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智谋串串烧-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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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味死守规矩的道学家所能做到的。　　　　
　　　　北宋仁宗时，龙图阁直学士明镐任并州（治所即今山西太原）知州。当时，边境部队的军官中有许多是纨绔子弟。明镐挑那些最不知书明礼者给以杖责处罚，那些软弱无能者都各自解职而去，于是奏请批准选择其中那些熟悉军事的人守卫堡砦。　　　　
　　　　军队行动时，有不少妓女随行，明镐想把她们撵走，又恐怕刺伤士兵的情绪。正好碰上军中有人因忿争把妓女杀了，吏员把凶手抓来向明镐报告。　　　　
　　　　明镐说：“胡说，军营里怎么会有妓女呢？”将杀妓女的人放掉不予处治。妓女们听说都赶紧走散了。　　　　
　　　　没有伤士卒们的心，而让妓女主动从军营中离开。用以静制动的办法来驾驭别人，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呢？　　　　
　　　　轻重缓急的分寸　　　　
　　　　愚笨的人坏不了什么大事，因为他自知愚笨，也就不奢望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人们也不会把重任交给他；而聪明人不同，由于他们平素精明干练，人们肯托付重任。因此如果他们考虑不周，所思所行操切浮躁，把握不了轻重缓急的分寸的话，就一定坏事。而且因为他们做事太聪明了，一旦办坏了也无法弥补。　　　　
　　　　所以，愈是精明之人愈要自知责任重大，愈要小心谨慎才对。　　　　
　　　　唐宪宗时，裴度被封为晋国公，任中书令。　　　　
　　　　一次随从忽然报告说官印丢了。裴公依旧神色怡然，告诫随从们不要声张此事，当时正在举行酒宴歌舞，随从们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半夜酒宴正进行到热闹处，随从们又报告说官印又回来了，裴公也不说话，宴饮极欢而散。　　　　
　　　　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裴公说：“书办们偷印去私盖书券，不急着寻找追查的话，就会再放回原处，追得太急的话就会将印销毁掉，再也找不着了！”　　　　
　　　　西汉初，燕王卢绾谋反，刘邦派樊哙率兵去平叛。　　　　
　　　　发兵之后，朝中有人揭发樊哙谋反。刘邦听后非常生气，说：“樊哙这个老匹夫，看来是盼我早死。”他把陈平和周勃叫到病床前，吩咐说：“陈平火速传我旨意：由周勃代替樊啥统帅军队。等陈平到达军中后，就把樊哙斩首。”　　　　
　　　　二人领了皇帝的圣旨后，私下商量说：“樊哙是皇帝的好朋友，立下许多功劳，又是皇后的妹夫。皇上一时恼怒想杀他，恐怕日后后悔，所以我们还是缓一缓，不要急着杀了他，还是让皇帝自己看着办吧。”　　　　
　　　　陈平和周勃来到军队驻地，叫樊哙来接受皇帝的指示，樊哙一进来，马上被捆起来装进笼子运往京城长安，周勃代替了樊哙率兵平定燕王之乱。　　　　
　　　　陈平在回京城的路上，听说高祖死了，他担心遭到吕家报复，就命人先回去报告消息。不久，陈平接到命令，要他马上回宫。　　　　
　　　　见到吕后，他哭得非常伤心，就在皇帝灵堂前把逮捕樊哙的事报告吕后，吕后说：“你回去休息吧。”陈平坚决请求在皇帝灵前守夜。　　　　
　　　　不久，吕后任命陈平为郎中令，陪伴皇上读书，从而避免了受害。　　　　
　　　　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也是一位很懂得办事分寸的人，下面这件小事就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3）

　　　　有一次，仁宗病了很长时间，没有上朝理政。一天，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想召见主持政务的大臣们。于是坐在便殿，召中枢省、枢密院文武二大臣紧急进宫。　　　　
　　　　吕夷简得旨后，过了一会儿才起身入宫，枢密大臣催他快点走，而吕夷简却象平时一样，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宋仁宗见到他们就说：“我病了这么久，今天刚好些，非常想见见你们，你们为什么姗姗来迟？”　　　　
　　　　吕夷简从容禀奏皇上：“陛下患病，不能亲理朝政，朝廷内外都很担忧，今天忽然召见大臣，我们再慌慌张张跑进宫，人们会误认为出了什么大事，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宋仁宗听后，认为他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　　　　
　　　　李太后死后，仁宗的丧服还没脱掉，吕夷简就马上劝谏宋仁宗立曹氏为皇后。范仲淹不同意吕夷简的见解，马上去晋见皇上说：“吕夷简又给陛下出了一个坏主意。”　　　　
　　　　第二天，吕夷简告诉韩琦说：“这一类事情宫廷外的人不会知道，皇上的年龄已经大了，郭后和尚美人都因为失去宠爱而被废掉了。后宫中想凭姿色得到皇上宠爱的大有人在，不马上册封皇后，就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　　　　
　　　　可见，吕夷简做每件事都自有他的深谋远虑，这类的例子还很多。　　　　
　　　　宋徽宗刚即位时，想革除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端，广开言路。众人都认为，象司马光那样品行高洁的旧臣，应当优先恢复地位。　　　　
　　　　陈瓘当时正在谏省任职，他独独认为前朝废黜孟后，追贬已死去的丞相，都师出有名，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现在要给他们恢复名誉，就应该先分清哪些是受了冤枉，哪些是罪有应得，给无辜蒙冤的人平反昭雪，谴责、诛杀制造这些冤案的人。然后发诏书公诸于世，接照礼仪的规定进行，这样才不会留下后患，不要只求快而遗恨无穷。　　　　
　　　　大部分大臣却认为，公众的意见被压抑得太久了，希望很快作出决断以博取世人的欢心，于是就仓促地将这些事办了。　　　　
　　　　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当政，又把徽宗年间的旧案一股脑儿翻了过去。这时，人们才开始佩服陈瓘的见识，称赞他是懂得把握分寸的人。　　　　
　　　　宽严相济的分寸　　　　
　　　　曾国藩曾经向人传授管理强悍部将的经验，他举了一个例子。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至一品，为人暴戾险诈，很不驯服，其部下也经常为非作歹。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4）

　　　　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　　　　
　　　　宽容的方面，一是在金钱上对他慷慨大方，绝不计较，资金充裕时动则拨给他几十万上百万，视金银如粪土，资金困窘时宁可自己受穷也要对他解囊相与；二是不与他争功，一齐打了胜仗以后多归功于他，有保荐的机会也优先照顾他。　　　　
　　　　严格的方面，第一是与其保持距离，尽是少打交道，不与其攀交情，避免频繁往来，来往的书信简明扼要，一句话不多说；第二是明辨是非，凡是李部手下与百姓争斗而告上来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绝不袒护，要求李严加惩治。　　　　
　　　　曾国藩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际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现，可以当作笼络人心的“胡萝卜”。　　　　
　　　　威猛严厉，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等竞争。　　　　
　　　　明朝人况钟从小吏提拔为郎官，由于杨士奇、杨溥、杨荣的推荐，作了苏州知州。皇帝召他到朝堂，赐给他皇帝自己签署的文书，授予他不待上奏、自行处置事务的权力。　　　　
　　　　他刚到苏州，管事人拿着公事案卷来上呈，他不问下吏对事情处理得是否得当，便判个“可以”。这样，下吏们便藐视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接着衙门中发生的弊病、漏洞就越来越多。通判赵某千方百计地欺凌况钟，他也只是嗯嗯而已。　　　　
　　　　一个月以后，况钟令手下人准备好香烛，把掌管礼仪的礼生也叫来，所属官员全都聚集起来。　　　　
　　　　况钟对大家说：“有一封皇帝的诏书没有来得及向大家宣布，今天就来宣布这道诏谕。”当官员们听到诏书中有“所属官员如做不法之事，况钟有权自己直接捉拿审问”这一句话的时候，全都震惊了。　　　　
　　　　宣读诏书的礼仪结束后，况钟升堂，召来了赵某，宣布说：“某天有一件事你欺骗了我，偷了财物多少，对吗？某天你又这样做了，对吗？”　　　　
　　　　小吏们都十分惊骇，为况钟的才智所慑服。况钟说：“我忍受不了烦琐的审判手续。”说完以后，他命令赵某脱光了衣服，让四个有气力的衙役把他抬起来扔到空中，掉下来便摔死了。　　　　
　　　　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很快就摔死了六个小吏，并且命令把尸体抬在集市上示众。这件事使全城上下恐惧万端，苏州地方的人民从此改变了恶习，面目为之一新。　　　　
　　　　但况钟绝非是一味严刑峻法，而是恩威并施，张弛有度。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5）

　　　　有一天太守府发生火灾，公文案卷都烧掉了。这场火灾的肇事者是一个小吏。大火扑灭以后，况钟站在一堆瓦砾的现场，喊来了那小吏，痛打了他一百杖，喝令他马上回屋去。　　　　
　　　　之后，况钟便迅速亲自起草奏疏，把罪责全部归在自己身上，而没有归咎和牵连那个小吏。开始，引起火灾的小吏认为自己罪当判死刑，况钟叹道：“这本来是太守的责任，一个小吏哪里能够担当呢？”况钟的奏疏呈给皇帝后，皇帝判定扣除况钟的俸禄。　　　　
　　　　况钟在同小吏打交道上能够如此宽大，所以他实施权威时，他们并不怨恨他。假如让现在的人处在这种境地中，即便是自己的罪过，还想推给自己的底下人，还谈什么替别人受过呢！　　　　
　　　　况钟的毒辣是别人赶不上的，足以让那些能说会道的文人自愧不如，其品德也是别人赶不上的，也足以让那些外表矜持威严的权贵感到惭愧。　　　　
　　　　宋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完全恢复了旧政。这时，吕汲公、梁祝之和刘器之等王安石革新派三十多位变法人物遭到严厉的打击，有的被贬，有的监禁，同时朝廷还将他们的名单公布于世。　　　　
　　　　这时，范纯仁上疏给皇帝，认为镇压罪魁就可以了，对协从者应不予问罪，但是没有被采纳。他叹息着对同僚们说：“这样下去，我们这些人也免不了要遭到报复。”　　　　
　　　　后来形势急转直下，革新派重新掌了权，果然如范纯仁所预料的那样，对旧党的处理更加严酷。　　　　
　　　　王樊在《野客丛谈》中说，君子治服小人不能做得太过分，如果无节制地打击他们，将来他们的报复也一定很残酷。　　　　
　　　　处置对手太过苛刻，则对方也用恶行来对付我们。所以，不能只知道尖锐凶猛地攻击，图一时的痛快，更要认识到其中的危害。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从宏观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必要的，对于非原则问题，能够放过去的就放过去。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人官》）也就是这个意思。　　　　
　　　　班超因在西域很久，上书给朝廷说，自己希望能活着回到玉门关内。于是朝廷召回班超，派校尉任尚代替班超的职位。　　　　
　　　　在交接工作时，任尚对班超说：“您在西域干了三十多年，现在我来接替您的职务。我担当重任而思考问题却很浮浅，请您多多指教。”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而是因为犯罪才来屯田戍守边疆的，而那些部落又常常怀着侵占边疆之心，对他们更是难以安抚和团结。我看您的性情过于严厉和急躁，水太清澈，鱼就难以存在，政事上要想明察，处理问题就要平和，希望您开郎简易，尽量宽恕别人的小过错，只要掌握大原则就可以了。”　　　　
　　　　班超离去后，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君有什么超人的奇策呢，今天听他讲话也都是平平常常的道理。”后来，任尚在西域数年后，那里就发生了叛乱，正如班超所告诫的和预料的那样。　　　　
　　　　莫把人逼到墙角　　　　
　　　　有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冠，莫使沽名学霸王。这种斩草除根，不给对手喘息机会的的策略，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和平岁月，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少之又少，如果凡事一定要把对手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么对手就会困兽犹斗，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6）

　　　　困兽犹斗是说野兽即使在被围困时，仍要拼死搏斗，不甘束手就擒。因为兽都有其勇猛的本性，搏斗也就是其专长。这不仅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现象，在政坛和生意场上也随处可见。　　　　
　　　　这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网开一面的策略，避免把对手逼入墙角。　　　　
　　　　宋仁宗时，宰相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　　　　
　　　　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勾结，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时，在殿廷提出抗议，就说国家不应当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会使皇上龙体欠安。　　　　
　　　　几天后，两个司天官听从武继隆的主意，向皇上上书，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听政。　　　　
　　　　史志聪将他们的奏章拿给宰相文彦博，文彦博看后藏在怀中。他不慌不忙召来两个司天官：“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才是你们可以说的事，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后果。”　　　　
　　　　两个司天官十分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两个也是狂妄愚昧之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二人走了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富弼等人十分愤怒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　　　　
　　　　文彦博说：“斩了他们，事情就公开化了，宫中会闹得不安宁。”过了不久，大臣们又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瀑渠的方位，文彦博还是派那两个人去。这二人怕治他们的前罪，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东北，而不在正北。　　　　
　　　　就是示之以威，而后网开一面，从而造成威慑的例子。而将此一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则当属宋朝赵鼎。　　　　
　　　　宋高宗时，刘豫在山东张榜，狂妄地要求天下给他这个皇上进奉药物，太监冯益恰好派人去收买飞鸽，山东境内传播着许多流言。泗州知州刘纲将情况上奏朝廷，枢密使张浚奏请皇上，要求斩掉冯益以消除流言蜚语。　　　　
　　　　赵鼎继而上奏：“冯益的事确实十分暖昧不清，值得怀疑。此事有关国家大体，朝廷如果忽略了不加处罚，外面的人必然认为是皇上派他去的，有损于圣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派到外地去任职，以清除众人的疑惑。”　　　　
　　　　高宗欣然应允，将冯益调往浙东。张浚认为赵鼎与自己在唱对台戏，十分生气。赵鼎说：“从古以来，凡是想处置坏人，搞急了，他们的朋党会互相勾结，反而招致大祸；缓一缓，他们之间就会互相挤兑，不攻自破。现在冯益犯了罪，宰掉他，并不足以叫天下人拍手称快。但是一杀他，众太监们会害怕皇上宰了一个，就会想宰第二个，必然会竭力争取减轻冯益的罪责。不如贬谪他，将他放到远离京师的地方，既无损于皇上的尊严，冯益自己看见受的处罚很轻，也不会花费心机去求人，争取回到原来受宠的地位。他的同党见他被贬，必然会伺机窥求上进，哪里肯让他再进宫呢？如果我们着力排挤他，他的同类必然会因此而畏惧我们，他们勾结得愈发紧密，我们就无法攻破他们了。”　　　　
　　　　张浚听了赵鼎的分析，不得不叹服。　　　　
　　　　明代的罗通曾以御史的身份出任四川巡按。当时蜀王十分富裕，财力物力都在其它郡王之上，出入都僭越地位使用国君所乘的车马仪仗。罗通心里很想稽查制止他。　　　　
　　　　一天，蜀王带人经过御史台，罗通突然派人收缴了蜀王所僭越的仪仗，蜀王生气地走了。　　　　
　　　　事后，按察使、布政使及两司官员都前来观看，打听情况。并且说：“听说蜀王会有意料之外的举动，现在该怎么办呢？”罗通说：“如果是这样，你们都考虑一下吧。”　　　　
　　　　第二天，众官员又都来了。罗通说：“这件事好办，最好是悄悄告诉蜀王，只说黄屋左纛是过去玄元皇帝（玄宗皇帝逃难到四川时，奉老子为始祖，尊封他为玄元皇帝）时期的器物，今天重新还给你。”　　　　
　　　　手下官员依计行事，蜀王果然没有借机生事，从此也有所收敛。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1）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的出击准备。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鉅的力量。　　　　
　　　　举世皆醉　何以独醒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唯有韬光养晦，善于保护自己，避凶就吉，才能养精蓄锐，待机而动，成就一番事业。《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　　　　
　　　　在历史上，有多少大英雄不明白这一点，最终玉石俱焚，为后人留下无穷的遗憾，岳飞就是这样一位。　　　　
　　　　岳飞，字鹏举，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文武双全的儒将。曾有人把他和范仲淹并提，称赞说：文人如范仲淹，始足以讲武；武将如岳鹏举，始足以谈文。　　　　
　　　　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就长跪着秦桧的铁像，并写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但实际上，秦桧比岳飞还冤枉。岳飞的死，我们第一要骂宋高宗自坏长城，第二要从岳飞自身找原因，第三才轮得到骂秦桧这个帮凶。下面我们从岳飞和韩世忠等将领的比较来分析一下。　　　　
　　　　宋高宗自毁长城，并不是头脑发昏，而是由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传统决定的。宋代吸取唐代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的教训，开国后即以重文轻武为传统。北宋如此，南宋亦然，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缺点，宋高宗并不觉悟，对一般武臣反猜防得更厉害了。　　　　
　　　　在这种传统政策之下，像岳飞这样特出的人才，正是当道者所特要防备的。另一方面，岳飞不懂得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知非不处的策略，处处为宋高宗所不容。即使没有秦桧，岳飞仍将屈死，因为他不自觉地身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危险之中。　　　　
　　　　岳飞不贪财。宋代的将领，很少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宋高宗经常纵容诸将都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政治上进取的志向。　　　　
　　　　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　　　　
　　　　韩世忠被罢官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再谈打仗问题。他常常骑着驴、带着酒，后面跟着一两个童仆，在西湖一带游乐，并找人商议买新淦县的官田营利。宋高宗闻之大喜，就把这田赐给他，并御笔亲书，并给他的村庄起名叫旌忠。　　　　
　　　　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心微笑，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韩世忠的买田的用意：高宗不能同英雄豪杰推心置腹，颇疑诸将有野心，有功之臣如果不能顺从他的心意，就难免杀身之祸。　　　　
　　　　韩世忠能够仿效别人买田宅，塑造一个求田问舍的形象，但岳飞却不懂这种与世沉浮的智谋。　　　　
　　　　岳飞死后被抄家，仅有现金一百余千，其它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钱九千余串。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一点，与同时诸将真有天渊之别。　　　　
　　　　宋高宗曾为他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了，这当然又构成岳飞的危机之一。　　　　
　　　　岳飞得民心。他治军非常严厉，他的军队纪律好极了。录如果路过某地不得已借住民房，第二天一定要先替房主把门宇打扫干净，盆盎洗滁停当才动身走。有次他部下一上兵士取民间一缕麻来束马革，他立刻把这兵士斩首示众，毫不姑息。他军中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的口号，真可谓秋毫无犯了。所以在他死后，金使刘陶来聘，还向宋这边的接伴人员称赞他的军队的纪律。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2）

　　　　岳飞的悲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定要学会与世沉浮。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有自己。既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与世沉浮以自保的智慧。　　　　
　　　　纣王因为通宵饮酒，弄不清几月几日，问左右的人，都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