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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智慧-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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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奖项已有近70年的历史，在美国电子工程界颇负盛名，以致克林顿总统特意给张亚勤写来贺信：亲爱的张亚勤博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荣获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
147你真正地理解了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价值。任何人都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方能获得成功，相信你所取得的特殊成就更需汗水与智慧。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你是一个灵感的启示。
最衷心地祝愿你获得新的成功。
比尔．克林顿自从1999年1月，张亚勤就成为中国报纸上一个时髦人物。他在世界计算机多媒体领域的成就，甚至还在李开复之上，但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李从外表到思维全都属于文质彬彬、严谨细腻的一类。作为一个领导者，有的人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这是最糟糕的。有的人大事精明，小事糊涂，已属难得。李开复则是大事清醒，小事周全，能用简单的话将极抽像的问题条分缕析，即令事物的细节也能想得清清楚楚。张的外表圆浑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李在意自己外在的形象，擅长公关，对记者说话的时候总是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张似乎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
他在过去几年获奖无数，但却从来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148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他不喜欢把时间花在记者身上，甚至还会对那种虚浮轻狂的记者抱有几分蔑视。李开复或许也有大致类似的想法，但他绝对不会像张亚勤那样流露出来。
1998年秋天，当李开复为研究院到处物色首席科学家的时候，计算机界的同行纷纷推荐张亚勤。经过一番周折，两个人终于在电话中相识，然后相约见面，一见如故。“我和开复聊了两次，感觉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他对李开复的最初印象，“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职责，当这个院长是屈才了。”李开复则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张亚勤到中国来，他认定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面旗帜”，此人若能来到北京的研究院，必可带来一大堆才华出众的人。
事情的发展果如李开复所料，张亚勤决定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后，消息立即在美国同行圈中蔓延开来，一时间，到处都在半信半疑地相互询问：“怎么，连张亚勤也去啦？”
“一点不错，是张亚勤。”
149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个月后，李世鹏回来了，两个月后，李劲回来了，又过了个月，朱文武回来了。在希格玛大厦，至少有3个人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是看到张亚勤回来，他们不会想到要回中国来。
张亚勤－－属于全世界的财富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中，张亚勤的确被认为是华人的骄傲。“在美国工程界的所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中，无人能出其右。”芮勇坐在雷德蒙市最豪华的中国餐馆“豪苑”中，一边喝着中国茶一边表达他对张亚勤的敬佩。张亚勤的经历在美国计算机业的华人圈中，的确被描述成一个传奇故事。当然对他的钦佩不仅仅来自华人，也来自一些最有智慧和成就的美国人。“和他相处不到一星期，我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说。
瑞曼德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主任，还拥有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通讯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等头衔，在世界电气电子工程界享有很高声誉，也是张亚勤读博士期间的导师。谈到自己当年的学生时，瑞曼德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慨：150“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但是张亚勤本人不同意这些说法。“咳！总有几成水分。”他这样说。按照张亚勤本人的说法，记者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多有不实之处。比如说他在美国领导着几百个美国人从事科研，就有极大水分。但他的确在新泽西州的桑纳福实验室领导过一个40多人的多媒体实验室，还创办过两家公司。有一个时期，国内的报纸上把他们这些人说成是“世界级科学家”，当他在中国南北行走的时候，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头衔”。同样的头衔还用在李开复、沈向洋和张宏江这三个人身上。一位中国记者拿这个问题去询问图灵奖得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罗杰．瑞迪：“我想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夸张？”“绝对是事实。”罗杰．瑞迪回答。
但张亚勤却有一番更加苛刻的评价。他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并非夸张之词，但正在引起误解。他说：“‘世界级’在国外是一个常用的词，不是国内理解的那种世界名人或者大师，只能说是一流的。一流的人不止一打两打三打，所以这个称谓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只能说，151我们这些人在多媒体方面是受人尊重的，做得比别人好一些，别人知道你的名字。计算机的世界浩瀚无比，大的方向就有无数，把一个大的方向分割成许多许多领域，把一个领域分割成许多许多方面，把一个方面分割成许多许多题目，我们的成就，只能说在某个题目，充其量是某个方面－－比如我在多媒体视频方面，开复在语音识别方面，沈向洋在视觉方面，张宏江在视频搜索方面。
说得更多，就是水分。“然而张亚勤极为看重”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
的荣誉，不仅因为这是一项难得的殊荣，还因为他在这个协会110年的历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纪录－－最年轻的院士。他获得这个荣誉的时候刚刚31岁，直到今天，他对这一点仍感意外。这个协会产生于美国，但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其规模也是世界最大，举凡电脑、电子、能源等等电气电子工程领域，都包括了。有40多个分会，30万会员。不过，院士只有几百个。这些人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有如我们国家的两院院士。张亚勤说：“能够成为这个协会的院士确实不容易，只要想想中国人中寥寥无几，就知道有多困难。”152张亚勤是山西太原人，但他的童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晋南运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由太原而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被轻描淡写的经历。“文革”
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
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
“我是外婆带大的，”他有一次说，“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她经常给我讲一些故事，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亚勤在6岁那年被送到外婆手上，也许是因为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所以也没有一点失去父爱的阴影。“从来没有过，因为没有对比。”他说。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153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
“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以上种种情节，在迄今为止描述张亚勤的那些文章中全都没有提及，他本人也极少向别人提起。在旁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幸运儿。他在成名之后，只有一次对记者说起这些往事，语气平淡从容，心绪也无一丝波澜，让人觉得他要么城府极深，要么就是健忘。记者不禁问道：“你是不是一个不太喜欢回忆过去的人？”他笑了，说：“也不能那么讲，应该说没有时间。有时候想起来，也是比较近的过去。没有时间想那么久远的事。”张的兴趣广泛，但却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他常常一连数日闭门不出，沉浸在他的多媒体世界，但他也喜欢做生意，对风险投资和股票买卖都有兴趣，还喜欢下围棋，打球，玩扑克牌。他的言谈平稳，节奏缓慢。每逢这种时候，让人觉得他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一些。但他也喜欢不动声色地开玩笑，常会154把一些笑话说得像真的似的，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顽童的秉性。比如他会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突然转身跑开，从楼梯飞快地拾阶而上，然后在三楼的电梯口笑容可掬地等着你出来。清华大学的硕士生潘锦辉在跟随他工作了几个月后说：“他是那种又能做事又能玩的人。”的确是的，他无论是玩还是做事，都喜欢赢。
他信奉“要么世界第一，要么就不做。”下围棋的时候如果输了，他会心急火燎地拉着人家再来一盘。“制胜”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不如说是他的天资。但在他的兴趣世界中，有两样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是“政治”，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中，他才会对政治倾注内心的激情；一个是“小事”。“从小就看穿了一些事情，用时髦的话讲是超越。不太在乎小事了。”他这样说。
他的所谓“小事”，有时候包括了一些在旁人看来很了不起的事情。1978年，张亚勤12岁的时候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这“少年班”在当时的轰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家一时间出现了“渴望人才”的气息。于是大家拚命寻找“天才儿童”，希望他们能够在转瞬间成为振兴中华155的栋梁。第一个入学的孩子叫宁铂。他立即就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有的说是“神童”，有的说是“少年奇才”。
实际上少年班中大部分孩子那时候都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但张亚勤是个例外。母亲不许他接受记者的采访，还告诉他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孩子只是默默地读他喜欢的书，默默地玩他喜欢的游戏，不同所谓“神童”的舆论发生任何瓜葛。20年后，情形居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神童”宁铂归于平淡。
这时候世事再次显示出它的冷暖无常的本色。报纸上开始拿宁铂作为不成功的代表，诉说“拔苗助长”的种种坏处，其情绪激昂和理直气壮，有如当年诉说“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种种好处。张亚勤却开始成为记者们新一轮追逐的对象。这情形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沉浮逆转之势，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味道。不过，张依然保留着20年前的信念。“宁铂那时候很出名，这和他是第一个‘神童’有关。但他的确很聪明，才气很高。”张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朋友，“虽然他后来有些挫折，但少年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评价还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标准不一样。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156败。”但张亚勤本人的成功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当他回到国内，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8年，完成本科和硕士课程，又在1986年离开科大赴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
然后成为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的总监。桑纳福是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其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录是发明了电视，所以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张亚勤的研究室总监之职，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所担任的最高位置。13年后也即1999年3月，他回到合肥做学术报告那天，母校把欢迎他的活动搞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向他涌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报纸上说，人流挤破了门。张亚勤这一回终于承认记者的描述不是夸张。他说：“那情景让我很受感动。”学生把演讲大厅挤得满满的，从座位到讲台，一直排列到距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而外面的学生还在不断地涌动着想要进来，终于挤破了门上的玻璃。他所尊敬的老师们都已两鬓苍苍，现在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157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张亚勤早就听说宁铂毕业后留校任教，眼下却说不清楚是不是希望在这种场合看到他。会场上不少经历了这20年世事变迁的人，这时候难免在心里升起一个莫名的问号：假如当年出走美国的是宁铂，而张亚勤留在宁铂后来的位置上，那么今天两人的情形是否也会发生逆转？事实上，张亚勤不喜欢人家拿他和宁铂做比较，尤其不喜欢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他讨厌成为明星的那种感觉。
尽管大多数明星都有过一个艰苦奋斗的历程，但做明星和做事情终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为明星，也就失去了做事情的本色。张亚勤以往做出来的事情，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视频传输；一个是数字电视。
他是这两个领域中的佼佼者。90年代初期，美国人认定数字电视是未来的方向，于是集中了一大批最聪明的人来攻克这个全新的领域，张亚勤是最早介入的人之一。
他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系列数据压缩的新算法，使得图像数据能够压缩得更小，传输更快，质量也更好。他的发明后来成为一整套最新国际标准中的重要部分，为全158世界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共同遵循。在计算机的领域里，创立一种能够影响世界标准的技术并非易事，有些人毕生奋斗未必能有所成，而张亚勤居然能在31岁以前就创立出50多项技术。若非天赐良才厚遇，实难想像。
然则张亚勤的幸运更在于，他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连续发表的上百篇论文，以及11种专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后来获得的一系列荣誉，与他在这些领域里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是美国这个领域中拥有最多论文和最多专利的中国人。1999年3月，当这个圆脸浓眉的东方人接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时候，一份描述他的杰出贡献的清单，在同行中间流传。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说，清单上的专用名词不免枯燥难懂。所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自己手上拿着的和家里摆着的东西，就可以感觉到，张亚勤和他领导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对于人类进步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因特网、数字电视、电视上网、手机上的视频、可视电话、电视台节目制作、掌上电脑、DVD……都包含着“数字视频”的应用。
荣誉这东西，有点像是一副反方向运动的“多米诺159骨牌”。一旦你的面前树立起第一个，后面的就会接踵而来。自从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之后，张亚勤面前的荣誉一个接着一个，挡都挡不住。人类有些毛病会因地因时而异，但另外一些毛病却有可能是共同的。
比如中国人喜欢为强者助威或者贬损弱者，“追星”或者“墙倒众人推”，美国人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毛病。张亚勤觉得自己要成“明星”了，不免心中不安，逢人就说：“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只是做得比较早。”有人以为是他发明了数字电视，他赶忙纠正：“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发明了数字电视。”他不谈自己的成就而去谈论宗教，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对宗教特别有兴趣。虽然还谈不上信教，但他常常在周日带着家人一同去教堂。又说他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去了故宫，看到王羲之书法和清明上河图，为中华文化的永恒和历史的博大所震撼，不禁觉得计算机技术真是渺小，而且转瞬即逝。
“因特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对一个朋友说。
朋友说：“因特网统一了全世界。王羲之的字现在有几个人看呢？”“为什么要统一全世界呢？”他反问。
160此人少年得志，大器早成。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潇洒一些。“喝茶，吟诗，下围棋（据说他是围棋业余五段），像古时的文人那样，与世无争，多好啊。”他有一次这样说，“像现在这样搞技术，最要紧的就是争胜。
一天不胜就会被淘汰……“说话间忽然长叹一声，”为什么一定要战胜别人呢？“言谈中居然有一些”求败不成“的孤独，但他也许是在故意淡化自己昔日的荣誉。倘若如此，则证明对自己的未来仍有足够信心。
1998年12月，张亚勤终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人说他选择了微软，中国人说他选择了中国，其实都只是说对了一半。他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动机：“如果是到微软在美国的研究院，我可能不会考虑。我想回中国，但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微软研究院，我也不会回去。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我一下子接受不了。现在是中国的微软，正好。”现在，他必须像李开复一样设想搬家的问题了。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有一个很好的家。妻子汪健是华尔街日报电子版的资深分析师。她是安徽马鞍山人，也是张亚勤在科大的同学。“我们的感情很好。”张亚勤提到161妻子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觉得她很不简单。有见识。
很多事情，她看得比我更加清楚。“当微软面临难缠的官司，导致股票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妻子的”很不简单“
的见识再一次得到证明。那个“黑色的星期五”，汪健把电话从美国打到北京，告诉张亚勤，她对微软仍然信心十足，尽管现在公司的麻烦一大堆，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眼前的动荡只是暂时的。还笑说：“如果没有这个动荡，你就没有那么多新股票啦。”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现在，她觉得张亚勤的选择是对的。
夫妻两人着手搬家，女儿6岁了，自从知道了要回到中国，就不住地问爸爸：“我们要把东西都搬回去吗？”
“都搬回去。桌子、椅子，还有你的玩具。”
“那我们家的墙能搬走吗？”
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1999年1月15日晚上8点钟，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北京已是漆黑一片。张亚勤和沈向洋住进香江花园距李开复别墅不远的一座公寓。“生物钟”还没有倒过来，两162个人一半清醒一半昏沉地过了夜。第二天一早，李开复进来。为了说服这两个人加盟研究院，他花费了不少心血，现在终于聚首香江，不禁长出一口气，“你们的头发太长，先去修一修。”他说。
1月的北京干燥寒冷，不像雷德蒙的冬天多雨湿润，温暖如春。“不下雨的时候，雷德蒙几乎是天堂。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沈向洋后来无数次地这样念叨。北京没有茂密的红杉和如茵的绿草，倒是不下雨，不过，天上总是白色的，空气质量也差，让沈向洋觉得眼睛难受。
3人驱车驶出香江花园，沿京顺公路西行，折向北四环路，20多分钟以后，希格玛大厦就在眼前了。
五层楼的气氛不像想像中的那样热烈。没有欢迎仪式，甚至连寒暄也没有，只有一群求职的博士在等待着他们面试。其冷清的气氛，与1995年8月24日微软公司发布“视窗95”时轰轰烈烈的场面形成对照。后者被舆论广泛张扬，成为世人心中微软的形象，实则微软人在每年365天中，有364天都是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度过的。瞬间的辉煌，不过是长久寂寞的一个句号和一个163起点。
这是张亚勤和沈向洋第一天以微软中国研究院员工的身份来上班。对这两个人来说，眼前来求职的博士们并不生疏。沈向洋一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他在美国带过的几个中国学生。那时候他觉得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常常禁不住赞叹他们的聪明。其中一个学生对他说：“像我这样的在国内很多。”这话令他经久不忘。在1998年秋天研究院成立的那天，他虽然还没有答应李开复回来，但却已在心里打算去国内的大学寻找那些聪明人。此后一周他走了不少地方，演讲，交流，结识的人不是教授就是博士。谈到那次旅行，他说他最大的感受是“中间少了一代人”。和他一起坐在台上的国内的研究者，都是老一代人。唐荣锡70多岁了。他的学生彭群生也有50多岁，算是年轻的了。“我才30多岁，和他们坐在一起，真是不好意思。”但他终于发现他的学生所言不虚。他惊叹国内学生的聪明，可却奇怪这些聪明人的研究为什么那么不聪明。
想到自己在出国之前和他们都是差不多的人，这才忽然意识到，这十多年国外的经历令他走了多大的一步。当164然他在国内也看到一些值得敬佩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在他的专业领域里至少有3个：浙江大学的彭群生、西安交大的郑南宁，还有马颂德。3个人各有专长，共同之处是，全都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博士。“完全是环境造就人。”他后来对朋友感叹道。尽管如此，他总是不相信这么聪明的中国人会一事无成。他还记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韩玫，还有自动化所的柯启发。“他们的天赋在我之上，”他说，“带这种学生，当老师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为什么到中国来，也是为了这个。”新年到来之前，沈向洋带着这个念头回到美国去了，试图说服妻子跟他一同到中国来。可在这一边，批评研究院伸手“抢人才”的消息不断传到希格玛大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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