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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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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襄樊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这就好比关羽落水，危难之际，诸葛亮却不肯施以援手，坐视其自生自灭。而“借刀杀关羽”的含义则成了诸葛亮是元凶，是杀害关羽的刽子手，这与“不救”大异其趣，余以为两者断不能混淆。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
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
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
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盛先生认为我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我认为盛先生的指责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罪名”。虽然《三国志》中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军事行动是何人决策并无提及，但事关蜀汉北伐曹魏的军国大计，在其时都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汉中王刘备亲自决策当是毫无疑义的。关羽虽和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是刘备麾下的一员战将，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与部下皆已结成了君臣关系。关羽戎马一生，典军数十年，他难道会不懂得听令行事？没有成都蜀军统帅部的授意，亦即刘备发出的最高指令，作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刘备所命”，岂非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作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盛先生的“逻辑推理”似乎太离谱了吧！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我对秦汉三国有关职官的史料掌握不全，这里想请盛先生赐教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案：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之谬。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师仅是丞相、将军府的属官，位居第五品？事实上，朱然、全琮两人因战功显赫，已被孙权擢为吴军的主帅，其“军师”身份已相当于吴主孙权的“总参谋长”了。
三国时，军师一职干系重大，皆为朝廷重臣所担任，如《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干宝《晋记》云：“吴丞相军师张悌帅众三万济江。”《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大破（郭）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足见，三国时期，军师之职极其崇高，其常与丞相、大将军等最高军政职务相连。另外，所谓军师之职“为第五品”，亦是盛先生所犯的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汉代官员是以禄秩来定等级的。如三公为万石，九卿为中二千石，郡国守相为二千石等。而用做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制。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的时间是在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时三国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怎么会有九品官制呢？
盛先生既然知道诸葛亮担任过“军师将军”，又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硬要把“军师将军”和“军师”划清界限，不知其史据何在？凡治汉史者皆知，汉代将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重号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皆位比三公，地位尊贵。其二为杂号将军，地位略次于重号将军，位比九卿。杂号将军之名往往依事、因地、因性质或依所率兵种等而定，多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时，公孙敖率领骑兵进击匈奴，故被封为“骑将军”，杨仆率领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军征讨南越，故被封为“楼船将军”。东汉末年，孙坚因起兵讨伐国贼董卓而被封为“破虏将军”；孙策起初依附于袁术，后因袁术僭号称帝，“孙策与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这样，孙策就成了征讨“逆贼”袁术的将军。可见，“杂号将军”之杂号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蕴涵其意义的。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并无官职，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备取益州后，又加封亮为“军师将军”。毫无疑问，“军师将军”亦是杂号将军。其因乃刘备此时尚未即位称帝，他自己也只是个“左将军”（且是个轻量级的重号将军），所以不可能授予诸葛亮更高的“军衔”。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将，但东汉末年乃军阀争战厮杀之时，故谋臣文官大都有将军名号。诸葛亮一生“事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其出草庐至刘备白帝托孤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并未执政，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刘备出谋划策，创立基业。诸葛亮以“军师将军”身份“署左将军（刘备）府事”，不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军师”之职吗？而且从“署左将军府事”这个职务来看，诸葛亮其时的权力相当大，他全面掌管处理刘备左将军府军政之事的重任，相当于刘备的总参谋长。奇怪的是，盛先生不知依何为据，竟然得出了“军师将军”不是“军师”的结论。
抑或我的考证尚不能令盛先生心悦诚服，这里我不妨再举两例，以资佐证。其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分册第268页“军师将军”条云：“官名，军师，掌监军务，三国蜀汉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其二，《辞海》第372页“军师”条曰：“古代官名，常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盛先生一再强调“莫把小说充历史”，言下之意，本人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这似乎把玩笑开大了。在我看来，盛先生自己倒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似乎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内容。盛文云：“刘备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谓“两川”就是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东、西两川都是《三国演义》的地理概念。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云：“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巴蜀之地称之为益州，《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称，而绝无“两川”及“东川”、“西川”之词。
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两川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置节度使。”可见，“两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肃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载：东汉益州共有十二郡国，而汉中仅是益州的一个郡。以汉中为东川亦是唐代之事，且东川的地域远不止汉中之地。唐代剑南东川辖有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合十二州，约当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东，和剑阁、青川等县地。参阅《辞海》“剑南东川”条，1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总之，以“两川”来代替益州，罗贯中写小说可以无所顾忌，但学者在撰写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似不便使用。在下揣测，盛文中的笔误，恐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吧！
2。陈寿的春秋笔法及关羽兵力辨析
盛文说：“关羽北征，乃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襄樊，拟讨伐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认为这场战争是曹魏发动的，而关羽是被迫应战，故根本谈不上关羽是“孤军北伐”，破坏《隆中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建议盛先生应仔细审阅《三国志》中的《武帝纪》、《曹仁传》、《先主传》、《关羽传》。《武帝纪》云：“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曹仁传》云：（建安十四年）“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先主传》云：“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从这些史料中可知，曹仁驻扎襄樊已有十年之久，对关羽始终处于守势，从未出一兵一卒进攻江陵。那么，陈寿为何写“曹仁讨关羽，屯樊城”呢？其实，熟悉《三国志》产生历史背景的人皆知，这是陈寿所用的“回护”春秋笔法。陈寿本蜀人，蜀亡后，入仕于晋，晋承魏统，故陈寿必须以魏为正统，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关羽攻襄樊，如陈寿写曹魏“拒”之，就有贬意，故必须用“讨”字，众所周知，“讨”乃“伐”也，必须是攻到敌国的地盘上，才用词恰当，那里有在自己的辖区内抵御敌方的进攻，用“讨”字的呢？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作为亡国之臣的陈寿情非得已的苦衷。盛先生之所以因“讨”字而得出这场战争是曹魏方面主动挑起的结论，或是对“春秋笔法”不太熟悉的缘故。在下斗胆，不妨请盛先生读一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
盛文又说“关羽有雄厚的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故无须益州出兵援助，而且认为关羽的总兵力远远超出我所估计的三万人左右。在这里，我想就关羽及整个蜀汉政权的兵力问题和盛先生一起算一笔细账。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至刘备取益州后，已初步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然而就三国实力相比较，蜀汉最弱是毋庸置疑的。天下十三州，曹魏占有九州及荆、扬二州之一部，而蜀汉在丢失荆州后，仅有一州之地，故当时人就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当然，这是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北伐时的状况。
或许，盛先生认为蜀汉在关羽未丢荆州前，军事实力并不弱。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看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前的兵力。《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刘备与刘琦合在一起，亦不过只有两万人。诚然，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获胜后，攻占江南四郡，兵力会有所增加，增加多少呢？史无明文。我大胆推测，估算刘备兵力会增加三至四倍，但最多达到七至八万，不可能再多了。因为荆州地区虽为“用武之国”，但经过赤壁大战及周瑜与曹仁争夺江陵的苦战后，亦大受破坏。《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记庞统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宋书》卷五十四传论亦云：“自汉氏以来，民户雕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交，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可见，荆州的人力、财力资源已将近枯竭，刘备已不可能再从荆州获得更多的兵力补充了。要成就“鼎足之计”，必须另谋出路，那就是攻取益州。然而，益州牧刘璋虽然“暗弱”，但要攻占“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的天府之国亦绝非容易。所以刘备丝毫不敢轻敌，“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可能还是刘备兵力不足的缘故，荆州军遭到刘璋的顽强抵抗，刘备连连坐挫，甚至连军师中郎将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由于雒城久攻不克，刘备进退失据，故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蜀，“先主自葭萌还攻璋，（诸葛）亮与张飞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此次被调往益州的荆州军有多少呢？《三国志·法正传》所载郑度说刘璋曰：“今张翼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刘备的七八万荆州军经过二次分兵入蜀，剩下来还有多少，盛先生不妨算算。我想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我满打满算，认为最多只会给关羽留下三万之众。
其实，三万兵力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关羽失荆州后，刘备震怒，起倾国之师以雪耻复仇，然伐吴之蜀军有多少呢？《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条记载得很清楚：“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夷陵之战为三国时期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刘备倾其全力，亦只能调动数万之众，可见其兵力资源之匮乏。蜀汉国小，人口不多，全蜀人口总计亦只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兵与户籍数是成比例的，蜀汉兵力最盛时亦不超过十万人。关羽仅镇守部分荆州地区（案：荆州七郡，南阳郡属曹魏，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吴，仅零陵、武陵、南郡属关羽），又哪里会超过三万兵力呢？
至于曹魏一方，兵力雄厚自不待言，据《三国志·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载：“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又据杜佑《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景元四年，与蜀汉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扣除蜀国人口数，魏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按三国时期人口与士兵8∶1的比例数，魏国就有五十多万军队。《晋书》卷二《文帝纪》载司马昭上表讨伐诸葛诞时称：“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襄樊是曹魏的军事重镇，魏明帝曹睿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清人顾祖禹也说：“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可见，曹魏始终以重兵戍守襄樊。所以曹仁驻守襄樊部队至少与关羽的荆州军相当，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盛文云：“关羽的荆州部队实力雄厚，仅俘虏、关押于禁败兵就有数万众。”关羽水淹七军，确实俘虏了不少曹家兵将，但是否能用这些降兵反戈一击确实是个大问题，盛文也认为关羽“骄横过甚”，试问，这样一个刚愎自用，连傅士仁、糜芳、黄忠、马超、刘封、孟达等自家人关系也协调不好的狂妄之人，怎么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做好俘虏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迅速掉转枪口，攻打樊城呢？如果关羽能迅速取胜，抑或这些降兵还能为其所用，但关羽久攻樊城不克，反为徐晃所败，这些迫不得已归降关羽的曹家兵将还不赶快归队，乞求曹操宽恕！盛先生不知是否熟悉曹魏的士家制度，其制规定：“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三国志》卷十三《王朗附子肃传》。，作为人质，士兵如果降敌或逃亡，家属就会沦为奴婢。由此可见，使用降兵并非易事。正因为如此，白起才会活埋赵兵四十万，曹操才会在官渡之战后坑杀袁绍降兵八万之众。
盛文又云：“关羽为徐晃败后南撤，转战当阳地区长达一个多月，说明仍有实力，根本不需求救。”我认为盛先生似乎没有细看《吕蒙传》，才会得出这样奇怪的结论。实际情况是，关羽败退返回江陵时，前有兵不血刃而得江陵、公安二城，士气正旺，张网以待的东吴大军，后有随时可能乘胜追击的曹仁、徐晃的魏军，关羽的这些残兵败将人心惶惶，疲惫不堪，已处于四面楚歌中。关羽黔驴技穷，只得使出如此拙劣的计谋，“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返回，私相传闻，关羽部将士卒“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最后败走麦城，全军覆没。试想，如果关羽军有实力，成都援兵能及时赶到，关羽智商再低，也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何况关羽平日骄横跋扈惯了，连吴主孙权都不放在眼里，而公然骂其为“狢子”（案：豺狼一类的禽兽），难道他会在兵力雄厚的情况下，低声下气地向孙权手下的将领吕蒙“乞和”。
盛文云：“刘备对于关羽北征，后来并非不知或等闲视之。”盛文举送玉玺、封关羽为前将军，以及刘封、孟达有悖于刘备安排，不发援军为例。其实前两事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上庸不发援兵其责任在谁，在我看来，这是刘备造成的，孟达本刘璋部属，刘封则是刘备养子，刘备令“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明显是以亲统疏，以新统旧，由此造成了封、达关系的不和。关羽和刘封叔侄之间的矛盾，刘备无论从国事、家事的角度都有必要从中调解斡旋，但刘备没有这样做。再之，刘备平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同上。，宜都属荆州之南郡，属于关羽的管辖范围。孟达必须听从关羽调遣，否则以违军令处置。但上庸却属于益州之汉中郡，已不属于关羽的辖区，刘封、孟达没有义务一定要增援关羽，刘备将孟达从宜都调至上庸，实际上就是使孟达摆脱了关羽的直接指挥，而且刘备又没有下死命令一定要封、达增援关羽，关羽败亡后，刘备只是惺惺作态地处死了刘封，充其量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3。关羽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吗？
盛文云：“关羽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其理由有二，“一是忠于刘备”，“二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我认为这又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蜀汉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刚而自矜”，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对此，诸多治三国史专家均持一致意见。
我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张飞、赵云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绝对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当起重要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刘备因攻蜀受挫，调诸葛亮入益州，留关羽守荆州，似乎出于无奈。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即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蜀，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猛，再加上谋士法正之智计，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蜀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守江陵，而北攻襄、邓，攻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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