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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虚伪的形式-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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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斗是一个敏感而坦诚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毫不留情地在完成着对自我的呈现、追问与解剖。他的小说有不同的主人公、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但在这所有的一切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矗立着一个或迷茫、或焦虑、或困顿的“自我”形象。刁斗自己说过，他的小说首先就希望“能尽可能地诚实一点，真诚一点”。“我所有的小说实际上写的就是我自己”，“我的小说都是我解剖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一种手段，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谜。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生活的富矿，我把我自己深入明白就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了解我自己了解一辈子都了解不完。” ② 他总是最大限度地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方式敞开和袒露自我面对世界时的内心困惑与内心不安，并以此传达对于世界以及对于人本身的一种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自我”既是作家刁斗真实精神状态的投射，又是他所有小说中那个贯穿的虚拟主体形象的表征，对它的解读将是我们进入刁斗艺术世界的一把有效的钥匙。
从刁斗的近期小说来看，它的“自我”主体首先是一个现实世界的对抗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自我”与世界的紧张对峙关系既是自我内心分裂、精神焦虑的诱因，也是小说内在结构张力和情感张力的根源。尽管如作者所说，“我是生活在想象中的人，我热衷于幻想，在幻想中感到其乐无穷”，尽管作者承认“面对现实的许多事情我采取回避的态度” ① ，但是，“回避”并不是妥协、认同或投降。相反，在心灵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又是什么都不回避，对什么事都是采取一种敌对的方式去面对它们，我同它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我说我的小说是我的精神自传，所以我也说我的小说写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内心体验” ② 。长篇小说《证词》中的铁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拒绝现实、爱情、亲情、友谊，甚至还拒绝历史，尽管他仍然是一个失败者，但他作为一个反抗者的精神姿态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重现的镜子》中的郭丰、《游戏法》中的沈阳、《解决》中的严松和钟祥等也都是不同类型的反抗者形象，只不过他们反抗世界的方式不同，有的自杀，有的走向变态和扭曲，有的走向毁灭，但不管怎样，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发出的质疑和追问却是振聋发聩的。
其次，刁斗小说的“自我”主体还是一个零余者或多余人的形象。刁斗在谈到自己时说：“我给予我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人物，其次我还是有一些关怀情感的知识分子，除了关心自己，对于社会人生也有一些关切感，有一些是非观念，有一些正直的态度，包括对一些终极的东西有兴趣。”“我现在是一个小人物，所以我只能写小人物。” ③ 确实，打开刁斗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的所有主人公都是现时代货真价实的“小人物”，刁斗对时代和现实的敏感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对这些小人物的精神困境和“反常规的生存状态”的刻画上。小人物们在当下这个世界中，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仿佛生活在“生活”或“世界”之外，被抛弃或者毁灭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宿命。《私人档案》中的几个不同的“你”，其实正隐喻了这种零余者命运的普遍性。无论老和少，男和女，也无论是人生的不同阶段，但结局是注定了的。面对“世界”的巨大压力，“小人物”们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当然可以选择反抗或对峙，但这种反抗与对峙如果不是徒具一种“姿态”，那么其代价总是惨烈的。《证词》中的铁军只能再度成为“毒犯”，《重现的镜子》中的郭丰只有选择“自焚”，《罪》中的“我”和李映辉所能做的只有“逃跑”，而《想象的可能》中“我”的杀害儿子和《回家》中“我”的落入“嫖娼陷阱”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对于刁斗小说中的这些小人物和零余者来说，在与强大的“世界”对峙中落荒而逃也许是惟一的选择，但是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世界是一张网，人在它面前是那样的渺小和无奈，《罪》中的李映辉逃到“海南”，其实是逃向了一个“深渊”，这说穿了也正是郭丰逃亡前景的一个预言。现实的逃亡之路被封堵了，也许，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逃向心灵，逃向人的精神世界。但刁斗同样也堵死了这条通道。《证词》中的铁军妄想“独善其身”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他的“世外桃源”———“人与书书屋”却是一个罪恶的渊薮；《重现的镜子》试图还原郭丰的人格形象，但经过小说中众多人物的重构，郭丰的面影却更模糊了；《古典爱情》所苦心构筑的导师的“古典爱情”，不但不具有精神拯救的意义，反而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人类曾经有多少种性别》中金玲对于“同性爱情”的呵护最后也只能以一场现实的“谋杀”收场。此时，留给“小人物”的大概也就仅剩了最后一条路了，那就是绝望的崩溃与毁灭。
不过，刁斗显然并不愿意他的“自我”主体就此走上绝路，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了“自我”的另外一种生存向度与精神向度，亦即以游戏的、变态的、扭曲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在周旋。但无论是《游戏法》中的“世纪之玩”，还是《身体》中的欲望狂欢，都未能使“自我”真正获救。相反，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自我的沉沦，而且还造成了对世界和他人的毁灭与伤害。刁斗在他的小说中，让他的“自我”主体以“以毒攻毒”、“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对于道德和伦理的解构，这种解构，不仅瓦解了“世界”的根基，也瓦解了“自我”和“人”本身的根基，这是一场精神的战争，它的惨烈正是刁斗小说所追求的格调。 情 爱
第三章自我·情爱·游戏·家园（2）
情爱向来是刁斗观照世界、解剖人性的一扇情有独钟的窗口。可以说，刁斗在情爱的表达与书写上有着特别的爱好与专长。他的所有小说几乎都与“情爱”有关，对情爱世界的执著和痴迷正是刁斗探索现实世界、人性世界和生命本身的一个艺术通道。某种意义上，情爱世界对刁斗来说也正是现实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一种隐喻、象征或寄托。情爱世界的畸形与不堪在刁斗笔下是与主人公生存状态的猥琐和精神灵魂的困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审察刁斗的近期小说，我们会发现，刁斗笔下情爱世界的基本色调是灰色的，作家对“爱情”的怀疑、解构和放逐可以说不遗余力，呈现在他小说中的“爱情”也几乎全都是病态、畸形、残缺的，这里充满了欺骗、利用、背叛和罪恶。不仅爱情的“精神”质地和神性光彩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人类基本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也遭到了背弃。《罪》中郭丰与父亲郭中华的“乱伦”、《捕蝉》中公公与儿媳的“通奸”、《想象的可能》中弟弟与“我”妻子的“暧昧”关系、《重现的镜子》中郭丰与众多男性的“情史”、《游戏法》中女友与人的“偷情”、《回家》中男女“老同学”在西餐店里的“勾当”，都无一例外地宣告了“爱情”本身的解体。而《罪》中的女主人公则更是视“爱情”为自己的“敌人”和“灾难”的根源，她宣称：“爱情是我的敌人，我的所有灾难，都与爱情有关。”《解决》中的衣丹虽然“既和独身男人谈过恋爱，也给已婚男人做过情人，她妈妈活着时，曾作为她惟一的亲人吃过三回她的定亲饭，而她在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间，更是为四个她喜爱的男人做过人工流产”，但她实际上“根本不承认还有爱情这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应提到他的中篇新作《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是一部能够体现刁斗对“爱情”的思索与表达深度的小说，也是一部能体现其一贯风格的小说。小说的主题是“爱情”，但“爱情”的质地和“爱情”的含义在当下却早已是暧昧不清。刁斗其实并不想在小说中给“爱情”重下定义，但他对“爱情”真相和“爱情”制造过程的揭示却是发人深思的。小说写了三种形态的爱情，一是“留守先生”“我”和“留守女士”辛希娅的随机性的同居“爱情”；一是辛希娅和单冬青的网络爱情；一是“我”想象中的艾略特和斯宾塞的“古典爱情”。前两种爱情用小说主人公辛希娅的话说是“畸形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当下生活观念和生活现实的产物，它更多的受个体当下的欲望和需要支配，那种神圣的、刻骨铭心的精神光辉已经被游戏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所取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颇具荒诞性的“爱情”景象，“我”和辛希娅在“背叛”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进行同居“合作”的同时，却不断地在谈论着自己“不在场”的丈夫和妻子。没有负疚、没有不安、没有道德焦虑、没有自我表白，甚至没有一点不自然，这就是当下“爱情”的残酷真实。与此比较，艾略特和斯宾塞的爱情则如泣如诉，算得上神圣的、精神化的“古典爱情”的典范，甚至辛希娅也不时为他们的爱情感动得泪流满面。但事实上这个令人感动的“古典”爱情不过是“我”的一种想象和虚构，是一个“白日梦”和心造的幻影，它只不过是赚取辛希娅“眼泪”和“爱情”的一个小小的伎俩。小说就这样反讽性地让当下和古典的两条爱情线索在小说中平行发展，一方面虚幻地自欺欺人地追问和缅怀着爱情的美丽，一方面又不断地对爱情进行着当下的解构，作家以此来完成对现代人精神困境和心理困境的揭示。小说的高潮出现在故事的最后，辛希娅忽然发觉，她的网络爱情可能只是其丈夫陆逊设计的一个“陷阱”，而“我”也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不可避免地由狂欢和游戏的气氛陷入了焦虑和危机。小说在“我”给妻子莺莺的电话中戛然而止，“我想告诉你，我，爱你……”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对生活，也对爱情。同样的主题在《古典爱情》这篇小说中也揭示得非常充分。“我”和田岷的爱情本来是浪漫而感人的，“我们”彼此甚至都被自己的“爱情”感动着。尽管，有些时候，“我”也对田岷，对女人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困惑，“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她们喜欢调情，喜欢诱惑，喜欢勾引，可偏偏对顺理成章的肉体结合抵制排拒。她们是发自内心地看重肉体呢，还是沉溺在被她们不断延伸的调情、诱惑、勾引等精神快感中难于自拔而忽略了肉体？”然而在精神层面上我对田岷的“爱情”始终是深信不疑的。但当田岷去读研究生之后，他们的“爱情”就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田岷开始反复向“我”讲述导师的爱情神话，在她的眼里，导师“是一个罗密欧式的、充满悲剧情调的、带有古典意味的、浪漫色彩浓郁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他为了一个年轻时与他相爱的女人，始终再也没有过恋爱和结婚……”而导师与茉莉的这种“古典爱情”不但映照出了我们的“现实爱情”的浅薄、无聊，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爱情的解体。但是小说告诉我们，这个“古典爱情”不过是田岷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小说最后“我”的眼泪可谓意味深长，它是对田岷和对“爱情”本身的双重绝望。而《人类曾经有多少种性别》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于传统意义上建立在男女两性基础上的“爱情”的怀疑。金玲出于对男性的失望和厌恶，而与徐鸿雁产生了“同性恋情”，但这种“同性情谊”并不能真正把她们从现实生活中拯救出来。相反，猜忌、焦虑、窥视、怨恨等等倒是把她们拖入了更深的精神泥潭，她们的“爱情”同样是既不美丽，也无精神光泽。“谋杀”事件与其说是谋杀了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谋杀了“爱情”，谋杀了希望，谋杀了她们的人性。另一方面，刁斗的情爱叙事在不露痕迹地消解爱情的道德内涵和精神内涵的同时，也从正面大张旗鼓地书写了欲望和身体的合法性。刁斗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情欲这个东西，我比较感兴趣，我认为，情欲这个东西对于人来讲，它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我不敢说它是第一巨大的，但‘食色，性也’，这话在我这里是非常正确的。” ① 在刁斗这里，欲望特别是情欲是作为一个“现代性”话语来表达的，它的解放本身就是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刁斗不愿意赋予情欲以道德的、伦理的、意识形态的暧昧外衣，而更愿意从自然和本质的意义上来面对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的小说里，我觉得情欲这东西并不仅仅起着一种点缀、润滑、煽情的作用，它们还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我觉得，情欲的存在对于人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使人的情感生活、性灵生活变得扭曲或丰沛”；“情欲不是一个单纯的性的问题，它是关于人的问题。”实际上，“情欲”正是刁斗解剖人、解剖人性的一把解剖刀，“我所写的人物一般都是中小知识分子、白领阶层、平民，而这些人情欲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情欲能给他们带来决定性的伤害和快乐，比如说在情欲生活中许多人那种性的不和谐不满足所带来的内心的压抑但又没有地方可以释放所造成的灾难是多么的严重。” ② 恰如《罪》中的郭丰自我分析的那样：“对于性的痴迷是一种生理现象还是心理现象，这我想不好。我痴迷于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病态，我不知道别的女人是否也像我这样。我对男人总是无法憎恨，即使他们对不起我，即使是我那个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刁斗的中篇小说《身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本。女主人公斯魅本有着不错的家庭、不错的工作和不低的地位，她的丈夫对她也充满了呵护与关爱。但是，当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方城相识以后，当方城以特殊的方式拨动了她欲望的神经以后，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起来。她沉浸在与方城的肉体和感官的享乐中不能自拔，肉体的狂欢和欲望的发泄，使她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了自我。在这里，所有的爱情的教条和道德的说教都变得毫无意义，她们迷恋的只是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欲望，她们成了身体和欲望的奴隶，即使变态的性方式带给她们的也是快乐与快感。在小说中斯魅已经完全被改写成了一个欲望的化身和欲望的符号，她的情感与理智全部被欲望的痛苦与欲望的快乐所取代。可以说，正是欲望使她“火中涅 ”，使她重新拥有了“爱情”，获得了新生。这是一部非道德化的小说，也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中国当代小说中在处理“欲望”话语方面最自然、最符合人性的一部，作者把“欲望”置于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情与仇的“临界点”上来表达，没有多余的表白，也没有“理性”的预设，但在无法抗拒的欲望背后仍然溢出了惊心动魄的人性力量。
第三章自我·情爱·游戏·家园（3）
当然，在刁斗这里，“情爱”话语的表达也是相当复杂的，道德与反道德、伦理与反伦理、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身体、欲望与情感等等在“情爱”话语内部是彼此纠缠在一起的，我们无法对它进行一厢情愿式的简单、抽象概括，而只有当我们时刻都把情爱话语与作家对“人性”和“人道”的特殊关怀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在此问题上的误读与误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把刁斗的短篇小说《孕》视为一个寓言小说，它寓言了作家对于“情爱”问题的全部复杂思考。朱若红、马向东在外人眼中是一对“恩爱”老夫妻，但到朱若红临死马向东才发现他们的“恩爱”不过是一个假相。而对朱若红来说，她的一辈子都活在初恋情人杨朝阳的影子里，也许在实验室里对她和杨朝阳被流产掉的一块块孩子的缝接就是她一生的全部“实验”和“成就”。但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啊，它是对爱情的讴歌还是报复？而马向东就是无辜的吗？他是该被诅咒的炸死杨朝阳的刽子手，还是一个应当被同情的“情圣”？这是一个谜，但至少在朱若红心里他找不到清白。所谓“爱情”，大概不过就是朱若红缝制的那个“杨朝阳”罢了，无论你怎样的悉心呵护，也无论你手艺多么精湛，那残缺总是无法遮掩的，其中的是非恩怨、真真假假又有谁说得清呢？ 游 戏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刁斗对“游戏”这个词的特殊青睐，他在好多场合都正面肯定过小说写作与“游戏”的关系。他一再宣称：“写作就是一种玩，一种比较高级的智力游戏。” ① 但是，刁斗的“游戏”并不是“玩文学”或亵渎文学的意思，也与世俗意义上的“游戏”有着不同的内涵。事实上，刁斗的“游戏”更多是被上升到哲学意义或精神境界的高度来理解的。在他这里，“游戏”既是一种艺术方式，又是一种艺术境界，既是一种人生方式，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正如他自己所反复阐明的那样：“艺术的游戏，美术、音乐、小说、诗歌，它们不伤人，反而是一种完善人的游戏，它们能够使你的内心空间无比地放大，变得很宽阔、很美好。”“艺术的游戏是一种人道的游戏。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人道的人，不忍心去伤害别人，所以我选择了小说这种游戏。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游刃有余，有海阔凭鱼跃的那种感觉，特别自由。”“我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小说的游戏者，但同时我的态度又很严肃。” 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游戏”也是我们阐释刁斗的小说所无法绕开的又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在刁斗的小说中，“游戏”首先体现为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并具象为一种生存状态。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游戏”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对世界、对人生居高临下的巨大蔑视，是一种“看破红尘”的超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拒绝与反抗。所谓“人生如戏”，正如前文我们说到的，刁斗小说的“自我”主体一直不乏游戏者的形象。“游戏”有时是他们面对苦难、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被动“应对”方式，有时又似乎成了一种主动的选择。《身体》中的斯魅热衷的是一种两性间的“游戏”，“她喜欢看到一个个心存希望的追求者在一次次失望后心灰意冷。当然她需要男人的迷恋，还需要不止一个的男人迷她恋她；但她更需要的，却是她对男人那种迷恋所采取的拒斥的态度”；“在斯魅有了一个理想的婚姻后，她就更有理由对迷恋她的男人翻云覆雨了。也许这不是她的有意为之，只是天性使然，她让男人为她神魂颠倒，她却对其无动于衷，这的确是她在道德规范之内所能享受到的反道德的特殊快乐。”《重现的镜子》中的郭丰在众多男人之间的历险，也不无“游戏人生”的意味。《捕蝉》中“我”和W之间的肉体欢乐固然是一种游戏，而一号、二号、三号彼此循环的互相“窃听”，又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生游戏。在这里，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普遍的“游戏”的关系，恰如作者所说的：“窥视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循环干扰是无往不在的。”《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则更是呈现了一个制造“爱情”的游戏，从网络到现实生活、从古典到现代、从国内到海外，“游戏”是主人公们人生观的底色，也更是“爱情”的本色。而《解决》这部能够凸显刁斗在小说结构方面出色才华的中篇小说，其“游戏”的痕迹也是无处不在。严松、衣丹、钟祥三个毫不相干的人物，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他们的故事各为一章，各自独立发展，但又最终九九归一，因为一个“刺臀伤害”案件而以特殊的方式发生了逻辑上的联系。严松作为开端，衣丹作为过渡，而钟祥成了结局，故事的演进既出人意料，又环环相扣，颇能体现刁斗在小说构思方面的匠心。小说题目“解决”也有多重含义与寓意。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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