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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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世人汗颜的是，这样一位不厚不黑的好官，却几乎被时人和后人遗忘，而关于他的更多资料却还是李宗吾记录并保存下来的。
　　　　　　　　　　　　　　　　　　去官吟：两袖清风回家去
受廖绪初廉洁风范的感召，李宗吾为官期间也免不了做出一些见贤思齐的壮举。
审计院裁撤后，李宗吾被财政司委任为重庆关监督，他立刻像当年廖绪初辞任审计院次长一样，退回了委任状。重庆关监督可是个肥缺啊，他为什么不干呢？财政司于是派刘公潜来劝说，可还是没有效果。这位刘公潜是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读书时候的同学，和杨泽溥的关系也一向很好，杨泽溥在雅州关上卸任时，出头在银行帮忙借钱、杨泽溥死后又帮忙还钱的，就是他。
再次接到委任状，李宗吾看见自己被任命为四川官产竞买处的总经理，他不好再推辞，但却提出要求减薪——这一点，也和当年廖绪初干着次长的活儿，只拿科长的薪俸异曲同工：当时，四川官产竞买处总经理的薪水是200元，直到为他减到120元，李宗吾才去上任。不过，李宗吾并不想让人把他想象成“正人君子”，嬉笑着对人说：“当时我不知道银元是用得的，可算害了幼稚病；幸而重庆关监督没有就，否则不知道还要闹些什么笑话！”了解他的人，晓得他和张列五等人一起筹集银元创建旅省叙属中学的事情，自然听得明白他是在调侃，而那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根本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还当他在插科打诨。
不过，李宗吾就职竞买处以后不久，就因为官产突然被称不能竞买而改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到了1913年冬天，又说官产也不能清理，连四川官产清理处也被裁撤了。那时候是没有终身制、编制之说，没有官做的时候，就是民。李宗吾于是“无官一声轻”，打算回自流井老家去。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回家的盘缠，只得找同乡陈健人借50元银元。陈健人回信说，他现在也没有钱，不过好在李宗吾要的不多，他可以帮忙转借，凑齐了就送来，并在信末附了一首诗：
五十块钱不为多，
借了一坡又一坡。
我今专人送与你，
格外再送一道歌。
李宗吾没了官职却并不失落，读了这首诗，苦中作乐，立即回信说，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
厚黑先生手艺多，
哪怕甑子滚下坡。
讨口就打莲花落，
放牛我会唱山歌。
这首诗写好后，李宗吾意犹未尽，又作一首：
大风起兮甑滚坡，
收拾行李兮回旧窝，
安得猛士兮守沙锅。
出了成都东门去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李宗吾又来了诗兴：
风萧萧兮江水寒，
甑子一去兮不复还。
就这样，他一路唱着《去官吟》，两袖清风地回自流井老家了。
不过，回家没多久，阴历年刚过，也就是民国三年正月，他就被再次启用，担任了富顺县视学，也就是后来的教育局局长。可到任不过十天，他又接到电报赶往成都，成为省立第二中学的校长，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调任省督学。1918年，廖绪初任省长公署教育科长，李宗吾任副科长，1919年冬天，两人都辞了职。1920年之后，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李宗吾彻底退出了官场，回自流井研究他的厚黑学。就是在这一年，李宗吾从学理上对厚黑学进行了补充完善，写下了被吴稚晖誉为“千古不灭之论”的《心理与力学》。至此，李宗吾的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替你的甑子担忧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2月和3月间，李宗吾在报上发表《厚黑学》。那时候，他的同学张列五任四川副都督。
有一天，张列五见着李宗吾，对他说：“你疯了吗？什么厚黑学，天天在报上登载，成都近有一伙疯子，巡警总监杨莘友、成都府知事但怒刚，其他如卢锡卿、方琢章等，朝日跑来同我吵闹，我将修一疯人院，把这些疯子一齐关起。你这个乱说大仙，也非关在疯人院不可。”
李宗吾笑着回应他说：“噫！我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你把我认为疯子，我很替你的甑子担忧。”
“替你的甑子担忧”是地道的四川话，相当于普通话里“担心你的饭碗”。在那样的官场，不念为官的厚黑经，官还做得久吗？官做不久，饭碗自然也就保不住了。
李宗吾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张列五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他进京，他就把印交了——交了印，自然也就丢了官。第二天见到李宗吾，张列五对他说：“昨夜谢慧生说：‘下细想来，李宗吾那个说法，真是用得着。’”
李宗吾拍案叫道：“田舍奴，我岂妄哉！疯子的话，都听得吗？好倒好，只是甑子已经倒了。今当临别赠言，我告诉你两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后，李宗吾在成都见着隆昌黄容九。黄容九问了李宗吾的姓名，惊愕地说：“你是不是讲厚黑学那个李某？”
李宗吾说：“是的，你怎么知道？”
黄容九说：“我在北京听见列五说过。”
李宗吾想，张列五能在北京宣传厚黑学，一定研究有得，很为他感到庆幸。却不料又过了一年，到了民国三年下半年，张列五从天津寄了一封信给李宗吾，细说自己的近况，并说当局如何如何为难他，里面有一句“乞怜于心性驰背之人！”李宗吾读了，大惊失色，叹道：“噫！列五死矣，知而不行，奈何！奈何！”
果然，1915年1月7日，张列五被逮入京；3月4日，在北京被枪毙。
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宗吾开始担任四川省视学，后调任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担任科长的是李宗吾的同学加好朋友廖绪初。不过，三年多之后，也就是1919年末，李宗吾的甄子也出现了问题：科长廖绪初辞职，政府让李宗吾代理科长，李宗吾坚辞不就，回乡下去研究厚黑学了。
　　　　　　　　　　　　　　　　　　教育家办案（1）
1921年，李宗吾再次出任省视学，上任伊始，便碰上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而这个案子也为后人了解厚黑教主如何活学活用厚黑学提供了一个标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位姓王的校长受嘉陵道尹委任前往遂宁省立第三师范就职，一到任就被学生痛打了两顿，关押起来；县知事带着一个姓李的狱管员和若干队丁到学校要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各有所伤；后经驻军当地的范司令营救，王校长才得以离开学校。期间，王校长前后多次致函省署教育科，却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知所云。于是，省署教育科科长便让李宗吾借查学之便，去调查一下。
接了这个看不出水深水浅的任务，李宗吾出了成都，一路往川北而去。刚到龙泉驿，迎面遇到两个学生。学生看到李宗吾行李上的标记，知道他的身份，对他说：“我们是三师的学生代表，校中听说先生重任省视学，素知先生办事认真，主张公道，我们受了黄道尹和王校长的蹂躏，非先生来，我们的冤是不能申的，所以，特派我二人前来欢迎，并到省署议会请愿，今既相遇，请从速前往。”说完，继续往成都方向去了。
李宗吾和那两个请愿的学生分手后，途经乐至，解决了当地县学的学款纠纷之后，到了遂宁。
住进省立三师当晚，李宗吾接到已经被撤职查办、暂时还住在县署内的遂宁知事派人捎来的口信：“明早定准起赴重庆，请今晚到署一谈。”不过，因为时间太晚，李宗吾没有赴约。
第二天一早，就有学生代表来请李宗吾：“我们要开欢迎会，请先生去一下。”
李宗吾说：“查学是我的职务，不能说欢迎才查。此种会我不能到。”
学生改口说：“我们有话陈述。”
李宗吾这才随着学生去了。听罢学生诉说冤屈，他表态一定会根据学生说的这几项去查，并要求学生恢复正常上课秩序。当时，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自己成立了一个自治会，主持全校事务，所有教职员工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自治会的同意。有一位张老师家人生病，请了五次假都没能出去。不过，学生毕竟是要学习的，现在听李宗吾这样说，很快就恢复了教学秩序。
安抚好学生，李宗吾这才急匆匆去县公署。新知事姓赵告诉李宗吾，他的前任已经动身了。李宗吾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码头，好歹赶在开船之前见到了旧知事。
旧知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队丁受伤若干人，学生只有一人是枪伤，余均木器伤。这是混打之际，学生开枪误伤自己人，反诬说我的队丁开枪，因受撤任处分，我当赴重庆申诉。”
李宗吾问：“据我所闻，学生打校长是实，开枪则是队丁，学生哪有枪来？”
旧知事说：“有外国医生可证，医院伤单注明是土炮伤，县公署哪得有土炮？我已经把伤单取下，带到重庆与学校打官司就是了。”
旧知事拂袖而去之后，李宗吾回到县署，把自己从各处听来的意见和自己的分析全盘托出，与姓赵的新知事结成同盟，一同到医院，调查伤单事宜。医生拿出英文伤单告诉他们，受伤的学生和队丁大都是被木器所伤，只有一个学生的腿上有子弹擦伤，没有人被土炮所伤，旧知事也没有来拿过伤单。
第三天，学生跑来询问进展情况，要求之后李宗吾写的调查结果必须经他们看过才能发往省属。李宗吾正颜厉色地回答，他是受政府委派来查案的，查错了，可以撤职、可以判刑，但在调查结果没有上报之前，不要说是现场的学生，就是省长也不能干涉。学生担心李宗吾悄悄地把调查结果报上去，偏袒王校长，一时间群情激奋。眼看学生又要动武，李宗吾赶紧息事宁人，对学生们说，这个案件有两个要点：一，你们说知事开枪，知事说你们开枪；二，王校长说你们打了他，你们说没有打他。只要把这两点弄明白，其余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然后，李宗吾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他已经和赵知事议定了“排难解纷”的宗旨，并去医院了解了伤者的情况、勘察了学生和队丁冲突的现场，有证据说明是队丁从外往内射击。学生们当即请来赵知事询问，证实果然如李宗吾所说。
　　　　　　　　　　　　　　　　　　教育家办案（2）
学生们于是向李宗吾道歉。李宗吾趁热打铁，为学生争取到了因为这件事情被停发的经费。一来二去，李宗吾和学生的关系日渐密切，终于弄明白了整个事件背后的真相——事情全由争夺校长之位而起。
最初，A任校长，任命自己的同学B做教务。
B利用有军队经过遂宁，刻意钻营，谋求校长职位，A不交，B便使了些手段，找些士兵来殴打侮辱A，终于还是当了校长。B当了校长，聘请同学C当教务。
C耍了同样的手段赶走B，自己当了校长，却又聘请A当了教务。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过是ABC三人争夺校长的马前卒和牺牲品。A当了教务，自然不放过B，两人正在冲突，王校长来了，问C：“你是哪里委派的校长？”C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持现状，已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校长说：“省立学校的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
两个校长，一个是县知事委任的，有县知事撑腰，拒不交出校长印；一个是道尹委任的，不能上任，就在当地机关活动，博得同情以期援助，并无意间和B见了一面。于是，学生之间开始传言，说王校长要聘请B做教务。B本是被学生在A的组织下赶走的，学生们自然害怕他回来公报私仇，于是竭力抵制。
王校长在遂宁住了一段时间，见不能接任，回成都去说明缘由，上面于是电令知事，勒令他督促C交出校长印。当时，C正带着校长印和全校学生在安岳旅行，途中得知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带着印跑掉了，把学生留给A和其他教员。师生从安岳回来，快到学校时，A集合学生演讲，说：“你们到了学校，抓住王某就打，打死了我负责。”还说，“当今之世，读书何用？事情闹翻了，我帮你们各人买一杆枪去办招安军。”于是，学生回到学校闯进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就是一顿暴打。
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本原因。
更可笑的是，学生们打了王校长之后，还搜走了他的私章，以他的名义通电各处，所以，省署教育科收到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电文。在其基础上，学生们还想办法让全体教职员联名撰写电文，诉说王校长如何卑污、道尹如何违法、知事如何蛮横、学生如何受屈……这些电文当即成为成渝两地的报纸报道学潮的第一手资料。
在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李宗吾又和赵知事一起分别见过学校老师、王校长、姓李的狱管员、范司令的书记官等，一一核实后，再将遂宁各政府机关代表请到县署，先问他们当日的情况，见他们吞吞吐吐的，便说：“案情我已经查明，先让我说，看看有错无错。”于是他说了整个过程：当日学生把王校长打了一顿关押起来，旧知事去说不放，转请各位去说；第二次学生又把王校长吊起来打了一顿，各位担心校长有性命之忧，才请范司令营救。他说完，在座的各位都说丝毫不差。李宗吾于是宣布结论：“旧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冤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和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
散会后，李宗吾当即借重庆有公事离开了遂宁。一到潼南，他就将呈文交了上去。在陈述完整个过程之后，他说，关于校长被殴一事，他手上有足够的证据，但他向证人保证过，除非上了法庭，是不会公开证人姓名的。最后，李宗吾给出个人意见：学生们是青年才俊，不必绳之以法，最好网开一面；旧知事已经撤职，不予深究；校长C拒不移交，酿成重变，是罪魁祸首；王校长德才兼备，应予重用。
很快，此案尘埃落定：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学生；李宗吾交出证据，以便转给法庭；黄道尹查明主使者，逮捕归案。
果然，黄道尹查明了主使者是A和C两人，但那两人自有手段，通缉令很快就取消了，而李宗吾也始终没有把证据交上去。至于行凶的学生，倒是很快就有了着落：拿几个早已经被开除的学生来当了替罪羊。
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潮，最后就这样收尾了。其结果真的应了李宗吾去查案前说的一句话：我是来帮助他的，不是去抓强盗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查学多年，从不主张轻易换人，他的使命始终是帮助地方解决困难、整顿教育。
　　　　　　　　　　　　　　　　　　学潮与《考试制之商榷》
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下学期于成都召开的“新学制”会议上，李宗吾和几位省视学、多名会员联名提出了考试案，但开会讨论时，没有被通过。会后，李宗吾单独呈文，列举了16项理由，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省属准许他在原籍富顺试办，于第二年暑假进行，然后在川南各县推广。
1924年暑假，李宗吾从成都赶到叙府（现宜宾市）主持叙府联立中学的期末考试。结果，考生因为没考好怨气冲天，校方因为空降长官也很不爽，李宗吾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第二年冬天，他居然又到叙府来主持毕业考试。
不受欢迎是必然的，但考试还要继续。李宗吾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规：各种试题，必须由他审核；各班复习，不许提示考试范围；考试期间不许夹带传递，不许交头接耳，违者，该科成绩以零分计，不得毕业；考生混合隔离编号，相互间隔三四尺；除监考老师外，还有叙府学界的大佬们在考场中来回监视。
一时间，参加考试的160多个毕业生如临大敌。
第一场考植物，内容涵盖学生四年所学的动物、植物、矿石、生理等全部课程，不仅题量大，而且刁钻古怪，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急得抓耳挠腮，不知道从何落笔。从考场走出来，各个见面都说没有及格的把握，便有人开始喊出了“赶走李宗吾”的口号。考生立即响应，派代表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偏偏出面接待考生代表的监学曾经被李宗吾训斥过，此时选择了对学生的要求未置可否的态度。考生等于得到了校方的默认，胆子更大了。但李宗吾却丝毫没有觉察，依然全身心放在准备考试上。
第二场考英语，没有及格希望的考生还是要占大多数。不能及格，就不能毕业，就拿不到文凭，不但学费等于白交，还无颜见江东父老，考生们对李宗吾更加怨恨。
当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不久，学生们悄无声息地涌向宜宾东街文庙后殿启圣祠的联中分校李宗吾的住处。
学生们早已摸清，李宗吾住右房，他的四个轿夫住左房，握着木棒、扛着球杆分兵两路：左路对付轿夫，搬来桌椅，将左房大门堵死，轿夫听到响动，开门打探，迎头就碰上一排棍棒，吓得缩回头，不敢哼一声。右路对付李宗吾，一人将球杆从窗孔伸进去，黑暗中戳翻了桌上的煤油灯，李宗吾被惊醒，大喝：“谁？！”学生们听到声音，更加确证是李宗吾，也不回答，立即破门而入。
学生们将李宗吾从被窝里拖出来，摔到地上。李宗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众矢之的”，被一学生狂扁，屋里的东西自然也不能幸免，全被撕得稀烂。学生的动静实在太大，把住在附近的校工惊醒了。学生们见有校工跑来，不敢恋战，纷纷择路而逃。校工赶到时，房间里只剩下浑身哆嗦的李宗吾，还有一些破衣烂布、木棒球杆，学生一个都不见了。
李宗吾请来宜宾知事，一方面验伤，一方面将那些木棒球杆存案备查。第二天早晨，李宗吾又将校长请到床前，口授电文，历述经过情形，由校长写下来呈报上去。电文的结尾说：“自经此次奉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
伤没养好，李宗吾就宣布继续考试，勒令全体学生，一律考试，不许一人不参加，就是打他的学生也不例外。这一次，学生无计可施，只得规规矩矩地应考。
李宗吾挨打后，为说明考试的必要，特地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
李宗吾挨打十年后的1932年，教育部将中小学会考制度颁令全国，但如春雪一般很快就融化了，到1936年，就连四川各县也一律禁止小学会考，李宗吾在四川教育界的痕迹从此如雪上履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圣人的怀疑
1927年（民国十六年），李宗吾终于发表了他的重要作品《我对圣人之怀疑》。这篇文章在厚黑学发表后不久便写好了，但因为厚黑学带来的影响波澜壮阔，李宗吾没有拿出来发表。
关于这篇文章，李宗吾说：“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李宗吾在这里交代的，是他写《我对圣人之怀疑》的时代背景。而他在文中的一些提法，却至今依然如暮鼓晨钟，令人振聋发聩——“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和当时众多反传统声音伴随着的是政治和经济目的不同，李宗吾的这些声音是纯理性、纯学术的，没有掺杂任何利益成分。这一点，让李宗吾的思想经过大浪淘沙依然在今天闪光，也让李宗吾的思想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没有被主流化过。
　　　　　　　　　　　　　　　　　　笔墨官司
自从李宗吾的厚黑系列文章陆续发表后，各种声音便纷至沓来，读者（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读原文，只看了标题或者听人说起过的读者）总是以各种方式来找李宗吾研讨。李宗吾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一直在应对，从来不逃避。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10日，窦枕原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