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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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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⑨,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⑩,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⑾,原是“进学”(12)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⒀,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②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③墨索里尼(B.Mussolini,1833~1945)意大利的独裁者和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之一。
④邓南遮(G.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唯美乐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的胜利》等。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深受墨索里尼的宠爱,获得“亲王”称号;墨索里尼还曾悬赏征求他的传记(见一九三○年三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
⑤叶遂宁 参看本卷第38页注⒆。这里所引的诗句,分别见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约旦河上的鸽子》。
⑥毕力涅克(1894—1941)又译皮涅克,联革命初期的所谓“同路人”作家之一。一九二九年,他在国外白俄报刊上发表长篇小说《红木》,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爱伦堡,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⑾。
⑦“南社”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⑨。
⑧海涅(H.Heine 1794—18566)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这里的引述,参看本卷第138页注⑿。⑨几种杂志指当时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艺研究》等。
⑩几个文学团体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⑾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说的“起承转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⑿“进学”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叫“进学”,也就成为“秀才”。
⒀关于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美术的观点,见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②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③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④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⑤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⑥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⑦,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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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②“大同世界” 原是古代人设想的一种平等安乐的社会,后来常用以指“理想世界”。“大同”一词原出《礼记·礼运》。
③叶永蓁 参看《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及其有关注。
④这里所说《申报》的批评,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申报·艺术界》“新书月评”栏倜然评《小小十年》的文章。其中说:“我们的主人翁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最初只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无法可想之中的办法,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差不多都是事后才知道,事后才说”;“书中很强烈的暗示着,现在革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目的不是求民族复兴而是在个人求得出路而已。”并断定“《小小十年》这样的作品就不算是可贵的了。”
⑤波特莱尔(C.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编辑《社会生路报》,并参加了六月的街垒战。但在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丧失了对于社会进步的信心,日益颓废。所作诗集《恶之华》,描写病态心理,美化丑恶,歌颂死亡,充满悲观厌世情绪。
⑥互助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反动学说。它认为生物及人类的生存和进化是由于互助,鼓吹以互助的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争存说,即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在维护个体生存和繁殖后代的过程中,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条件经常发生矛盾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种自然科学学说,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成为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的理论。
⑦“允执厥中”语见《尚书·大禹谟》,不偏不倚的意思。
风马牛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②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 layOop》③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Life and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④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Love”。⑤《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⑥”,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⑦,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⑧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⑨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风马牛,语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意思是齐楚两国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后来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②“国外文坛消息”《小说月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设立的专栏。赵景深是主要撰稿人。
③格罗泼(W.Gropper,1897—1977)犹太血统的美国画家,“Alay Oop”是吆喝的声音,格罗泼以此作为画册的名字。
④英语:“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图画故事”。
⑤“Love”英语:爱情。
⑥塞意斯(F.Thiess)应译提斯,德国作家。赵景深介绍他的四部曲为:《离开了乐园》、《世界之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按这四部书总称为“青年四部曲”,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些书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陆续出版。
⑦茄门话即德语。茄门,German的音译,通译日耳曼。Der是德语阳性名词的冠词。
⑧同济学校一九○七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同济德文医学校,一九一七年由中国政府接办,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大学,一九二七年改为同济大学。
⑨“牛奶路”这是赵景深在一九二二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MilkyWay(银河)的误译。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编辑先生:
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给附载在《中学生》②上?事情是这样的——
《中学生》新年号内,郑振铎③先生的大作《宋人话本》中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④,有如下的一段话:“此话本的时代不可知,但王国维氏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数字,而断定其为宋椠,⑤语颇可信。故此话本,当然亦必为宋代的产物。但也有人加以怀疑的。不过我们如果一读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⑥,便知这部原始的取经故事其产生必定是远在于吴氏《西游记》杂剧之前的。换一句话说,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数字恰好证实其为南宋临安城中所出产的东西,而没有什么疑义。”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辨,后来收在杂感集中。⑦所以郑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谓“人”,其实就是“鲁迅”,于唾弃之中,仍寓代为遮羞的美意,这是我万分惭而且感的。但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⑧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亻羲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⑨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即如郑振铎先生所引据的同一位“王国维氏”,他别有《两浙古刊本考》⑩两卷,民国十一年序,收在遗书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杂本”项下,有这样的两种在内——
《京本通俗小说》⑾《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是不但定《取经诗话》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说》为元本了。《两浙古本考》虽然并非僻书,但中学生诸君也并非专治文学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猎。所以录寄贵刊,希为刊载,一以略助多闻,二以见单文孤证,是难以“必定”一种史实而常有“什么疑义”的。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启上。一月十九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十二号。原题为《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
②《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③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短篇小说集《桂公塘》、《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
④《唐三藏取经诗话》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分三卷,共十七节。是关于唐僧取经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雏形。作者不详。
⑤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从事历史、考古和戏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和《观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
⑥吴昌龄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的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⑦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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