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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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ィ饺斯餐┟急赶虿慷哟铩？煞训t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可与曹操相媲美，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司马昭被世人视为篡夺皇位的奸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了人们描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头禅。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对儒家纲常伦理、君臣名分不可颠倒观念的完全肯定，是极不公允的，因此很有必要来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
1。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司马昭字子上，乃曹魏名臣司马懿之子。青年时期追随其父司马懿西拒蜀汉，东御孙吴，北伐辽东。长期的戎马生涯，造就了他非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执政后，政绩卓著，甚得民心。下面，我们将他的主要政绩分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
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司马昭继兄辅政。他励精图治，对魏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改定律令。“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他“皆奏除之”《晋书》卷二《文帝纪》。，并且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科网本密”，令贾充、郑冲、羊祜、杜预等十四人，本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原则，《晋书》卷三十一《刑法志》。正式制定新律。到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完成，颁布全国。《晋律》的内容比《汉律》大为精简，从汉律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就相对减轻了人民动辄触犯刑律、处置轻重无准的弊端。同时律文“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同上。在某种程度上，《晋律》可以说是“刑宽禁简”《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在经济上，司马昭关心农业生产，注重民心，“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晋书》卷二《文帝纪》……他还提倡节俭，“敦尚纯朴，省繇节用，务穑劝分”同上。，使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开始废除民屯制度。屯田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屯田客的地租负担很重，到魏末租率提高到“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因此屯田客生活十分困苦，生产情绪日益低落。而且屯田客的身份地位很低，是被用军事编制强制在土地上的劳动者，故在屯田初期，就有屯田客逃亡之事。为了缓和屯田客的反抗和逃亡，整齐划一编户，便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在新的情况下，司马昭罢掉屯田官，废除民屯制度，将民屯的国家佃农改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使他们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身份地位有所提高，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
二、平淮南，“能以德攻”。
司马懿消灭曹爽集团后，曹魏政权虽已归司马氏控制，但曹爽集团的垮台，不等于司马氏和曹氏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斗争在酝酿、在发展。特别是淮南地区在司马懿、司马师执政时期就先后爆发了两次叛乱。司马昭执政不久，诸葛诞据淮南再次作乱。诸葛诞是忠于曹魏的军事将领，公元257年，他杀死扬州刺史乐琳，起兵反对司马昭。同时又遣其子入吴为质，“称臣请救”，吴国派将军全怿等，“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诸葛诞与孙吴联合，声势甚大，对司马氏集团构成很大威胁。司马昭闻变，当机立断，亲自督军二十六万南征。
由于诸葛诞镇守的寿春是曹魏的军事重镇，城防极其坚固，再加上诸葛诞位据方面，握有重兵，又有吴军为援，故欲取胜，绝非容易。根据这一情况，司马昭制订了围而不攻、使其坐毙的作战计划，他认为“寿春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因此他决定“坚守三面，若吴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也，吴贼破，钦等必成禽也，乃命诸军按甲而守之”。《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司马昭的这个战略方针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吴国的援军被司马昭击败，只得退归江东。诸葛诞外无救兵，内乏粮草，寿春成了一座孤城。司马昭又乘机展开攻心战术，他遣廷尉何祯“使淮南，申明逆顺，示以诛赏”《晋书》卷二《文帝纪》。，以瓦解叛军。又行反间计于驻守在城中的孙吴将领，结果吴将“（全）怿等帅其众数千人开门出降”同①……
在司马昭重兵围困下，叛军内部又发生内讧，诸葛诞杀死同党文钦。钦子文鸯、文虎走投无路，请降于司马昭。文钦是司马氏政敌，其子投降后，“军吏请诛之”，司马昭不但不杀，反而“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同①。叛军见“文钦之子犹不见杀”，纷纷投降，已呈土崩之势。司马昭见时机成熟，“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发动猛攻。诸葛诞突围逃跑，被魏军击斩，淮南悉平。
战事结束后，有人建议“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司马昭不同意，他说“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大度耳”，结果“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司马昭此举确有政治家的气魄，和曹操采取的“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的屠城暴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以德攻之”的怀柔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使得“吴众悦服，江东感之”《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附《唐咨传》。，对争取吴国民心的归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为以后晋武帝平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对司马昭平淮南的用兵方略和采取的宽容政策甚为钦佩。他赞道：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土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同①。
可见司马昭是一位智勇兼备，特别是以谋略见长的军事家。司马昭迅速平定淮南之乱，不仅巩固了司马氏集团的统治，而且使人民免遭兵灾战祸，其功绩应予肯定。
三、灭蜀，为统一全国奠定基础。
司马昭“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晋书》卷二《文帝纪》。，积极准备消灭蜀、吴，统一天下。对司马昭来说，统一天下的关键是消灭蜀国。蜀虽偏据西南一隅，军事、经济力量均不如曹魏，然而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前期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治国，他内修农战，严明法令，外伐曹魏，以攻为守。故蜀汉乃曹魏之劲敌，当诸葛亮北伐中原之时，连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司马懿也“畏蜀如虎”，“闭军固垒，莫敢争锋”。《晋书》卷一《宣帝纪》制曰。但自诸葛亮死后，蜀汉国力日趋衰落。姜维对魏连年用兵，败多胜少；刘禅不理朝政，昏庸无能，以致“蜀人愁苦”，“百姓疲弊”《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与蜀汉情况相反，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比较清明，而且大力推行军事屯田，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不仅洛阳地区垦田增多，而且边缘地区荒田亦被开垦。淮河流域到司马懿执政时已是“仓庾相望”，关中地区到司马师掌权时已有大批余粮，这就为司马氏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敢不敢于发动战略进攻，趁蜀汉衰弱之际，发兵消灭之呢？曹魏朝廷中很多人没有看出灭蜀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对蜀汉军事力量估计过高，又认为巴蜀天险难以逾越，故“朝臣多以为不可”伐蜀。《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甚至连名将邓艾也“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同上……但司马昭力排众议，他知己知彼，洞悉局势，看出蜀汉已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同上……在对吴、蜀二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地形、气候条件作出全面分析后，他及时把握战机，制订了先灭蜀后平吴的战略计划。其部署是“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晋书》卷二《文帝纪》……可见司马昭对伐蜀战役，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司马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来迷惑吴、蜀二国。他下令“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这就使孙吴不敢轻举妄动，发兵救蜀。公元263年，司马昭派智勇双全、善于用兵的大将钟会和邓艾率兵伐蜀。魏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按照司马昭的战略步骤。结果姜维被邓艾牵制在汉中，钟会就乘机“出其空虚之地”，一举攻克蜀汉战略要地——汉中。接着，魏军势如破竹，直逼成都。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汉这时“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晋书》卷二《文帝纪》。，朝野上下一片慌乱。最后刘禅投降于邓艾，蜀汉至此灭亡。
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一举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注引《袁子》……这是因为他看准了形势，及时组织了战略进攻，故取得了胜利。正如吴人张悌所分析的，“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疲，兢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传》……事实证明，张悌的这个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如何来评价司马昭的灭蜀战争呢？我认为三国鼎峙虽较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要好些，但三国之间干戈不止，天下无一日之宁，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所以当邓艾兵“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蜀汉统治者虽欲抵抗，但人民都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的割据局面。由此可见，要求统一不仅是司马氏集团的愿望，同时也是人民的迫切要求。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司马昭灭蜀是继承了曹操的事业，它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为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过去有些论者对司马昭的灭蜀功绩评价不高。他们分析三国统一的原因，往往比较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吴、蜀，这就为统一创造了条件。其实客观条件即使已经具备，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积极作用，统一还是不能实现。例如，战国后期尽管秦对东方六国已占绝对优势，但如果不出现秦始皇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统一进程也势必延缓。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三国后期如果不出现司马昭这样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迅速实现全国的统一，也是不可能的。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习凿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综观三国历史，习氏的这一见解确是中的之论。
四、迅速平定钟会的叛乱，防止蜀地的重新割据。
钟会伐蜀成功后，“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面对钟会叛乱的严重局势，司马昭毫不惊慌。他对此事其实早有估计。早在司马昭遣钟会伐蜀时，谋士邵悌“言于帝曰：钟会难信，不可令行”《晋书》卷二《文帝纪》。，建议司马昭另选伐蜀元帅。司马昭答道：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同②。
可见司马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已把钟会控制于手掌之中。当钟会除掉邓艾后，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昭对他十分信任。但这时司马昭已亲自率军十万屯驻长安，并令中护军贾充领军入斜谷，随时准备镇压钟会的叛乱。
钟会发觉司马昭对他已有防范，慌忙诈传郭太后遗诏，公开打出讨伐司马昭的旗号，但其部将都不愿随他作乱，钟会只得把他们都关押起来，“严兵围困欲尽杀之”。不料其谋泄漏，魏兵得知情况，起兵攻打钟会，钟会措手不及，和姜维一起被杀。这场叛乱遂以失败而告终。
钟会起兵反对司马昭，其性质虽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钟会的打算是“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三国志》卷二十八《钟会传》……如其谋一旦得逞，势必重建割据政权，分裂局面又将延续。但正如司马昭所预料的，蜀亡之后，遗民宁肯归于晋，也不会拥护钟会再行割据。北方将士各自思归，更不会随他留在蜀中。所以钟会作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只能是自取灭亡。由此可见，由于国家长期分裂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统一确实是人心所向，司马昭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这场叛乱，稳定了蜀中的局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要求的。
五、实施正确的治蜀政策。
司马昭平蜀以后，面临如何治蜀的问题。因为蜀汉政权虽遭覆灭，但益州地主集团尚有相当的力量；而且此时蜀之南中、巴东等地还在继续抵抗，不肯降服。“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非步卒所涉，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注引“孙盛曰”。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昭懂得如果单纯使用武力，采取军事压服手段，并不能迅速消灭蜀汉残余势力。因此他根据蜀中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巩固他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首先是缓和蜀地的社会矛盾。蜀中百姓在刘禅统治下，赋役负担极其沉重，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养活一个“吏”，这样沉重的剥削，当然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司马昭平蜀伊始，就立刻下令，“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以苏民困。他还“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用经济上的优待政策，鼓励益州士民迁徙到中原地区去。
其次，为了防范蜀汉政府卵翼下的残余势力在益州东山再起，同时也为了满足益州土著集团驱逐外来势力的要求，在公元264年，司马昭把蜀汉政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中原地区，给他们官做，有的还赐以爵位，如“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传》……因此也可以说，他们的势力已随着蜀汉的灭亡而撤出益州了。
复次，为了争取益州地主集团的归附，司马昭对蜀主刘禅采取了安抚笼络政策。因为刘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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