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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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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第9节 学生领袖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所有位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果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业。就算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
“你能想像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童宗海问道。时隔50多年，他的愤怒仍然丝毫未减。“真是荒唐！这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我们却要受到自己政府的惩罚。我们感到苦闷极了。”
童不久得知有一种变通方法。他的一个朋友有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童从他那里得知，凡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其学分都可以追溯有效。“我的朋友告诉我，加入国民党看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捷径，”童回忆说，“他会试着去帮我安排一下。坦白地讲，我很兴奋。”
童回到寝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泽民和另外两个室友，也劝他们加入国民党，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高兴。让童感到惊讶的是，江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顶，”他说，“人人都能看透他们。你怎么能加入这种党？你真是个傻瓜！”
对于童的主意，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非法的’毫无道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知识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非法’。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他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抽象思维。直到这个漫长的世纪结束，这种才能一直都让他受益匪浅。
当童宗海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的时候，江改变了语调，他感到自己可能对朋友过于严厉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不要灰心。打起精神来！”童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与此同时，共产党正在积极行动，努力争取在战争结束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赢得优势。他们鼓励6所上海大学的学生组织起自己的学生会，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教育政策。1945年10月6日，愤怒的抗议学生高举标语、横幅和旗帜，在上海市区的各通衢大道游行，反对政府对学生搞“甄审”。他们在醒目的地方悬挂标语，并散发了中英文的传单。另外，上海的共产党还组织了示威和请愿活动，并邀请中外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
这时候，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都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据说该校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但当他们初来上海交大时，只能住在临时宿舍内。
“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童说道，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因为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搞学生运动时积累了许多与政府谈判的宝贵经验，我们让南京的教育部很是头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转送到上海的原因。”
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而在没收敌产的幌子下，腐败官员为自己大肆搜刮钱财。他们利用已经垮台的伪政府中的卖国贼为自己谋取私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曾希望国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多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江泽民从大学时代就结识的挚友王慧炯还记得当时的反感。“我和江泽民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压迫国家。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其他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3月，请愿学生取得了胜利。由于意识到学生的示威活动不会减退，国民党政府命令教育部改变了它的重考政策。
这次斗争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议活动。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江协助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虽然参加示威的群众大多是工人，但学生们却最为斗志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子沙哑。在追悼大会上，一个接一个的学生走上讲台，许多人眼里噙满泪水，愤怒批判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示威活动，当他们开始抓人的时候，学生们四散而去。
“江泽民邀我参加了这次示威，”童宗海回忆说，“因此，他觉得应该为我的安全负责。当警察扑过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自己先走，或者和两三个人一起走。不要再跟着大队了。直接回学校去。我们不要再见面。’因为我们是朝不同的方向跑的，秘密警察无法去跟踪所有的人。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1个月后，江成为一场示威活动中的学生领袖，这场示威足以显示当时的形势有多复杂。这场所谓的“反苏”示威运动，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要表达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角力的一部分。为了拉拢民众，国民党试图借煽动反苏情绪来挖中国共产党的墙脚。国民党大打“爱国牌”。他们说，苏联只不过是列强之一，试图控制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并窃取中国的财富。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张莘夫的政府官员，他在和一群苏联工程师争夺中国东北一家工厂的控制权时被杀。这家工厂原为日本人所建，厂里的先进设备也是日本人安装的，日本战败以后，工厂被遗弃。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随后开始和中国人抢夺战利品。张莘夫就是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杀的。
国民党把苏联人描绘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瓜葛的外国入侵者，企图为镇压共产党制造一个口实。对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但随后发生了不祥的变化。他们得知，国民党组织者计划煽动群众去破坏俄罗斯人拥有的《时代日报》所在的大楼，并洗劫附近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幕后动机，”童说，“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示威。”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群支持共产党的学生，明智地决定与其阻止这场反苏抗议活动，不如加入其中，再设法改变它的进程，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张莘夫事件”刺激起来了，强加阻止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保护了共产党的主要盟友苏联，使其免受损失。
大约3万名学生和其他群众参加了张莘夫的追悼大会。随后，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闹市区，向外界展示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在抗议者抵达《时代日报》办事处和苏联领事馆之前，两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学生出现在两栋建筑物所在的街道两头，阻塞了交通。后面蜂拥而至的示威者实际上无法靠近报馆和领事馆。
带头的国民党人被搞迷糊了。他们根本挤不过去，而挡住他们去路的学生似乎又是支持这场示威的（其实这些学生的真实意图是要保护苏联的机构）。人群越来越拥挤，后面的抗议者不知道前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唤，“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号之后，大多数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纷纷涌向旁边的小巷。苏联的设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评述说，“我们学生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了游行。但实际上，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护了苏联的财产，控制了群众的情绪。每一件事都有两层含义，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这种策略后来为江泽民终身依赖。这一计划就像中国功夫里的一个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后，江泽民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化解了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怒火——但这一次的外国佬是美国人，而江已是中国国家主席。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第10节 集体主义精神
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江泽民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江3年前在南京参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江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江的同乡，张早在扬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江家，听说过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会的副主席，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车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江主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步。江泽民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江主席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个人的前途，这实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江泽民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江在那些抗议、请愿、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江泽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党。”
童宗海指出，江泽民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江泽民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仍然不知道江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第11节 “江博士”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江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江泽民充满感慨地问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实验室中的老搭档点点头。这一刻，仿佛他们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全消失了，两个伙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而王依然是班长。
江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江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扬州。有一次，江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共同的故乡。
江记得，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江泽民一生仿效的楷模。
此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起身告辞以前，江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几句，她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爱。尽管他们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彼此相敬如宾，这一点让江泽民感动不已。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久远的印象。
江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琇，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他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江泽民的数学肯定很好，所以他在顾教授的课上能取得好成绩，”数十年后成为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的王慧炯回忆说，“这是学校里最难的课程之一。”顾毓琇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和大诗人，他写了13部现代戏剧和8000多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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