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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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学校迁到大坝巷，陈全性病逝，大家公推张列五继任会长，学校的声誉更高了。恰在这时，叙州知府到学校视察。这位知府是雷昭仁的老师，听学生讲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捐助，没有固定经费，便承诺通知各县按期拨付办学的钱。于是，到了年终期末，张列五等人就结伴下乡，去各县凑集办学经费。在隆昌，举人郭书池一次就捐助了200银元。有了这笔钱，学校得以迁到了条件好些的北巷子。第二年，郭书池来成都，考察了叙校一番之后，决定把自己在家乡办的知耻中学迁到成都。当年夏天，在知耻中学任教的黄肃方、陈道循等来了叙校，这两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受孙中山派遣从日本回国的。
就此，李宗吾和同学们一起创建的叙府公立中学堂成了四川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而李宗吾的几个同学兼好朋友后来都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雷铁崖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张列五成为四川革命党领袖。
这所学堂，就是今天的成都列五中学。
　　　　　　　　　　　　　　　　　　富顺：“厚黑”“破茧而出”
蚕蛹化蝶有个过程，但也有一个“破茧而出”的时刻。李宗吾琢磨历史人物多年，真正想透彻“厚黑”一说，是在富顺的某一天晚上。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年底，李宗吾从四川高等学堂以最优成绩毕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到富顺中学做了教习。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09年（宣统二年），他当上了富顺中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就是在这里，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儿，将李宗吾脑子里的“厚黑学”引了出来。
早在读高等学堂的时候，李宗吾就有许多同乡同学加入了同盟会，其中张列五还是四川同盟会的领袖。李宗吾常常和张列五一起讨论革命能不能用权术，张列五说：“办事应该从正当的途径去做，万一正路走不通，也可以用权术，但是一定要有界限。”李宗吾问：“什么界限？”张列五说：“事过之后，公开出来，众人都能见谅，就是受了权术的人，也能相谅。这样的权术，就可以用。如果公开不得，宁肯失败，也不能用。”张列五甚至对李宗吾说：“你才智过人，就像是我的左右手，一旦革命军起事，预备要你带一支子弟兵，从今天起，你先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李宗吾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于是就想：自古以来，没有人无缘无故就可以成为英雄豪杰，他们都有各自的秘诀，如果把历史上的这些“秘诀”收集整理出来，或许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用处呢。可那时候时机不成熟，还没有到“破茧而出”的时刻，他忙活了很久，也没能把这个“秘诀”找出来。
等到他做了校长，猛然想起这件事情，愈发觉得有必要继续研究。
李宗吾的寝室在一栋三开间的右边，左边住的是校教务主任，姓张。房间的墙壁都是竹子编的，两边糊的是泥巴，所以不隔音。一天夜里，不知道张教务主任有什么心思，到半夜了还在唉声叹气。李宗吾心里疑惑，可又不能多问，只好躺在自己房间等张主任安静下来。终于，他听到张主任拍案大呼了一声：“当今之世，非脸皮厚、心子黑不可！”大呼过后，张主任平息下来，不能入睡的人，换成了李宗吾。
独自一人睡在虽然简陋但书香四溢的学校里，一个熟读二十四史的人很容易在睡不着的时候“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想着想着，想到了曹操、刘备、孙权，李宗吾翻来覆去地归纳总结几个人的英雄事迹，几经抽丝剥茧、排列组合，终于找到了三人的特点——
曹操心肠黑，不仅随意杀想杀之人，而且还冠冕堂皇地宣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刘备脸皮厚，一会儿投奔这个，一会儿投奔那个，而且一辈子会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就痛哭。
孙权本来和刘备结盟，却突袭荆州；本来和曹操争雄，却在曹丕面前称臣。可见又厚又黑，只是黑不如曹操、厚不过刘备。
这样三个人，各显神通打将起来，岂不就能三分天下吗？
想到这里，李宗吾禁不住坐起来，一边捶着床沿一边大声喊叫道：“找到了！找到了！古代那些被称为英雄豪杰的人，不过就是面厚心黑而已！”
想通了这一点，他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了，上下五千年一一篦过来，由三国往上，到刘邦、张良，孙武、商鞅；由三国往下，到司马父子、唐太宗、明太祖，或者张居正、曾国藩、胡林翼等等，这些人，有的比较厚，有的比较黑，有的又黑又厚……
这一个晚上，让李宗吾终身难忘。后来，李宗吾在《厚黑丛话》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那一夜，我终夜不寐，心中非常愉快，俨然像王阳明在龙场驿大彻大悟，发明格物致知之理一样。”
不过，李宗吾发明厚黑学以后，并不十分自信。当时，他的同学中以王简恒的办事能力最高，被雷民心誉为“大办事家”，李宗吾于是就拿自己发明的厚黑学去和王简恒探讨。王简恒听了以后，劝李宗吾说：“你说的道理一点都不错，但我要忠告你，这些话切不可拿在口头上说，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去做，包你干许多事儿，成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如果口头或者文字发表了，不但终生一事无成，反有种种不利。”雷民心也说这种道理是“说得做不得”，李宗吾于是就暂时按下了发表的念头。
　　　　　　　　　　　　　　　　　　王简恒：得了“黑”字诀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李宗吾在富顺中学堂当老师，他的同学王简恒任富顺中学堂监督，廖绪初任富顺县视学。同期被聘的还有谢绶青，也是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的同班同学。
当时，同学中多数人都推崇张列五，唯有王简恒最佩服和敬畏廖绪初。他说：“绪初做事，一丝不苟，从他的那些言谈举止来看，在贤人里都找不到一个，简直就是圣人。”由此，“廖圣人”的名号逐渐传开。
第二学期，廖绪初要求续聘教师、调整薪水，并对王简恒说：“宗吾是本县人，核减一百两，绶青是外县人，薪水照旧。”他们这样决定，是因为了解李宗吾，知道他不会计较，更不会站出来反对。李宗吾于是便和人开玩笑说：“绪初这个人万不可相交，相交他，银钱上就要吃亏，我是前车之鉴。”
过后没多久，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姜选臣因事辞职，县令王琰备下文书，请王简恒兼任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有一天，王简恒笑着对李宗吾说：“我最近穷得要当衣服了，高等小学校校长的薪水，我很想支来用。照公事说，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是县中有人要攻击我，我也不怕。最怕的，是廖圣人酸溜溜说‘这笔款似乎可以不支吧’。真那样，你叫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只好还是当衣服算了。”
李宗吾偶尔和人说起这事，慨叹道：“绪初的令人敬畏，简恒的勇于克己，亦可见一斑。”他结合《厚黑学》，更觉得王简恒这番谈话，是厚黑学上的一个重要公案，于是对同学雷民心说：“我们这些人里，资质偏于厚字的人很多，但以绪初为第一。够得上讲黑字的人，却只有简恒一个。”
再后来，听到有人说：“你叫我面皮厚，我还做得来，叫我黑，我实在做不来，所以说我这个人做事不成功呀。”李宗吾便劝他说：“那是因为你厚得不彻底。只要彻底了，就一定会成功的。你看绪初的厚，不是就把简恒的黑打败了吗？可见，世间资质偏于厚字的人，万不可自暴自弃。”
说起简恒的黑，李宗吾还有另一个证明。
《厚黑学》没有发表之前，李宗吾没有底气，正好王简恒来看他，李宗吾便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请他提意见。王简恒听了，笑道：“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没错。但我还是要忠告你，这些话千万不要拿在口头说，更不要见诸文字。你尽管埋头照你发明的道理去做，包你能干出许多大事，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你说出去或者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会有种种不利。”虽说李宗吾没有听他的劝告，还是将《厚黑学》拿出来发表了，但这件事情却更说明王简恒是得了“黑”字诀的。
不过，王简恒却也黑得不彻底。1912年，张列五当民政长，王简恒去了成都，不愿就任县长，回了自流井老家，两年后响应讨袁失败，郁郁而终。
　　　　　　　　　　　　　　　　　　廖绪初：厚有余而黑不足
1911年暑假，李宗吾被四川提学使司委任为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
铁路风潮发生后，李宗吾的同学张列五担任四川副都督，主管民政。1912年初，也就是民国元年，张列五在四川设了一个审计院，打算任命廖绪初为院长。但廖绪初很坚决地推辞了，于是改任廖绪初为审计院次长、李宗吾为审计院第三科科长。
就任科长之前，李宗吾到了成都，和一帮老同学住在成都公论日报社里面。众人都知道李宗吾发明了一种厚黑学，便怂恿李宗吾把他的思想形成文字，廖绪初甚至表态：“你如果写出来，我给你作序。”
当时，正是民国初成，气象更新，李宗吾也觉得“事事革新，应该有一种新学说出现”。况且，廖大圣人是讲程朱理学的人，他都说可以写，那就写呗。于是，便采用了文言文体，套用儒家经典的句式开始写了。
有一天，廖绪初去探望李宗吾，看见案上有几页手稿，便顺手拿起来看：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面之厚可谓至矣。及为齐王，果从蒯通之说，其贵诚不可言，独奈何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卒至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三族，谓非咎由自取哉！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
廖绪初把整篇稿子看了一遍后，又回过头来，反复看写韩信的那一页。读完，他什么话都没说，长叹一声，转身走了。
李宗吾有些莫名其妙，心里想：“真是怪事情，韩信厚有余而黑不足，范增黑有余而厚不足，我不过是把他二人对比着来写，绪初怎么独对韩信这一段那么在意？”
翻来覆去仔细想了想，他才弄明白，廖绪初这样的盛德夫子正是韩信那样的人物：厚有余而黑不足。叫他忍，没有问题；叫他做狠心的事，却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像得了寒病的人喝热水舒服、得了热病的人喝冷水很舒服是一个道理。廖绪初看写韩信那一段，自然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把他的病分析透彻了的药方一般，明白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就在于少了一个“黑”字，所以难免不生感慨。
自小就会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人，多是偏厚不黑的，书读得越多，越明白“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横竖成大业要忍、谋生存要忍，于是还不知道自己要成就什么大业、用什么方式谋生存之前，就先练起了忍功，结果到后来，不仅吃苦耐劳、能受胯下之辱，还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也是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
更可怕的是，过分的忍，使人缺乏个性，遇事总是礼让，逆来顺受，哑巴吃黄连，最终变成了一个甘于平庸、不思进取的人；长久的忍，使人有借口逃避困难，忘记了忍的初衷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即使面对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也习惯性地继续忍下去，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永远的失败者。
人常说“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可又有几个人见到过跳墙的狗和咬人的兔子呢？可见，过分的忍和长久的忍，会让忍变成人的生活方式。而当一个人真的意识到“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时候，横下心来坚决不忍了，“黑”的一面便会被激发出来。
成功的人总在少数，就是因为多数人像廖绪初一样，始终厚而不黑。
廖绪初是盛德夫子，看了李宗吾的文章，就如同用蓍草算了自己的前程，看到了自己以后几十年的人生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自然难免一声长叹，无话可说。
四川老房子的隔墙大多是篾条编的，两边糊上泥巴，隔音效果很差。有一天下午，李宗吾听见廖绪初在他屋子里拍桌大骂，声音大得出奇，像是房上的瓦都要被震下来了，忙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不想，他出了门正看到一个人从廖绪初房间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廖绪初跟在后面，一直追到大门口才停下，嘴里却还在骂：“你这个狗东西！混账……”
廖绪初把那人撵出去后转回来，看见李宗吾，跟他一起进屋坐下，依然不解气，愤慨地说：“那个人，真是岂有此理！”
李宗吾问：“啥子事？”
廖绪初说：“他说某人可以当县长，请我向民政长列五推荐。我不想和他多说，含混其辞，没有明言拒绝。他见我唯唯否否，竟说如果这事情办成了，要送我四百银子。我听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骂道：‘胡说！这样的话，是可以在我面前说的吗？’他见我发怒，嬉笑着站起来就走，边走还边说算了，算了，不说就是。我实在气不过，追去骂了他一顿。”
李宗吾劝道：“你不帮他给列五说就是了，何必让他这样难堪？”
廖绪初依然愤慨地说：“这样的人，你不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不知道以后还会干些啥事情出来。这一下，我反倒一定要列五留意点儿，不要用这种人，免得他出去害人。”
这件事情过后，李宗吾想了很久，也弄不明白：廖绪初“厚有余而黑不足”，一向是很能忍的，为什么这事却忍不下来？一向是不黑的，为什么对待这个人却能黑得下来？
再三琢磨之后，李宗吾从这件事情里发现了一条厚黑学的重要规律：厚和黑是同一物体的两方面，黑到极点便厚；厚到极致便黑。比如，曹操的心是最黑的，但却能放过作檄的陈琳，这便又是厚了；刘备的脸最厚，但却能带兵消灭对他推诚置腹的刘璋，这便又是黑了。李宗吾身边的人当中，讲到厚，廖绪初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所以他逃不出这个规律。
不过，曹操的黑是常态，厚是暂时的；刘备的厚是常态，黑是暂时的。李宗吾分析，廖绪初的黑也是暂时的，过后必然回复到厚的常态，也必然会内疚。
果然，骂人这件事情，廖绪初之后从不提及，除了李宗吾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直到廖绪初去世。李宗吾因此说廖绪初：“怒骂某君，足见其刚正；终身不提此事，又见其盛德。”
　　　　　　　　　　　　　　　　　　从势同骑虎到笑骂由他
后来，李宗吾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用“独尊”的笔名发表了《厚黑学》，廖绪初果然用“淡然”的别号为他作序：“吾友独尊先生，发明厚黑学，成书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嬉笑怒骂，亦云苛矣。然考之中外古今，与夫当世大人先生，举莫能外，诚宇宙至文哉！世欲业斯学而不得门径者，当不乏人，特劝先生登诸报端，以饷后学，他日更刊为单行本，普度众生，同登彼岸，质之独尊，以为何如？”
《厚黑学》连续刊登了一个月，一般读者都认为读起来很是轻松幽默。以后又印成了单行本，销量也很好，成渝各地的书店书摊书贩居然靠着这书牟利。更要命的是，虽然大家都是用的笔名，而且无人不知“独尊”就是李宗吾、“淡然”就是廖绪初，可廖大圣人却依然是廖大圣人，李宗吾从此竟成了李厚黑。
这件事情，很让李宗吾郁闷。“你尽管埋头照你发明的道理去做，包你能干出许多大事，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你说出去或者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会有种种不利。”他回头想想王简恒的劝说，竟有些后悔。
一个星期天，李宗吾到草堂溜达，突然看见一个军官迎面走来，对他毕恭毕敬地说：“李先生，您恐怕不认识我吧？我是您的忠实信徒啊。”李宗吾生性幽默，开玩笑说：“那么，我就成厚黑教主了，你们以后给我修座厚黑庙吧。”
从那以后，李宗吾常常自称教主，将“厚黑学”的施行分成三个境界：第一境界，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境界，厚而硬，黑而亮；第三境界，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还陆续写了《厚黑传习录》，提出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
至此，李宗吾的厚黑学终于成了体系。
　　　　　　　　　　　　　　　　　　姓罗的仁兄：“厚黑”顿悟典范
李宗吾在富顺中学堂当教习时，有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罗姓朋友和他做了短期的同事。
1912年（民国元年），这位仁兄从懋功知事任上回来，约李宗吾去成都学道街栈房内见面。懋功是川西的一个小县城，在那里当地方行政长官，想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但这位仁兄向昔日的同事说起自己在那里的政绩，竟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因为“被某事诖误”，这位仁兄丢了官——李宗吾在自传里写到这个人时，用了“诖误”一词。这个词比较早出现在《战国策》中，原文是“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者，无过于此者矣”。可见，“诖误”至少有贻误、连累的意思，而且多是连累别人。这一次，尽管案子还没有了结，姓罗的朋友见了李宗吾，说起自己丢官的经历，依然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只不过，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宗吾看他前后判若两人，不由得感慨良多，但却并不打断他，任他说个够。终于把自己的苦水倒完，仁兄才想起问李宗吾最近干些什么。于是，李宗吾很认真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他听，一一分析某人之厚、某人之黑，何谓厚、何谓黑……
前文说过，这位仁兄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即使没有读过《三国志》，也一定听过《三国演义》，李宗吾讲的人物和故事全是他晓得的，但这样来分析人物和故事却是第一次听说，一时竟被吸引，听得津津有味。
李宗吾见他如此专注，猛然站起来，一拍桌子，厉声问：“姓罗的，你生平做事，有成有败，究竟你成功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失败的原因，又在什么地方？你摸着良心说，究竟离脱这两个字没有？快说！快说！不许迟疑！”
姓罗的仁兄听了李宗吾的话，如雷贯耳，呆了很久，叹口气说：“还真是没有离脱这两个字！”
　　　　　　　　　　　　　　　　　　杨泽溥：此等事有何办法？
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还有一个好友名叫杨泽溥，也曾参与拿出银元来建旅省叙属中学。民国初年，在李宗吾发表《厚黑学》不久，杨泽溥被任命为雅州官监督，临去上任前，约几位同学朋友小聚，向他们请教上任后该如何开展工作。
李宗吾当仁不让推广他的新学说：“此等事有何办法？一言以蔽之，‘拿钱而已’！你依着我发明的那种学问，放手去做就是了。”
杨泽溥连连摆手：“不敢不敢！”
廖绪初也皱着眉头责备李宗吾：“宗吾，你只知道开玩笑！真是！”
不久后，杨泽溥解款回成都，对李宗吾说：“西征兵至雅州兵变，到处抢劫，城内有哥老会首领，我赶急请他来。他拖一把高椅子坐在门口，乱兵至，即麾之去，公款无丝毫损失。次日，我办鱼翅宴酬谢那位首领，但此等费不能支用公款，只好自垫。”
李宗吾叹道：“泽溥，你干些什么？财神菩萨进门，你都要驱他出去吗？乱兵不来，还该磕头请他们来，只要他们进来走一遭，即可报十万八万的损失，终身就吃着不尽了。我发明的学问，至好的朋友先不去照着干，将来我这一个教还能行得通吗？”
一席话，举重若轻——古往今来，有多少官员靠着这一招发财？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害怕李宗吾的厚黑学了：满嘴仁义道德是用来愚民的，谋私的勾当必须在暗地里做，而且做了也不对外说，同道中人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就像玩魔术，行内的人都知道机关在哪里，却不对外人道破，这样玩魔术的人才可以一直玩下去，而且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玩厚黑也和玩魔术一样，是需要天分的，杨泽溥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天分。那个时候，雅州关薪俸微薄，杨泽溥是带着家眷上任的，要养活一家老小，还要资助故旧，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到卸任的时候，一算账，居然还欠了800元公款，只得央求朋友出头帮他在银行贷款，结果这笔贷款他到死也没还完，连累了那位帮他贷款的朋友不得不帮他还账。
杨泽溥死的时候一无所有，连棺材都是在好友中集资才买来的。临入殓，李宗吾抚着这个不厚也不黑的好友大哭：“泽溥！泽溥！别人做官，朋友亲戚都沾光；你做官回来，睡在地下骗我们吗？”
这句话，振聋发聩，可惜，却难得有人能听懂。
多年后，有朋友对李宗吾说：“雅州关的关税，自民国元年至今，以泽溥任内收入最丰。”
李宗吾叹息道：“公家的收入自然是多了，又谁知道当年经手者的状况一至于此呢！”
更让世人汗颜的是，这样一位不厚不黑的好官，却几乎被时人和后人遗忘，而关于他的更多资料却还是李宗吾记录并保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