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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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玉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地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道：“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1986。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两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同上。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诸葛亮在北伐前已经接受了部分九锡。后主刘禅“诏赐亮金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九锡乃九件器物所组成。《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钺，九曰秬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钺”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若以《礼纬含文嘉》所云九锡名称计算，齐桓公仅受了其中的二锡。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
　　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魏书》卷九十七《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鲜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孔明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同上。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按：此语为赵云谏阻刘备伐吴时所云。魏强于吴，故蜀魏“兵势一交”，则更是“不得卒解也”。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胡三省一语道破天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