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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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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导演事后说，“江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江说：‘中国的艺术家决不能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他们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限制，但这种情况在改变。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
此前数周，李导演刚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田聪明局长讨论过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项目。田说，这项工程最早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但由于“文革”，被长期搁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提了出来，结果却因为紧缩开支而再次搁浅。田跟李说：“如果一拖再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李导演以他特有的激情回答说：“中国电影业有近100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电影博物馆，这是我们的耻辱。”田局长对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广电总局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这个项目，很可能因造价昂贵而再次遭到“枪毙”。
李导演大声说：“好吧，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这回让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来提议。我们不走官方渠道。我们直接找江主席。”李知道，江个人非常关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位中国领导人曾参观过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型电影制片厂。
第二天，李前宽就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并邀请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跟他一起签名，约有20人联署。信中写道：“近百年来，在年生产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建造一座国家电影博物馆，这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事业还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李还恳求江“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解决所有的繁文缛节，从而使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3天后，江泽民把李导演的信转给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江在信上直接批示：“请关根研究处理此事，并将最后决定报我。江泽民，1998年8月21日。”
虽然江既没有直接下令批准博物馆项目，也没有说他支持这一项目，但他的指示无疑施加了“少许压力”，从而推动了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江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分出有限的政治资本来直接插手此事，但他的结束语——“并将最后决定报我”——却让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清楚地感觉到江是愿意建造这么一座博物馆的。李导演说：“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江的“少许压力”，其他高级领导人都一路绿灯放行。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旁边留出多达1万亩土地。2005年底之前，中国电影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正式开放，并成为北京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49节 “属于另一代人”
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手的人，江泽民也很有雅量。10月中旬，江在北京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辜与汪道涵各自领导两岸的协会，共同探讨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5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次的接触。
尽管双方存有争议，尽管据说辜振甫对江泽民说，“只有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台湾海峡两岸才能谈统一的问题”，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讨论，话题从中国戏剧诗歌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包。
辜说：“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希望它会融化。”
11月，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此行曾因国内洪涝灾害而被迫延期。江主席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与突患肺炎住院的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宣称“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在实地得到明确标示”。
第二天，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发表讲话。他赞扬俄罗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希望“俄科技界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并向这些科学精英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
江决定讲话完全用俄语，尽管中国高级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可取。中国驻俄大使建议主席用俄语作介绍，其他讲话用汉语（由专业译员译成俄语）。这一意见未被采纳。江通篇使用俄语。
如果你认为江泽民从此以后会改弦更张，退守传统礼节，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此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江主席从新西伯利亚直飞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访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江泽民以前曾数次访日，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目的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即使如此，这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仍常怒目相向。在访问之前，北京坚持，在江主席访问期间，日本必须为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明确谢罪。但日本国内一小撮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却对任何一种“有损皇军尊严”的企图进行阻挠——实际上，“皇军”枪挑婴儿，强奸妇女，毒杀平民，早已臭名昭著了。
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微妙。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对日本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就在江泽民访日之前，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人民表示道歉，表达了政府“痛切的反省”。现在，中国也想得到同样分量的道歉。
但对日本人来说，中韩两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在中国，它并没有进行殖民统治，只是在1937年到1945年间对部分地区侵占了8年时间。对在此期间失去2000万同胞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这种“区分”是无礼且带有侮辱性的。
抵达日本后，江发表声明称：“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抵达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在小渊首相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是双方儿孙、艺术等。江开玩笑说，因为东京的气温比俄罗斯要高得多——同时也因为清酒——他终于暖和了过来，恢复了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了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议给江主席的整个行程投下了阴影。
东京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提出除在联合声明中的正式书面“反省”外，小渊首相将在与江主席进行正式会谈时做一个分量更重的口头道歉。但中国外长唐家璇对江会不会接受这一折中方案仍无把握。他对日方同行说，江泽民“属于另一代人”。毕竟，日本的侵略对江的爱国情结的形成有关键作用。最后因为日方不能为其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与暴行“道歉”，两国明显地都为此感到十分尴尬，但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挫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江泽民继续表示他在日本感到很开心。他也向天皇夫妇赠送了一对稀有的朱鹮。这种红羽鸟在世界上仅存137只。但是，在表面礼节性的平静下却酝酿着一种紧张气氛。在两个小时的首脑会谈中，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0节 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个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场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剩下的访日行程进行得很顺利，在经济发展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道歉问题上的争议还是造成重大影响。江泽民似乎在时时寻机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的重要性，他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在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的国宴上，江都在告诫对方。他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把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务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就拒绝了。劝阻江泽民“停止谈论历史”是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尝试的差事。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江泽民不会退却，他随时愿意面向未来，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把过去的问题妥善解决好。
在国内事务上，江同样面临着挑战。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冲击，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朱镕基预定的8％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8％，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成就了。据朱的估计，仅洪涝灾害一项就使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力保朱镕基，为他辩护。在会议闭幕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3篇有关江泽民提出“两个确保”的评论。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两个确保”顺利实现了。
1998年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年邓小平提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现在正领导着这个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江在讲话中说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1节 邪教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年的第一天，50名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共和党议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两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导技术。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交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但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李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而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些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至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万。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部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气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2节 两起国际事件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为“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能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缓。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愤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的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馆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窃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取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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