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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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总是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爸爸拿来的所有图书里，他对《无线电》杂志的兴趣经久不息。这兴趣在大学期间变成了做“信号处理”，到美国又是“数据压缩”和“数据传输”。他设计的一种算法，能把任意形状的物体更好地压缩，所以183成为整个视频图像编码的基础。外行的读者可以把这个“基础”想像成一个巨大的工具箱，李世鹏发明的是其中一个工具，犹如一个巨大车间中的一个精密车床。这“车床”一旦旋转起来，能把高清晰度电视中原来必备的16兆的内存，下降到4兆，以致每台电视的成本降低10美元。技术突破带来的刺激在李世鹏是刻骨铭心的，直到多年以后还不能忘记。他说他在张亚勤的领导下度过的那些时间都没有浪费。“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要来。”他说，“我不是为了微软在中国，才一定要来的。
而是因为，我喜欢和张亚勤共事，喜欢多媒体技术的研究。“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人生两大乐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却是两个最简单又最难实现的理想。我们常常不得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一辈子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现在，有了这样两个条件，李世鹏说：”人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呢？“他的回归中国，还有什么不能理解呢？1999年旧历新年，他回到新泽西州，在张亚勤家里小聚，席间还有朱文武。李世鹏告诉这两个人，他对研究院的感184觉很好，还说他已经”心动了“。朱文武说他不会”心动“，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把全家都搬到中国去。不过，要不了多久，朱文武也会”心动“。
1999年3月1日，李劲也回到国内来面试了。“当时我有三个选择：留在夏普、到惠普、到微软。”他首先去尝试惠普公司。那是在2月份，他到硅谷的惠普公司面试，却听说在惠普做视频研究主任的张宏江正在考虑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去，这让李劲更加惊讶。在美国计算机数据检索领域里，张宏江享有“开山鼻祖”的声誉。一个张亚勤已经让人震动，现在又加上了张宏江。李劲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他和张宏江频繁交换电子邮件，张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种种理由，也渐渐为李劲所理解。李劲想：“至少对宏江来说，微软比惠普有吸引力。他都离开惠普了，难道我还要去吗？”就这样，两个人的倾向渐渐偏向微软一边。
像李世鹏一样，李劲一来到北京，就觉得非选择微软不可了。他把惠普给他的聘任合同放在一边，专心等待微软的聘任。这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李开复到清华大学去演讲。这种演讲对清华学生来说，是大开眼界；185在李开复来说，则是紧盯着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人才。演讲完毕，他和清华的老师聊天，人家告诉他，清华有一个学生，16岁就进了清华，只用3年多就修完了人家7年的课程，成绩列在当年毕业生的第一名，所以号称“清华园的神奇小子”。李开复听得两眼放光，赶忙询问陈宏刚，此人现在哪里，陈说，在美国，不过已经申请到我们这里来了。李开复大喜道：“这样的人来面试，不是我们挑选人家，而是向人家推销我们自己。”看来研究院的“自我推销”挺成功。4月10日，李劲来到希格玛大厦上班了。他说：“我终于选择了这里，很高兴。”一个月后，张宏江回来了。又半个月后，李世鹏回来了。又5个月后，朱文武和郭百宁也回来了。这样，到了1999年结束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已经有11名。
令竞争者色变的“豪华阵容”
1999年1月16日，也即张亚勤上班的第一天，研究院的招聘达到高潮。此后两个星期，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博士超过了100人。
186如前所述，微软在选择人的时候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原则，他们相信自己眼睛的观察和大脑的判断，不看重考试分数却看重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对于学校的评语，导师的推荐等等，并不十分在意。甚至有些导师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学生，他们也愿意一试。
他们尤其不肯拘泥于大多数中国人信守不渝的“专业对口”的观念，不看重原来的专业却看重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不过，尽管有这些独具一格的东西，当招聘全面展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渐渐看到一些通行全世界的古老规则，仍然在这里发生作用。比如他们认定，学历越高，优秀的人就越多，因而对名牌大学的博士特别偏爱。李开复本人就认定清华大学的学生最好，在那里特别下功夫。研究院的经理们大都出自美国的名牌大学，都有着博士的头衔。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他们认定中国的情况也必定如此，有时候还会把自己说过的“寻找潜力”
的名言忘得一干二净。后来的事实证明，名牌大学中优秀学生虽然多些，但中国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形。直到一年以后，也即1999年冬天的招聘中，他们才重新想起李开复的那句关于“潜力”的名言，大幅度降低了对于学历的要求，博士不再是惟一的选择，硕士和学士常常会187得到更好的评价。
随着1999年春节的临近，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人气更旺。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上，刊登出“大家庭”第一批成员的简历和照片，印制精良，色彩明快，两个月前在成立仪式上露面的，只有势单力孤的6个人－－李开复、凌小宁、陈宏刚、陈蕾、杨飞和郑薇，现在多了张亚勤和沈向洋，还有几位新伙伴。有徐迎庆博士，他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李江博士，他曾是浙江大学的副教授；有刘文印博士，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讲师；有蔡东风博士，他原来是渖阳航空工业学院计算机教研室主任；还有孙宏晖，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硕士，又具有5年的软件开发经验；还有陈通贤，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这些人原本寂寂无名，现在，他们的简历和照片同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放在一起，拥有一样的篇幅和一样的尺寸，真是前所未有。
国内的新闻媒体，再次掀起了报道研究院招聘进展的浪潮。看上去像是不约而同，但内行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着组织的痕迹。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名188叫尚笑莉的女孩子的杰作。这时候研究院还没有建立起它的公关体系，成立庆典上的轰轰烈烈和100多个记者的造访，都是微软中国公司的公关经理尚笑莉和她聘请的西岸公司组织起来的。尚笑莉喜欢闲散恬淡的生活，工作起来却非常投入，表面上笑语盈盈，心里却有一片乌云。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努力总是不能让总经理吴士宏满意。几个月后，她终于和吴总爆发了正面冲突，只好离开六楼的公司来到五楼的研究院，此是后话。现在，在1999年1月21日，她将京城计算机圈子的记者们再次请到希格玛大厦来。不过，不是在第六层，而是在第五层。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在这里举办一个新年谈“新”会。
李开复在会上神采飞扬地宣布了张亚勤和沈向洋加盟研究院的消息。台下记者闻声交头接耳。李开复一向讨厌会场上的混乱秩序，有一次，一大堆电影制片厂的人在研究院的会场上摄像，乱哄哄的，他当场大声呵斥那些人出去。研究员们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他们的院长发火。但现在，他任由记者席上乱哄哄，不仅不发火，还有些得意。
189这是李开复几个月来心情最好的时刻。这一天，他要告诉中国人的好消息实在不少。他将《通讯》上面“我们的大家庭”的第一批成员一一介绍，又宣布，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也已正式成立，第一批顾问都是国内计算机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北京大学副校长迟惠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钹。最后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吸引国内优秀人才加盟的同时，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工作，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记者的高昂情绪不断掀起新的浪潮。那些外行倒还没有听出什么，但内行的记者可就大不一样，他们全都听说过张亚勤和沈向洋，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今天就在当场，不免惊讶。沈向洋在掌声中演示他的一个最新研究成果：电脑屏幕上面显示出一株鲜花，在人为的操纵下转来转去，从每一个角度呈现出它的颜色和形状。
“瞧，这种技术5年后将会得到广泛应用。”李开复对记者说，“我们的三位顾问在上午第一批看到，各位是第二批看到，晚上是国内计算机界的专家和学生，国外190要几个星期后才能看到。”但记者们似乎对沈向洋的技术没有兴趣。他们更加注意的是，中国的人才一下子都跑到希格玛大厦来啦。
他们不断追问有多少人到研究院来求职。李开复请记者原谅，他“现在只能提供这样一个模糊的数字，因为每个星期要面试大约40名申请人”。口气虽谨慎，得意之情却溢于言表。
记者们走出希格玛大厦，报纸上便纷纷出现了一些大同小异的话：“微软中国研究院群星灿烂”、“微软中国研究院加紧整合人才”、“微软中国研究院兵强马壮”、“清一色全是博士，却皆为华夏之子”。《中国计算机报》上这样写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阵容，可能用奢侈来形容更为贴切，豪华研究阵容则以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领衔。”尽管李开复在1月21日说的是，“最后，我们将挑选15－20名博士或准博士加盟研究院。”陈宏刚还补充说明，“微软才录取了10人左右。”但《国际商报》不知道从哪里得来新消息，说“已经或即将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国内计算机专业博士有40人之多。”那个星期的情形，确实有点像苏贵友在《科技日报》191上说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日报》记者蒋峥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感受微软冲击波》，说微软中国研究院“一网”就“网”了十几位拔尖人才，该院还计划6年内在中国物色近百名研究人员，国内专家为之色变。还说，这情形真像是一支中国儿歌里面唱的：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个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那些日子，中科院和中国农科院在北京召开1999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差不多年年都开，年年免不了议论“人才问题”，但这一年似乎有了新的话题。有人觉得报纸在庸人自扰，说“尽管微软有雄厚的实力，也不能包打天下”。有人却觉得报纸敲响了警钟，惊叹：“人才问题太突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必须动真格的了！”另外的人似乎有些超然物外，不置可否：“究竟是利是弊，我们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寻找答案。”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大约是想得到一些“人才危机”
之类的启示，跑去询问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柳传志兜着圈子说，中国企业第一需要的是管理人才，他们好比192数字“1”，而软件人才好比是“1”后面的“0”。软件人才可以造就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没有“1”在前边支撑，它根本成不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外国缺少搞技术开发的“兵”，中国缺少的是“将”，大家对人才需求的层次不同，暂时不会存在争夺人才的矛盾。柳传志说了这么多，就是不肯跟着记者骂微软。又有记者跑去追问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对自己的弟子李江到微软工作感觉如何。
潘云鹤尽管已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顾问，还在两个月前给研究院题词“桥架中美”，但他毕竟是中国计算机界的成名人物，不少人一见他就说，“你老兄的身上肩负着振兴民族信息产业的希望”，所以潘出言谨慎，不偏不倚。他说：“学校鼓励学生到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而不是最能挣钱的地方。”但记者的目标在于微软，不能容许他兜圈子，仍然不依不饶地追问。潘云鹤只好说，“浙江大学支持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工作。”他认为学生应到“最高层次”去，而微软中国研究院正是这样的地方。他口口声声，只说“学生”，就是不说“老师”。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不过，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在心里有着不得已的苦衷，说了上句留着下句。因为他知道，事情如果不加控制，那么涌进希193格玛大厦的就不再仅仅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而且也会波及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中最能干的那些老师和研究员。
只要举出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李开复正在向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王坚频频招手，而王坚也大有见异思迁的迹象。这故事发展到后来，确有可能让潘云鹤心里五味俱全。
士为知己者死王坚不是潘云鹤校长嘴里说的那种“学生”，那时候他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系主任。他和李开复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1月10日。此前两人心仪已久。当研究院在1998年秋天成立的时候，李开复便给王坚发出电子邮件，邀请他参加研究院的成立庆典。王坚没有来，但却和李开复在网络上面有了往来。
根据王坚的回忆，李开复至少写了5封电子邮件，每一次都约他见面。几个星期后，李开复到沪杭一带演讲，专程来到浙江大学，学校热情相待。不过，等到李开复想见王坚的时候，接待者却告诉他王坚不在。李开复怏然而去。“其实当时我就在学校里，”王坚后来说，“我知道他要到杭州来，提前一天回到杭州等他。”这以后，194沈向洋到浙江大学来演讲，李开复嘱咐他去找王坚，仍然未果。这使得李开复意识到不可能在学校里找到王坚了。他只好在电子邮件里面邀请王坚北上，“看看研究院”。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执着地想要见面，这令王坚既惊讶又感动。他回信说：“我来北京看你。”
王坚生长在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
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全然一副只懂做学问而不懂做官的样子。在他的正式简历中，除了说他是“教授”、“主任”和“导师”以外，还说他是“中国人类工效学会理事、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他曾经主持完成了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国家各部委以及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合作的项目”。不过，李开复一门心思要找到他，却不是因为这一连串辉煌的头衔，而是另有缘由。
几个月前，李开复一到北京，就到处寻找计算机用户界面领域的优秀人才，跑遍清华北大，居然没有！他很奇怪地问北大计算机系老师董士海，董说：“有一个，在杭州！”此人正是王坚。李开复多方打听，大家都说王195坚是国内研究“人机界面”最优秀的一位。
专家们所说“人机界面”，就是人与机器连接的种种环节、人与机器交流的渠道和交流的办法。比如键盘、鼠标、屏幕、屏幕显示的画面，都是人机界面。通过这些渠道，人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给计算机，计算机懂得怎样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给人。全世界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在不断研究这些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计算机科学是一个“大同世界”，不分国家不分语言不分种族不分文化背景。但也有些领域可能被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左右，“人机界面”即属其中之一：中国人喜欢的界面，也许与美国人有很大不同。这个道理，李开复自然能够洞悉，所以他在来到中国后所能想到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机界面”。这就难怪他要执着地寻找王坚了。
见面的地点是希格玛大厦。研究院的办公室刚刚启用，就成了聪明人频繁相聚的场所。但这一次似乎有点特别，这是研究院中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和一个国内学者的首次聚首。王坚走进门厅，来到前台，说是找李开复。
一个秘书模样的女孩子问他是哪里的，他说从杭州来。
女孩子显然是新来的，她说：“让我查查电话号码。”
196王坚说：“我有。”
她很奇怪地问：“你怎么会有他的电话？”
王坚说：“怎么不能有？是他自己给我的。”
她更加奇怪，不禁和左右交头接耳：“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李院长的电话是多少啊。”李开复给王坚写信，从来都是落款“开复”，所以王坚也从未觉得他的身份有什么特别，心想他也就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一个研究员吧。现在，他忽然从对方的话中听到什么“李院长”，方知他要见的人竟是院长。
这时，李开复从里面跑出来。生人见面，难免都有寒暄时刻，但这两个人却是开门见山。王坚原以为李开复只是一个语音方面的专家，对人机界面并不在行，现在发现不论他说什么，李开复必能听出其中要害，扼要分析的时候也是一语中的，心里暗自叹服。他告诉李开复，在中国，有人认为界面就是语音识别。李开复说，语音识别只是界面的一部分，其他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要有让人感觉不到互相切换的界面。”这话令王坚大为欣赏，他早就讨厌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必须做出很多197繁杂动作。他说他不喜欢现在苹果公司做的那些界面，“视窗”就更加糟糕。后来他才知道，“苹果”的界面正是李开复在那里参与制作的。不过，当时他却一点也没有发现李开复对他的批评有任何不悦。正相反，李开复立刻高兴起来，问他有何高见。王说，有两部分可以做，一个是改进现在的界面，但没有什么意思；一个是做人家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李开复更加兴奋起来，竖着耳朵继续听。就听王坚说道：“如果今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得好一些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做好界面。”李开复摇头道：“没有什么人工智能的东西，只是统计的问题。”这最后一句话给王坚留下极深的印象。一年之后，他在回忆起这次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我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错的，他是对的。”谈话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对聪明人来说已经足够。
王坚发现他遇到了真正的知音。“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对人机界面的理解像他这样深的，”王坚后来对他的朋友这样说，“他本身不是搞人机界面的。但他很理解这个东西，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真不容易。”当王坚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杭州的时候，有一个电198子邮件已经在那里等他。那是李开复发出的，尽管李开复很希望王坚能够加盟研究院，但他明白这会触动中国人的“抢人才”的神经。更何况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还是研究院的顾问，难道还能去他那里“挖墙角”吗？所以李开复在信里并没有奢望把王坚弄到研究院里来，只是提出，研究院可以和王坚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人机界面。
这让王坚非常开心，觉得他的实验室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但只不过几天之后，他的主意变了。他给李开复回信说，他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来做访问学者。王坚后来说：“那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信。他说的是双方合作。
我却说来做访问学者。“导致王坚改变主意的原因说来挺奇怪，一个是学校让他”当官“，一个是学校让他”开会“。会议内容涉及”学科建设“一类话题。在学校的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个探讨学校大政方针的会议，因而异常重要，但在王坚看来，只不过”说了很多没有用的话。真没有意思“。他实在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开这种会上。过去但逢开会，他就要别人代替他去，但自从这个学期开学之后，事无钜细都要开会，并且都要系主任去参加。他发现他199正在为这顶”乌纱帽“付出代价：一坐又是一个下午！
大家轮流发言，慷慨陈词，不是说“为科研服务”，就是说“替科研人员解忧排难”。王坚却在心里盘算：“美其名曰他们替我们做事情，其实是我们替他们做事情。
我们有什么需要开这个会呢？是他们需要做某一件事情，却要我们来捧场，好像是为我们做的。我们不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要来管，我们需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管不了……“几个星期后，学校又让他当理学院的副院长。这叫他更不满意：”我已经说了不愿意，他们就是不信，居然就宣布了任命。怎么这样不尊重我的意见呢？“他心里这样想着，不禁愈加失望，当场决定”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对人事处处长说，他要出去做访问学者。
处长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为了做一些事情。”处长说，只要系里没有意见就行。王坚心里说：“我自己就是系主任。当然不会有意见。”他连个报告也没有写，就给自己“休了长假”。
李开复见到王坚的信，当然高兴，事情一拍即合。
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王坚来到研究院。不过，当时这200两个人心里想的都是“访问学者”，谁也没敢想别的。那时候，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还是空空荡荡的，李开复给王坚选了一个离他最近的办公室。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奇怪，他们最看中的事情，就是人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也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逃避了“乌纱帽”和“会议”的王坚，在希格玛大厦找到了“知己”。他不喜欢自己大学里的会议，却喜欢希格玛大厦的会议。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