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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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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巨大压力，但江只采纳他所认为对国家发展壮大最为有益的决策。傅士卓说：“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具有历史意义的世贸协议签订后，傅士卓评价说：“最大的赢家看来是江泽民。在过去两年里，江一直致力于和世界大国搞好关系，如今协议的签订可以让他说——正确地说——中国现在也已经被承认为大国之一了。”
仿佛是象征着中国对未来的期待，11月20日，这个一千年前发明了火箭的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船计划把中国的宇航员，亦即“太空人”，送入环地轨道。飞船被江泽民亲自命名为“神舟”号。这是个谐音文字游戏，因为在古文中，中国又叫“神州”，字面上可译为“神圣之地”。“神舟”这个名字表达了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密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氛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3天后，江泽民兴高采烈地在北京视察了开启“神舟”号返回舱的过程，并接见了指导这次航天飞行的工程技术人员。江鼓励大家要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为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面也正受到深入的审查。12月16日，中国的审计长宣布，1999年，数百个政府机构、银行和国有企业都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现象。一些情况是由于缺乏市场专业知识造成的，但是其中许多也涉及腐败方面的问题。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江泽民在这起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新华社评论反映了江的观点，“只有判处死刑才能捍卫国法，平息民愤，重整党纪，反腐倡廉”。又说，“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特殊党员能逃避党纪，任何一名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能逃避法律的严惩。”
最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发生在港口城市厦门。这一案件涉及走私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十亿美元之巨，因而成为50年来中国最大的丑闻。涉案的走私物品大到燃油，小至鞋子，还有名牌汽车，其关税高达100％，这就使得这些商品格外走俏。党、政、军的众多部门与远华公司都有合作，在犯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该公司向中国的整个零售市场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燃油。
该丑闻被隐瞒了数月，当江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极为震怒。而当他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7节 新千年
在6月28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8周年的讲话中，江对一些消极态度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动摇。”他说，“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以至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
为了遏制腐败，江加强了“不得利用职权谋私”政策的实施。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是要提高党的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为了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三讲”运动于1998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在1999年全年深入开展。它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整天整天的会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教育，重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并重建其道德观。“讲”的是政治理论、政治觉悟和正确行为。运动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组织，以及3月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协调。胡和曾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下一代领导人，对于他们取得的成绩，江感到非常满意。
对江泽民来说，原本应该乐观向上的一年却充斥着危机和争议。现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他毕竟历尽艰辛经受住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挑战。12月中旬，中美之间就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一事的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终于为1999年平静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2月20日，当中国欢庆澳门重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被激发了起来。在一场正式庆典上，江泽民描述了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宏大未来。在北京，3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喜迎澳门回归。午夜时分，这场活动变成了官方性质的庆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计算澳门回归时间的巨大倒计时牌上。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焰火表演，还举行了演唱以及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全国人民都能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
这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整个国家都在各种庆典和节日中尽情狂欢。中华世纪坛是座融天坛造型与爱国标志为一体的现代建筑物，它纪念中国5000年的文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在世纪坛上，江泽民主席身着黑色服装，从一群着装相似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出来，发表了简短、高昂的讲话，赞颂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接着，他戏剧性地领头做新千年开始前的最后10秒的倒计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两个民乐合唱团、两个交响乐团以及数十位音乐家除表演了现代民乐乐曲之外，还表演了西洋音乐和歌剧片断。在著名的万里长城上，一万名群众手持火炬，排成一条永久象征中华文明的巨龙，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2000对新婚夫妇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新年讲话中，江主席不仅谈到了中国的，还讲到了全人类的目标与理想。他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在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但是，即使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中，江还是表明中国的未来还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宣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尽管他口吻中充满了自信，但要实现这一构想，现实并不容乐观。过去的这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几乎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所有层面，江泽民所面临的处境有何等艰难。江仍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新年这一天，江主席来到邻近天安门广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欣赏了用中国最新和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所演奏的一场音乐会。这一套编钟，仿照具有2400年历史的曾侯乙墓编钟铸造，由108件精心铸就的铜钟组成，其和谐悦耳的钟声据说能与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在最大的一个钟的底沿上，铸着由江泽民撰成并亲笔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8个字的铭文。
毫无疑问，他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为这个在他治理下的国家留下一笔和平、繁荣、文明、壮美的遗产。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江泽民回顾他10年的领导历史时，还是有许多让他感到欣慰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贫困和文盲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受到了尊重。几个世纪以来，可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充满自信与乐观地向着新的世纪迈进。
尽管江泽民在着力地塑造着未来，但他从不忘记过去。尽管手提电话和计算机可能早就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使它与众不同。江选择和他的一大家子人一起，辞别即将过去的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开始，这样做很合时宜。12月底，他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他让妹妹邀请亲戚和好朋友到他的家里吃晚饭。自从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那一辈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后，江就成了他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因此他有义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第8章 19971999年 崛起
第58节 我真是感慨万千
尽管他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当20多人应邀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时，江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江泽慧一家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的儿子及其家人、他的已去世的那位叔叔的家人以及他的几位老同事和老朋友。
聚会开始之前，江泽民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既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也讲了整个国家充满艰辛与胜利的传奇。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江以前就曾想当一名教授，喜欢扮演老师的角色，而“英语测验”正是江的天伦之乐。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同样感到高兴。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晚餐吃得就像在各自家里一样轻松惬意，上的是家乡风味的扬州菜，讲究原汁原味和配料中的色彩搭配，而不是过分油腻。除了各式各样的带馅食品和其他菜肴，还有主席喜欢吃的“狮子头”——一种用猪肉制成、与白菜一起炖的肉丸子。晚餐过后是“联欢”，也就是家庭聚会了。
“我哥看起来非常高兴和自在，”江泽慧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联欢了。我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他就当了我们的主持人。”
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唱的歌从歌剧和老民歌一直到当代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江泽慧笑着说，“是三哥唱得最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甚或是家里的长者，而是因为他会唱许多歌。“他喜欢唱源自不同文化的歌曲。”她说。
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家里的长者，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代学会的美国歌曲。他还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要求表演者一边唱着叙述民间故事，一边还要演奏一种有点像吉他的简单乐器。
不管他选唱什么歌，不管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都用歌曲原来的语言演唱。“唱到大家都会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唱，”江泽慧回忆道，“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哥独唱。”就像他妹妹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尽兴，非常开心。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人聚会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也是因为他看到年轻一代正在逐步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晚饭前，就在江讲述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前人所受过的苦难，一时陷入了沉思。“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一家人说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与繁荣，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他又柔声地补充了一句：“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是个中国成语，就是职业翻译也很难解释清楚。把4个字拆开看，“感”是感受的意思，“慨”是感叹的意思，“万”是一万，“千”是一千。“万千”的意思是数量巨大，用来表示大而多。“感慨”合起来是表示一种深沉的情感。不过当这4个字排在一起时，就出现了含义的变化——每个变化都不再是单个字的字面意思——这里的感情包含着由某一事情所勾起的温暖的回忆和怀旧的情绪。一种可行的英语译法是“flooded with feelings”（很多感受不断涌入），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感慨万千”应该暗含有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意思：先得有某事发生，经其触发，怀旧的暖流喷涌而出。
刚刚逝去的是一个喧嚣的世纪，刚刚过去的一年也像多事之秋。在家人和朋友的环绕簇拥下，回顾这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对历史苦乐参半的自豪和对未来所抱有的审慎乐观。可能对感慨万千一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all sorts of feeling swell up in me”（各种感受汇于我心），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的确切感受。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
第59节 西部大开发
2000年1月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
在他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辞中，江泽民强调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和平与融洽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忘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责所在，他重组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以“提高质量，打赢高技术战争”。在过去的50年中，陆海空三军一直依赖自己那一套独立的、从上到下的支援体系。现在，整个军队将拥有一个系统的保障体系，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反应更为迅速，以更高的效率来运作。江为这个新的架构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1月1日，这一新体制得以启动。
2月，江签署了一项新的命令，旨在推动军队各级指挥部的现代化，打赢新世纪的高技术战争，提高指挥效率，给予政治思想教育以优先地位，并毫无保留地宣称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大楼内，新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座大楼坐落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西面，为纪念建军节而被命名为“八一大楼”。与这支军队创建之初的简陋相比当时它是由栖身石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啻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信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干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的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省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地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人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诫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说，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建设耗资如此巨大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
第60节 “确实触目惊心”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派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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