼻子底下就是路，我边走边问，夜幕降临时，终于在通县的最南端，靠近河北省的一个村子里——小务镇德仁务村找到了“博大”。
厂长姓张，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张本福，四十开外，中等身材，显得凝重而干练。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张厂长则显出十二分的热情。也许是天意如此，“博大”靠近燕京啤酒厂，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燕京啤酒的苦涩味儿和二锅头的甘洌，几年未曾沾唇，听见名字就馋得慌。@文·人·书·屋@嗜酒的我与张厂长臭味相投，白酒、啤酒放开肚皮，开怀畅饮，一时相见恨晚。那场酒直喝得天昏地暗，不辨东西与南北，真恨不得将燕京啤酒厂抬来，淹死在啤酒缸里。
次日，张厂长破例没有进城，陪着我参观了他的“博大”，车间是保密的，这一点我很知趣，没有提出非分要求，免得张厂长为难。其办公室就设在住宅里，那是一栋五间两层小楼，铝合金全封闭，外墙瓷砖到顶，室内手工纯毛地毯、真皮沙发、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显得极其富丽。张厂长腰别着当时还很奢侈的“BP机”、“大哥大”，开着一辆重庆长安私家车，一副大款模样，显得气度非凡。
张厂长告诉我，他们厂的仿瓷涂料技术，是引进清华大学最新研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科研成果，是内外墙瓷砖的换代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目前主要供应亚运村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全部由清华大学包销，全国各地订单很多，产品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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