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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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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虽系亡国之君,但其统治蜀汉已达四十余年,在益州地主集团中尚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例如蜀汉南中都督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号哭,大临三日,诸将咸劝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阻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则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何论迟速耶。‘“《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由此可见,对刘禅如何处置,关系到益州地主集团人心之向背,一旦蜀主受辱或被杀,蜀汉士大夫则不但不会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反而有可能与之为敌。司马昭洞察其情,故对刘禅十分礼遇。他奏请魏帝封刘禅为安乐公,其”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又予以优厚之俸禄,”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并以魏帝名义下诏褒奖刘禅道:”公恢崇度德,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司马昭还设宴招待刘禅,又问他”颇思蜀否?“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此事诚然确实反映了刘禅昏庸驽下,忘掉了亡国之恨,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不也表明了由于司马昭对刘禅的”归命之宠“,使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故刘禅才有”乐不思蜀“之谓。
  由于司马昭实施了正确的治蜀政策,蜀汉各地郡守纷纷归降。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士”请降,并向司马昭表示,“是以委质,不敢有贰”。《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昭不烦刀兵,就平定了南中。蜀巴东太守罗宪“得后主委质问之”,亦感恩怀德,放弃死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王”。后来当孙吴大军“起兵西上”,欲乘机兼并蜀地之时,罗宪“保城缮甲,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誓死坚守,并表示宁愿效忠司马昭“毕命于此”,而“宁能为吴降虏乎”。《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弋传》注引《襄阳记》。最后终于打退了吴军的围攻,保卫了疆土,为司马昭立了大功。这样,益州地主集团就完全被司马昭争取过来了。由于他们的归附和全力支持,巴蜀地区以后成了西晋伐吴的基地。司马氏凭借天府之国的人力和物力终于灭掉了孙吴。由此可见,司马昭的治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司马氏、曹氏集团优劣论
  综上所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弑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其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氏代魏之事的。中古社会,忠君是封建伦理的核心,不忠就是叛逆,故司马昭千百年来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这种封建正统史观,更不以传统的君臣纲常伦理为是非准则。毫无疑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司马昭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昭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宜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卷二十四《高柔传》……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酒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三国志》卷九《曹爽传》。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贸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曹爽还和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同①。,“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同②……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同①……如果说曹魏政治在魏明帝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濬、卫瓘等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吕布的冤案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曹瞒传》。,这是人们对三国时期吕布盖世武功的称颂。然而吕布的操行所为却为后人所不齿。《三国志·吕布传》(以下引文皆省略《三国志》)中陈寿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九中对吕布也大加鞭挞,认为“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吕布殪,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我认为,陈寿、王夫之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首先,吕布并非导致汉末大乱的罪魁,吕布死,天下之乱也并没有终止。其次,吕布的“轻狡反复”也是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一定由吕布来承担,汉魏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合聚散是当时社会运作的常态。为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被认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历来评论者在这一点上紧抓住吕布的小辫子不放,认为吕布忘恩负义。吕布杀丁原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矛盾日益尖锐,势如水火。少帝初立,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从,何进遂“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资治通鉴》卷五十九。,何进所召的“四方猛将”,主要包括董卓与丁原所控制的凉州与并州两大军事集团。丁原任并州刺史,利用一些以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一支势力强劲的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事集团。吕布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吕布传》云:“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虽以并州牧的官职率兵进京,但其所率的武装是从凉州带到并州的,因此属于凉州军事集团。
  在何进的召唤下,丁原、董卓各自率自己的地方武装进京,获得了干预朝廷中枢的机会。但董卓较丁原抢先一步进京,并且将少帝、太后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然而,董卓初入京师时,兵力有限。据《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可见,董卓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同其他地方武装相抗衡的优势。虽然在何进被宦官杀死后,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无所从属,皆归董卓,但毕竟不是董卓的嫡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董卓也不一定十分相信他们。董卓要扩充军事势力,必须拉拢或兼并并州军事集团。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虽分属不同的集团,但由于所处的地域都是“边鄙”,凉、并二州在东汉末年是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的地区,“习于夷风”,长于勇武而短于“学术”,在时人看来,并、凉将士属于“天下之权勇”,为“百姓素所畏服”。《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Ш杭汀贰A礁黾庞邢嗤蛳嘟奈幕⑾八准熬率盗ΑU馐撬胶献鞯幕 
  董卓为何要诛杀丁原,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董卓杀丁原很可能是因为丁原不愿意合作或臣服。然而董卓兵力有限,与同是劲旅的并州兵团开战并无胜算。如果两败俱伤,反而让关东军事集团得益,这是董卓不愿看到的。因此董卓决意使用阴谋手段诛杀丁原并控制其武装。董卓能否铲除丁原,关键在于吕布。因为吕布“骁武,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是并州军集团中首屈一指的猛将。同时,吕布又深得丁原的信任,丁原“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如何诱使吕布杀死丁原,史籍的记载十分简略,“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三国志》卷七《吕布传》……问题的关键是要探讨史籍中没有披露的内容,即吕布为何会倒戈,叛丁原而投董卓。我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其一,董卓当时官拜前将军,封斄乡侯兼并州牧,丁原初为骑都尉,后迁执金吾。以官位而论,董卓在丁原之上,而且董卓进京后迅速挟持了少帝、太后,掌控了朝廷中枢,具有政治上的优势。董卓以上令下,命吕布诛丁原,吕布是不能违抗的。因为吕布并非丁原的私人武装——部曲,而是汉官吏。其实归顺董卓的也不止吕布一人,史载“(何)进、(何)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其二,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借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但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吕布等并州将士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吕布投董卓后,“卓以布为骑都尉”同①……丁原在河内时曾为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概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揣测,这可能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
  其三,吕布投靠董卓,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是“羌患”蔓延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与吕布皆“习于夷风”,史载“卓有才武,臂力少比,足带两鞬,左右驰射”。《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可见董卓与吕布皆以骁勇善战闻名乡里。最初又担任低级军职。吕布、董卓早年经历相似,因此气味相投,有共同语言并非偶然。另外,董卓曾在并州作战,又担任过并州刺史,吕布是五原九原人,五原郡属于并州,因此很可能两人不但认识而且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否则,董卓为何对吕布“甚爱信之,誓为父子”。董卓甚至“行止常以布自卫”《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托付给吕布,应该是最好的证明。
  其四,董卓初入洛阳,其暴政恶行并没有即刻显现。相反,董卓进京后所做的头几件事,名声还是相当不错的。据《后汉书·董卓传》云:“卓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所选拔的人,基本上都是名士和名门之后,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也颇有人望。而他自己的部属却都被任命为低级职位。《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又曰:“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陈蕃、窦武乃天下名士,声望极高,在党锢之祸时为宦官所枉杀,当时天下士人百姓皆冤之,此等天下大冤而今在董卓手上一朝得雪。
  大儒蔡邕,因得罪权贵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进京后,马上予以重用。蔡邕赴京后,“署祭酒,甚见敬重”,随之“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这时的董卓俨然是一个贤臣模样,不但能够礼贤下士,还能纳谏——“(蔡)邕亦每存匡益”《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谁又能知道他后来会如此暴虐无道呢?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昏暗,董卓的到来甚至使一部分人对其抱有革新政治的幻想,故吕布其时叛丁原投董卓并不一定是见利忘义的行为。
  吕布投靠董卓后,便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因吕布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故常被人当成工具加以利用。《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吕布传》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说明在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王允的心目中,吕布不过是一名“剑客”,而他之所以厚加接纳,目的在于实现他的政治图谋,即利用吕布来刺杀董卓。
  吕布杀董卓是人心所向,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但他也得罪了凉州军事集团。“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李傕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打败了吕布,攻克了长安。吕布被迫东走。吕布投奔袁术,袁术拒而不纳,于是改投袁绍。袁绍收留吕布是为了对付黑山军张燕。吕布作战英勇,助袁绍大破张燕。但“外宽内忌”的袁绍反而嫉恨吕布勇猛,恐日后难以驾驭。吕布察觉后“求去”,袁绍却“阴遣壮士夜掩杀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布求还洛,绍假布领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布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砍布床被,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吕布有功于袁绍,袁绍却如此对待他,孰是孰非,可谓不言自明了。
  吕布离开袁绍后,便去投奔张杨,张杨曾是丁原旧部,与吕布算是旧友。并州军的吕布、张杨、张辽集合在一起,对凉州军的李傕、郭汜来说,当然是严重威胁。李傕试图进行分化,诱使张杨及其部曲诸将诛杀吕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说:“张杨及部曲诸将,皆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吕)布。”在张杨看来,这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因为不但可与凉州军暂时和解,而且还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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