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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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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七年，陆逊在皖城大败曹魏大司马曹休。奋武将军朱桓主张“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孙权与陆逊商议，朱桓之谋是否可行，“陆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为什么陆逊认为朱桓之策不可行，史书未有记载。我认为这是陆逊审时度势，对魏、吴两国的政治、军事深入分析的决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只有待“天下有变”，北伐曹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个“天下有变”的“变”指的是什么，诸葛亮并未言明，以余意度之，这个“变”是指曹魏国中发生内乱，或者是曹氏宗室争夺皇位，或者是曹魏开国之君死后，嗣位之主暴虐无道，导致君臣离心，民不聊生。唯有出现这种情况，才是吴、蜀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诸葛亮却违背了他自己亲自制定的隆中决策，在曹魏并未发生“天下有变”的情况下，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结果导致蜀国兵疲民弱，为蜀汉在三国中最早灭亡种下祸根。与诸葛亮比较，陆逊就要明智得多，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陆逊力主保境安民，反对大规模用兵。魏文帝曹丕死后，明帝曹睿嗣位，曹魏的这位新君是明主还是昏君呢，如果他是庸主昏君，就可能导致曹魏的“变”。对魏明帝曹睿，陆逊和孙权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孙权对诸葛瑾言道：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孙权不冷静观察，自以为是地作出判断，认为曹魏的三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实际情况和孙权估计得完全相反。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例如他在位时，任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任用满宠、贾逵抗击东吴，都取得了成效，使吴、蜀的屡次进攻皆以失败而告终。曹睿既然是一代明君，魏国此时又有司马懿、曹真、陈群、满宠这样的杰出人才，因此“天下有变”的局面并未出现，故陆逊认为“其患更深于操时”，坚决不主张大规模北伐，其见识远远高出孙权。孙权讥刺“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结果反而被裴松之嘲弄，他在孙权此论后加注曰：“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君，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裴松之曰。
实践证明，陆逊不主张东吴大举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孙权、陆逊死后，诸葛恪执政，此人略有才智，然狂妄自大。自东兴战役打败魏军后，“遂有轻敌之心”，他不顾文武大臣的联名反对，竟然倾全国之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是东吴历史上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结果诸葛恪大败，“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其实，陆逊在世时对孙权重用诸葛恪颇有微词，他曾劝谏孙权毋委诸葛恪以重任，又作书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幸的是，诸葛恪果为陆逊所言中，北伐失利，不仅使东吴国力大受损伤，且自身亦死于非命。
3。渐不克终的君臣关系
陆逊之所以在三国纷争中建立如此卓越的功勋，除了他个人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外，同吴主孙权对他的极度信任，委以军国重任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时，陆逊虽已崭露头角，但毕竟资望甚浅，而其对手又是久经沙场，被曹操目为“天下英雄”的刘备。孙吴重将、旧臣、贵戚对陆逊这个年轻书生的能力皆表示怀疑，甚至不服从陆逊的指挥。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陆逊正是在孙权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大破蜀军，取得辉煌胜利。
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吴、蜀之间的联盟虽然重新恢复，然而双方皆有猜忌、防范之心，故对两国之间的外交策略十分重视。孙权将吴国的外交大权托付陆逊，凡“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同上……孙权甚至把自己吴王的大印都放到陆逊那里，大小事情，是否可行，都要听取陆逊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这种君臣同心、肝胆相照的关系比之蜀汉刘、葛的“鱼水”之情毫不逊色。
黄武七年，曹休以十万大军大举攻吴，司马懿亦率军自汉水而下。形势十分严重。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三军。陆逊这次挂帅出征，仪礼规格之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陆机为逊铭曰：”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吴录曰：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黄钺在商周时为天子所专用，周武王伐纣时曾用黄钺，《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可见，陆逊此时已享受了超乎人臣的礼遇。
孙权称帝后，拜诸葛瑾为大将军，而以逊为上大将军，汉代将军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孙权所置的“上大将军”之职并非汉制，而是其独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胡三省注。这是为了表彰陆逊的功绩，进一步提高他的官职而新设的。后世亦有相似之例，如唐高祖李渊因李世民平定天下，立下殊功，故封其为“天策上将”。
孙权虽建都建业，但武昌位居长江上游，军事地位极其重要。故孙权将太子孙登、诸皇子及尚书等官员留在武昌，实际上是以武昌为其陪都。陆逊辅佐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吴国阃之外的军国大事，实际上都由陆逊裁决，其职责极为重大。顾雍死后，陆逊又代其为丞相。为了显示拜相之事兹关重大，孙权还派专人自建业将丞相印绶送至武昌陆逊处。陆逊任相后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孙权命他“内外之任，君实兼之，总司三事，以训群僚”，而且原来的“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同上。一般而言，位居丞相者，皆在中央朝廷任其职，且不主管军队。然而陆逊此时身在武昌，统率吴国上游大军，军职之外再兼任丞相，这是颇为罕见的。三国时期，唯有诸葛亮才能如此。然葛氏受先主托孤之重任，加之后主刘禅昏庸暗弱，无力主政。而孙权实为东吴开国之君，一代雄略之主，其能赋予陆逊如此之重任，这在三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陆逊最后的结局是不幸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陆逊是被孙权逼死的。然而个中之因仍然值得探究。关于孙权逼死陆逊的原因，学者大致有这样几种看法。其一，“孙权之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陆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马植杰：《三国史》，153页，人民出版社，1993。其二，孙权情愿依靠、重用毫无根基的淮泗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根植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陆逊是江东大族的主要代表，故孙权必欲剪除之。其三，陆逊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其政治思想与主张法治的孙权存在严重的差异。
对上述看法，笔者皆不敢苟同。《世说新语·赏誉》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陆逊传》中陈寿赞云：“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由此可见，三国时期陆氏家族的“忠”是著称于天下，传为美谈的。孙权“任才尚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知人之明，他怎么可能怀疑“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三国志》卷五十九《孙登传》。的陆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呢？至于孙权晚年欲重用淮泗集团，打击江东大族，其理由亦不充分。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为张昭，张昭为江东元老大臣，孙策临终时将其弟孙权托孤于张昭。然而孙权建立东吴政权时，“当置丞相”，朝臣商议，皆认为非张昭莫属。孙权却说：“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结果任命孙邵为相。“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孙权死活不肯用张昭为相，岂能证明他欲重用淮泗集团？其实，孙权用人同曹操基本相似，执行的是”唯才是举“的方针，而并无明显的地域倾向。
所谓陆逊代表的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而孙权推崇的是法术专制之道，故二人发生冲突，亦颇牵强。陆逊是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孙权誉为“有超世之功，怀文武之才”，其治国用兵之道乃法儒二家兼而有之，岂是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寻常儒生可比。
那么，陆逊真正的死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陆逊参与了“二宫之争”。孙权太子孙登死后，孙和继为储贰，然而孙权又十分宠爱其四子鲁王孙霸，鲁王礼秩等待遇与太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造成了孙霸夺嫡的可能。作为上大将军兼丞相的陆逊对东吴的“国本”大事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大凡雄略之主，皆喜以“圣裁”的方式来独自决定立储大计。孙权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之后的明太祖、清圣祖在确立皇嗣问题上皆不许臣工插足。孙权在立嗣问题上亦复如此。他见“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分成太子党和鲁王党二派，遂“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于是就对党附太子的大臣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当孙权准备废黜太子孙和时，”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朱据、屈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接着，原丞相顾雍之子顾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还有骠骑将军朱据、张昭之子张承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杀，张纯弃市。可见，在对待太子党的问题上，孙权对陆逊的处理是最轻的。其他人不是被”族诛“，就是被”流徙“，而对陆逊只不过是”累遣中使责让“而已。要知道，在君主专制社会，君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陆逊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触怒了孙权，何况孙权晚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他能够如此对待陆逊，已经是够宽容了。数年之后，孙权对处理陆逊之事颇觉后悔，当他见到逊子陆抗时，对其”涕泣“言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子《陆抗传》。孙权此言，绝非惺惺作态，而是发自内心的忏悔。作为一个专制君主，能够向臣下道歉，反思自己的言行，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陆逊卒后，陆氏族人的权力并无丝毫削弱。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孙皓在位时，官拜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其父陆逊。陆凯是陆逊族子，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世说新语·规箴》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由此可见，陆逊一门长盛不衰，有吴一朝始终是执掌军政的重臣，为吴国历代君主所宠信。
综上所述，陆逊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其在三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陆逊以其杰出的才能、辉煌的战功、忠君的门风赢得了孙权的高度信任，他们的君臣关系在大部分的时间中是良好的。在治理吴国的政治、军事路线上二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孙权在立储问题上与陆逊的分歧，是因孙权晚年昏聩所致，且矛头所针对的也并不仅仅是陆逊，同时受到迫害的还有丞相顾雍、太常潘濬、骠骑将军朱据、太子太傅吾粲等众多大臣。
金戈铁马定三分：三国军事战略新探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志在统一全国的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权、刘备联军，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孙权在江东的统治更加巩固，而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三国鼎立之势初步形成。古今学者在分析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原因时看法颇多，王夫之认为曹操有太多主客观上的不利因素。
赤壁之战，操之必败，瑜之必胜，非一端也。舍骑而舟，既弃长而争短矣。操之兵众，众则骄；瑜之兵寡，寡则奋；故韩信以能多将自诧，而谓汉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操之破绍，非战而胜也，固守以老绍之师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热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积此数败，而瑜之明足以见之；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献帝》。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是曹操一时的骄傲自满而招致赤壁之败：“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当代学者从“经济均衡论”的视角，提出曹操当时统一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5页，人民出版社，1965……笔者认为以上各家说法皆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当时的战略角度考虑，曹操之所以在赤壁惨败，进而丢掉几乎整个荆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及时攻击屯驻于夏口的刘备残余势力，致使刘备得以与孙权结盟，并以夏口为据点向曹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忽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曹操的战略失误，并直接导致赤壁惨败。本文将以夏口的战略地位为重点，从新的视角对曹操赤壁之战的得失进行分析。
1。荆、扬二州之“心喉”——夏口的战略地位
夏口，东汉时属荆州江夏郡，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口“汉为沙羡东境。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应劭曰：江别入沔为夏水，夏水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名曰夏。《水经注》：夏水本江之别出，自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谓之暑口。自暑口下沔水，通兼夏名，而南至鲁山下，会于江，谓之夏。”“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处，即夏口矣”，“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
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湖广方舆纪要二》。若依此说法，夏口城为孙权于赤壁之战后所筑，且城在江南，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关于夏口城的记载不符。根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臣讨黄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获其妻息男女七人，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此战后至孙权三攻黄祖之际，江夏郡的江南部分应逐渐为江东孙氏占据。根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在夏口，（甘宁）军不得过，乃留依祖……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又据同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从中可知，孙策于建安四年大败黄祖时，还未有夏口城，黄祖屯兵之所为沙羡县，而孙权于建安八年第一次征讨黄祖时，其城则名曰“夏口”。由此推知，黄祖筑夏口城的时间应是遭孙策攻击之后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第三次进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三国志》卷五十五《董袭传》。可知黄祖据守之夏口城应在汉水汇入长江的沔口一侧，即今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一带。
关于“孙权筑夏口城”一说，《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相关史书中并无记载，只有《三国志·程普传》有程普随周瑜击败曹仁、占据南郡后“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的说法。周瑜败曹仁、据南郡的时间是在建安十四年，与《读史方舆纪要》中“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的时间、史实相符，唯独“孙权筑夏口城”之说无任何史料为佐证，可知此说应为顾祖禹之误。
夏口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是连接荆、扬二州的重要军事枢纽，也是占据荆、扬二州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正如张靖龙先生指出，夏口“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78～2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但夏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却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显现，这主要与各个时期的天下形势有关。春秋末年，吴、楚二国争霸之时，楚国地域已跨越江淮，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江北淮南一带，即使是“吴入郢之战”，吴国的军队也是“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战场主要在江汉平原。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80。此时的夏口处于楚国腹地，其战略地位尚未引起兵家注意。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版图东扩至海，楚国东方的威胁彻底消除。此后直至汉末，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大多时间较短，未发生较为激烈的争夺，夏口亦不可能显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平定江东。建安四年，孙策驱逐庐江太守刘勳，与占据荆州的刘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夏口是荆州东部军事重镇，且与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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