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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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曹操杀死后，他的医术也就此失传。可见，曹操对中国古代医学的摧残。
　　其三，屡兴大狱，滥杀大批无辜士人。
　　建安二十三年，耿纪、韦晃、吉本等人因反对曹操而被诛。但曹操并不就此罢休，欲趁机树威，杀戮大批士人。操下令“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大狱，株连被戮者达一千余家，其中功臣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二子都在这次大狱中被杀。
　　有些贤士虽没有被曹操所杀，但亦被操借法所废，终身禁锢。如毛玠对崔琰之冤有些不满，发了“使天不雨盖此也”的牢骚，结果“太祖大怒，收玠付狱”。《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又如杨彪为人“海内所瞻”，“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幸孔融不避斧钺，与曹操理论，“操不得已，遂理出彪”，然彪出狱后即被免官，还殃及宗族子孙，“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彪传》。
　　曹操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和废黜了大批功臣、贤士，削弱了自己的实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许多奇才，或行权诈之术，以保其族，善其身，不为操献良策；或遁迹林泉，坚拒操之征辟，不愿为其所用；或另投新主，与曹操为敌。使操之事业遭受损失。就三国实力而言，曹操所占的地盘要比吴、蜀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军事、经济实力强得多，但三国鼎峙局面却延续几十年之久，终曹魏之世始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曹操统治后期出现的人才难尽其才的局面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曹操用人的“二律背反”
　　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但另一方面却又嫉贤妒能，雄猜极测。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曹操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呢？笔者认为：其一，曹操从初起兵到自称魏王，建立曹魏政权，前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用人政策也随之而变化。曹操出身“赘阉遗丑”《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宦官之家，故为世族所不齿。他在群雄并起互争霸权的斗争中，一开始势单力薄，无资以凭。而和他争天下的袁绍、袁术兄弟，是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大贵族：“八俊”之一的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益州牧刘焉是汉室宗亲；枭雄刘备则是汉景帝苗裔，中山靖王之后，汉献帝之皇叔。曹操的身世使他既不能像袁绍、刘焉那样制造“天意实在我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的舆论，又没有条件像袁术那样“捏造符瑞，刻玺称王”。所以曹操打天下所能争取的唯一资本就是延揽英才，为其臂助。《三国志·武帝纪》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可见，曹操估计到自己的力量远未足与袁绍相敌，身世所决定的号召力也不能与袁绍可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任“天下之智力”，争取不同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归附，使大批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为其所用，才能实现“统御海内，芟夷群丑”的目的，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大，到了北方统一的“治平”之时，曹操就冀图建立专制统治，并因时势的变化改变了策略。就曹操统治的前后期的用人政策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
　　曹操起兵伊始，仅有兖州一隅之地，兵微将寡，这时曹操求贤心切，唯恐因害贤而使天下英雄裹足不前。“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群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忧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为吕布所败，投依曹操，程昱屡谏操：”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亦明知备乃人杰，但终不肯下手，原因就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又如官渡战后，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有人建议严加追究，但操却”皆焚之“。同上。其实这并非他发善心，而是操知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故假作仁慈，以收揽人心。但在曹操平定冀州，北方统一局面稳定后，曹操胆子壮了，腰杆也硬了。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以免大权旁落，于是对士人发出一道杀气腾腾的《整齐风俗令》。在用人政策上也采取了”以刑为先“、”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的极端手段，来剪除一些不合己意的人。一些名士恃才而骄，不肯唯命是从，就成了曹操动刀的借口。
　　由此可见，曹操在其统治的后期并未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而是以他自己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①。作为其用人标准的。曹操的“赏功能”不过是他用人的权宜之计，并且仅仅是在“有事”时用之，但在定天下后的“治平”之时，曹操就要“尚德行”。华歆、董昭、陈群等阿谀奉承、望风顺旨的所谓“清正之士”就被重用，而昔日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就受到排挤和打击，他们“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并且一旦和曹操意见不合，或成为操专制独裁的阻力，就难免要遭杀身之祸了。正如赵翼所说：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当然，定天下后残害功臣、贤士，并非曹操一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社会里不乏其例，这是帝制社会的一大通病，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曹操在天下并未真正统一前，就开始诛戮功臣贤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权思想的恶性膨胀。
　　其二，从曹操个人的性格、品质来看，其气度恢弘、赏罚分明、用人不究小过之例固然不少。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凶残、嗜杀、阴险、狡诈的封建统治者。正如孙权所说，曹操“所行，其唯杀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报仇，他能屠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他斩袁绍八个大将，坑杀降卒七八万，还自鸣得意。
　　曹操的残暴行为不仅反映在他和敌对势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而且处处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缉逃难时，经过吕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又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曹操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又如曹操因“常讨贼，廪谷不足”，管粮官征得曹操同意，用小斛发放军粮，曹军因此大哗，操却对管粮官说，不得不借你头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曹操一面杀人，一面还假作慈悲，瞒心欺人。“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还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同上。杨修被杀，从表面上看，是他“交关诸侯”之故，其实并不尽然。杨修才气横溢，聪明过人，如汉中之役，操受挫于刘备，进退维谷，出军令曰“鸡肋”，杨修知其用意，“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结果不出其所料，“操于此回师”。《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蔡邕所题曹娥碑的八个字，也是杨修破译为“绝妙好辞”，使操自叹弗如。殊不知才高遭人忌，杨修又不能大智若愚，结果为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
　　论者皆谓曹操“能用度外之人”，并举操释陈琳为例，其实这件事并不足为证。陈琳虽骂及曹操之祖宗三代，但曹操亦知道陈琳时为袁绍谋士，桀犬吠尧，身不由己，故释而用之。而以他事为例，就可看出操之度量亦很有限。如“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曹操对这两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后“（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曹操还是不肯放过，而“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又如毛玠得罪曹操，操虽贷其不死，然终身禁锢，废黜不用，可见其心胸之狭，正如孙盛所说：”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注引孙盛评。
　　总之，当我们分析评述曹操用人政策的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功过同在，或曰功过集于一身。“历史行程二律背反”现象在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曹操身上集中的种种悖论，还是许劭的那句名言“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最能概括曹操之所作所为。这个“能臣”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这个“奸雄”又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处世准则。从这里也可找到曹操求贤又杀贤的另一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应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汉以来专讲“阀阅门第”、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按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标准来实行的。换言之，曹操之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对此，后世史学家颇多评议。王夫之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赵翼则把三国之主的用人作了比较，他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其语鞭辟入里，道出曹操用人政策的真谛。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
　　陈寿著《三国志》，除三国之主外，凡将相大臣诸人物皆数人合为一卷。唯诸葛亮、陆逊单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之地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孙吴四英将”条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并称为“一时英杰”，誉为孙吴立国之柱石。周瑜、鲁肃、吕蒙三人诚为超世之杰，然他们大功初建之时，即患重疴，不幸英年早逝。“孙吴四英将”中唯有陆逊出将入相，享年最永，卒时已六十三岁，在三国时代可谓长寿。顾雍死后，陆逊代之为丞相。孙权拜逊为相时，下诏曰：“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故将其誉为商汤之伊尹、西周之吕尚，可谓推崇备至。实事求是而言，陆逊在孙吴政权中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巨大的，孙权之言绝非虚妄。众所周知，汉末三国历史上，群贤云集，英才辈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数。曹操帐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临阵画计，算无遗策；典韦、许褚、张辽、徐晃武功盖世，勇冠三军，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汉政权中唯有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带兵打仗，算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但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陈寿批评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余以为，陆逊实乃三国时期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其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相较而毫无逊色。笔者研究三国史有年，并未见及全面评论陆逊之文，三国史的研究中涉及陆逊的论文并不多见。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魏晋吴姓陆氏门风》，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3）；《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论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关系之演变——兼析陆逊之死》，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夷陵之战二题》，载《襄樊学院学报》，2000（4）。这些论文仅从某一方面评述了陆逊，有的考察了陆逊与孙权的关系，有的论述了陆氏家族的门风，有的则探讨了陆逊之死的原因，也有的在分析夷陵之战时提到了陆逊的军事才能。本文将对陆逊一生的主要事功，即他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作一探讨，并兼论陆逊与孙权之关系。
　　1。功盖三分国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人，本名陆议，世为江东大族。祖父陆纡官至城门校尉，父陆骏官至九江都尉。骏早死，陆逊幼时即跟随叔公庐江太守陆康。袁术与陆康有隙，遣孙策攻打庐江，陆康乃将陆逊及亲族家人送回吴县。陆逊辈分虽低，但年龄却比陆康长子陆绩大数岁，因此就成了吴郡陆氏家族的掌门人。
　　孙吴政权建立后，于内对山越用兵，对外与曹魏、刘蜀鼎足而立，大小战事连年不断。但关乎东吴立国及生死存亡的战役主要有三次，即赤壁之战、荆州之战、夷陵之战。赤壁之战的主帅为周瑜。陆逊其时年轻，且出仕未久，资望甚浅，故未能在赤壁之战中建功立业。尽管如此，“始仕（孙权）幕府”的陆逊已经在孙吴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中崭露头角。如赤壁之战前，“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擒，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皆获全胜。丹阳贼帅费栈响应曹操，煽动山越之民，扰乱孙权后方。由于周瑜、程普等大将忙于备战，故孙权只得派陆逊前往平叛。陆逊兵力虽少，但却乘夜色发动奇袭，大破费栈，并以招抚策略，“得精卒数万人”，结果“宿恶荡除，所过肃清”。在孙权与曹操赤壁决战之前，陆逊扫除了东吴的后方危机，使孙权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对付曹操。
　　孙权杀关羽、夺荆州是三国时期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战役之一。以往论者皆把这次战役的胜利归功于吕蒙，其实，陆逊在这次战役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与吕蒙配合默契，共同上演了三国战争史上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兵攻襄樊，然他对吕蒙心存忌惮，故离开荆州时留下重兵镇守江陵、公安，以防吕蒙偷袭。吕蒙见“关羽讨樊而多留备兵”，一时难以下手，故上书孙权曰：“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取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孙权遂将吕蒙召还建业。吕蒙称疾休养是他与孙权密商之策，不仅关羽不知其中之诈，甚至连东吴诸将也被蒙蔽。唯有陆逊洞悉其中的奥妙。他亲自来到建业，拜见吕蒙，对其言道：“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吕蒙仍然诈病道：“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认为吕蒙装病正可麻痹关羽，引蛇出洞。他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同①。吕蒙见陆逊才干出众，用兵之道与己不谋而合，遂认为他是代理自己的最佳人选。
　　原来，吕蒙离任后，择选何人代理其职来对付关羽，孙权一直犹豫未决。“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于是拜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蒙领上流大军。吕蒙离任后，关羽仍迟迟不肯调江陵守军增援前线，吴军无机可乘。陆逊再施妙策，他写信给关羽，恭维备至。信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同上。
　　关羽览信后，洋洋自得，再也不把陆逊放在眼里。遂将留守后方之军尽数调至襄樊。因此，江陵就成了一座空城。陆逊见偷袭荆州的时机已经成熟，即上报孙权，“陈其可禽之要”。孙权亲统大军征讨关羽，他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同上……初战告捷后，吕蒙与陆逊又作了分工。吕蒙在江陵张网以待，并采用攻心战，准备全歼羽军。而陆逊则乘胜扩大战果，他率兵进攻宜都，刘备所置的宜都太守樊友远非陆逊对手，弃城而走。接着陆逊又攻克枝江、夷道、秭归等长江上游之重要城镇，并以重兵扼守峡口，这就切断了荆州同益州的交通联系。关羽之所以最后被吕蒙擒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从江陵至峡口、秭归等通往蜀地的道路全被陆逊封堵。这对当时战局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切断了关羽西逃入蜀的必经之路，使关羽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另一方面，刘备若冀图从蜀中派出援军营救关羽，就必须顾忌在夷陵戍守的吴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就无法东进。吕蒙料定关羽兵败麦城后必从临沮方向突围，乃因羽仅此一条通往蜀地之路，故蒙预伏吴军，生擒关羽。由此可见，陆逊在攻取荆州的战役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陆逊在孙吴夺取荆州战役中还是配角的话，那么，稍后的夷陵之战，陆逊则成为吴国三军的统帅。此战的胜利奠定了陆逊的历史地位，使这位不为时人所重视的儒将成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夷陵之战，陆逊能大获全胜绝非偶然，也绝不容易，这与陆逊的智勇兼备、审时度势、奇谋迭出、指挥得宜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胜败原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军事史和战争史中，均有具体深入的分析。这里无意重复，只是重点讨论吴军统帅陆逊在这次大战中的作用。
　　首先看陆逊的战前准备。孙吴攻占荆州后，针对“荆州士人新还，仕进或未得所”，有可能出现奔蜀投魏的情况。陆逊上书道：“昔汉高受命，招延英异，光武中兴，群俊毕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远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达，乞普加覆载抽拔之恩，令并获自进，然后四海延颈，思归大化。”《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的提醒非常及时，于是“敬纳其言”。结果荆州大批士人被起用，这对网罗人才、迅速稳定孙吴在荆州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陆逊被任命为宜都太守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招抚当地蛮夷，结果是“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逊。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紧接着他兴兵讨伐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统率的夷兵，“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同上……陆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