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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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濬、卫瓘等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吕布的冤案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曹瞒传》。，这是人们对三国时期吕布盖世武功的称颂。然而吕布的操行所为却为后人所不齿。《三国志·吕布传》（以下引文皆省略《三国志》）中陈寿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九中对吕布也大加鞭挞，认为“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吕布殪，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我认为，陈寿、王夫之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首先，吕布并非导致汉末大乱的罪魁，吕布死，天下之乱也并没有终止。其次，吕布的“轻狡反复”也是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一定由吕布来承担，汉魏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合聚散是当时社会运作的常态。为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被认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历来评论者在这一点上紧抓住吕布的小辫子不放，认为吕布忘恩负义。吕布杀丁原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矛盾日益尖锐，势如水火。少帝初立，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从，何进遂“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资治通鉴》卷五十九。，何进所召的“四方猛将”，主要包括董卓与丁原所控制的凉州与并州两大军事集团。丁原任并州刺史，利用一些以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一支势力强劲的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事集团。吕布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吕布传》云：“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虽以并州牧的官职率兵进京，但其所率的武装是从凉州带到并州的，因此属于凉州军事集团。
　　在何进的召唤下，丁原、董卓各自率自己的地方武装进京，获得了干预朝廷中枢的机会。但董卓较丁原抢先一步进京，并且将少帝、太后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然而，董卓初入京师时，兵力有限。据《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可见，董卓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同其他地方武装相抗衡的优势。虽然在何进被宦官杀死后，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无所从属，皆归董卓，但毕竟不是董卓的嫡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董卓也不一定十分相信他们。董卓要扩充军事势力，必须拉拢或兼并并州军事集团。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虽分属不同的集团，但由于所处的地域都是“边鄙”，凉、并二州在东汉末年是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的地区，“习于夷风”，长于勇武而短于“学术”，在时人看来，并、凉将士属于“天下之权勇”，为“百姓素所畏服”。《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汉纪》。两个集团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习俗及军事实力。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董卓为何要诛杀丁原，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董卓杀丁原很可能是因为丁原不愿意合作或臣服。然而董卓兵力有限，与同是劲旅的并州兵团开战并无胜算。如果两败俱伤，反而让关东军事集团得益，这是董卓不愿看到的。因此董卓决意使用阴谋手段诛杀丁原并控制其武装。董卓能否铲除丁原，关键在于吕布。因为吕布“骁武，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是并州军集团中首屈一指的猛将。同时，吕布又深得丁原的信任，丁原“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如何诱使吕布杀死丁原，史籍的记载十分简略，“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三国志》卷七《吕布传》……问题的关键是要探讨史籍中没有披露的内容，即吕布为何会倒戈，叛丁原而投董卓。我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其一，董卓当时官拜前将军，封斄乡侯兼并州牧，丁原初为骑都尉，后迁执金吾。以官位而论，董卓在丁原之上，而且董卓进京后迅速挟持了少帝、太后，掌控了朝廷中枢，具有政治上的优势。董卓以上令下，命吕布诛丁原，吕布是不能违抗的。因为吕布并非丁原的私人武装——部曲，而是汉官吏。其实归顺董卓的也不止吕布一人，史载“（何）进、（何）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其二，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借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但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吕布等并州将士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吕布投董卓后，“卓以布为骑都尉”同①……丁原在河内时曾为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概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揣测，这可能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
　　其三，吕布投靠董卓，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是“羌患”蔓延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与吕布皆“习于夷风”，史载“卓有才武，臂力少比，足带两鞬，左右驰射”。《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可见董卓与吕布皆以骁勇善战闻名乡里。最初又担任低级军职。吕布、董卓早年经历相似，因此气味相投，有共同语言并非偶然。另外，董卓曾在并州作战，又担任过并州刺史，吕布是五原九原人，五原郡属于并州，因此很可能两人不但认识而且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否则，董卓为何对吕布“甚爱信之，誓为父子”。董卓甚至“行止常以布自卫”《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托付给吕布，应该是最好的证明。
　　其四，董卓初入洛阳，其暴政恶行并没有即刻显现。相反，董卓进京后所做的头几件事，名声还是相当不错的。据《后汉书·董卓传》云：“卓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所选拔的人，基本上都是名士和名门之后，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也颇有人望。而他自己的部属却都被任命为低级职位。《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又曰：“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陈蕃、窦武乃天下名士，声望极高，在党锢之祸时为宦官所枉杀，当时天下士人百姓皆冤之，此等天下大冤而今在董卓手上一朝得雪。
　　大儒蔡邕，因得罪权贵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进京后，马上予以重用。蔡邕赴京后，“署祭酒，甚见敬重”，随之“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这时的董卓俨然是一个贤臣模样，不但能够礼贤下士，还能纳谏——“（蔡）邕亦每存匡益”《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谁又能知道他后来会如此暴虐无道呢？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昏暗，董卓的到来甚至使一部分人对其抱有革新政治的幻想，故吕布其时叛丁原投董卓并不一定是见利忘义的行为。
　　吕布投靠董卓后，便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因吕布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故常被人当成工具加以利用。《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吕布传》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说明在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王允的心目中，吕布不过是一名“剑客”，而他之所以厚加接纳，目的在于实现他的政治图谋，即利用吕布来刺杀董卓。
　　吕布杀董卓是人心所向，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他也得罪了凉州军事集团。“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李傕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打败了吕布，攻克了长安。吕布被迫东走。吕布投奔袁术，袁术拒而不纳，于是改投袁绍。袁绍收留吕布是为了对付黑山军张燕。吕布作战英勇，助袁绍大破张燕。但“外宽内忌”的袁绍反而嫉恨吕布勇猛，恐日后难以驾驭。吕布察觉后“求去”，袁绍却“阴遣壮士夜掩杀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布求还洛，绍假布领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布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砍布床被，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吕布有功于袁绍，袁绍却如此对待他，孰是孰非，可谓不言自明了。
　　吕布离开袁绍后，便去投奔张杨，张杨曾是丁原旧部，与吕布算是旧友。并州军的吕布、张杨、张辽集合在一起，对凉州军的李傕、郭汜来说，当然是严重威胁。李傕试图进行分化，诱使张杨及其部曲诸将诛杀吕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张杨及部曲诸将，皆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吕）布。”在张杨看来，这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因为不但可与凉州军暂时和解，而且还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