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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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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她脑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梦,她就越是对这梦境的魔力表现出敏感。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思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她是在纽约遇见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爱画,身边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伴,住在一栋乡间房舍里。正对着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间旧马厩。他为萨宾娜把马厩改建成画室,而且每天都目随萨宾娜的画笔运行,直到黄昏。
现在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老太太把萨宾娜唤作〃我的女儿〃,但一切迹象都会使人导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萨宾娜倒是母亲,而她的这两个孩子喜欢她,崇拜她,愿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这个也即将进入老年的人,象一个小女孩那样找回了曾被夺走的父母吗?她终于找回了她自己从未有过的孩子吗?
她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幻觉。她与这老两口过的日子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老头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将去加拿大跟儿子一块儿过。那么,萨宾娜的背叛之途又将在别的什么地方继续。一曲关于两个闪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时从她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她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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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础是什么?上帝?人类?斗争?爱情?男人?女人?
由于意见不一,也有各种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欧洲的,美国的,民族的,国际的。
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被认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据各自声称的理论原则给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义都完全不可能。这不足为奇:政治运动并不怎么依赖于理性态度,倒更依赖于奇想、印象、言词以及模式,依赖于它们总合而成的这种或那种政治媚俗。
弗兰茨如此陶醉于伟大的进军,这种幻想就是把各个时代内各种倾向的激进派纠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伟大的进军是通向博爱、平等、正义、幸福的光辉进军,尽管障碍重重,仍然一往无前。进军既然是伟大的进军,障碍当然在所难免。
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主义专政?是反对消费社会还是要求扩大生产?是断头台还是废除死刑?这一切都离题甚远。把一个左派造就为左派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力,能把任何理论都揉合到称之为伟大进军的媚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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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伟大进军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点象萨宾娜生活中那关于两个闪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兰茨投哪个政党的票?恐怕他什么票也不会投,感兴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过选举日,当然,这并不意昧着他不会被伟大的进军所打动。梦想着我们是跨越世世代代进军中欢乐的一群,总是美好的,弗兰茨从未完全忘记过这种梦。
一天,有些朋友从巴黎给他打电话,他们计划向柬埔寨进军,邀请他参加。
柬埔寨近来一直遍布美国炸弹,一场内战,使这个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后,它被相邻的越南所占领。而越南纯粹是苏联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饥荒的折磨,缺医少药的人们正在死去。一个国际医疗机构再三要求允许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门外。现在的办法是,让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识分子开到柬埔寨边境,用这种世界人民众目睽睽之下的壮观表演,迫使占领军允许医生入境。
给弗兰茨打电话的人,曾在巴黎街头与他一同进军。一开始,弗兰茨被这个邀请弄得欢喜若狂,随后,眼光落在房子那边扶手椅里的学生情妇身上。对方仰视着他,眼镜的大圆镜片把她的眼睛扩大了。弗兰茨感到这双眼睛在乞求自己别去。他歉疚地谢绝了邀请。
刚接上电话,他马上对自己的决定有些后悔。真是,他关照了现实中的情妇,却忽略了精神上的爱情。柬埔寨不是与萨宾娜的国家一样吗?一个被邻国军队占领了的国家,一个已感受到俄国巨掌重压的国家!刹那闯,他觉得那位几乎忘记了的朋友,是在根据萨宾娜的秘密吩咐与他联络的。
上天之灵知道一切,看见一切。如果他参加这次进军,萨宾娜会从上面惊喜地看着他,会明白他还保持了对她的忠诚。
〃要是我参加进军,你会非常不安吗?〃他问戴眼镜的始娘。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离开都看成损失,但事事都依他。
几天后,他与二十名医生,以及大约五十位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员以及市长),还有四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从巴黎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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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曼谷着陆。四百七十名医生、知识分子以及记者挤进了一家国际饭店的大舞厅。那儿聚集着更多的医生、演员、歌唱家、语言学专家,还有数百名带有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以及摄像机的记者。乐台上约摸二十个美国人坐在一条长桌边上,正在主持各项事宜。
和弗兰茨一起进舞厅的那些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受了轻视和侮辱。向柬埔寨进军是他们的主意,可这里的这些美国人,象平常一样恬不知耻,不但接管了领导权,而且是用英语接管的,殊不知丹麦人和法国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丹麦人早已忘记了他们曾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国佬便是唯一能进行抗议的欧洲人了。他们的原则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绝用英语抗议,而用母语法文向台上的美国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报以友好和赞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国人别无它法,只得用英语讲出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法国人参加,这个会为什么用英语?〃
美国人对如此奇特的反对很觉惊奇,但仍然微笑,默认这个会议是该用两种语言进行的。于是,在会议重新召开之前,得找一个合适的译员。随后,每个句子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重复,使讨论花了两倍的时间,甚至还不止两倍,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懂一些英语,他们不时打断译员的话来给他纠错,对每一个宇都争议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演员站起来发言,使会议达到了高潮。就因为她,更多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涌进了大厅,用照相机的咔嚓声伴随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女演员谈到了受难的儿童,共产党专政的残暴,人权的保障,当前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的威胁,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还谈到卡特总统,说他对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忧虑。她结束发言时,已是热泪盈眶。
一位长着小红胡子的法国年轻医生,跳出来吼道:〃我们到这儿来是救死扶伤,不是来向卡特总统致敬!别把这儿变成美国宣传的马戏场啦!我们不是来反共!我们是来这儿救命!〃
他马上得到另外几个法国人的响应。译员害怕了,不敢把他们的话翻译出来。于是乐台上的二十个美国人满脸笑容,好意地看着他们,一再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头举向空中,他知道欧洲人在众人同乐时,是喜欢挥举拳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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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他们乘公共汽车横越泰国去柬埔寨边境,晚上在一个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几间吊脚楼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们住在楼上,把他们的猪关在楼下。弗兰茨和另外四个教授佐一间房子,远远传来猪的呼唱,近处却有著名数学家的鼾声。
早上,他们又爬回汽车。在离边境约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车辆都禁止行驶,过边境只能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狭窄要道。车停了,法国小分队从车上涌下来,再一次发现美国人又占了他们的上风,组成了游行的先头部队。关键时刻到了。译员又给叫了来,接着是长久的争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队伍由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译员领先,接下来是医生,再后面是余下来的人群。那位美国女演员压阵。
道路狭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区,加上有路障环绕着铁丝网的两个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单行穿过。
弗兰茨前面约十五英尺处,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诗人兼流行歌手,已为和平写了九百三十首反战歌曲。他带来一根长杆子,挑一面白旗,衬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长长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抢拍镜头,哗哗地摆弄着他们的设备,飞快地冲到队伍前面,停一停,又缓缓向后退着,不时单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远的地方。他们不时唤着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觉地转向他们的方向,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按下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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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声音传来了。人们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国女演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黯然失色的压阵者地位,决定发起进攻。她全速向队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参加五千米长跑比赛的运动员,开始为了节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现在突然奋力向前,开始把对手一个接一个地甩下。
男人们为难地笑笑,让了步,不想挫伤这位著名长跑运动员取胜的决心,但女人们发出叫喊:〃回到队伍里去!这不是明星的队伍!〃
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五名摄影记者和两名摄像师尾随其后。
突然,一位法国语言学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难听的英语)说:〃这是一支医生的队伍,来给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为电影明星捧场的惊险表演!〃女演员的手被语言学教授的手紧紧锁住,无法挣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我参加过一百次这样的游行了,没有明星,你们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道义的职责!〃〃放屁!〃语言学教授(用地道的法语)说。
美国女演员听明白了,放声大哭起来。
〃请别动!〃一位摄像师大叫,在她脚边跪倒。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从脸上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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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教授终于放开了美国女演员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国流行歌手,叫了声女演员的名字。
美国女演员从未听说过他,但她刚经过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过去。歌唱家换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们立即被新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所包围。一位著名的美国摄影记者为了把他们的脸和旗子一起塞进镜头,颇费了些周折。旗杆太长,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几步,竞踏响了一个地雷。轰然一声爆炸,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们。
歌手和演员都吓坏了,动也不敢动,举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溅满的鲜血使他们每一个惊恐万分。他们又提心吊胆地向上看了几眼,才开始隐隐地微笑。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自豪,一种他们从未领略过的自豪:已经有人为他们的旗子奉献了鲜血。他们再一次加入了进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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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线就是一条小河。沿河有长长一道约六英尺高的墙,使河看不见了。墙边堆满了保护泰国狙击手的沙包。墙垣只有一个缺口,一座桥从那里横跨小河。越南军队就驻守在桥的那一边,但他们的位置也完全伪装起来了,也看不见。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这座桥,看不见的越南人就会开火。
游行者们走近大墙,踮起脚张望。弗兰茨从两个沙包的夹缝中向外看,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个摄影记者推开了,那人觉得自己更有权利得到这个位置。
弗兰茨看看后面,七位摄影师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顶架上,眼盯着对岸,象一群巨形的乌鸦。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译员把一个大喇叭筒举到了嘴边,用高棉语向对岸喊起话来:这些人都是医生,他们要求获得允许进入柬埔寨国境,提供医务援助;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粹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关心。
来自对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绝对的沉寂使每个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机在继续咔咔响,听起来象一只异国的虫子在唱歌。
弗兰茨有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伟大的进军就要完了。欧洲被寂静的边界包围着,发生伟大进军的空间,现在不过是这颗星球中部的一个小小舞台。曾经急切挤向这个舞台的观众早就离去了,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进行,没有了观众。是的,弗兰茨自言自语,尽管世界是冷漠的,但伟大的进军还在继续,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轰轰烈烈:昨天反对美国占领越南,今天反对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拥护以色列,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时而反对大屠杀,时而又支持另一场大屠杀;欧洲在前进,且赶上了众多的热闹,一个也没拉下。它的步子越来越快,到最后,伟大的进军成了催促人们迅跑的疾驶飞奔,舞台正在越来越缩小,某一天终将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度向的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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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又一次用喇叭简喊话,回答仍然是无边无际无止无尽的冷寂。
弗兰茨环顾四周,河对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脸上,连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国女演员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凭借内心的闪光,弗兰茨看到了他们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离开他们,也没有嘲讽的兴致,内心中升起一种感情,象我们对被判罪者的无限怜爱。是的,伟大的进军即将完结,可那是弗兰茨背叛它的理由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尽头吗?在这些陪伴着勇敢的医生走向边境的一群当中,他要嘲笑谁的表现癖呢?他们这些人除了表演还能做什么呢?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兰茨是对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赦免政治犯组织请愿的布拉格编辑来。他完全知道他的请愿对那些囚犯毫无帮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解放囚犯,而是为了表现那些无所畏惧者的存在。那样做,也是演戏。但是他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戏与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演戏与完全无行动之间进行选择。在有些情势之中,人们给判决了只能演戏。他们与哑默力量的斗争(河那边的哑默力量,墙里化为哑默窃听器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对军队的进攻。
弗兰茨看着他那位从巴黎大学来的朋友举起了拳头,威胁着对岸的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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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用喇叭筒进行第三次喊话。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兰茨的沮丧突然变成了愤怒。他就在这里,站在泰柬边境界桥仅仅几步远的地方,心中腾起一种要冲上桥去的不可阻挡的欲念。他想仰天痛骂,然后在震天动地的机枪扫射声中死去。
弗兰茨这种突然的欲念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东西,是的,使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当他不忍再看到人类生存的两极互相靠近得瞬间可及的程度,当他发现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粪之间再无任何区别,便一头闯到铁丝电网上触电身亡了。
弗兰茨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伟大进军的光荣居然会与进军者的喜剧性虚荣打等号。他不能承认欧洲历史高贵的喧嚣会消失在无际的沉寂里,不承认历史与沉寂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证明伟大的进军比大粪要重一些。
但是,人们在这里证明不出任何东西。天平的一个盘子里放着大粪,另一个盘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个身躯,天平还是一动不动。
弗兰茨没有让自己挨枪子,只是垂着头,与其他人一道,成单行,走向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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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需要有人看着我们。根据我们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们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人期望着无数双隐名的眼光,换句话说,是期待着公众的目光。德国歌手、美国女演员,甚至那位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缉,就是这种类型。他习惯了他的读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报纸,没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隐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气顿时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将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识到有人不断跟踪他,窃听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给他拍照,于是,隐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开始对着墙里的麦克风作戏剧性的演说,在警察那里找到了失却多时的公众。
那些极其需要被许多熟悉眼睛看着的人,组成了第二类。他们是鸡尾酒会与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们比第一类人快活。第一类人失去公众时就觉得熄灭了生命之光,而这种情况对几乎他们所有人来说是迟早要发生的。然而在第二类人这一方面,他们能够总是与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劳迪及其女儿就属于这一类。
再就是第三类人,他们需要经常面对他们所爱的人的眼睛。他们和第一类人同样都置身于危险处境,某一天,他们爱着的人儿闭上双眼,他们的空间将进入黑暗。特丽莎和托马斯就属于第三类。
最后是第四类,这一类人最少。他们是梦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双远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说弗兰茨吧,他去柬埔寨边境只是为了萨宾娜,当汽车沿着泰国公路颠簸行进时,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着自己。
托马斯的儿子也属于这同一类型。让我们称他为西蒙吧(他将会很高兴有一个圣经里的名字,象他父亲一样)。他期望的是托马斯的眼光。但卷入请愿运动的结果,是被大学赶了出来。总是陪他出门的姑娘,是一位乡村牧师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亲。他知道托马斯也住在农村时,激动不己:命运使他们的生活对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气给托马斯写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对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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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与西蒙是这部小说的梦想家。与弗兰茨不同,西蒙从不喜欢他的母亲,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在寻找父亲。他愿意相信父亲是某种非义的牺牲品,并以此解释父亲后来施加与他的不义。他从不生父亲的气,从不愿意与那位不断中伤父亲的母亲有什么联合行动。
他在母亲身边一直住到十八岁,完成了中专学业,随后去布拉格续大学。那时的托马斯是个擦洗工。西蒙常常一等几个小时,想撞见托马斯,但托马斯从未停下步来跟他说说话。
他与那位大下巴编辑混在一起,唯一原因就是编辑的命运使他想起了父亲。那编辑从未听说过托马斯,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给忘了。是西蒙向他谈到这篇文章,求他去劝说托马斯在请愿书上签名。编辑同意了,因为他希望为这个他喜欢的孩子做点好事。
无论什么时候,西蒙回想起他与父亲见面的那一天,就为自己当时的怯场而羞愧。父亲不可能喜欢他,在他这一方面,他喜欢父亲。他记得他们的每一句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出这些话是何等正确。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是:〃惩罚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残暴的。〃当女朋友的叔叔把一本圣经交到他手,耶稣的一句话特别震动了他:〃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知道父亲是无宗教信仰者,但从这两段相似的话中,他看到了一种暗示:父亲同意他选定的道路。
大约在他下农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托马斯的信,邀请他去看看。他们的聚会是友好的,西蒙感到轻松,一点也不结巴。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互相并不十分了解。约四个月之后,他收到一份电报,说托马斯与妻子丧生在一辆货车之下。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说父亲以前的一位情妇住在法国,并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极其需要想象中的眼睛追随着自己的生命,于是间或给她写一些长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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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宾娜不断接到那位悲哀的乡下通信者的来信,直到她生命的终结。很多信一直没有读过,她对故土的兴趣已越来越少。
那老头死了,萨宾娜迁往西方更远的地方,迁往加利弗尼亚,更远离了自己出生的故国。
她卖画没有什么难处。她爱美国,但只从表面上爱,表层下面的一切对她都是异己的。脚下的泥土里没有爷爷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关进坟墓,沉入美国的土地。
于是,有一天地写了一份遗嘱,请求把她的尸体火化,骨灰撤入空中。特丽莎与托马斯的死显示着重,她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正如巴门尼德曾经指出的,消极会变成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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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曼谷旅馆前停下来。人们再也不想主持会议了。他们成群给伙任意去观光,有些出发去寺庙,另一些去妓院。弗兰茨在巴黎大学的朋友建议他们一起过夜,但他更愿意一人独处。
他走到街上时,天差不多都黑了。他老想着萨宾娜,感到她在看着自己。每当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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