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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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访客全都压低了嗓门说话。但这一天是个例外，那是1999年11月5日，星期五，也是研究院成立整整一周年的日子。京城淡雾薄云，天空灰蒙蒙的，但李开复的脸上却是一片灿烂。他把几十位记者请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来，又让他的那些最出名的研究员437全部停下手里的工作，和记者们坐在一起闲扯了至少一个小时。大厅里一圈一圈的人，笑语喧哗。天花板上吊满了彩带和气球，茶几的“白板桌面”不再有任何奇形怪状的符号，而是摆满了各种水果和零食。又过了一会儿，李开复笑眯眯地走进来，身上是那套只有最正式的场合中才穿的藏蓝色西装，就像一年前研究院开张那天的打扮一样。那时候，也是这群记者，一个劲儿地询问他到中国来究竟想要干什么，而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让他的研究院成为“世界一流，亚洲第一”，还要做一些造福于中国人的事情。
现在，他的口袋里揣着一大堆东西，这些东西全都在比尔．盖茨那里获得极高的评价，也赢得微软总部里那些行家的尊重，但在李开复看来，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还要向中国人证明，自己信守了当初的承诺。他宣布，在过去一年里，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做了11个主题报告；提出9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10所大学里和15000名大学生交流。首席科学家张亚勤接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贺信，当他回到母校中国科大的时候，学生们趋之若鹜，438把报告厅的门槛都挤破了；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沈向洋，在国际图形学年会上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引起轰动。
在随后的5分钟里，王坚走出来，把他的曾经感动了比尔．盖茨的成果向中国记者们演示。“做研究不一定随大流。”他一上来就大有深意地说，“比如，报纸上每天都在说非键盘录入，我们仍然在研究怎样改进键盘录入。”经他改进的中文“界面”，在记者们中间引起一阵阵惊叹：拼音和文字不会再在屏幕上跳来跳去；你敲错了字母，电脑可以自动纠正；无须再按什么切换按钮，就可以让中文和英文混合录入……
然而李开复手里可不仅仅是数字、奖状和在电脑屏幕上活灵活现的那些新软件，他最得意的还是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既聪明又朝气蓬勃的人。他说他已经有了大约6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其中有5位同时也是国内10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又接着邓小平当年的话头，开心地说：“许多80年代的计算机娃娃，现在都给我们抓到研究院来啦。”他还有更加得意的事情要说呢：“我们又有了4位博士，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美国来的。”他把这些人拉到台上一一介绍。先请王坚上台。李开复把浙江大学的439这位心理学博士藏在手里已经整整6个月，密不示人，心里总是担心人家指责他“抢人才”，现在看来也不用再遮遮掩掩了，因为他接着介绍的另外3个博士都是从美国回来的。记者们要是说他在中国抢走了一个人才，他就会说，他从美国人手里抢回来3个。有张益肇，有郭百宁，还有朱文武。他把这些人介绍完毕，特别提到朱文武曾在贝尔实验室效力。接着摆出一副挺认真的样子冲着大家说：“朱文武博士是我们这里最有希望得到‘诺贝尔奖’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记者们有些茫然，就听见他继续说：“因为朱文武对‘贝尔’说出了‘No，Bell’，而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他有意识地停顿一下，接着又说，“这是玩笑，过分了，即使对记者也不该这样开玩笑。”但大家还是笑成一片。这时候他显然是在试图让记者们想起他在一年前的保证。那时候，他声称要帮助中国吸引优秀人才回国，而报纸上还认为他是在大言不惭地吹牛呢。
那个下午，李开复的心情显然特别好，也特别有兴趣和记者们套近乎。他邀请他们参加当天晚上研究院成立一周年的庆典晚宴。见到熟悉的记者，就会笑脸相迎，440尽管西服革履，但还是忍不住要向一位他熟悉的记者插科打诨：“咳！你下个星期能参加我们的会议吗？”
“当然。”
“那太好啦！会‘拱猪’吗？”
“当然会。”
“太好啦。敢钻桌子吗？”
“当然，谁输谁钻！”
“哈！一定！”
一个星期以后，李开复和他的同事们果然有一个通宵的“拱猪大战”。那是在连续10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的一次彻底放松。那个夜晚的牌桌上，这些“世界级”科学家依然显出逞强的本色，赢了的兴高采烈，输了的就钻桌子。其间穿插着肆无忌惮的言谈笑语，让你觉得这些人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最常见的顽童一样。
不过，在11月5日的晚宴上，这些人不曾这样放浪441形骸。晚宴地点的选择看起来既刻意又随意。那是京城中心西单路口南侧一座旧时的王府大户，大门漆以朱红色彩，门楣巨幅匾额上“四川饭店”四字，为郭沫若题写。京城轰轰烈烈持续多年的大拆大建，也还没有波及到这个地方。进门三重四合院，沿西侧长廊走进，雕屏画柱，大红大绿，华丽、尊贵、典雅、铺张。据说邓小平生前常来此吃饭。邓去世后，这后面的大厅扩建，改为中国会堂，实行俱乐部制，只有会员才能进来享受餐厅的菜肴和服务。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庆典选在里院的宴会厅。长50多米，宽15米，上下全为木制结构，排满了巨大的餐桌。侍者无论男女，全部中式打扮。席间轻歌曼舞，妙语欢声，一派典型的中国味道。有人在数百来宾面前问李开复：“这一年来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走到台前，拿起话筒说：“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机会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群人在一起工作，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台下数百宾客睹面闻声，交头接耳，有人挺受感动，有人觉得夸张。就在这时，李开复所说的“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群人”全体起立，走上台去，在一片轻松而又凝442重的气氛中，唱起了张明敏的那首著名的歌：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歌声渺渺，余韵缭绕。宾客热烈鼓掌，台上台下互相道贺，都说一年来尽管千难万阻，历尽艰辛，毕竟万事如意。有如里克．雷斯特后来的赞叹：“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很少有人能在一年里面组织这么强的一个班底，写了这么多论文，参加了这么多很高级的会议。”里克．雷斯特还说，一年前建立中国研究院的时候，他曾有两个大问题：如果请美国和欧洲的人去，他们在当443地能够有效率地工作吗？如果在中国找人，能找到非常优秀的人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当时在美国的大多数人都担心，就连那些对中国最有信心的人也没把握。现在，里克说：“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肯定的。凭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做到这些非常困难。就连比尔也很惊讶开复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样看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李开复所愿，他在第一回合中取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然后是第二回合，他在大学生中树立了研究院的形象；现在，第三回合，他赢得了他的老板的赞扬。但是，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无论从美国回到中国本土上来的人，还是从中国本土加入外国企业的人，全都在“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中融为一体。真是太平洋两岸皆大欢喜，就连那些在一年前最尖刻地指责研究院“抢人才”的记者，现在也不禁啧啧称羡。
第五章Deadline－－“死亡”线回过头来看，信息技术对社会的改造是革命性的。
444－－罗杰．瑞迪“我们这帮人就像一群狼”
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沈向洋一向有“工作狂”之称。此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只要往电脑跟前一坐就不分白天黑夜，一边吃饭一边和同事谈论工作，甚至在走进洗手间的时候，也会萌发一个与众不同的念头。他通常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个小时，眼睛总是红红的，一看便知，那是睡眠不足留下的痕迹。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美国人不会这样，他们很在乎自己的时间，把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楚。”他的妻子这样抱怨。按照她的叙述，自从她在1999年9月把家搬到北京来，沈向洋就没有按时回过家。他每天早上7点半离开家。晚上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觉了。天天都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赶写论文，夜里12点钟下班算早的。
有时候干脆不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研究院买来5条被子，让这些晚上加班不回家的人使用，他把其中一条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靠在楼层内侧，没445有朝南的窗户，若是换了旁人，可能会抱怨见不到阳光，他却说这正合他的心思－－可以完全不顾时间，困极了倒在地上睡一会儿，起来一转身又坐到电脑前。
进入11月份以后，他就更顾不上家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12月3日。
“记住国际视觉大会的论文终结期限。”他对小组里的成员说，“12月3日是我们的‘Deadline’。”
“Deadline”的中文直译为“死亡线”。中国人通常把这叫做“交货期”、“截稿时间”、“竣工日”，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大致都是描述一个客观事实，而不具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感情色彩。但在微软公司，却有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词来描述这种情形。当员工们嘴里不断提到“死亡线”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处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下。现在，沈向洋小组和他的12个下属－－4个研究员、3个副研究员、4个实习生和一个访问学者，全都处在这种情形中。每天晚上，5条棉被根本不够这些人用的，余者只好在沙发上合衣而卧。
徐迎庆有一次说：“我们这帮人就像是一群狼。”
446沈向洋笑道：“是一群饿狼。”
拿“饿狼扑羊”来形容这群年轻人每天扑向电脑的样子，显系夸张之辞，但在巨大压力之下无节制地工作，却代表了希格玛大厦中相当一批人的精神状况。在这里，加班乃是一种正常的情形，不加班的人倒是非常少见。
每人的日工作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临近“死亡线”的日子里，就有可能再增加一倍。
不过，也有例外。
中国面孔后面的美国文化在这个如火如荼的秋天里，有一个人闷闷不乐。
刘挺陷在一种莫名的苦恼中，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白天沉默不语，晚上睡不着觉，瞪着黑色的天花板辗转反侧。当他看到李开复站在台上全神贯注地唱“我的中国心”时，不免想到：中国歌唱得那么动情，中国话讲得这么流畅，还有一副地道的中国面孔，可你要是仅仅看到这些，那就难免误入歧途！
刘挺和李开复之间的不能和谐，在希格玛大厦里虽然波澜不惊，但却影响深远。如前所述，刘挺自从听了447李开复的一次演讲，便义无返顾地辞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职。那时候，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公待遇，事实上他还明显地被大家当作青年教师中的后起之秀。
他拥有他那个年龄的教师所能拥有的一切好处：职称、职务、住房、种种赞誉和鼓励，还有领导的许诺。但是他说：“我还是要去微软。”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在学校，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只能做人家要我做的事。
在微软，既让你挣到足够的钱，又让你做你愿意做的事，还有最有水平的人带着你。“这样看来，刘挺是抱着对研究院的无限希望走进希格玛大厦来的。另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李开复在那时也对刘挺寄予很大希望。刘的专业素质在那所著名大学中属于佼佼者，头脑清醒，反应敏捷，上中学的时候就获得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上大学的时候又是学生干部。来研究院面试那天，刘挺居然能把李开复提出的4个问题答对3个半，让这位求贤若渴的院长兴奋不已。那个下午李开复本来的计划是陪同斯蒂夫．鲍尔默去晋见中国总理，但他却宁愿继续和刘挺谈话。他对斯蒂夫说，他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最优秀的人“。那448个下午，他就把晋见中国总理的时间用来和刘挺谈话了。
刘挺在所有考官面前表现出色，在数百名应试者中，他的总成绩列在前两位，直到后来李开复对他的工作大为不满，而他对李开复的风格也无所适从的时候，这位院长还是坚信当初给予他的最高评价并非失误。
但是，李开复和刘挺很快发现，彼此都不能满意。
而且，当初希望越大，如今失望也就越深。“我们之间并没有真的沟通。”刘后来说，“我以为他对所有事情都能明察秋毫，都能了解，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刘挺在这年春天成为黄昌宁小组的副研究员。最初的课题叫做“自然语言文本的自动分类”。他挺高兴，因为这听上去就像他熟悉的“文本摘要”。小组里的情况不如人意，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没有李开复小组里那种活跃的气氛。刘挺以他缜密的心思和敏锐的眼光，还发现那个小组的成员尽管都是外行，但有了李开复的特别关照，全都突飞猛进。李开复是语音识别领域的大专家，全世界谁做得最好，他都知道。他为手下那些外行小伙子一篇一篇地指点文章，然后一次一次地讨论。当李开复穿过刘挺的“格子间”，走到邸烁和陈正的“格子间”
449里谈笑风生的时候，刘挺就有一种被冷落了的感觉。他在自己的小组中没有感受到这种支持，没有那种压力之下的激励，更不会有紧张节奏中短暂的幽默和笑语。他要自己去找文章，有时候路子不对，所有的工作全都白费，有时候碰巧对了，也很慢。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他发现，他对研究课题的感觉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他需要完全转换另外一个领域方能适应，而这种“转换”正是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夏天到来的时候，实习生来了，其中两位恰巧就是这个专业，驾轻就熟。这一来，刘挺觉得自己连实习生也不如，不免灰心。
8月底的一天，李开复终于注意到刘挺。他感觉到刘挺有些不对头，其研究方法虽有新意，但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最要命的是，实在看不出刘的研究题目有什么价值。他问刘挺：“你做这些问题是干什么？”刘挺在这个题目上已经用了两个多月，原以为这是经过李开复认可的，现在很惊讶地发现，李开复不仅全无印象，而且不满意。以后两天，他给李开复写了一个报告，极力说明自己的工作，满心期望李开复能够理解，但李开复对他说：“我对你的期望很高，你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450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只好想办法改弦易辙。“我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对朋友说，“过去还有一点，自从博士毕业后，就根本转变了。”他决定不再为自己辩护，事实上他本来就对什么“自动分类”不感兴趣。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题目：机器的自动校对。先与黄昌宁谈，又和研究员周明谈，大家都说好。周明还说，自然语言小组的5个人，应该集中起来，主攻一个方向。
刘兴奋起来：“自动校对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想，在哈工大实现不了的理想，在微软也许可以实现啦。”他带着再次燃起的热情去找李开复。却不料兜头又是一盆“冷水”。“没有新想法，”李开复说，“微软在中国的另外一个机构－－张湘辉的研发中心，已经把这个东西做成产品了。”接下来发生的情节，在两人之间划开一条裂痕。刘挺为自己的想法辩护。他说他相信“自动校对”的潜力很大，还说他的模型用在中文五笔字型输入上，立即会取得很大效果。但李开复说，我们必须想用户需要什么，不是只想你的手里有什么。中国95％以上的计算机用户使用“拼音”，而非“五笔字型”。刘挺承认他的“自动451校对”用在“拼音”上还不行，但仍在坚持自己的逻辑：不错，中文用户中95％使用拼音，但使用“五笔字型”
的都是专业人员，人数虽少，每天输入的文字数量却占总数的95％……争论到了这个地步，李开复觉得已经无法说服刘挺，就说：“我们的研究是‘开放式’的，如果你一定要去做这个题目，你就去做。”“他把这句话说了两遍。我一下子就蒙了。”刘挺直到半年以后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场面，“我理解，他实际上是不让我做。他的意思是，第一，让我承认他是‘开放自由’的；第二，我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老板是这个态度，我要坚持，他不一定会支持我。我的压力也将非常大：万一失败了呢？”刘浑浑噩噩地走回家去，躺在床上，整夜睡不着觉。
他估量眼前的形势，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甚至明显感觉到，他所尊敬的李开复，对他的过去和现在“全都是一个负面评价”：“他认为我不能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应该从用户的角度去想。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东西，难道都没有用？我抱了很大期望的题目，他却认为没有太大的意思，没有太新的观念，没有出452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刘好像变了一个人。寡言少语，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没有一点激情。陈宏刚察觉到刘的沉闷，同时还很敏感地担心，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20多个副研，全都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园，这些人多少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他对李开复说，应当和副研究员做一次认真的谈话。这一建议使李开复意外。“为什么要谈？”
他问。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可以证明，李开复在那个时候还完全不了解刘挺内心的苦闷。
判断一个人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就会困难得多。然而更要紧的是，刘挺的沉闷似乎带有某种“中国特色”，因而具有必然的和普遍的性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的烦恼归咎于他本人的运气不佳，更不能以其能力不足或者努力不够来解释。探本溯源，还必须从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两种不同文化说起。
概括地说，美国人的为人处世，和中国人的习惯在根本上是不能一致的。美国人头脑简单，不擅联想，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争端发生的时候，总453是就事论事，以最简单的逻辑和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是强求一律。假如这种简单的办法不能奏效，他们宁愿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
但是我们的国家无论男女老少，几乎全都具有拐弯抹角的本能。头脑复杂，善于联想，久经“阶级斗争”的磨砺，加以身边人事纠葛不断，勾心斗角。所以人人都能以警惕的眼光注视四周人情世故，从来不肯简单地就事论事，因为，今天的细枝末节很有可能意味着明天的参天大树，任何一个小的麻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背景。
就算是人群中响了一个“屁”，也该在其中闻出无穷深厚的味道，是为“上纲上线”。上级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眼神，都可以作为重要征兆，令属下彻夜不眠。
这种处世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李开复不能洞悉刘挺以及具有同样经历的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在彼此相处中，也不能细心体会这些人的变化，至少不像陈宏刚那样敏感。比如刘挺在1999年1月31日第一次来希格玛大厦面试的时候，乃是乘火车进京。因为他注意到，研究院先是允许这些外地面试者乘飞机，后来又宣布由每454个人自由选择火车或者飞机。若是头脑简单的美国人，不会对这样的细节赋予更多联想，但刘挺不同，他相信，这意味着研究院让大家“坐火车”，但又不肯直说。看到李开复从他身边走过，和语音组的陈正、邸烁有说有笑，他“心里不是滋味”。看到别的小组都在出论文出专利，而自己的小组没有，又预见“小组的地位会降低”……
举出这些小事，就可以发现，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和一个美国人的为人处世会有多大的不同。这些在刘挺看来并不寻常的事情，在李开复的心里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开复才会对陈宏刚的警告感到惊讶。
刘挺承认，自己从小到大，始终受中国环境的熏陶和中国文化的教育，喜读儒家和道家的书，但直到他身处一个美国式的企业中，才能体会这种背景的影响之深。
这个夏天，他在科研上一无所获，但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过去我总在心里把开复当作大学里一个更高水平的师长。”刘有一次这样解释自己的顿悟，“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完全中国人的面孔后面，是完全美国人的文化体系、道德标准和工作方式。”455李开复显然也悟出了这个道理，不免懊恼自己的疏漏。事实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既出陈宏刚所料，也是刘挺不能想像的。他将所有小组的经理召集在一起，告诉大家：“昨天陈宏刚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觉得我们应该与一些副研究员认真地谈一谈。”这时候经理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刘挺身上。根据当日会议记录，可以发现，在研究院的某一个员工不开心的时候，这些经理全都焦虑万分：李开复：刘挺是很让我失望的。
沈向洋：当初我给他的分是最高的。
李开复：是啊，我们都是一致地给了他最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