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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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把科研人员都毁了。
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
王：这是普遍的。
255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
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还说是“把科研人员推向市场”。公司要什么，研究所就做什么，那还有基础研究吗？
王：公司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我们叫“上贡”。
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
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
这话不一定正确，至少有点偏激。但却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
这一年，按照统计部门的调查，我们国家用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资金，折算成美元，大约有27亿，这和微256软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差不多。
在一片“资金短缺”的呼声中，圈子里面真正洞悉内情的人还在发出另外一种抱怨：拿中国学校和外国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
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黄昌宁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今年62岁，一副黑边眼镜，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担任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
257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后来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
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80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他说他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有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可以只问研究不问钱：“在这里，你最担心的是本事不够大，做出来的事情不够水平。至于钱，那是不封顶的。”有人看他一脑袋白发还给外国人打工，说他“晚节不保”，“有损自尊心”。他说：“科学没有国界。”还说：“你只要看看市场上的汽车、258彩电、移动电话，就会知道让外国企业进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听到那些大骂微软是“侵略者”的声音，他就反问：“让计算机在中国人的手里变得更好用，这件事对中国人价值不是更大吗？”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学校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黄昌宁还是王坚的观点，都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事实上，很多在外企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之情，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整天在嘴上高喊“民族精神”的人。他们一天到晚为外国人做事，这不假，但他们的工作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至少要在那些除了“大批判”就什么也不做的人之上。1999年春天，“基础研究”之风刮起来的时候，这些人特别兴奋，都说这是击中了中国科研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只可惜这“兴奋”不是来自中国自己的企业，而是来自微软。
公开的舆论怀疑微软的“基础研究”中潜藏着无限杀机。很多中国人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年销售额好几百亿美元的公司，会干出“只花钱不赚钱”的事情来。
259方正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肖建国劝那些疑虑重重的人说：“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从事基础研究。这与我们的研究不存在冲突。”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也试图给人们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印象。他说：“好的软件像一串项链，微软中国研究院是用中国线串外国珠子，而我们是用中国线串中国珠子。”但大多数人还是不信。张平说：“它的目标也会是非常明确的，占领未来中国市场。”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基础研究只是微软的一个幌子，它看中的只可能是中国的市场。”外国人面对中国人的这种争论，通常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一次，有不少人忍不住加入进来。
一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说：“微软从来都是一家最讲现实的公司，它所说的基础研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不会太一样。”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李开复所说的“基础研究”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理解的“基础研究”的确不一样。不过，这是后话。
科研方向：把机器当作人，不是把人当作机器根据后来印制的时间来推测，李开复的《科研的方向》一文，应当是完成于1999年5月。几个月前，他在260北京对记者阐述同一个问题时，还只是一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他说，“微软公司投资基础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开发出新技术”，是为了“改善用户在使用计算机过程中的体验”。还说，“我们将能使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现在，他把自己的想法尽量铺张开来，先是展望未来，然后就提出一连串让计算机用户头疼的问题，诸如：带宽的供不应求问题；无序信息爆炸的问题；多元操作环境的问题；用户界面的易用性问题；多媒体技术的集成问题。这些“问题”让那些外行人看了不知所云，但他接下来开列的三个“新一代”，却是任何人看了都会明白的：新一代多媒体－－首先，将研究“网上多媒体”。新一代多媒体将以因特网为中心，而因特网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带宽永远供不应求。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进行最新的网络和压缩研究。希望能将多媒体信息的索取变得更简便、快捷、经济。我们将实现多媒体的自动分析、有序化和可视化。将无序的多媒体变成有序。我们将研究如何把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与数字视频相结合，以实现“互动式多媒体”。
新一代用户界面－－让人们能够用更自然、更多元261的方式和机器“交谈”，让使用计算机像与人交谈一样自然。
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尤其是中文处理技术。让中国人将来使用中文计算机像美国人使用英文计算机一样轻松，方便。我们希望最新的自然语言技术加上键盘、语音和手写体识别技术，能够结合成一个最人性化、最迅速的输入方式。我们计划研究跨语言的检索技术，比如能对英文文本提取大纲和关键词，并将这些信息翻译成中国人可以利用和理解的文字。
悟性好的读者即使完全不懂计算机技术，也可以在其中看出李开复的一个重要思想：科研的发展应当以人为本。把机器当作人，而不是把人当作机器；让机器适应人，而不是让人来适应机器。未来研究微软历史的人，实在不可忽略了这个思想，也不可忽略了这篇文章。平心而论，它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开创史上，乃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倘若日后中国计算机软件业真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振兴起来，这文件也是值得书写的一页。李开复本人以英文见长，但此文全部以中文写成。从行文的方式来看，他是将它作为能够公开的文件来写的。不然他262就不会在文章的结尾处充满激情地写道：“我更期望上述创新能够对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计算机难题有所帮助，进而造福12亿中国人。”此前我们曾经谈到，当中国人知道微软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研究机构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既自豪又蒙羞的心情的。但是有迹象表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件事本身的价值。事实上，尽管微软看中了中国大学校园里那些年轻人的才干，也的确关注中国未来的市场，但直到1998年初夏，微软公司董事会已决定将研究院设在中国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时，公司领导层中大多数人倾向于开辟一个小型机构－－也许只具有象征意义。仅仅因为李开复在这个夏天的加盟，才使整个计划的面貌为之大变。这情景有如一副桥牌，原有的牌点勉强可以成局，忽然来了一张新牌，一下子叫成“大满贯”。
一年以后，也即1999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李开复真的做成了一副“大满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组织结构已经建立起来，包括6个研究小组，一个软件开发部和一个行政部门。人员也大致各就各位：263网络多媒体组：张亚勤首席科学家、副院长。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李劲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李世鹏研究员。李海大学博士。
朱文武研究员。纽约理工大学博士（1999年秋天加盟微软）。
邵怀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张黔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博士。
王宏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吴枫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主任研究员。丹麦科技大学博士。
江灏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陈向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264文继荣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晏洁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杨雨东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陈劲林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1999年秋天加盟微软）。
祁卫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主任研究员。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郭百宁研究员。康奈尔大学博士（1999年初冬加盟微软）。
李江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
刘文印研究员。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博士。
徐迎庆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吴【FJF】竁【FJJ】升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王立峰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
童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265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主任研究员。浙江大学博士。
张高副研究员。中科院软件所博士。
韩坚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音字技术组：李开复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张益肇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李明镜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
邸烁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2000年6月离开研究院）。
陈正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
高剑峰副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黄超副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
周健来副研究员。中科院声学所博士。
自然语言组：266黄昌宁主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
周明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刘挺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蔡东风副研究员。东京大学博士（2000年1月离开研究院）。
王海峰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2000年5月离开研究院）。
荀恩东副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
朱江语料管理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硕士。
软件开发部：凌小宁软件开发总工程师。俄勒冈州立大学博士。
王庆软件开发组组长。清华大学硕士。
孙宏辉软件开发工程师。北京大学硕士。
陈通贤软件开发工程师。北方交通大学学士。
杨飞技术支持工程师。东南大学学士。
267胡春辉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
李岩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
孙燕峰软件开发工程师。清华大学硕士。
顾烈软件开发工程师。北京大学硕士。
王强技术支持工程师。北京理工大学学士。
高校关系及营运部：陈宏刚经理。华盛顿大学博士。
尚笑莉公关及招聘经理。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专科。
王瑾高校项目经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士。
夏鹏高校关系经理。电子科技大学学士。
陈蕾执行助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
郑薇行政助理。首都师范大学学士。
张静行政助理。首都师范大学学士。
我们国家的报纸在报道事实的时候，往往不是夸大就是缩小，但是这一次记者们用不着做任何加工，就在268报纸上发表了如下文字：“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发展到60人。”
“在高级研究人员中，从海外回来的有8人。”
“研究队伍的建设已基本完成。未来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微软中国研究院扬帆起航。”
如此“会议”如此人虽说是“扬帆起航”，但情形却有些奇怪，这么些博士、硕士和学士，从国外来的和从国内来的，一下子汇聚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坐在四季恒温的办公室里，用最新的装备，拿着高工资，喝免费饮料，吃优质午餐，还有背景音乐在耳畔伴随，但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面，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一般中国人在学校的时候，习惯于老师出题目，到了参加工作的时候，习惯于领导派任务。他们对于西方公司的印象，无非是报纸上的那些描绘，或者次等影片中的那些镜头：充满了紧张争斗的气氛，资本家（后来又时兴说“老板”）大声吼叫，员工忙不迭地说“是”，269三步并做两步，一边嚼着“汉堡”一边还在打电话，终于熬到下班时间，摇摇晃晃回到家里，倒在床上万事休。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居然是这样恬静舒适。
可是，微软聘用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他们来享福的，而是要他们来打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有些话已经能够露出一些端倪。张亚勤口口声声说：“要做就做成世界上最好的。”沈向洋动不动就问人家：“新东西是什么？”张宏江倒是沉默了3个星期，但一开口就说出“4个方向8个问题”。李开覆没有这样咄咄逼人，他说的是：“给每个人最大的空间。”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
“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
“不同意你但支持你。”
……
诸如此类的话，听上去让人既舒服而又回味再三，不禁惊讶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随意从容却又如此激动人心的管理原则。但他又说：“我们不会追着分配题目，是因270为我们找到了最值得信任的人。”这话就让所有人难免感到无形的压力。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没有指挥员的命令，每一个战士都能自行其是，战场在人的大脑中，所以越是无影无踪，就越有可能凶猛惊人。多年以后，人们的记忆当中也许只留下战斗的结果－－或者丢盔卸甲树倒猢狲散或者满载战利品昂首凯旋，战斗的过程则已是模糊一片的万花筒。
假如还有一些场面足以勾起沉思与遐想，那必是大大小小的会议室中迸射出来的那些“思想火花”。
“Meeting”－－会议，是希格玛大厦中最常听到的用语，也是最常使用的工作方式，乃至只能容纳几十人的办公空间中，会议室竟然多至6个。不过，这里所谓“会议”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并不一样。数十人聚集一堂自然叫做“会议”，但更加经常的却是三两人或者五六人的讨论（他们认为人数多的会议必然降低效率，所以通常情况下与会者决不超过6人），甚至两个人的见面也被他们叫做“会议”。李开复可以邀请一个研究员来参加会议，任何一个研究员也可以邀请李开复来参加自己的会271议。“会议”有时可以长达两天，有时则短至几分钟，也许仅仅是一顿午餐或者是在下班路上。无论人数多寡，时间长短，都是他们表达自己思想以及听取别人思想的最佳时刻。会场上没有我们在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场面：默默读报，悠悠喝茶，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些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的话，众人闭目养神充耳不闻。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那些会议室，没有这般悠闲自在的气氛。
与会者倚身圆桌旁边，周围都是“白板”，激烈的争辩和熏人的汗臭交织在一起，证明执行助理陈蕾所说“会议”
是“脑力激荡”确实不错。还有那一串串的字符、标记和线条，像是一堆古老的文字也像未来的语言，让人们看到那些原本无影无形的思想火花，表明张亚勤所说“会议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也非虚妄之词。还有那众人口中涌出的声音，中文当中夹着的英文，穿插跳跃，似乎语言本来就应该是如此而无须分彼此。还有每一个人都在采取自己认为最舒适的方式，或站或立，或者仰面斜倚在沙发上，或者脚踏椅子屁股放在桌子上，甚至还有人干脆躺在地板上，姿态万千，有意无意间把秉性品格也显露无遗。还有争先恐后地发言，击节叫好与互争短长，让所有人的思想在众人面前碰撞，又闪耀出新的光272芒，即令是愚蠢的念头也可以化作神奇，幼稚也可以变得成熟。这又证明了张宏江的话，“现代科学研究不是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在讨论中激发出来的”。当然也还有一些质问突然蹦出，很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话头。最常听到的质问就是：“What'syourpoint？”－－你的要点是什么？因为这些人全都痛恨空泛、模糊和不着边际的议论。还有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场面，每逢这个时候，会议主持者通常不会判断谁是谁非，不会对任何人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会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办法好，你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只有很少的情况下需要当机立断，这时候就可以看出，不懂研究的人是无法管理研究者的，也可以庆幸会议的主持者的确都是专家。
还有一些久拖不决乃至影响效率的情况发生，比如一个“应该赞助学校多少钱”的问题，就讨论了30分钟还不能统一。争论常常会产生最有效的办法，但也会延误时间，有如凌小宁所说：“民主的代价！没有办法。”如此等等。
若说“民主”，可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包容不同意见的确是微软文化当中的本来之义。“在微软，我从来没273有听说哪一个人因为说话而受到惩罚。”凌小宁说。他在微软工作已经7年，是研究院中“微软资历”最长久的人。所以，当李开复发现从中国大学校园出来的年轻人很不习惯对老板当面说“不”的时候，就觉得有必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请凌小宁为大家报告“微软文化”。这样，这一天的午餐时间就变成了凌小宁的演讲会。他站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指南厅”里，对着那些一边吃着肯德基汉堡包一边瞪大眼睛盯着他的年轻人，发表了研究院迄今为止最令人惊讶的一次演讲：你有权力说“是”或者“不”。我们中国人总是以为，我是为老板工作的，所以总是想“老板怎样想”。其实，你做事情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的公司。你拥有这个项目，你就拥有权力。你应该相信，在你自己的领域里，你比老板懂得多，比开复懂得多。开复也不是万能的。我在微软做那个项目的时候，我的老板就说了很多，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我全部拒绝了。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不去做。我认为可能的事情，就一定去做。你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你的责任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做成你想要做的事，包括你的老板的干扰。如果他说得好，你当然可以接受，你认为他的不对，就可以不接受。
274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沈向洋走进李开复的办公室。今天这个“两个人的会议”，主题是讨论“纹理合成”
的研究怎样起步。李开复每周和所有研究小组经理各有一次例行会议，安排在固定的时间。这种“一对一”在研究院乃是最常使用的会议方式。按照李开复的解释，让另外的完全不相干的人坐在旁边“陪会”，是一种最大的浪费。现在他和沈向洋所要讨论的“纹理合成”，在时间表上来说，是研究院成立之后确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
虽属重要之举，但却只同沈向洋小组有关，所以仍然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谈到会议，沈向洋就会想到1995年在美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图形学年会的场面。这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的最高水平的会议，每两年一次。那时候沈向洋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学生，第一次来到这种高水准的场合，不免惊叹其场面的壮观：4万人参加大会，其中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