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少女-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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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老枪大叫起来，“你们是呼河林场的，我的同学万林强也在那儿！”
　　“他是我们的头儿！”
　　“还有个同学叫朱……什么？矮个子，黄胡子，戴着近视镜，很左派的。”
　　“我们叫他知青头！”
　　“对极了，叫朱庆涛！”他手舞足蹈，鲁莽地夺过我的方包，“你们路遇拔刀相助的好人了。走，我给你们当保镖！”
　　老枪外向，没半点架子，熟人满天下。一路过去，不停地见他站下问候别人，只是话不够节俭，很啰嗦。我们站在一边催，他才好脾气地笑笑，意犹未尽似的。
　　老枪喜欢夸夸其谈，不过毫不虚荣浮夸，实在得吓人：“你们跟这儿的女知青不一样！一天活干下来，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女孩，不是吹，就不感觉累！她们那副死相。全是女中毕业的，比修女都不如，虚虚假假的。喂，你们笑什么？她们成分不过硬，又有小野心，不像我老枪，三代满堂红。”
　　山路迂回曲折，盘山而上，深山里扑来清香的寒意，走一程便寒一层。老枪脱下外套，问哪个要，结果它上了吴国斌的身。老枪只穿一件毛衣，肩和胸那儿仍是厚厚的，好像生来是让人停靠的。我看他，他也深深地看我。我觉得他可亲可爱，总让人觉得身旁热气腾腾。我没想到，我是头一个用这种眼光注视他的女孩。后来，他硬是把那毛衣脱给我，争执了半天，直到我说毛衣上烟味呛人，他才宽谅地笑笑，作了妥协。
　　“小多也真可怜，背了个小开的成分，平时一向谨慎……那晚他喝了酒，酒后吐真言，丈夫气概！一生一世做了一回大丈夫，那些坏种也不容！他晚出来半年，就能留城当青工。青工是他妈的既得利益者，工作服发发，月票扬扬；苦头全留给知青吃。”
　　吴家斌说：“世上买不到后悔药。”
　　“那些野心家后悔，就像你们那儿的朱庆涛，他想出名，梦想有朝一日红卫兵知青在全国各地当道。井底之蛙，吃瘪！”老枪振振有词：“我后什么惨，家里也很苦；再说，男子汉总要出来谋生，闯到哪里都一样！”
　　一直断断续续喊脚疼的钱小曼，突然插了嘴，问起万林强来。
　　老枪讲，万林强跟朱庆涛冤仇很深，两个人都是中学的政治明星；分配时都表态到顶艰苦的地方。来真格时，朱庆涛想滑脚转近郊，万林强就把风声放出去，使得舆论哗然。朱庆涛狼狈不堪，不得不自咽苦果。
　　“男人都喜欢句心斗角！”吴国斌愤然道，“那两个人都是老奸巨滑！一个太贱，一个太傲。两个都该杀！”
　　钱小曼敢怒不敢言，杵杵我，用小动作来平息心潮起伏。我沉默，忽而变得疼惜黑女孩，相信她凶狂必有隐情，积愤满了就会喷发而出。比起小多，似乎还是她勇敢。
　　我惶惑，仿佛无力评价任何人。远处看人和在近处看人不同，从近处能看到伤疤、脓血，或者是断掉的筋；那都是人最凄苦的一面。
　　终于，我们到了一连。那是个老采伐点，规模比知青连大，一大片帐篷围着一块推平的场地，四处星光点点，有一种行驶海面的开阔感。正巧，有个人从帐篷里出来，老枪便问：“劳驾，吴国平住哪里？”一边就递上一支烟。
　　“喏，那个小帐篷就是会计室。”那人跟他对火，“她上班住宿都在那里头。”
　　老枪拍拍对方的肩：“朋友，你住哪个帐篷。”
　　那人指了个方向。老枪立即说：“好啰，等下我找你！”然后又给了对方一个慷慨的微笑。
　　到了会计室，吴国斌敲了敲门。平素她蛮横无理，如今却成个文静秀气的女孩：
　　“姐姐，姐姐，是我！”
　　门未开，屋里就连珠炮似的传来斥呵声：“你跑来干什么？叫你别来打扰我，你偏来！你快给我滚回去……”
　　开门声如断裂声，吴国平气咻咻地大开了门。她简直太秀丽了，气质极好，像个五四时期的大家阎秀那样，把柔美的头发卷出个自然的弧度。假如不是身临其境，我绝不相信那美人会如此冷漠无情。我总以为美人有副善心肠，因为她们得到了造物主最大的恩赐，应该时时感恩。
　　吴国斌在她的咄咄目光中，垂下脸。
　　老枪挤上来，陪着笑打圆场：“她们走了几十里地特意拜望你。喏，那两个女孩子是你妹妹的同事。”
　　“你还没介绍你本人。”她冷冷地说。
　　“我么？我是场部加强连的，特意专程护送她们来此地。”老枪说，“你不觉得她们像任性的小孩吗？”
　　“我跟你看法不同。”她抬着下颚，挺傲。
　　“姐姐，”吴国斌低头地说，“我们明天一清早就走。”
　　“对！对！”老枪连忙附和道，“明早，我送她们上路去火车站。”
　　“对不起。”吴国平回绝老枪道，“你还是连夜下山回你的加强连。因为我没法安排你的住宿。”
　　老枪仰面大笑数声，说道：“哪能让你为我费心！好，有劳你安顿好她们三个。红小兵们，明天一早见。”
　　老枪迈着英雄赴刑场的步子，走出一番气概。我追上去，问他去哪儿。他说早讲定了，去找刚才指路的朋友帮忙。
　　我说：“他根本不认识你。”
　　“去了，就认识了。”他说，“你干嘛要为我操心呢？去告诉她们两个，你们必须委屈求全度过今夜。在这里。我老枪使不出招数！”
　　吴国平独居在会计室，室内却乱得像个男人的值班室。这一点，姐妹俩惊人的相似，别说洁癖，就连起码的整洁都谈不上。然而姐妹两个都能像亭亭玉立的蘑菇一样，生长在乱糟糟的根基上，这是她们的特色。
　　吴国平抽出一条肮脏的廉价军毯，只用两个手指拎起一个角，由它大部分拖在地上，说：“把大办公桌拼起来，铺上这个，睡两个人蛮可以了。”
　　然后她就哗啦哗啦洗手，保持自身的清洁完美。她大概就是那样把自己和自己以外截然分别的。有点治表不治根的蠢女人风格。
　　我跟钱小曼抹灰铺床，总觉得那里仍藏着烟灰气。这时，站在边上的吴国斌，肚子很响地叫了一声，接着又叫了一声。
　　“把豆腐粉拿出来。”她小声说。
　　吴国平看看那豆腐粉，淡淡地说：“真周到呵！可惜我没什么礼物可回送，所以还是请收回去！那个罐里头剩些饼干，假如你们饿的话，可以用它充饥。”
　　后来，她们姐妹挤一张小床，我跟钱小曼和衣躺在办公桌上。夜深了，万籁俱静。钱小曼沉着地步入梦乡，我搂住她，怕她滚下桌子。不该带她出来，过早地接触这些血淋淋的事。她甚至还称不上一个合格的女性，发育只限于内心，而迟迟不见身体响应。我怕她像豆芽那样僵掉，只丰满个脑袋。
　　白天的事如烟云，飘来飘去，脏兮兮的，惨兮兮的，既唐突怪诞又触目惊心。世上有个发暗的区域，我却闯了进去；待我走出那里时，也许也暗淡了··、…
　　床咯吱咯吱响，突然听吴国斌问：“家里有消息吗？”
　　“女的没来信。”吴国平说，“男的来信，没好事，说是缺钱用。”
　　“是从监狱寄来的？”
　　“废话！那男的还能插翅飞出提篮桥？”
　　当初我以为她们在谈论一个外人，事后吴国斌曾说起，她们自幼就称父亲为“那男的”，称母亲为“那女的”。女的慓强凶悍，男的不堪忍受，在外头找了情人，并养了私生子。女的拒绝离婚，多少年来使男的在忐忑不安中度日。她四十岁生日时，去法院控告男的重婚罪，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庆嘉。于是，男的身陷囹圄，那私生子十岁，正是个小狼一样贪食的年纪。她就是长在这个充满杀气的家庭，脸上的疤就是那女的用破碗砸的。破相了！她那么惨然地一笑，催人泪下。
　　“加强连那个人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叫老枪……”
　　“跟男人交往你别太痴情。”吴国平说，“没有点手腕不行。拿出你的本事！男人跟女人，哪怕夫妻间也有奴隶和主子之分。你爱他，想捆住他，首先就得把他降为奴隶！”
　　“奴隶？”
　　“要摧毁他的自信，让他变成忠实的狗，顺从的奴隶，你的每一点恩赐的温柔才能让他感恩戴德；否则，他就会反过来压迫你、欺压你，让你当女仆。”
　　那个月夜，我蜷伏在毛乎乎的脏毯子上，脚趾终夜冷僵僵地萎缩着。舅公曾提醒我防人的戒心不可少，尽管他已命归黄泉，那番话却活下来。世上有些人是防人的，有些人是攻人的。既不会攻又不会守的我只是命大，没遇上攻人的恶人。从此，我不敢再以貌取人，碰到生人，目光犹疑。
　　老枪清晨就跑来大敲其门，神态像个过“六一”的小队长，“我的天，你们快点！搭运材车下去，已和司机说好！”
　　我们跑出会计室。吴国平跨上一步，递过豆腐粉，动作果断得如掐断某种瓜葛，不容任何人推却。
　　“你就管好自己吧！”吴国平对她妹妹说。
　　吴国斌狠狠地转过脸来，发出个含混的鼻音。一把夺过我的方包，泄愤般地狠塞一阵。她的眼睑上有根神经跳了跳，像条细虫腿踢了踢脚。天一侧那发红的朝霞映照她半边脸。一半艳丽，另一半苍白如纸。
　　那两包豆腐粉就永久地装在那个方包里，没人再让它们重见天日，直到它们跟着帐篷一道付之一炬。那熊熊的烈焰中，我违背常情地惦念起它们，它们也许颗粒松软，也许绿毛遍布。在它们被装入方包的那天起，方包就注定是它们的骨灰盒。
　　那个早晨，太阳出得过早，总让人不相信会长久。老枪果然已拦下两辆头班运村车，正向司机敬烟。
　　“我们四个得分两个驾驶室坐。”老枪招呼我，“来，你过来。”
　　从驾驶室门关上那刻起，老枪就局促起来，拼命往车窗靠。问他，他说：“别挤痛你。”
　　“怎么会呢？”我笑笑，“你力大无比？”
　　“你像个瓷娃娃，我像个大笨熊……”
　　车向前驶，一路上坡，道路不平，司机不住地骂娘。老枪的头在车窗上一碰一碰敲出节奏，一面唱起来：插队的人归来，上海变了样，柏油马路多宽敞，灯光刺眼睛。走在路上没人理我，感到多悲伤，我的上海哟……
　　他唱忧伤的歌也像刮大风似的，能吹走迷雾见艳阳，那是老枪本色。跟他在一块令人愉悦、松弛、像泡在温热的水中。
　　“喂，”他用肩轻碰我，“想什么？”
　　“我在想你为什么快乐。”
　　“告诉我结论。”
　　我摇摇头：“没想出来。”
　　“你故意为难我！”他搓搓手，固执地说，“是我鲁莽。你们女孩就是景德镇出的瓷器，碰不得，以前别人说我还听不进去！”
　　“老枪，我不懂你的话。”
　　老枪挪了挪，一下子佝下腰，双肘撑在膝上，大手干抹着颜面：“就当我没说。”他像矮下去半截，问了半天。
　　山峦群林纷纷退后，车过峡口时前面道路堵塞。下车去看，那喉咙般的峡口让几块巨大尖利的岩石挡住，呈齿状；抬头上望，只见上颚般突兀着的石山上，留着两个巨大的新缺口。
　　“好险！”司机说，“要是它们砸在车顶上，我们就全成肉饼了。”
　　老枪忽而沉闷地叹息道：“我这样的单身汉不怕死，无牵无挂！”
　　“老枪！”我说，“好人应该活得长久。”
　　“你说我是好人？”他眼里倏地一亮，粗大的五官洋溢着喜气；但他却硬要顺口来一句，“别是给我一颗定心丸！”
　　后来司机进驾驶室消耗烟草，只剩我们两个坐在拦路石上。远远地，后面的一辆运村车传过机器的啸音。我向后张望，“他们快到了。”
　　老枪用脚尖碰碰我：“喂，可以问个事吗？”
　　“你好像很苦恼。”
　　“别打岔！”他霍地站起，脸朝山壁，“我想知道，你干嘛要为我操心呢？”
　　我僵住了，忽觉有口难辩，因为问话中已有了说也说不清的含义。老枪是个绝好的人，磊落坦荡。才一天的工夫，我们就相处得像中间无障碍的朋友。但是，爱情不会这样的，我爱过人，体会到爱情恰恰是一种对障碍的冲击，激情也由此得来；我不期望畅通无阻的爱情。
　　“老枪，我们做个好朋友。”
　　“那是远远不够的！见到你我就觉得有缘！”他说，“不管你怎么推托、拒绝，到最后你会答应的，我敢肯定！”
　　钱小曼她们已近在飓尺，剥夺了我的解释机会。我犹豫了一下，终于不忍伤他。可是这初次的犹豫已造成今后的一系列犹豫。
　　车到大树屯车站天已黄昏。老枪慷慨解囊，请我们在小饭铺吃饭。
　　“要些什么？”掌柜的问。
　　“挑贵的上，”老枪把一叠纸币放在桌子中央，“尽这些钱用！”
　　他显得沮丧，然而他还竭力加剧它，用脚踹开多余的凳子，吼着嗓音催菜，或是抽出烟来狠狠地在桌面上顿。故意做出男人受挫后的放荡不羁。
　　“他妈的，快点上菜。”他焦躁地站起身，一路向灶伙房嚷去，“不知道火车快进站了？”
　　钱小曼哭丧着脸说：“车票钱还没着落呢！”
　　“别逼我。”吴国斌说着，眼珠一转，“你这个笨蛋！”
　　饭桌上，老枪仍是闷闷不乐。我心里想，与我无关，然而却十分忐忑不安。他的痛苦失态传导给我，止不住让我惆怅，让我若有所失。我看看天色，说不上是盼望天快黑还是盼望别黑得太快，整个心境纷乱一片。
　　吴国斌出其不意地说：“钱小曼，你先上车站买票。”
　　“哪来的钱？”
　　吴国斌用嘴努努桌上的钱。“笨蛋，这不是现成的？哈哈，你怕成那样！你们看我的。”
　　老枪走来，她大声嚷道：“喂，你们怕挤，难道就该我去买车票？来时就是我去买了，你们不去，咱们就在这里坐一夜！”
　　“别吵了，”老枪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老枪竟买了四张票，随我们一路到了呼河林场。这后来成了一场悲剧的导火线，然而遭人唾骂的他其实是无辜的。
　　“我看看老同学去。”老枪对她们两个说，他没看我。但我知道他要补好破碎的自尊，他不愿在一个小女孩眼里成为败者。
　　老枪吃住都在万林强那儿，但他不停地借故敲女宿舍的门。
　　“借个茶缸。”他大大地堵在门那儿。
　　“昨天借去你就没还来！”
　　“呵！”他扭头就走。
　　十分钟后，他又来了，这次是来还茶缸。他忽然变成个沉默的人，一个谨小慎微的男生，站在门口，显得手足无措。还是吴国斌上去拉他，亲亲呢呢，嘻嘻哈哈，卷毛在场时，她更做作。
　　“老枪，你干脆调来吧！”她说，“我就需要个真正的男子汉做靠山。”
　　“好啦，别拿我开心啦！”
　　“死老枪！”她娇嗔道，用拳头擂老枪，“我要是假心假意，就让我死掉。不是吹，这个连里没人比得过你的魄力！卷毛……你怎么走了？”
　　“去呼点新鲜空气！”卷毛灰着脸，拂袖而去，连着几日，脸上苦涩不退。
　　当时我正给美妹写信。那个多情女子也遭到厄运的黑手击打。我忽而愤怒起来：小多疯了，沉浸在宣泄的自由中，软弱使他脱离痛苦，却要如花似玉的美妹来为这个人悲痛欲狂，终日以泪洗面！这太不公平！
　　我把那封信的称呼改动了，把拯救小多的恳求寄予他的父母。另外，给美妹寄去封简信，通篇只有九个字：安排好你自己的生活。
　　那几个字落笔生根，一个个饱满凸出。我忽然觉得安排是人为的主动，拖延就如拱手让出主动。我叫了声老枪，他刷一下回过脸。他有着宽阔的嘴，挺拔的鼻梁，毛孔粗砺，那是个能经受苦难的男人。
　　“你回大村屯吧！”
　　“你真心希望我走？”
　　再拖延就成了种罪过。我点点头。
　　“走！”他压低嗓音，“我在公路边等你。”
　　“我不去。”我忽然怕得要命。
　　“不去我就在那儿站一辈子！”
　　暮春的风显得情意绵绵，脸和脖子被拂得痒丝丝的。公路上已开始收潮，踩上去富有弹性。默默地走了一程，他突然开口道：“这是叫散步吗？我没散过步，小时候总是背着篓子捡破烂，十岁才上小学。到这儿几年，冬天总在山上拼命。记不起春夏天忙什么，总是急急匆匆，忙来忙去。”
　　我忽然被触动了，他并非快乐王子，人好心好，但活得毛里毛糙，缺少个好女孩给他温情和色彩。他跟我，同是孤独的人。
　　“老枪，你是个好心人，早晚会有个好女孩爱上你。”我说着，不由慌乱起来。我不爱他，但同情他；这两者让我既不能挨近他又不愿拒他于千里之外。他热烈奔放的目光咄咄逼人，仿佛两团烈焰。
　　“你就是那个好女孩。”他站下，逼前一步，“告诉我，给我指个方向。爱情不能勉强，可是，可是，我想过用武力抢走你，你另啪，别怕！”
　　他的手扳住我的肩，笨重地摇撼着，我觉得极度疲倦，极度安宁。他的臂膀稳实有力，还有那个肩，仿佛就是避风的港湾。何必再独自漂零呢？我的小船已快散了，经不得新风浪。而那个肩却是那么忠诚地迎接着我，我一阵心碎，慢慢地庄严地靠过去……啪！啪！
　　两声枪响划破寂静，尖啸的尾音悠长浪漫，我跳开去，从他失望的眼神里，我知道一切还可以挽回。
　　“不，老枪，我们只是个……不，是场梦，那绝不可能是真的……”
　　“别说了。”他挥挥袖子，“我立即下山。”
　　他是条好汉，走得义无返顾。以后我再没见过走路如此雄赳赳的男人。有时我会怅怅地想到他，担心自己抛弃的是一块金子，不过这只是一个飞逝的闪念而已。
　　万林强扛着猎枪走得兴冲冲，手拎一只肥硕的乌鸡，鸡头倒悬，不断渗出黑血。他带着男人捕取到猎物的豪气：“你在这！听见枪响了？”
　　当然听见，万事万物间都连着一线缘由，枪响并非偶然。倚着树我站了许久，人真叵测多变，往往会在非常的几秒钟内将命运作个大逆转，像个走在十字路口的过客，随时可能拐进一条新路。我对情感突然失却信任，女孩多脆弱，像一片茫然的树叶。
　　那之后，形成了一个烦人的习惯，每做一次重大抉择前，我都会屏声敛气，等待突如其来的声响，等着它来挽救可能的迷失。可是，那声响不再神圣地显露。我不知是已经迷失了，还是从未迷失过。我懂得，谋求这个答案，需要一生漫长的时光。
　　五月里，万林强送我一个小红伞蘑菇。他说刚接到老枪的信，那人解释了不辞而别的原因，并请求代向我表示歉意。
　　“或许，你该回他一句话。”他淡淡地说。
　　“不必了，”我说，“不想再打搅他。”
　　他给了我幽长深邃的一瞥，我隐约感觉那中间带着些异样的东西。
　　序五
　　我曾说过，外婆不喜欢所有的外孙女，把期望赌注般地下在外孙们身上。她老人家对我却有点特殊：既讨厌又怜悯；那是因为我既无姣好的面目又长了一身傲骨。
　　十岁生日时，外婆买来几枝假花。红红绿绿地插满我两鬓。她把我推在墙上，离两步远逼视我数秒钟，然后长吁一声：还算周正，比我那时稍强点。不必像我那样苦命……
　　那一幕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我甚至体会出外婆十岁时插假花那番绝望孤苦的心情，曾外祖父将她久留闺房，是否就是怕五女吃苦于他人之手？
　　外婆八十高龄时去世，遗容安详，仿佛在清点八十年中孤寂而又艰难的历程，这笔财富足以使她成为一个杰出的女人。
　　世界的恢宏在于它挟裹一切，人的富足与贫瘠是否也取决于此？反正，我十六七岁时经历的起伏变迁，有的人至死都经历不到：它后来成为我唯一的骄傲。
　　第五章
　　这年夏末出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就像一个来路不明的病灶久久埋藏着，某一天突然发作得奇形怪状。
　　我收到美妹发自泰兴的一封绝命信，红笔潦草，措词悲怆得颠三倒四，时有断句，体现投江上吊前的失魂落魄。我大哭一场，往泰兴发了个电报，满满一纸疏导的电文。可心里却懂得这纯属枉然，人死易如灯灭。从她发信至电报到达，至少需要八天八夜；而死则只需要一瞬。
　　自我俩分别后，美妹先在家里做了一阵老妈子，后来不堪忍受继母大阿司匹林的冷嘲热讽，便写了“不做暖房里的花朵”之类的决心书送到知青办，但去林场的末班车已由我们这批乘跑了；百般无奈中，她去了老家泰兴插队落户。
　　我珍藏着她寄自泰兴的几封信。先是写本家堂叔奸诈势利，只腾出间四面漏风的小棚子让她栖身；又写那个小村破旧肮脏，农活粗重，每日辛劳只得五个工分，约折人民币二角。过了一阵，她突然提到公社书记，说他要提升她当广播员，并许诺有上调机会优先送她。正当我庆幸她喜遇善人时，又收到她一封信，把那书记称作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她说她怒斥了那老狗的卑鄙用心，于是，除了小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