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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虚伪的形式-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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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与蕙妃的重逢，对蕙妃的失望，其实也正是一种残酷的自我否定。这最后一次寻花问柳也是他彻底告别帝王生涯的必要的精神洗礼。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蕙妃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去寻找像“真正的自由和飞鸟”的走索艺人。但品州有瘟疫，他丧失了目的地，“整个夏天的旅程也显得荒诞和愚不可及”，这是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一次绝望的封堵，一个痛苦的轮回。生存绝境再次降临到本已险关重重的突围之路上。他终于达到了某种人生彻悟：“虔诚的香火救不了我，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了。”人生的失落激起的是人存在的勇气，他注定了要自己确立自己的生命价值。他终于最后放弃了梦想般的人生救赎方式，开辟了超越生存虚妄的坦途。
如果说“寻找走索艺人”阶段，端白对人生的沦落的救赎还是寄托在过去的幻想中的话，那么“苦练走索”阶段，端白已经事实中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救赎。重新回到他身边的燕郎，“主仆关系也正在消失”，正像“一对生死同根的患难兄弟”，这是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人性的复苏和潜能的发挥使他终于有一天炼成了“一只会飞的鸟”，一个绝世艺人———走索王。失落的自由已经找回，被拯救的灵魂愉快地飞扬，他不但拯救了自我，同时也拯救了八岁的女孩金锁，拯救了燕郎。他彻底实现了生命对于自由的幻想。由人→帝王（神）→人→走索王的生命旅程，概括了他由人→非人→人的个体沦落和自我救赎完整过程。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端白挽救了自己、创造了自己，但他并不能拯救作为一种生存背景的帝王文化，他仍然无法在这种文化压迫中找到精神乐土。他必须再次面对那个生存境界，抵赴“一场仪式的终极之地”。不过，经过沦落和救赎的精神洗礼，端白再次进京已是一个傲视芸芸众生的自由之子，一个面对“死亡之邀”无所畏惧的超人。他本想与沦落中的文化存在作一次公开的对峙，用自我自由活泼的生命宣判自己曾经耽于其中的文化的残废。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他目睹的是彭国军队的血腥屠杀，沦落中的文化被毁灭了，已经没有救赎的希望，一种黑暗替代了另一种黑暗。生存的残酷使端白的人生救赎很快失去了意义，走索班的自由生命顷刻就被从存在之门中驱逐而出。端白最终只能选择师傅为他选择的生命方式：苦竹寺里苦度残生。面对永劫不复和日益沦落的生存境况，《论语》和棕绳又怎能实现平静如水的彻悟？救赎的希望在荒谬的世界中难道还能存在？ 四
和苏童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我的帝王生涯》不仅有上文我们分析过的完美的故事，而且还有着异常完整、对称的小说结构形态。这与它第一人称的叙事艺术密不可分。一方面，叙事人和主人公角色的同化导致了小说人生段落与作品结构层次的整合。帝王生涯和庶民生涯正是这部小说两个自然的结构单元和意义部落。表面上对于小说的题目而言，“庶民生涯”似乎是一种多余的附着物，是对小说主题的偏离。但实际上，“庶民生涯”正是“帝王生涯”的一种延续和必要的补充。“帝王”在苏童这里只是一个泛指的存在境界，它事实上象征的是一种生存的限度。小说揭示的也正是两种“帝王生涯”，前半部的“帝王”身份是偶然的文化恩赐，因而对于主体来说只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后半部主人翁通过自我救赎变为“走索王”的生命历程，也正是一种成为“帝王”的历程。如果说前者只是一个作为文化存在的“符号化帝王”的话，那么后者才是一种真正具有生命意义的精神和人性的“王”。前者对于个体存在来说只是一种沦落，而后者则是一种救赎，一种不但拯救自我也拯救前者的救赎。因此“帝王生涯”呈现的是生命个体人性沦落和自由的丧失，“庶民生涯”则呈示的是“帝王”身份的舍弃和个体人性的复归。没有“庶民生涯”的延伸，“帝王生涯”的意义就不可能完整，这不但会伤害小说的整体结构和情节脉络，更会造成作品主题意义的中断、空白和残缺。作者在意义层面上所表达的关于文化存在与人性对峙中的沦落和救赎的主题，以及对存在本质发问的寓言主题也就根本无从展示。
很显然，“沦落与救赎”不仅可以概括小说的主题意义，可以描述小说的结构层次，而且同时正可以用来解释小说结构层面和意义层面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不过，从根本上说，这种张力首先仍然来自于语言叙事。在这部小说中，苏童可以说把他的隐语叙事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虽然在他的诸多小说尤其是“家庭”和“新历史”小说中，他早就有意识地通过语言氛围的创造来带动故事和情节的变幻，通过语言意识的表现来张扬和强化主体意识。但先知性的第一人称叙事的预言色彩从来也没有《我的帝王生涯》给人的印象如此强烈。正因为叙事人“我”向作为帝王的“我”的归附，这篇小说就具备了很浓的心理分析色彩。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小说叙事虽然附着于主人翁身上，然而这种视角并不是一个与主人翁的生命历程平行的流动视角，他根本上不是要展示一个线性的生命日记，而是更想完成在“苦竹寺”里的人生回忆。因而，叙事视点其实又正是超越了主人公的，它是一种回视，一种对既往人生的分析和感悟。那种深山高僧的禅思机趣对经历过的人生故事的重组和沉思冥想式的回述，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篇小说的故事形态和结构形态，另一方面，这也使小说文本具备了预言和隐语氛围下的寓言功能。
首先，这篇小说最为突出的结构要素和故事因素就是“咒语”，它导演了这篇小说叙事和故事的全部魅力。这个咒语就是对于“灾难”的预言，它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出现，成为支配整部小说的笼罩性存在。这个咒语所预言的“灾难”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大燮国”，一种文化存在的灾难；一是指个体的灾难，它催生出绝望的反抗与救赎。可以说这个咒语就是这部小说结构、情节和意义的主体。主人翁“我”正是在“灾难就要降临了”的咒语中经历和体味生存绝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只是被这个咒语支配着命运的符号代码，“我”具体地体现着这个咒语，也实践着这个咒语，“我”和整部小说一样从一开始就被规定了在劫难逃的噩运。因此，我们说这部小说事实上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这个咒语，这个“灾难就要降临了”将来时态的主谓句型。从开篇到结尾这个咒语句型重复达十五次之多，人物和情节都沿着这个咒语规划的方向朝“灾难”的“未来”前行。咒语的最终完成是作为一种存在象征的大燮国的毁灭以及小说的终结。
其次，这部小说在结构叙事上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意象的创造。正是通过有象征性的意象，苏童组织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层次和主题意蕴。小说的前半部的主导意象是“白色的小鬼”和“美丽的纸人”。它们是主人公沦落为空心人的绝望生命过程的展示，是一种生存命运的象征性缩影。“白色的小鬼”一方面是一种生存境况的写照，另一方面又是主人公生存恐惧的根源，“美丽的纸人”的生命感受其实正是“白色小鬼”压迫的结果。此外，“鸟”的意象在小说前半部也有重要意味，它在主人公初见蕙妃时第一次出现，其后则经常在主人翁心灵幻觉中浮现，它是主人公摆脱生存绝境，向往自由生命的人生理想的象征，它也是联结着“白色小鬼”和“美丽纸人”意象的中介，体现了在两者之间的生命挣扎历程。它正是灰暗生命中的最后一线曙光，是绝望中的希望。不过，从另一方面说，“鸟”又是大燮国这个文化存在的象征，因此在上半部的最后，我们看到了“鸟”变成“死鸟”的悲剧意象，它是对存在的一种悲歌。而小说的后半部分的主题意象则是“自由的飞鸟”，它代表了主人翁“想飞的欲望”，象征了主人翁人生救赎的途程，最终，它与自由驰骋于棕绳之上的“走索王”形象合为一体，“我发现自己崇尚鸟类而鄙视天空下的芸芸众生，在我看来最接近于飞鸟的生活方式莫过于神奇的走索绝艺了，一条棕绳横亘于高空之中，一个人像云朵一样，升起来，像云朵一样行走于棕绳之上，我想一个走索艺人就是一只真正的自由的飞鸟”，“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捡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我终于变成了会飞的鸟，我看见我的两只翅膀迎着雨线訇然展开，现在我终于飞起来了。”它意味着主人翁人生救赎和人生超越的完成。其实不止是下半部，整部小说叙述也正是“我”学飞，并最终成为一只“自由飞鸟”的过程，只不过，“鸟”在上半部还只是一种生存理想，一种不能实现的心灵承诺，但它却又正是对后半部分的预言，后半部分因而既是一种应答又是一种实现。因此，我们说苏童正是以生命意象的创造完成了对小说的人生象征和寓言意义，它既形成了小说的情绪氛围，又有生动直观的画面感，同时也是读者由故事层面进入小说深层意义世界的桥梁，小说美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此。这其实也与苏童自己所称的电影思维有关，他说他写小说不但运用通常的小说思维，而更注意电影思维的引入，注重把人生故事抽象为具体可感的意象和画面，使读者体味思索“有意味的形式”中的寓意。《我的帝王生涯》正是这方面成功的艺术实践。
最后，要理解这篇小说的叙事特点和隐语意义，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小说提供的两个象征性的语言符号———《论语》和“棕绳”。小说结尾主人公曾这样感叹：“我埋葬了十七个艺人，背囊中又是空空如洗，只有《论语》和棕绳，我想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是对我一生最好的总结。”显然，这是两个与主人翁人生命运和故事主题内涵密切相关的语言形象。《论语》也是贯串整部小说的语言道具，从内容上说，《论语》旨在“治国平天下”，它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而从小说的进程来看，它又是主人公命运变幻的旁证。如果说我们把主人公人生沦落的悲剧归结为其不读《论语》，无法真正进入“帝王”生存角色，那么当主人公最后在“苦竹寺”苦读《论语》时，他人生的困惑也依然没能解除。“棕绳”在上半部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当走索艺人在品州卖艺时。从此，“棕绳”也成了他心灵幻觉中经常出现的东西，并在下半部终于与主人公现实人生发生联系，并成了最终拯救主人公人生的“诺亚方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论语》和“棕绳”作为主人公“帝王生涯”和“庶民生涯”的象征，其各自的隐语含蕴是相当丰富的。在结构上，二者也都是重要的结构要素，《论语》是师傅觉空所赠，第一章中觉空说“你至今没读完这部书，这是我离宫的惟一遗憾”，其实正是一种预言，小说正是以《论语》为见证应验了主人公人生命运的“遗憾”与“残缺”。从《论语》到“棕绳”既是主人公走过的生命历程，又是小说情节、结构乃至故事形态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和脉络。因此，从这两个语言道具出发，我们同样可以把握小说关于“沦落与救赎”的深层主题。
当然，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其被解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的帝王生涯》也正是如此。本文撇开许多可能性的话题，而仅尝试从小说意义内涵的把握切入小说世界背后的心灵空间，以求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与作家精神生命的沟通与对话。但“误读”的可能同样存在。惟愿我们的目标不致因“误读”而全盘落空。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1）
———评迟子建长篇小说《穿过云层的晴朗》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涌现的年轻女作家中，迟子建的实力和写作境界一直是我最为看重的。在当时一篇谈论女性写作的文章中，当比较到王安忆和迟子建时，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东北作家迟子建在九十年代初、中叶的几年时光里也一度呈现出了某种王安忆式的苗头和气势，《树下》、《日落碗窑》、《白银那》等小说以很快的频率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中国文坛，其叙事的老练、流畅，把握世界和世道人心的举重若轻都使人不得不对她的才气和艺术潜能刮目相看。” ① 时至今日，我对当初的判断依然充满自信。一方面，迟子建的写作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艺术平台上，她的小说不仅很少大失水准之作，而且总能以稳健、上升的态势不断给人以新的审美期待，在她这里，你看到的是她越来越令人目眩的文学才华和越来越丰满的文学形象，而丝毫不必担心新生代作家常见的那种以在艺术上的倒退、停滞甚至失语为标志的“短命现象”；另一方面，迟子建又并不是一个陶醉在自己创作成就中不能自拔的作家，清醒的自我反思，以及对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可能性的不断探寻，也是贯穿她小说创作之路的一条重要线索。她的中短篇小说《逆行精灵》、《九朵蝴蝶花》固然向我们传递了自我嬗变、自我涅 的阵痛信息，而历时十年精心创作的长篇巨制《伪满洲国》则更是体现了作家建构“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融合风格的卓越努力。尽管，对这些作品的评价目前尚有分歧，本人也曾在讨论《伪满洲国》时对其“历史叙事”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② ，但是评论的分歧不仅丝毫无损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光芒，而且恰恰是对这些作品艺术价值的一种特殊肯定，因为，在这个时代，令人无话可说的所谓小说实在是太多了。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在《钟山》二三年二期上推出的长篇新作《穿过云层的晴朗》就是又一部值得特别重视的力作。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借一只狗的眼光看世界，不仅在艺术的探索上很有新意，而且其书写日常生活时的那种轻灵、诗意、神性的风格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种毁灭的诗意、凄楚的美感，以及对“残酷美学”的深度揭示都有令人战栗的艺术力量。
一 “狗眼”里的世界与人生
《穿过云层的晴朗》的故事表层是猎狗阿黄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叙述，从城里受训到丛林历险，从黑山镇到伐木厂，从大烟坡到终老青瓦酒馆……阿黄的一生充满了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其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应该说，这条极具灵性和智慧的“狗”是极有艺术光彩的。但是，对小说来说，作家的艺术重心和艺术聚焦点却不是这些传奇性的“狗事”，而是通过“狗事”来折射和透视“人事”，“狗眼”里的人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才是小说真正的深层主体。当然，就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狗事”与“人事”又是“互文性”的，它们互为依傍，互为参照，甚至还互为隐喻。“人”与“狗”之间已经没有了截然的对立，“狗”有人性而“人”有狗性，它们之间的张力正是小说艺术张力的重要根源。
那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狗眼”里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呢？在小说中，作家主要以狗与六个主人的关系作为故事的辐射源，把一个很长历史跨度（狗的一生）内的世界图景和人生图景立体化、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从而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历史等潜在主题。在这里，神秘莫测的自然，鲜活生动的民间，传奇性的人物，动荡混乱的历史，世俗的日常生活，边缘性的生存和文化景观，交相辉映，共同营构了一个“复调”式的艺术世界。
首先，“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灾难和血腥的世界。小说中，狗与六个主人一道共同经历了各种生生死死的灾难和考验。在丛林中，地质队员遭遇的是饥饿、疲劳、恐惧和狼虫虎豹等各种野兽的袭击。狗在与狼搏斗时的受伤，白马的“牺牲”都是这种灾难的具象。而伐木人家大丫的病死，金顶镇小哑巴的悲惨身世和小唱片的绝症，大烟坡文医生的惨死，以及梅主人的最后生孩子而亡……都可以说是对多难人生和多难世界的隐喻。而与这种种灾难相伴，或明或暗的争斗以及浓重的血腥味也是这个世界“底色”。这种争斗和血腥遍布人类的世界的各个层面，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对木柴的疯狂砍伐；在与动物的关系上，对狍子和狗的残酷虐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小唱片的被强奸、小哑巴家的被烧，以及小镇权力的频繁更替（镇长之位的走马灯般变换），等等，都是人类血腥本质的一种呈现。在这个意义，小说告诉我们，人类的灾难既是政治、自然、历史和各种不可知因素造成的，又是人类自身罪孽的产物。人性的残酷和血腥本质也是这个世界灾难的渊薮。也许正因为这样，作家对人性恶的表现才没有进行“戏剧化”的批判，而是把它彻底日常化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日常化了的遍布世俗生活所有角落的人性恶才更具有普遍性，才更能显示人性的真正本质，其批判也才更有力度。
其次，“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世界。猎狗阿黄的一生是与人交往的一生，它的命运客观上也是由人决定的。它对主人效忠，并多次救了主人的命。但是，人的世界过于复杂，人本身也过于复杂，所以，小说最后阿黄是越来越听不懂“人话”了。它见证了太多的欺骗和谎言，对语言的挥霍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小说中，六个主人就给了阿黄五个不同的名字，“阿黄”、“旋风”、“夕阳”、“来福”、“柿饼”，以及伐木主人“笨蛋”、“贱货”等的随机命名，都既是人类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本性的体现，又是人类语言使用的随意性以及对语言本身丧失敬畏的一个证明。实际上，阿黄对许多“人话”的听不懂正是一种隐喻，它隐喻的是人类语言的泛滥和本质上的欺骗性。在丛林里，阿黄救了被野猪追杀的小优，但是小优却当着“我”的面撒谎，抹杀了“我”的功劳；在大烟坡，文医生惨遭水缸枪杀，但水缸的父亲老许却制造的是文医生被黑熊咬死的谎言；在镇招待所，白厨“偷肉”的行径被“我”发现但他却瞒过了几乎所有的人；电工因为晚上偷进花脸房间不成，竟恼羞成怒不惜对“我”下毒手；而镇长与粮店女人的“好事”被“我”撞见后，“我”也遭到了禁闭两天的惩罚。尤其可怕的是，当“谎言”和欺骗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时，“真实”反而变得不可信了。李开珍女人在森林迷路被地质队员所救，她的丈夫不但没有谢意，反而怀疑她与地质队员们睡了觉。她最终也成了一个只能在路边和树洞里露宿的“疯子”。小歌星无常通过“变相”，不仅其丑无比，而且甚至“我”和动物们都无法忍受他的歌声，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异乎寻常地迅速走红。而许达宽最后以一个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捐资修庙，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它标志着一桩隐瞒了几十年的罪恶和谎言却在为他赢得荣誉和声望。而他对“我”的忏悔更是不真实的、虚伪的，那不是坦白，也不是忏悔，而是一种逃避和自我安慰，意味着他实际上要把对人类的欺骗和谎言进行到底。
再次，“狗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隐秘和伤痛的世界。在《穿过云层的晴朗》中，现实世界确实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世界，灰色的人生、无常的命运、残损的生命是这个世界的本色，沉重的“云层”让人看不到一丝“晴朗”与光亮。“我”的六个主人是小说的六个故事主体，但他们的世界却无一例外地充斥着隐秘和伤痛。地质队员阿黄与胖姑娘伤感的“离愁别绪”、小哑巴悲惨的“家史”和不幸的命运、小唱片十三岁时的被体育老师强奸以及现实中与瘸腿丈夫的婚姻、花脸妈与老七离奇的婚变与复杂的关系、伐木工金发的酗酒浇愁及其与老婆羊草持续不断的“吵架”、赵李红因母亲与人私奔和父亲抑郁而死所带来的“童年创伤”，这些既是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又是改变了主人公命运的精神事件，其中无不蕴含着复杂的人生况味和沉重的精神痛苦。而这些主人公中梅主人和文医生又是两个最有魅力和深度的形象。梅主人和文医生都是金顶镇的“边缘人”，一个替人生小孩为生，一个躲在大烟坡给人整容、种烟草并与为镇上人所不齿的女人们偷情。表面上，他们活得与世无争，我行我素，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说法”。但在小说若隐若现地揭示出的他们人生“前史”中却毫无例外地掩藏着巨大的“秘密”。梅主人因与资本家父亲决裂、斗争，父亲惨死，给她心灵留下了巨大的“伤痕”，她躲到金顶镇其实只是在为自己“赎罪”；文医生作为右派，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在大烟坡的“苟活”，其实也是生不如死。如果说，前述主人公的人生伤痛与残缺还有某种“形而下”色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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