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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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上千名教授和博士在图形学领域里东奔西忙。而每年这个会议只能发表40篇文章。”他说，“想想吧，能在这里出一篇文章，是一件多酷的事。”他宣布：“下一个‘死亡线’是2000年1月13日。我们必须拿出6篇更加精彩的论文。”他倒没有想着李开复反覆提起的向比尔．盖茨报告475的事情！所以难免有人说，他的研究方式正是重长远而不重眼前，重基础而不重产品－－这与副研究员的想法挺对路。
副研究员的懊恼1999年11月25日，也即“龙苑会议”结束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开始了他那个“心平气和、但没有人会笑着出门的谈话”。演讲的题目叫做《对副研的期待》，这是一连串演讲的第一个。此后半年中，又有：凌小宁：《如何在微软获得成功》陈宏刚：《有效的交流与反馈》王坚：《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别》李开复：《精彩演讲22秘诀》凌晓峰：《如何撰写科研论文》李开复：《软件产业及微软文化》张亚勤：《论文是怎样被审读的》李开复：《什么是微软重视的研究》沈向洋：《基础研究如何选题》476张宏江：《怎样把科研成果转换成产品》演讲一律选择在午餐时间，一律选择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指南厅”中，演说者一律站在前台慷慨激昂，聆听者一律嘴里嚼着肯德基汉堡包手上做笔记。开始的几次，只有研究院的几十个员工参加，但消息渐渐在中关村传开，以致附近高校的学生也纷纷赶来。到了2000年的春季，每逢演讲之时，有50个座位的“指南厅”，就会挤进来将近100人，很多人站在走廊上，还有人席地而坐－－无论是那些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还是那些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全都一样。大学生们回到校园之后还在啧啧称奇，都说这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大文化特色－－午餐文化。其中一个学生写道：“那场面很有些让人感动。”与一年以前明显不同，李开复现在对面前这些中国青年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他的第一次演讲是从现实矛盾开始，而不再仅仅是一种激情和理想。
他一上来就提到研究院刚刚完成的一项调查，说这次调查的一组数据，明白无误地展示了研究院目前所面临的矛盾：47760％的研究员认为，“6P”之中最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技术转移），而副研究员中只有5％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65％的副研究员认为，“6P”中最不重要的“P”是“对产品的影响力”，而研究员中只有8％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
这样的对比实在鲜明，李开复当场承认，这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正是这个“意料之外”，促使他开始尝试，从另外一个方面理解这些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
那个下午，他把自己想到的几行字显示在“指南厅”
的大幅屏幕上：副研究员今天的懊恼：1。不够长远，不够基础。短期的、为支持产品的研究。
2。太多杂事，还要编程。繁杂的数据收集、整理。
3。不够自由，管得太紧。本以为可以有空间时间来做基础研究。
4。除了方向，还应考虑我们的兴趣。
478应当承认，演讲的确别开生面。李开复第一次试图站在科研之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下属，也是第一次解释他的一系列被人误解的思想。他说，开放式的研究环境，就是“引导但不控制”，“不是可以任意做任何研究”。又说，所谓基础研究，就是那些在5年后能够成为市场主流的技术。还特别说明：“5年是很短的时间，你们想想吧，仅仅技术转移就要1…2年。”看来他想纠正副研的某些心理倾向，所以苦口婆心地将基础研究和产品转移联系起来：“对产品的贡献是将来最重要的贡献。研究院长期的惟一成功是‘对产品的影响力’。”“不做对公司没用的、或者影响力小的工作。”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他在调整研究院的科研方向，而是公司一贯的方针。
“为什么如此在乎‘产品转移’呢？”他自问自答：这是“不申请经费的代价”，也是证实基础研究的价值的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么，“失败的惩罚是绝迹”。
关于“基础研究”的问题，在希格玛大厦之外已经成为一个舆论焦点，在希格玛大厦里面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所以它在1999年的秋天，也即研究院成立一479周年的时候，成为李开复的一个不厌其烦反覆陈述的话题，看看他在电子显示屏幕上开列的排比，是颇有启发的：微软的基础研究是微软的基础研究不是想着做事情坐着想事情，经过科学手段、大量数据、可重复的研究肤浅、无用的、无法扩张的简单结果研究、理解、借用前人的结果不看别人的研究，或只抄袭别人的研究经过亲自设计工程原型，证实对用户有用理论的、没用的纸上谈兵不做产品，但理解最终目的是造福人类为鉴定、拿经费、出论文、满足好奇心专家带头，副研学习博士生带头，本科生编程，他也开始试图理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他说，中国人实事求是；美国人拥有创新精神。中国人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数学能力；美国人擅长独立研究，而且想得远，做得深。中国人有很强的编程能力，有克服困难的毅力；美国人有热情，有主动性。中国人讲纪律，讲服从，但心里有想法不直说；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沟通，甚至批评和争论。中国人谦虚，害羞；美国人自信，活泼。在陈述了这一切之后，李开复说，他所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
480但是李开复真的能将“两者结合”吗？对于副研，他的“期待”虽有极大触动，但这些人毕竟不是孩子了。
我们国家的政治教育和道德宣传，何其强大持久，都不能收到主事者期待的效果，李开复的一次“期待”，难道就是一副包治百病的良药？只要举出一个细节，就可以知道这种疑虑不是无病呻吟。在李开复完成他的演讲之后，沈向洋情绪激动地表达自己在微软工作多年的感受。
他说：“进入微软就好像进入天堂一样。你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话明显属于夸张之辞，出自沈向洋这样富有激情并且喜欢夸大自己情绪的人之口，并不奇怪。但当场就有一个副研究员反唇相讥：“那可不一定。”
鉴于这种种情形，经理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放任自流。李开复决定，每两个星期和副研们在一起吃一顿饭。第一次午餐会选在希格玛大厦西侧的一家饭店。李开复请大家说说心里话。这些副研来到微软的时间或长或短，一天到晚都是科研，还从来没有人让他们“说说心里话”。现在李开复给了他们机会，还告诉他们不要只会说“是”，不会说“不”。所以也就不客481气地七嘴八舌起来。陈劲林说，他喜欢从美国回来的人说话办事直截了当，不喜欢中国人的不坦率，总是让人家猜你的想法。还说，他喜欢研究院里平等自由的气氛，谁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但他发现，“老板们总是更多地从美国角度考虑问题，不想想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很多经理一开口就是‘你可以不分白天黑夜’。短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可以。长期这样就不应该。”他说他曾经和经理说过这些，“但他们也许不理解我的意思。他们做事情，完全以自己过去的经历为经验。比如我听说开复过去非常刻苦，沈向洋如何拚命，但你们不能这样来要求别人。”这时候有人提到，“两年合同期满之后怎么办？”李开复说：“你如果想后路，就肯定会离开微软，你要想在微软，就不要想后路。”陈劲林听了不免想道：“道理是对的。但这又是经理立场。用中国人的话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公开的问答和私下的抱怨，的确牵涉了微软人事制度中一个关键环节。公司在世界各地的3万多名员工，包括了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人。一般来说，临时工的薪金高于正式工，加班还能得到额外收入，但却没有482正式员工拥有的“股票认购权”。两相权衡，各有利弊。
大多数临时工渴望成为正式工，但几乎没有正式工愿意进入临时工的行列。
至于微软中国研究院中的“副研”，工资较“正研”
略低，住房公积金之类的福利也少，还没有所有人都羡慕的“股票认购权”，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以两年为限，也即到了两年聘期结束的时候，你要么是晋升为“正研”并且拥有所有相应的待遇，要么是离开希格玛大厦。从制度上说，“副研”既非正式工，也不同于临时工，更像我们国家广泛实行的“合同工”，还有点像“博士后”，在微软并无先例。李开复当日设计这样的制度，乃是基于一个考虑，对人才的观察，需有一个过程，仅仅凭借一次笔试和几个小时的面试，仍然不算可靠。他显然是在为公司判断人才的优劣争取一个更大的弹性。在雇员一方，也有一段较长时间来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但他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在“正研”
和“副研”之间构成一道无形但却影响深远的界限。所有的副研都会在心里时时飘着一片阴云：两年之后，何去何从？
483刘挺这时候已经发现，原来副研们像他一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禁勇气大增。有几分钟，他似乎成了大家的代言人。看着李开复循循善诱地向大家解释，他认为这是没有抓住副研的心理。他说：“开复，你讲了很多，我也理解。如果我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两年之后肯定会留在微软的话，我也这样想。我也会融进微软的事业中。为什么研究员认同你的方针？因为他们是微软的正式员工。但是，我们这些人想的是两年之后将做什么？微软如果不要我们，我们是出国，还是到哪里去？
副研是‘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一些成果，只有论文可以带着走。“他这样一说，有些经理着急起来，纷纷起来解释。李开复赶忙打断经理们的话，说：”你们停一停，让副研讲话。“于是刘挺又说：”你要在两年以后再筛选我们一次，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还不是一家人。有人说是‘忠诚不忠诚’。我说，这不是一个忠诚的问题，是具体的目标不一样。“很显然，消除刘挺的心理障碍，将他导入最好的竞技状态，乃是李开复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事实上他的确与刘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484刘挺开始理解美国人的处事方式，所以他也直截了当地对李开复说，那天李开复说的什么”自由开放“一类的话，在他看来是”以大欺小“。李开复很惊讶刘这样来理解他的话，更惊讶刘后来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李开复解释道，他当时是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真的不同意刘的主张，但也是真的同意让他自行其是。
还说，“如果你是美国人，就一定会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如果刘挺知道李开复在学生时期和导师罗杰．瑞迪之间的那个故事，就一定会相信他的“不同意你但支持你”，乃是出于一种真诚，而非矫情。可惜他那时并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能完全熟悉那种美国式的处事方式。
即便如此，这次谈话也已部分地驱散笼罩在刘挺心头的那片乌云。小组里的情形开始好转。王海峰调到张宏江小组去搞“搜索引擎”的研究。朱江专管语料库。
刘挺和荀恩东联手开辟了“机器自动翻译”的项目，由荀恩东搞“英文辅助阅读”，刘挺搞“英文辅助写作”。
这是他和周明在一起选定的项目，王坚评价说，“写”比“读”容易，因为写错了容易发现，读错了不容易识别，这使刘挺受到鼓舞。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又有过去在学485校时的研究做基础。他满意现在的情况，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大有前途。话不免又多起来，还成为研究院排球队的队长。但李开复心里想的还是“用户要的是什么”。他赞赏他们的选择，说“读”和“写”这两个方面对于用户来说都很重要，他认为，英文阅读虽然更加困难，但对用户更有用。不过，对于刘挺来说，这已无关紧要。“自从那次谈话，我就理解了开复，”他如释重负地对朋友说，“当初我非常想受到开复器重。但现在我不在意谁的器重了。重要的是，以后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知道怎样去沟通。”压力之下，几多兴奋几多愁李开复的诚意感动了刘挺，但却没能感动另外一个东北人。12月7日，也即他说出“对副研究员的期望”
两周以后、与刘挺谈话一周以后，他接到另外一个副研究员蔡东风的辞职申请。蔡在送给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中，彬彬有礼但却态度坚决地写道：开复：像您已经知道的那样，由于个人（或家庭）
486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不得不向您提出了辞去工作的申请。
尽管这也许有些突然，但还是得到了您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
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年是令人难忘的，也是很有收获的一年。能够有机会与这么多聪明的大脑在一起思考和工作，我感到非常幸运和满足。由衷地感谢在过去的一年里您曾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在我即将开始新的工作之际，能够得到您和宏刚如此真诚的关心与支持，这使我对未来更充满信心。
李开复很大度地表示支持蔡东风的决定，他甚至给研究院所有成员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来通告这件事：蔡东风告诉我，将于2000年1月到渖阳航空航天大学任教授及研究生部主任。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年中，东风从数据语言模型开始，他的勤奋工作带来了有价值的结果，为我们的语言和拼音识别系统打下了基础。此外，他的工作毫无疑问对微软未来的产品有帮助。我感谢他的努力。
在渖阳，东风将继续语言技术研究工作。我同意向他提供资金以帮助我们收集数据。我还将试图帮助他找487到开展工作的数据和软件。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位离职的副研究员继续得到支持，但我们会认真考虑每一位去大学或中国研究所的建议。
我发这封电子邮件，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向东风说再见。祝他好运。
算起来，蔡东风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好一年。这样的“再见”，在研究院不是第一次，日后也会多次出现，每一次都是彬彬有礼，好聚好散，挺有绅士风度，完全不像我们周围的某些情形：老板视员工“跳槽”为背叛行为，“跳槽者”自己则是“不做贼也心虚”，分手就是真正的分道扬镳，甚至化友为敌。然则不论蔡东风还是几个月后另外几人的辞职，其理由，都有一些是不能明说的，只能彼此心照。
蔡东风公开申明的辞职理由完全是家庭性质的。他的妻子在渖阳一个研究所里有自己的事业，不能来北京和他团聚。“我不能让爱人为我牺牲太多。”他这样说。
又说：“只是家庭的原因，就足以让我回去。”蔡的确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人，这一年中他每个月至少回家一次。
但是他的这个理由虽然充分，却很难说是惟一的。我们488回顾全部事实，则可看出他的所谓“家庭情况”，在他一年以前选择微软研究院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当初离开妻子来到北京，而今又要离开北京回到妻子身边，这中间显然有更加重要的理由。
实际上，蔡的考虑既实惠又周密。这一点，他在离开北京之前，曾与记者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问：为什么离开呢？
答：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问：你认为在微软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吗？
答：大概可以，但你不能脱离它的方向。你要对它承担责任。在国内的学校里就可以不受限制。
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学校里可以不对任何人承担责任？
答：对，我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
问：是不是研究院指派你的事情不完全是你的想法？
489答：是这样。
问：你是在自然语言组，这个组的研究方向看上去和你的兴趣没有不同，难道发生了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吗？
答：我在这里是一个人的力量，我回去是带一个队伍来做，作用是不同的。
问：你的意思是，你在学校是一个管理者，在这里只是单枪匹马？
答：是的。
问：假如你真的信心很足，为什么不能设想在这里领导一个团队？
答：微软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可能我的想法和它的想法不完全一样。
问：你是不是想这样说，虽然微软很注意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的能力和想法都能充分发挥？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在这里，要考虑公司的大方向，又要考虑把自己的研究和产品结合。
490问：但是，据我所知，研究员的一些研究项目是自选的。不是这样吗？
答：那又怎么样？不是人家需要的。在学校，你要是失败了，不用有压力。你做出来，就是自己的。在这里，你要是失败，就会有压力。你做出成果，是研究院的。你自己拥有专利，和公司拥有你的专利但给你奖励，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
问：研究院不是既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吗？
答：是的。但从副研究员的角度说，我们无法承担失败。只有两年时间，不能总是失败吧？失败了，你就要走了。
问：有人说这里很自由－－思想上的自由，是不是还有不自由的一面？比如失败的压力？
答：自由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压力很大也是不自由。
有些压力并不是直接的，不希望失败，这就是无形的但很大的压力。在国内的学校，很多人都在混，不来上班，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天如果熬夜，明天不来了，这都是自由。在这里就不行。我在这里一年当中，每天晚491上下班就走的时候很少。一般是9点到10点才回去。这里工作的压力比国内其他单位的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从开复到每个员工，工作的强度之大，压力之大，是国内的单位没有的。
问：员工之间有没有竞争的压力？
答：我想是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很强的。这个环境，总的看，不能允许一个人失败。
看来，蔡的离去，还由于他不能容忍一种长时间的巨大的压力，以及一种对于失败的深深的担忧。在几十个来自中国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中间，不能说蔡东风的这种情绪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情况，但也的确有不少人不为所动。与蔡东风不同，那些人完全进入一种创造的兴奋中。
另外一个人，徐迎庆，来到研究院的时候也是副研，和蔡东风同样，他也感到“压力”。但他又说：“我很喜欢这个环境，它很自由，真的是在激励你去做事情。”徐迎庆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计算所工作5年。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培492养的人才。此人有一个比常人更大的脑袋，但他的最重要的长处，是一种始终不息的激情和持之以恒的勤奋。
多年以来，他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以前下班回家，甚至连周末也不休息。他在同行中间一向以多产著称，但他承认，把他过去那些年里取得的科研成果加在一起，也不及在微软研究院里一年取得的成果多。
谈起过去那些年的工作，徐迎庆说：“整天尽说些不着边的话，做些没有用的事，或者完全不应该由你来做的事。”现在，他开始懂得把自己的智慧和时间用在最该用的地方。“老板珍惜你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你自己。”
徐迎庆说。这在他刚刚来到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就有过一次强烈的感受。那一次，陈蕾请他为研究院的新会议室设计一些内饰。他有电脑制图的专长，也乐于做这些事，相信自己用一个周末就可以满足陈蕾的要求。但就在这时，李开复知道了此事。他对陈蕾说：“你们不要耽误他的时间。”随后又给徐迎庆发出电子邮件：“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但我更愿意请设计公司的人来做。因为你的时间不是做这件事的。你是研究员！”493以上一种情形，在研究院以后长时间的运转中，造成了一种无形但却有效的秩序。徐迎庆对这种情形极为钦佩，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这就是大师的管理水平。”
还坚持认为，我们国家科研上不去的原因在于，不是“把鸡毛当令箭”，就是“把肉包子当窝窝头”。
李开复有一次这样谈论徐迎庆：“如果他在这里的研究效率提高了100倍的话，我一点都不惊奇。”在李开复眼里，徐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特别有激情的人。他什么都想做。而研究院可以提供给他最好的设备，还有经费。
“但最重要的是，”李开复说，“假如他有50个想法，其中有48个可能是不行的。已经有人做过，失败了，或者已经成功了。他不了解这些－－不只是他，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国外的研究情况。但我们一听就知道。我们就会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啊，这是一个好东西！他过去把能够想到的所有念头都拿来做。50个，每个做两个月，要做100个月。在这里，他只要集中精力做其中两个正确的。而且不用做杂事，不用申请经费。”徐迎庆的富于激情和想像力，在研究院中为大家公认。他那体积超过常人的大脑中，充满了无数稀奇古怪494的念头。他当然会有蔡东风所说的那种“失败的压力”。
“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一半就做不动了。”他说。对于李开复说过的“鼓励失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