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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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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年轻的女人不肯放弃婴儿萨菲乌拉，于是，母亲只好把他留下，而正是这么一留，令她抱憾终身。几天后，萨菲乌拉发高烧，没人给他吃，也没人安慰、照顾他，就这么孤零零而又凄惨地死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小脸蛋上都是苍蝇，而他的继父竟然不允许他母亲去抱。恩内亚特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悲痛的阴影，为了纪念这个小弟弟，后来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萨菲乌拉。
和我母亲非常谈得来的哈尔太太幸运多了。她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领袖，人很善良，没有孩子。他竟然视哈尔的两个孩子如己出，甚至在死后还把财产留给他们，这在阿富汗的文化里真是闻所未闻。
跟我母亲合不来的尼亚兹太太嫁给了一位老师，依旧住在库夫。尽管尼亚兹太太和我母亲有矛盾，但多年后，当我参选议员时，那位老师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安排交通，还在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世代，消除了小分歧，跨越了地理隔阂。家毕竟是家。
祖尔迈沙哈，哈利法的孩子，也是我父亲最大的儿子，继承了呼利大宅。后来他遇害，二儿子纳迪尔——五太太（被我父亲休了的老婆之一）的儿子，继承了这所房子。他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父亲遇害几个星期后，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哀悼，大山之外的世界渐渐向我们逼近，政权迅速瓦解，局势恶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父亲遇害之后没几天，凶手头目回来找我们。我们跑到饲养奶牛的地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看着他们洗劫房屋，掳走一切能掳的东西：收音机、家具、锅碗瓢盆。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半夜里，我们正在叔叔的屋顶上睡觉，这帮人又来了。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把我们吵醒，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把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儿子交出来。我哥哥穆基姆当时才7岁，我们知道，如果这帮人发现了，就会杀死他。我母亲不知怎的，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交给一个住在隔壁的堂姐，堂姐把他藏在裙子底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巴达赫尚省的农村妇女常常里面穿一条宽松的马裤，外罩一条长长的夏尔瓦克米兹裙子。多亏了那条裙子，我哥哥才逃过一劫。
我姐姐马里亚姆和我的一个嫂子，两人都才16岁，游击队员抓住她们一顿暴打，我叔叔试图上前阻止，被他们打退了回去。叛军（游击队员）带着两个女孩离开屋顶，朝呼利大宅走去。叔叔和几个堂哥堂弟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根据教义，除了妻子和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外，伊斯兰男人不准去碰任何别的女人。
我们只好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了这两个女孩一整夜，手枪落到她们身上，步枪枪托砸在她们身上，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们讲出武器的藏匿位置。两个女孩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说知道。我母亲面如白纸，神情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他们还把刺刀放到我姐姐的胸口，慢慢地压进去，直到胸口开始流血。我们家有一条看门狗，名叫钱伯，被链条锁在呼利大宅的大门边。为了保护家人，它猛拉链条，挣脱束缚，朝那些恶徒奔去，大声狂叫。几个恶徒转身开枪射击，钱伯当场死亡。
那些游击队员一直打到黎明，直到山上响起了祷告召集声，他们这才离去，大概是回去做晨祷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统统杀掉。这次他们胁迫纳迪尔说出藏枪的位置，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一回女儿和儿媳妇虽然遭到毒打，但依旧没有说出藏枪的处所，当时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心里明白，如果枪没了，我们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一切，下次来就会要我们的命。
村里的男人看到游击队员的暴行后吓坏了，就派人给他们捎信说，如果还敢再来，村民就拿起铁锹、鹤嘴锄、木棒等只要能用来当武器的物件，来保护女人。游击队员答应不再到村中恐吓，但他们想让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家人死，他们的头头下令要除掉我们。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将第二次直面死亡，但最终我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早早地来了。那时，哈利法和她的孩子们已经搬到了一个名为豪汗的村庄，父亲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比库夫区的还大，需要有人照看，所以我母亲是唯一一个留在呼利大宅的妻子。我的哥哥恩内亚特和穆基姆幸好在外面玩耍，所以能够躲到邻居家的屋子里避难。母亲一把抓起我，跑去躲进奶牛棚。邻居拼命地往我们头顶上堆牛粪作遮掩。牛粪气味难闻得令我窒息，那感觉简直就像是被活埋。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吓得连咳嗽都不敢，就怕被他们听到。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好几个小时，气都不敢出，胆战心惊，唯一的安慰就是能感受到母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听到他们的搜索声，有一次就在我们藏身点上方。只要他们轻轻拨弄牛粪，粪堆就会掉落，我们就会暴露无遗。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去拨弄牛粪呢？等他们最终走了，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已经是一片狼藉。母亲抓紧时间收拾衣服，她一把抱起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拼了命地跑。我们穿过花园，进入干草地，跑到河岸边。我们什么都没带上，甚至连头都不敢回。
母亲每跑一步，似乎就离昔日的生活远了一步。所有的毒打、所有的疼痛、几年来为这个家和生活而做的辛苦工作，这样的生活正随着我们向河岸逃生而结束。
正如我们所料，那帮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还看到我们在逃跑。他们开始追逐我们，比我们强壮，跑得也快。我跑累了，开始磕磕绊绊，拖了后腿。姐姐开始大声对母亲说： “如果你不把她丢进河里，那帮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得完蛋。干脆把她丢进河里吧。”母亲几乎要照做了。她抱起我，举在半空中，做出扔的动作，可就在刹那间，她盯着我的双眼看，想起了我刚出生不久时的承诺——永远不会让我再受一点点伤害。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抑制住了那股冲动的劲儿，不但没有扔下我，反而把我抱到肩上，以便牢牢抱着我逃命。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几个人，我也听到了那几个游击队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我们，将我从母亲背上拉下，杀死我。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感觉到那冰冷、恐惧的一刻。
突然，一名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山谷的另一侧，这里是政府军掌控的领地，前来追杀的游击队员不敢再往前，转身回去了。我们累得瘫倒在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母亲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苏联人，那天见到的苏联士兵是第一个。他们是来侵略阿富汗的，尽管给某些地区带来教育和发展，但也对无辜的阿富汗人犯下了许多暴行。不过，这个苏联人对我还是友善的。他高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穿着制服，看上去挺帅气。他喊我过去，我迟疑不决地走上前去，他递给我一包糖，我接了，跑回来递给母亲。那是我母亲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领受慈善，但那绝不是最后一次。
刚开始，我们5个人住在河边一名叫拉姆拉的老师家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双眼透露着热情，笑起来眼角起皱纹，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家很贫穷，实际上供养不起额外的人口，但是，他是我父亲政治上的支持者，他觉得瓦基勒的家人能到他两居室的房子里住是他的荣幸。
他家花园的一侧直接对着河流，我还记得跟他的女儿们玩水玩得很开心。我和他家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后，拉姆拉为了帮女儿解除一段强迫的婚姻关系，特地跑来向我求助。这段婚约是在他女儿还很小的时候订立的，但是，那个男的长大了之后是出了名的暴力，所以他女儿不想嫁给那个男的。男方家庭坚持要结婚，而拉姆拉支持女儿的决定。我在双方家庭之间做调解，最终，男方同意解除婚约。这样一来，拉姆拉的女儿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受教育，将来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为了报答我，拉姆拉在我竞选时给予全力支持。如今，每当我造访该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这个热情好客、富有爱心的家庭一起在河边吃上一顿简单的米饭和鸡肉餐。
在拉姆拉家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开始有点焦躁不安，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听到消息，说我们家房子被焚，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嫂子遇害。不过，万幸的是，这些消息都不可靠，后来证实两人都还活着。
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名叫贾迈沙哈，当时是个学生，另一个叫米尔沙卡伊，时任警察总长。游击队员袭击我们之前，他们两人就已经搬到省府法扎巴德去了。后来，他们听到我们有难的消息，马上租了一架直升机来接我们。
直升机一着陆，母亲抽噎着松了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无比兴奋。我跑到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面，直升机内有两张木椅，我一屁股就抢了一张，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母亲和姐姐则坐到另一张上面。因为恩内亚特和穆基姆没有坐，我还得意地朝他们笑了笑。
米尔沙卡伊在法扎巴德租了间房子给我们住。他是警察，收入微薄，能做到这分儿上已经相当不易。房子是两居室泥土棚屋，当地居民给母亲配备了一些最基本的厨房用具，她在呼利大宅用进口瓷器餐具的时光早已成为历史。母亲开玩笑说我们住的是间玩具屋，实在太小了，她费了好大力气在墙上糊了纸、挂了花毯，房间才亮堂起来，也才像个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7岁，可看上去依然是个典型的农村女孩：蓬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脸，鼓鼓的及膝长袍，长长的围巾老是在泥巴里拖着，脚上穿着一双惠灵顿长靴。我与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
在“玩具小屋”里，我经常看到女孩子们上学。她们是那么聪明、阳光，叫我异常羡慕。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孩接受过教育，因为父亲觉得没这个必要。如今父亲不在了，于是我问母亲我是否可以上学。她盯着我，仿佛看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朝我微笑道：“可以啊，法齐娅宝贝，你可以去。”其他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尤其是我的几个兄长，但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天，我跟着穆基姆去了他的学校，进了校长办公室，咨询他是否同意我上这个学校。办公室干净整洁，椅子都放了垫子。我觉得自己又矮小又肮脏，鼻子里的两行鼻涕进进出出，脸上东一块灰尘，西一块土的。突然我觉得尴尬，于是就用围巾拭去一大把鼻涕。
校长见了，皱紧了眉头，凝视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么脏的乡下女孩也想到我这里来念书？“你是谁家的孩子？”他问我。当我自豪地说出自己是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女儿时，他惊讶得眉毛一扬。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都落魄成什么样子了呀！和蔼的校长说我被录取了，第二天就可以到学校来上课。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跑着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的，围巾在泥土里拖着，还把我给绊倒了。我心里满是兴奋，将父亲的死、家庭蒙难之痛、生活窘困等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法齐娅 · 库菲要上学了！在学校，我专心学习，充分利用在这里的分分秒秒，所以很快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其他女同学，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们的课程很基础：半天综合学习，半天到当地的清真寺听阿訇讲授《古兰经》。我母亲尽管目不识丁，但对《古兰经》的学习非常感兴趣。
夜里，我和哥哥穆基姆睡在母亲的床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差不多：母亲每天都会问我们学了什么，我们把学到的一一说给她听，还背诵《古兰经》给她听，不对的地方她都会一一纠正。这是她间接体验我们的教育的方式，而她对此也是乐此不疲。
等我去法扎巴德第一高中——帕米尔高中就读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自信的女孩。为了与其他女孩保持一致，我剪短了头发。几个兄长看不下去了，可母亲说服了他们，还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和进步大加鼓励。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上电视。通过电视，我认识了英国的玛格丽特 · 撒切尔和印度的英迪拉 · 甘地，两人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政治英雄。那时，我会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荧屏上的她们，心想：一个女人居然能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她的勇气和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一个女流之辈是怎么领导一个国家的呢？有时，我和朋友爬上学校的屋顶去玩耍。慢慢的，我的视野开阔起来。我刚蹒跚学步的时候，站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看着天空，就觉得那便是自己的全部世界；此刻，凝视着学校周边的大街，我想到的却是笼罩法扎巴德群山的天空。这个城市及周围的区域构成整个世界，一个我的世界。
在这里我非常快乐。遗憾的是，我11岁的时候，贾迈沙哈哥哥升迁去了喀布尔。我们不得不随他迁徙。搬家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不仅仅是因为我可以搬到首都居住——这个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的城市，而且还因为我可以转学到当地的高中大校园里学习。车在首都的大街上开着，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膛。
喀布尔与我想象中的首都一模一样：令人激动，喧嚣不已。我惊叹于黄色的出租车，车身两侧画有黑色带子；看到蓝色的米莉公交车上，女司机穿着时髦的蓝色迷你裙制服，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时候，电车被称为米莉公交车；靓丽夺目的女司机则被称为米莉。）绚丽夺目的商店橱窗里摆出了最时尚的商品，鳞次栉比的饭店里飘出喷香的烤肉味，身处其中的我欢喜得不得了。这个城市张开双臂欢迎我，叫我入神，而我也报以全身心的热爱。如今，我对这个城市的那份爱丝毫未减。
在喀布尔的三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三年。母亲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她而言，在集市上购物的经历既刺激又难忘。或许乍一听没什么，但是，这样独立自由的时刻是她嫁给我父亲时想都未曾想的。我也享受着连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自由。我不但尝试时尚，还跟朋友们交流起了诗歌和文学。我们背着书包，面带自豪，一起沿着绿树成行的大道放学回家。
对我来说，这些同学特别老练，魅力四射。他们住的是带有游泳池的房子，母亲梳着时尚短发，父亲和蔼宽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剃须水香和苏格兰威士忌味道。有些女孩子甚至还化了妆，涂了指甲油。我的兄长绝不允许我碰化妆品。有一天，我在朋友家涂了一点儿，还借了条长袜和一条短裙。我就这样和朋友沿着悠闲地马路逛着，为自己的老练外表沾沾自喜，恰好贾迈沙哈开车经过，他看到了我，然后放慢车速，从车窗里往外望。我来不及躲避，只好转过身面对着墙壁。我当时就像只鸵鸟，心想只要我看不到他，他也就看不到我。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我了，后来还在家等我回去。正当他做出准备打我的姿势时，我就跑开去躲了起来。我听到他哈哈大笑，还把母亲叫过去，跟她说起事情的经过。母亲听了也大笑起来，我则害羞得偷偷溜进餐厅去吃晚饭。
在喀布尔的生活无忧无虑，轻松惬意。不幸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很快就要跟我安全的小世界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变。每次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刚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战争总是会来打破这种平静。
那些日子里，我讨厌改变。我只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庭，然后好好上学。我心怀伟大的梦想，但我也想过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幸福的家，一个爱你们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儿育女的快乐。
在短暂的生命里，你们必须经历诸多改变，或许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自己让你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长期不在你们身边，还常常令你们担心我会遇害而使得你们孤苦伶仃。
有时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处事方法。所有伟大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改变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残忍了。
挚爱你们的妈妈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伟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红军被迫羞愧地撤退，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红军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一个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16岁那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纳吉布拉总统企图逃离阿富汗时被逮捕的消息。我们听了大为震惊，也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那时我依旧住在喀布尔，也在那里上高中。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与家乡巴达赫尚省和法扎巴德的亲戚们共度长假。
听到总统被捕消息的那天，我们还听到从法扎巴德上面的山上传来的枪声。政府军在山的一侧建立了阵地，包围了这个城市，而游击队员在另一侧也驻扎了下来。双方用步枪和机枪交火，偶尔还用上了炮弹。据我判断，游击队开火的次数比政府军频繁许多，政府军在枪和火药的数量上无法跟游击队相匹敌。
政府军似乎不怎么进攻，只在防卫阵地。大量的政府军士兵已经逃掉了，许多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开战，而且他们也知道游击队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曾经对苏联士兵做过什么：折磨加杀戮。随着时间的推移，折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残忍程度也越来越强。有时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有时他们会问俘虏的年龄，然后把所得到的数字用钉子钉入其头盖骨；有时他们甚至将俘虏的头割下，浇上滚烫的油到剩下的躯体之上，热油一碰到神经末梢，无头尸体就到处乱转，持续了几秒，就像在跳舞，这种折磨方式被称之为“死人跳舞”。
政府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新敌人，而且也不指望他们比苏联军仁慈多少。于是，很多士兵脱下军装，复员过上平民生活。
经过两天的交战，游击队方面宣布接手新政府。投降和谈以及政权移交在两年前，即1989年的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所以，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垮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觉得惊讶。仿佛一夜之间，游击队员从山上的营地走下来，法扎巴德顿时全是他们的影子。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他们，心想这些人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有趣。他们住在山头的营地里，靠着稀少的口粮维持生命，好几年来都是天天作战。在我的印象里，士兵总是穿着光鲜整齐的军装，所以，当看到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帆布胶底运动鞋，我觉得很异样。
我心想，他们中的某些人怎样才能再次适应平民生活呢？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不止我一个。政府办公楼里现在突然全是这些人，这可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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