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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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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及此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楙(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那么这四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作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
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
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楙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其实,魏延之谋可行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看似弄险,实则妙奇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实在是令人叹息不已。
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3)。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难得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其实,对于魏延的军事才能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丞相。在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诸葛亮若要“自取”,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亦无人敢阻止其代汉称帝。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参阅朱子彦:《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载《文史哲》,2004(5)。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同③。对陈寿此言,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亦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其实,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附弟谡传》。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如此一来,他的北伐大业怎么能够成功呢?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乃是为“尊者讳”罢了。
2。千古奇冤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吗?
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若要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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