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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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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到达曾国藩老家荷叶塘，曾国藩抓住机会，初七就带人离开了家乡。
这次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了一步。曾国藩在没有得到实权的情况下出征了，很听话；咸丰帝也在两年后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此，曾国藩有了地方行政权。
2。 知人之明
1853年（咸丰三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听说家乡省城被太平军攻占，“感念桑梓之祸”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但他一介书生，无权无兵无饷，结果一事无成。1859年初，李鸿章在他哥哥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老师的器重。
1860年9月，皖南道员李次青丢失徽州府，心中万分内疚，想向曾国藩负荆请罪，又怕昔日同窗不容他，便托李鸿章去试探一下。
李鸿章于是带着众位幕僚去见曾国藩，大家都认为李次青丢失徽州府情有可原，请曾国藩这次宽恕了他，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曾国藩一听，果然火冒三丈，反而叫李鸿章去问问李次青，是不是还记得他自己亲手立下的军令状。
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学生，但也是近四十岁的人了，而且是朝廷任命的四品大员，多次帮曾国藩渡过难关，在诸位同僚中的地位也非同寻常，如今被曾国藩这样痛骂，心里很是委屈，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壮起胆子分辩说：“副将徐忠勾结长毛才是这次失守的主要原因，而且，李次青到徽州仅仅只有九天时间，真要追查责任，主要责任应该在张副宪身上。”
内王外圣曾国藩（2）
曾国藩反唇相讥：“张副宪守了六年徽州都没丢，他李次青一去就丢了，到底该怪谁？”
李鸿章和老师较劲儿，认为如果失城就该被参劾，那得先参鲍超，因为正是鲍提督先失了宁国府，才祸及徽州府的。
曾国藩解释道，鲍超丢了宁国府是有罪，但人家回头救了祁门又立下战功。而李次青丢失徽州二十多天，却一面不露，他到哪里去了？李次青一向会对对子，不知道现有人也作了一副对子骂他吗？
“士不可丧其元，君何以忘其度”，这副骂李次青的对联李鸿章当然早就听说过，但他却并不想就这样放弃，既然跟老师讲理讲不通，那就和他讲情好了，于是孤注一掷地说：“李次青从咸丰四年跟随曾国藩，六七年来战功累累，就是老师您也曾经多次对人说过，对他有‘三不忘’，现在要是如此计较他的一次过失，就不怕寒了湘勇将领们的心吗？”
如果说此前曾国藩对处理李次青还有些犹豫的话，李鸿章这样却如火上浇油一般，让曾国藩下定了决心：既然李鸿章都这样想，其他人肯定也这样想，那么，他要是不严厉处罚李次青，就一定有人觉得他顾念旧情、徇私枉法。于是，桌子一拍，叫道：“李次青不参，天理何在？国法何在？”
李鸿章也生气了，直愣愣地对老师说：“恩师一定要参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根据曾国藩的指示拟稿，原本是做幕僚分内的职责。李鸿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曾国藩大出意料，强压着怒火，态度强硬地说：“不要你拟，我自己写。”
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并非一定要依靠你，没有你，我照样能把事情搞定。
李鸿章无路可退，只得咬咬牙，说：“恩师既不需要门生，门生就告辞了。”
曾国藩冷冷地说：“请自便！”
李鸿章愤怒异常，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当天夜里便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蕃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慨叹“此君难与共患难”。但后来，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
而李鸿章在离开曾国藩之后，过得也很不如意，于是也起了再回曾国藩幕的心思。所以，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李鸿章便写信致贺。曾国藩知道学生回心转意了，也捐弃前嫌，写信邀请他回营，并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上奏任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从此师生二人心有灵犀，演绎了诸多官场双簧好戏。
1863年，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为学生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体谅老师的难处，甘冒被朝廷责备的风险一再拖延——当然，李鸿章心里也明白得很，朝廷真的怪罪下来，老师一定会为他说话的。
内王外圣曾国藩（3）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曾国藩问他有什么主意，他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说：“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以手捋须，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
多年后，李鸿章和人谈起这件事情，还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说这些话时，地位已经比曾国藩高很多了，但他谈起曾国藩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
3。 谋国之忠
在曾国藩前期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他没齿不忘的，是他在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
曾国藩创建湘军早期，湖南官场原本是不容曾国藩的，只因见湘军初具规模，湖南官场才稍稍接纳，后来见曾国藩靖港之战如此惨败，便纷纷起来对他加以指责。即使是他平时的旧友故交，也纷纷离他而去，如郭嵩焘、刘菩、冯树堂等人，都可谓曾国藩平时披肝沥胆的朋友，但此时都或为避嫌疑、或托有事而远离曾国藩。湖南布政使徐有壬闻报后更是惊恐不已，彻夜不眠，第二天即会同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要求弹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
此时，唯有左宗棠前往劝说曾国藩。据左宗棠的《铜官感旧图序》载，左宗棠是在曾国藩返回长沙郊区的第二天早晨去见曾国藩的，“缒城而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议，公瞑目不语”。
当时，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幕宾，巡抚对他依畀甚重，所以湖南之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左宗棠的帮助。首先，巡抚张亮基邀曾国藩训练湘勇，是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其次，曾国藩招募湘勇，所需经费大多由左宗棠帮助筹措，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在任巡抚幕宾期间，共为曾国藩的湘勇筹银近三百万两，只此一条，就足以令曾国藩对左宗棠感激不尽；再次，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种种矛盾，常常赖左宗棠得以化解。
终其一生，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年，基本上是左宗棠关照曾国藩的时期；从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大致为曾国藩关照左宗棠的时期；同治三年以后，则为两人互相隔绝的时期。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最能体现曾国藩“谋国之忠”的为人处事之道。
靖港之败后，左宗棠的确有恩于曾国藩，但咸丰七年，曾国藩对左宗棠却又恨得咬牙切齿。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去世，正陷于江西战争泥潭中的曾国藩视此为脱离困境的良机，未得朝廷允可，便扔下江西的烂摊子回家奔丧去了。左宗棠闻听此事后，对曾国藩此举极为愤慨，指责他自私虚伪，湖南官场也乘机群起攻击，使曾国藩内心极为痛苦，因此发誓不再与左宗棠来往。
内王外圣曾国藩（4）
然而，事隔一年半，当咸丰八年朝廷再次起用曾国藩时，曾国藩回想当初左宗棠对自己的指责，也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今后带兵打仗，还有许多需要依靠左宗棠的地方，因此决定不计前嫌，前去拜访左宗棠，并撰写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雌，守其雄”的联语，请左宗棠为他彖书。曾国藩这么做，一方面是借此使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一方面则表示自己的悔过之意。
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挪用公款、私役兵弁被人告发，巡抚骆秉章令左宗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而樊燮则通过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反告左宗棠，说他把持衙门、挟持巡抚、行事专断。咸丰帝接奏后，便专为此事派人前往审讯左宗棠，并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间，左宗棠命在旦夕，在给友人的信中，有了脱离官场的想法。
曾国藩闻知此事后，私下给左宗棠写信，表达了他对左宗棠的关切：“樊案本出意外，润帅焦灼急切，然窃闻外议，实无锄兰焚芝之意，何可夷然处之，以为何如？”五天后又去信说：“在雪堂时，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精当，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
由于骆秉章、胡林翼、潘祖荫等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为由上疏为左宗棠说情，肃顺也劝咸丰帝人才难得、不可草率，咸丰帝下旨对左宗棠“弃瑕录用”，官文接旨后，才不再追究此事。不过，虽然此案有惊无险，但它带给左宗棠的刺激极大，咸丰十年正月，此案稍微有了一点转机，左宗棠便辞别骆秉章，决意离开湖南，前去赴试。但刚到湖北，就接到胡林翼的来信，称仍然有人要借机陷害他，劝他不要前赴京师。至此，狂傲一世的左宗棠才有了走投无路之感：回长沙的路已断，返乡务农，不单是有违初衷，也躲不过害人者的迫害。他的这种心态，在给刘意诚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马首靡托已也。”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到了投奔曾国藩：“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
当时，曾国藩正全力攻安庆，对于左宗棠的到来，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接连多次与他攀谈，商讨攻取安庆之法。恰好这时，朝廷来谕询问曾国藩，对左宗棠应如何安置：“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
曾国藩接谕后，立即回言，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予重用。朝廷接到曾国藩的回奏后，果然从曾国藩所请，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回湖南招募了五千楚勇，几个月后即奔赴前线，在江西连克德兴等城、大破李世贤部，曾国藩为此上奏朝廷，在详细进述战斗过程后，还专门奏上了《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朝廷依曾国藩的请求，把左宗棠的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并给予左宗棠丰厚的赏赐；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曾国藩又给朝廷上奏，请允许左宗棠赴浙，并把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和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调度，并允许左宗棠可自行向朝廷奏报；朝廷在十月十八日，上谕中令曾国藩节制浙江省的军务，曾国藩以路途太远为由，保举左宗棠督办浙江军政，同时保举他为浙江巡抚。
内王外圣曾国藩（5）
就这样，在曾国藩的不断保举下，左宗棠级级跃升，至咸丰十一年已升为浙江巡抚，而到了同治二年，又被提拔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地位已与曾国藩相等了。
同治元年（1862年）秋至同治二年期间，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为了争夺财源发生了矛盾。早在咸丰十一年江西巡抚毓科任内，曾国藩奏定江西漕折拨给湘军粮台，厘金亦归曾国藩派员到江西各城镇征收。《北京条约》订立后，同治元年春，九江开埠通商，设立了九江关，曾国藩又奏拨九江关税亦归湘军粮台。同年四月，曾国藩推荐其门生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并将上海关税月入六十余万两，全部归其使用。同年六月，湘军水师攻陷江浦，从扬州到汉口，长江片帆可通，淮盐销引，不再受阻，盐利成为湘军新辟的一大财源。曾国藩的饷源来路已广，但仍未减轻江西负担，引起了沈葆桢的不满，沈葆桢认为曾国藩对李鸿章与对他厚薄不同。且江西军费与日俱增，因此沈葆桢奏请停拨支援湘军的漕厘折，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对此，曾国藩耿耿于怀。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沈又奏准九江关税先尽江西充作军饷，他在奏折中表示：“过境之兵、与在省作战的湘军，自当为之筹饷，以致江西财单力孤，今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来赣作战，极谅江省苦痛，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现在军饷力难支持，不得不将九江关税尽数提归本省应用。”曾国藩自然不甘心丧失这一财源，上疏力争，沈葆桢愤然提出辞职。以后又发展到了沈葆桢不许曾国藩包揽江西厘税。
当曾国藩与沈葆桢矛盾激化时，左宗棠也认为曾国藩的手伸得太长，不仅侵害了沈葆桢所辖的江西的税收，也影响了左宗棠的利益。
因为当时左宗棠亦想在安徽的徽州、江西的广信行销浙盐，以便将此二地作为浙盐的引地而征收盐厘。但因曾国藩坚持他原已提出的只论辖地不论引地的征税原则，致使曾国藩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的盐厘皆归自己所有，并“引鄂湘之收淮厘证之”。于是左宗棠致函曾国藩针锋相对地指出：“鄂湘所抽之厘仍以川粤私盐多，而淮南北不过偶有其事”，且所谓两淮之盐又以淮北之盐为多。所以恰恰证明鄂湘所征收之税是征引地而非征辖地之盐厘，而你“先资鄂湘话柄反也”。左宗棠还说，现在安庆九洲等地已先后克服，长江水路已畅通，两淮盐法整顿，足以充分军饷，何愁盐不足而销不广，淮南之盐引销淮南引地于义为正，江楚谁得罪之？鄂湘何能与公争？而你却利用两江总督的职权，仍然把持江西的盐厘不放。左宗棠警告曾国藩：“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这些话既表明了左宗棠自己与曾国藩争夺盐厘的矛盾，也间接地支持了江西巡抚沈葆桢，这更惹恼了曾国藩。他凭借两江总督的职权，干脆将原已划归左军的景德镇、河口、乐平、婺源等地的厘卡全部夺回，并且排挤左宗棠派往湖南、上海等地的办捐人员。这些举动更使左宗棠气愤，他慨叹道：“天下之盗贼易除，人心之盗贼难去。”
湘系魁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于疑忌汉族官僚的满洲贵族来说可谓正中下怀。为了牵制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的曾国藩，慈禧就有意支持、扶植左宗棠和沈葆桢，提升左为闽浙总督，使之能与曾抗衡，借此牵制和削弱曾国藩的权力，抑制其势力的发展。
由此，自从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破南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更趋恶化。从现有资料看，自同治三年六月后，曾国藩只给左宗棠写过一封信，此后两人便再无书信往来。
但是在曾、左两人的晚年岁月中，也有互相推崇、协同一致的时候。如左宗棠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结束后，前往陕甘镇压回民起义及西进的捻军，其后勤保障大量依靠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供给。
曾、左的这种隔阂直到曾国藩死后才得以“打破”。曾国藩死后，他的生前好友纷纷写来挽联，左宗棠也写来一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的这副挽联应是两人一生关系的客观总结，也反映了左宗棠在某种程度上对曾国藩的敬佩和悔意。有一天，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与幕宾聊天，谈及曾国藩，有人说：“曾国藩心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左宗棠回答：“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
自序1
我于民国元年，曾写一文曰《厚黑学》，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十六年汇刻一册，名曰《宗吾臆谈》，中有一文，曰《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七年扩大之为一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近年复有些新感想，乃将历年所作文字，拆散之，连同新感想，用随笔体裁，融合写之，名曰《厚黑丛话》。自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每日写一两段，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约有两万字为一卷，每两卷印一单行本，现已写满六卷。我本是闲着无事，随意写来消遣，究竟写若干长，写至何时止，我也无一定计划，如心中高兴，就长期写去，如不高兴，随时都可终止。唯文辞过于散漫，阅者未免生厌，而一般人所最喜欢者，是听我讲厚黑学，因将二十三年北平所印《厚黑学》单行本，略加点窜，重行付印，用供众览。
许多人劝我把《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重印，我觉得二书有许多地方应该补充，叫我一一修改，又觉麻烦，因于丛话中信笔写去，读者只读丛话，即无须再读二书，因二书的说法和应该补充之点，业已融化丛话中了。
十六年刊《宗吾臆谈》，李君澄波，周君雁翔，曾作有序。十七年刊《社会问题之商榷》，吴君毓江，郝君德，姚君勤如，杨君仔耘，均作有序。一并刊列卷首，聊作《厚黑丛话提要》，俾读者知道丛话内容之大概，苟无暇晷，即无须再读丛话。
《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业已各检二本，寄存四川图书馆，因忆自非家中尚有数本，撮取来一并邮寄南京、北平及其他图书馆存储，借表现在所写《厚黑丛话》与昔年思想仍属一贯也。
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
绪论
我读中国历史，发现了许多罅漏，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臣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也不符合。我很为诧异，心想古来成功的人，必定有特别的秘诀，出于史臣圣贤之外。我要寻它这个秘诀，苦求不得，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不觉恍然大悟，古人成功的秘诀，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
由此推寻下去，一部二十四史的兴衰成败，这四个字确可以包括无遗；我于是乎作一种诙谐的文字，题名《厚黑学》，分为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民国元年三月，在成都《公论日报》上披露出来。那个时候，这种议论要算顶新奇了，读者哗然。中卷还未登完，我受了朋友的劝告就停止了。不料从此以后，“厚黑学”三字，竟洋溢乎四川，成为普通的名词；我到了一个地方，就有人请我讲《厚黑学》，我就原原本本的从头细述。听者无不点头领会，每每叹息道：“我某事的失败，就是不讲厚黑学的缘故。”又有人说：“某人声威赫赫，就是由于《厚黑学》研究得好。”有时遇了不相识的人，彼此问了姓名，他就用一种很惊异的声调问我：“你是不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抑或旁人代为介绍道：“他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更可笑者，学生做国文的时候，竟有用这个名词的，其传播的普遍，也就可以想见了。
我当初本是一种游戏的文字，不料会产生这种影响，我自己也十分诧异，心想这种议论，能受众人的欢迎，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我于是继续研究下去，才知道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渊源于性善说，其价格是相等的。古人说：“仁义是天性中固有之物。”我说：“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说得头头是道，确凿不移。我说：“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见他哥哥来了，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也说得头头是道，确凿不移。阳明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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