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教你使诈1260-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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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说：“我觉得自己随时会跳下去。”
逃避与对抗不敢面对压力，或实在无法忍受压力的时候，就采取消极的逃避。甚至向那压力去靠拢、屈服。这是多么可悲的人性啊！
连小孩子，都会用装病，或弄伤自己，来博取大人的同情。
连成人都会因为不敢面对工作压力，而装病不上班。
他们岂知道，如同我们面对大气压力，最好的方法，是由体内产生相对的压力，使它两相抵消，让我们突然间，觉得轻松无比。
不信自己办不到最近读到两个人的报道，都谈到压力。
一位是在一九八五年，以十七岁的年纪，勇夺温布顿网球大赛冠军的德国网球好手——贝克。
他居然：“如果时光倒流，我真希望输掉那场温布顿赛。”
因为自从他拿了冠军，大家对他的要求愈来愈高。只要一场失利，就嘘声四起。贝克感慨万千他悦：“大家好象只记得我是温布顿的冠军，却忘了我还是个青少年。”
另外一位，是伟大的音乐家伯恩斯但，他曾对一群年轻的音乐家说：“你们要想成为伟大的演奏家，不仅在于你多么勤苦的练习，更要看你走上台，面对观众的强大压力时，是不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恐惧与犹豫，全摔到一边。由内心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不信你办不到的力量。那力量，使你成为大师！”
我更永远记得，代表美国参加世界溜冰大赛的克莉丝蒂·山口小姐，当她做完一连串最难的动作时，没等表演结束，就握紧拳头，向空中狠狠一挥。
后来记者问她，那一挥是什么意思，山口一笑，说：“是‘看吧！我终于办到了！（Gosh！　I　made　it！）’”
　　　　…

别让配料杀了你的味觉，别在文章里加太多辣椒和味精，更别不合时宜地一味倾吐，让读者喝了一大壶冷茶。
做一桌文章的好菜常有读者写信来，赞美我的文章写得好，并请教我写作的方法。
对于这一点，我真是愧不敢当，我从不认为自己的文笔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写作方法，更不是文学科系的“学院派”出身，我只是随兴写作，我笔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有时候，我甚至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我笔写我口，因为我的许多写作技巧，都是从‘吃’学来的。”
朋友不信，我则说：“你想想，要做一桌莱，就先得买材料，回家切切洗洗，把那不必要的扔掉。再按部就班地想好，哪样先得爆香，哪样应该切花，哪样先得慢火炖烂，哪样又得大火快炒。结果看来简简单单几道菜，很可能先花了一段时间里，用了不少时间买，费了许多时间摘，真正听见刀铲齐飞，看见火光冲天的时间，不过上桌前短短十几分钟。等到端上桌，又一会儿就吃完了。只是菜做得好，真是余味无穷，让人吃完了许久，还有得想。”
朋友都鼓掌。尤其写作的人，更是心有共鸣。
写文章如同做菜，先得办货写文章不就如此吗？哪个写文章的人能不早早就想“材料”？你只要定下题目，就得想那做法，好好收集材料。而且写作比“办桌”更麻烦，一篇文章的材料，常得收集一年半载。写小说的要到文章中的地点体验，写散文的要为写作的主题找素材。你可以读一大堆东西，到最后全不用，却不能不读。“书到用时方恨少”，你很可能发现才读过的东西，因为当时没弄清楚，而不敢引用；也可能惊喜到小学念的故事，居然派上用场。
写文章要有生活的经验才主动我最近看了一本美国黛安艾克曼（DianeBckeman）写的《感官之旅》（Bnaiural　History　of　the　Senss）真是吓一跳。这位小姐写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和视觉，居然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句句有出处，不知下了多少考证的功夫。隔不久，又在美国的公共电视，看到她连续四集的报导，把文字的感官之旅变成影像，让我不得不佩服，她的题材不只是从书本里得来，更有许多“生活”的经验，怪不得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会发觉，一个亲身感受过的人，写出的东西，绝不同于纸上谈兵的作品。他谈的不只是知识、是道理，还会给你一种主动的影像，从文句中跳出来，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
生动的导入，可以引人入胜我写文章很讲究这种影像，妙的是，我最早却是受到《诗经》的启发。
（诗经）里有所谓“兴”的写作技巧，先谈别的事，引起你的兴趣，再转入主题。它写男女约会，先说“东门之外的白杨树”；它写男女偷情，先说“野地里有只死樟，用白茅草包起来”。让你正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话题一转，跳出一对生动的男女。它也用“蝉”的头来形容宽宽的额角，用飞蛾的“触须”形容弯弯的眉毛，用幼嫩的小草形容纤纤十指，甚至以蛀木头的小虫形容女孩白皙的脖子。
但是，因为那些都是诗人亲身接触的东西，所以写来不但不俗，而且生动，优雅。
文章的素材要平时收集我常想，写文章的人如果等见到题目，才出去找题材，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一个人真要左右逢源，顺手拈来都“妙造自然”，就得平时多读书、多游历、多感触，好象一位大师傅，把各种五香，干货、酒品、罐头，早早存着。只要捉到“生鲜”，立刻就能下锅。
什么是“生鲜”？生鲜是刚捕来的鱼虾，活杀的鸡鸭，也是写作时突然出现的灵感。你可以在翻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突然触动灵感，然后冲去书桌，摊开纸，就把灵感发挥出来。那灵感是生鲜，你平日贮存的知识是配料，少一样都不成。
写文章可以快笔单刀直入。
也可以慢慢导入当然，也不是每道菜都能“快锅大火”地立刻上桌。有些菜就非“温火”不成。碰到这类文章，你得慢慢地“煨”，把灵感和配料，在脑海里慢慢调和，让它们互相作用。好比高汤煨排翅，那滋味是高汤，精华是排翅；排翅无高汤只是“空质”，高汤无排翅只是“空鲜”，只在两者相合，才能成第一等的美味。
我不论写散文或小说，都爱这高汤排翅的作法。把平常生活中的杂感，慢慢煨煨人生哲理。那哲理因为有生活作背景，所以能感人。至于小说，我则喜欢慢慢的烘焙，把气氛整个酝酿起来，再把排翅放下去，使高潮能引起读者更大的共鸣。这慢火的功夫，我是经过几十年，才稍稍抓到的。
文章要求精简年轻时写文章，我喜欢大火炒，而且买到什么材料，都要下锅。道理很简单——我好不容易收集这么多材料，显示我功夫深，学问博，怎么不用？可是有一天，我到朋友家吃“腊八粥”，她只用了糯米、红枣和桂圆，再洒点米酒，却比我家放了八种材料的好吃得多。
我突然发觉，凑足了八样材料的“八宝粥”，不见得好过四种材料，而吃东西，重要的是味道，不是虚名，不论做菜，写文章，存心“掉书袋”、卖才学的，往往作不出最好的东西。那是堆砌，不是丰富；那是虚夸，不是真实。
文章要平实自然说到真实，我认为和我们愈接近的愈真实，而愈接近的应该愈生活，也愈平凡。用生活中最平凡语言写出的东西，最让人感动。
所以我写文章，尽量用白话，白得小学生都懂。这有什么错呢？我们平常说话，不是孩子也听得懂吗？如果你能把高深的道理，说得小孩也懂，不是更好吗？
我常想起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哪个中国人不会背这首诗？哪个会这首诗的人到异乡，能不在心头浮上这些诗句？
只是，我也想，会不会惟有在大唐，那个万邦来朝、文风鼎盛的时代，人们才能由奇丽、诡橘、险怪，回归到最接近心灵的“平淡人妙”？如果把《静夜思》放到今天的“诗社”里评选，恐怕会被当作“打油诗”，不但得不了奖，连入选都办不到。
文章要浅白易解，直指人心最近看英美大思想家罗素（BetrtrandRussell）的《罗素回忆集》，其中一段话，很引起我的共鸣。他说：“我总是使用平易近人的英文写作，虽然如大家所知，我也能用晦涩难解的数学逻辑。
我也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写出老妪能解的文章，它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　“
罗素还建议写作的人：“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字就能表达出来，千万别用复杂的字。”
他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看作家老舍的《骆驼样子》时，看到老舍形容雪天、雪地，简简单单几句活，好象把那雪景活生生的搬到眼前，比我用一大堆“晶莹”、“剔透”、“白皑皑”、“粉饰银装”所形容的更直接、更生动。
也使我想起《史记》里描述荆柯刺秦王。“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恐，剑坚，故不可立拔。”那一段都用短句，但是正可以描绘千钧一发的画面。
辞藻不可喧宾夺主我开始领悟，味道好，不但作料不能放得太多，而且要用得恰到好处。不能早放、不能久搁。最重要的是把“主味”烘托出来，而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作鸡，要有鸡味；作牛，要有牛味。如果只知作料味，却失去鸡和牛本身的鲜味，就好比用一大堆形容词，写“刺秦王”的一瞬，和描述“一眼看到的雪景”，那瞬间最真实的感受，反而全不见了。
文章不可偏离主题想起有一次和林玉山老师吃“生鱼片”，他看我在酱油里放了许多“芥未”，笑道：“你是吃生鱼片，还是芥未？放太多、太辣，反吃不出生鱼片的好滋味了。”
想起大学时代在师大旁边的龙泉街，吃辣牛肉面，一群人对着碗掉眼泪，一边哭，一边吃。有人问：“好吃吗”吃者答：“过瘾，辣极了！”只是后来想想，到底吃到牛肉味道了吗？
文章不可不合时宜也想起有一次跟黄君壁老师吃饭，他的茶杯一空、我就为他倒满。老师居然把手掩着杯子说：“咱们是自己人，我就直说，为了我好，不要随时为我添茶，免得我没立刻喝，反而后来喝的全是冷茶。”
多有道理啊！别让配料杀了你的味觉。别在文章里加太多辣椒和味精。更别不合时宜地一味倾吐，让读者喝了一大壶冷茶。
综合结论说了这许多，你可许真以为我在教烹饪了。那么讲实在一点，我的结论是——要想文章写得好，你必须平时收集材料，不但看万卷书、也行万里路，使自己下笔能真实而生动。
写作时，你可以单刀直人地“破题”写来，也可以用生动的材料将“主题引入”。然后适时、适量地加入自己的论点和经验。那必须是你深恩之后豁然贯通的想法，而非生吞活剥的堆砌。那最好是平实自然的描述，而非艰深辞语的卖弄。
最重要的是，你无论怎么写，总不能偏离本题。而且只有出于真诚的文章能够感人，只有感人的文章可以流传。
　　　　…

在冰寒的天气，一群人端正地坐着，稍不用心，就被戒尺狠狠地抽在背上……
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不管人们奇异的眼光，大声呼喊……
你准备好发怒了吗？
以前看过几次成人在街头打架，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人刚动手，就听见有东西在地上滚的声音，循声望去，原来是两只断了表带的手表。
也碰过人们在餐馆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妙的是，这个狠狠给那个一拳，那人倒在椅子上，椅子卡嚓一声，就断成了三截。
后来我常盯着自己的手表和椅子想：看起来这表带挺结实，我丢球、作体操，它都不会掉。还有这椅子，两百磅的大胖子坐上去，也不会垮，为什么打架的时候，那么不经用呢？
我想出的答案是：它们都是为理性的人做的。理性时再结实的东西，碰到不理性的动作，都变得脆弱无比。
无伤害的发怒问题是，人毕竟是人，是人就有情绪，有情绪就可能发怒。
去年秋天，我到挪威首都的“维格兰雕刻公园”去。数百尊雄伟壮观的雕塑，仁立在中央走道的两侧。公园的中心点，则是耸入天际的名作——“生命之柱”。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大群旅客，围在一个不过三尺高的小铜像前。
那是一个跺脚捶胸、嚎陶大哭的娃娃，公园里最著名的“怒婴像”。
高举着双手，提起一只脚，仿佛正要狠狠踢下去。虽然只是个铜像，却生动得好象能听到他的声音、感觉他的颤抖。
他是在发怒啊！为什么还这么可爱呢？
大概因为他是个小娃娃吧！被激动了本能；点燃了人类最原始的怒火。
谁能说自己绝不会发怒？只是谁在发怒的时候，能像这个娃娃，既宣泄了自己的情绪，又不造成伤害？
有原则的发怒最近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导演的《活着》。两部电影都好极了，但是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却都是发怒的情节。
在《霸王别姬》里，两个不成名的徒弟去看师父，师父很客气地招呼。但是当二人请师父教诲的时候，那原来笑容满面的老先生，居然立刻发怒，拿出“家法”，好好修理了两个听话的徒弟。
“在《活着》这部电影中，当葛优饰演的败家子，把家产输光，债主找上门，要葛优的老父签字，把房子让出来抵债时。
老先生很冷静地看着借据说“本来嘛！欠债还钱。”然后冷静地签了字，把偌大的产业让给了债主。事情办完，一转身，脸色突然变了，浑身颤抖地：追打自己的不肖子。
两部电影里表现的老人，都发了怒。但都是在该发怒的时候动怒，也没有对外人发怒。
那种克制与冷静；让人感觉到“剧力万钧”。
只是，这世上有几人，能把发怒的原则、对象和时间，分得如此清楚呢？
有理性的发怒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在联合国会议里，苏俄的赫鲁晓夫，会用皮鞋敲桌子。
后来，我跟精干外交的一位朋友谈到。他一笑，说：“有没有脱鞋，我是不知道。只知道作外交虽然可以发怒，但一定是先想好，决定发怒，再发怒。也可以发表愤怒的文告，但是哪一篇文告不是在冷静的情况下写成的呢？所以办外交，正如古人所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君子有所怒，有所不怒。”
这倒使我想起，一篇有关本世纪最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报道。
托斯卡尼尼脾气非常大，经常为一点点小毛病，而暴跳咆哮，甚至把乐谱丢进垃圾桶。
但是，报道中说，有一次他指挥乐团演奏一位意大利作曲家的新作，乐队表现不好。托斯卡尼尼气得暴跳如雷，脸孔胀成猪肝色，举起乐谱要扔出去。
只是，手举起，又放下了。他知道那是全美国唯一的一份“总谱”，如果毁损，麻烦就大了。托斯卡尼尼居然把乐谱好好地放回谱架，再继续咆哮。
请问，托斯卡尼尼真在发怒吗？还是以“理性的怒”作了“表示”？
学习发怒与不发怒想起一位刚自军中退伍的学生，对我说的笑话。
一位团长满面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营长发脾气；营长回去，又满面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连长冒火；连长回到连上，再满脸通红地对脸色发白的排长训话……
说到这儿，学生一笑：“我不知道他们的怒火，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也是假的；当怒则怒，当服则服。”我说。
每次想到他说的画面，也让我想起电视上对日本企业的报道：职员们进入公司之后，不论才气多高，都由基层做起，也先学习服从上面的领导。当公司出了大庇漏，一层层训下来，正像是军中一样。
报导中，也有企业界人士冬天去“打禅七”，和“在街头呼喊”的画面。在冰寒的天气，一群人端正的坐着，稍不用心，就被戒尺狠狠抽在背上。
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不管人们奇异的眼光，大声呼喊各种“老师”规定的句子。
他们在学习忍耐，忍耐清苦与干扰，把个性磨平，将脸皮磨厚，然后——他们在可发怒的时候，以严厉的声音训部属，也以不断鞠躬的方式听训话。怪不得美国人常说：“在谈判桌上，你无法激怒他们，所以很难占日本人的便宜。”
既会发怒，又难以被激怒。适时发怒，又适可而止。这发怒的学问有多大！最重要的是，在学习用发怒表示立场之前，先应该学会，在人人都认为我们会发怒的时候，能稳住自己，不发怒。
　　　　…

台湾的联考，就像个非常著名。却座位有限的餐馆。
当你挤进去，能吃到最营养，最健康，最好吃的东西。
如果挤不进去呢？
你可以……
联考大餐馆大学联考距离我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难以忘怀当时发生的两件事：考场上有两名枪手被抓了，一个是某著名大学的学生，另一名早已毕业。他们都有超人的功力，连着几年为别人代考，每次都考取名校。
枪手考大学，外国拿博士被抓之后，他们的学籍被开除了，曾由他们代考的学生，也失去学籍，问题是，其中有两位不但已经在台湾念完大学，而且出洋留学，在外国拿到了研究所的学位。
看到这个新闻，我想，那请“枪手”代考的人，功课一定不怎么样，既然功课不好，进入名校一定跟不上，就算台湾的名校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出洋也必然要出丑。可是，为什么他们不但拿到硕士，甚至有的马上可以拿博士了呢？
另一件使我难忘的，是进入师大美术系的那天，系主任致欢迎辞时说。
“你们真幸运，今年有近两千人来考，我们只取二十五位，想必你们在进来之前，已经找很好的老师，磨练了许多年，所以，你们已经都很棒了！”
第一堂素描课下来，我环顾同学的作品，果然，大家都画得好极了。诚如素描教授当天的评语——“看得出你们都受过学院派老师的指导。”笑了一下，他歪屯头：“说实在的，没受过学院派的训练，也考不进我们美术系。…
我问了几位同学，也想想自己：“可不是吗？我们的老师都是学院派的，甚至可以说，都是名师！”
只是，从那以后，我常想：“如果一个有才气，也立志做艺术家的人，因为找不到学院派的老师，或请不起名师指导，是不是就永远跟我们美术系绝缘了呢？如果这样，未免太不公平了！”
哈佛大学：不看过去，看未来！
我总记得，美国的安克志的儿子对我说，他高中的成绩不是多么好，但是哈佛大学在口试之后收了他，原因是：“哈佛大学不只问你过去学到多少，更重视你的潜力，看你未来能学多少。”
问题是，我们的联考制度，怎么发掘那些有潜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在僵化的考试方法下，会不会有太多张大千、黄君壁和林玉山，在第一关就被打了回票？
只是，想到这儿，我又自问，前面那几位，又有哪个曾是考场的战胜者？靠着一纸金榜而伟大呢？
中国是那么重视科举，由科举出来的人才多得不可胜数，只是，如果我们好好算算，只怕不是科举出身的人，远比前者对中国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早在从事革命之前，就曾经上书李鸿章，还亲自送去天津。幸亏李鸿章没理睬，相反的，如果李重用了孙，只怕孙中山就当不了国父。也只怕我们一直到今天，还跟英国或日本一样，有个高高在上的皇室。
也使我想起在师大时，听说系里想聘江兆申先生执教，后来因为江先生学历不合而未达成，使系里同学失望了好一阵子。后来则知道江先生去了文化大学执教，又做到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而今则成为一代宗师。
当年师大僵化的用人方法，不但没伤到江先生丝毫，只怕还促使他更上层楼，更伟大了起来。
一时成败不重要这又让我想到已故的名音乐家邓昌国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可以试着去角逐几个大奖。得个奖，对你一定有帮助。”隔一阵，看我毫无角逐的意思，他又说：“有些人才，不屑于跟人竞争。只是，不屑于竞争，是好的！不敢去竞争，就糟了！前者自己朝认定的方向，不断努力，总会出头。后者，一逃再逃，虽然有才气，到头来，也要落在人后。”
又隔了两年，再遇到，他拍拍我：“何必去争那几个大奖呢？去争着做那几个大奖的评审委员吧！”
邓昌国先生逝世好多年了，他的话还如在耳边。我觉得他是个很会鼓励人的人。他指出一条路，激励我走上去。又找出第二条路，给我再一次的鼓励。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人不论去不去跟人竞争，也不论竞争的一时成败，总要认定自己的方向，默地奋斗。
非常侥幸，我在联考时过关了。许多当年失败的同学，隔了一年再考，还有服完兵役之后又考上的。那些落榜的，则早早进入了社会。
我开画展时，好几位当年落榜的同学，收藏了我的作品。他们起步早，在社会上也成功得早，好几位成了大老板，下面有一堆博士、硕士为他们工作。
你不可能被考试打败我发现，自己当年想错了！
一个人不可能被考试打倒，只可能被考试打得自暴自弃，如果他因为没考取，而在未来的人生失败了，绝不是被考试淘汰，而是被他自己“沮丧的心”所淘汰。
我们可以不跟别人争，但不能不跟自己争。只有“超越自己”的人，才能真正地成功。
三十年后，回顾大学联考，我发现一个巧妙的比喻：台湾的联考，就像个非常著名、却座位有限的餐馆，当你挤进去，能吃到最营养、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