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者手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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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李白这样高远的意识和伟大的生命，也无法从中感觉到一丝卓然不群的思想火花，竟也人云亦云地嘲讽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中国人是如何地缺乏宇宙意识，缺乏文化想象力，尤其是如何地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对于卓越见解的赏识与宽容，单在“杞人忧天”这一条成语中，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古时是嘲讽“忧天忧地”，后来是扼杀“忧国忧民”──谭嗣同、秋瑾、刘和珍、遇罗克……一个个忧者全被杀害了，同时还极力压制“忧历史忧民族”。鲁迅先生就因为有“忧历史忧民族”的毛病而落得群起而攻之，以至于使他连心中的“忧”都不敢充分表达。1926年底，鲁迅指出自己“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同时哀叹“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罢。”（《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预言是否如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否有过“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机会？十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鲁迅还一再强调自己为了避免危险而不敢直言不讳，凡说话作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可见，直到鲁迅逝世，他并没有将他所想说的话尽情说出。

　　　　那么，鲁迅先生的未尽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这位中国最敢说话的斗士为什么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个言尽意至呢？

　　　　在那些已经说出的话里，鲁迅先生所表现出的尖锐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当时和此后的国人。他查遍中国的陈年旧账，总结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的独特历史规律，并指出“吃人”即是其内在本性。狂人、疯子、夏瑜、子君这些反抗者被吃掉了，闰土、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们也被吃掉了。尤其可悲的是，许许多多阿Ｑ和小Ｄ们，貌似鲜活，也不乏挣扎的愿望，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过是报点私仇、谋点私利，心中并无关于自由、尊严、平等的文化想象和价值期待。他们的失败固然悲惨，他们倘若胜利，不是同样悲惨吗？鲁迅对于国民灵魂的揭示和批判，可谓针针见血，但他的深刻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他的广阔精神世界里，还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也难以理解的意识活动。1932年，他说以上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之后所呈现的面貌。如果将那刻意装点的欢容删去，而将那刻意删去的黑暗体验如实地展现出来，那将是怎样强烈、怎样浓重的黑暗呢？裹挟在这黑暗深处的，又是怎样可怕的结论呢？也许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许是说，这个民族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灭亡是他唯一的出路。也许是说，人本身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我们只有等着唱最后的哀歌。要作这一类的推究，似乎很容易，然而要推究得准确，又确实很难。

　　　　实际上，刻板的索引是没有意思的。也许鲁迅本人当初就没有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结论。冲撞在他脑子里的，是一个博大而又浑沌的感觉，一种急切而又幽远的灼痛。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鲁迅的勇气和风格，他决不会在某个一般性问题上吞吞吐吐，也不会因为某个一般性问题不能述说而一直耿耿于怀。只有一个绝对重大而又绝对不同寻常的问题，才会使他分外沉重也分外慎重，虽然一生念念不忘，也终于没有直陈无遗。按着鲁迅关于“你要他掀掉屋顶，他才勉强同意开个窗洞”的独特体会，他若以最极端的方式提出最极端的批评，不是更可以惊世骇俗、震醒国人于麻木沉睡之中么？但是，一旦如实说出，恐怕不但无法掀掉屋顶，连指出要开窗洞的权利也要被剥夺了。当他指出了历史的固疾，揭出了国民的弱点，“酷爱温暖的人们已经觉得冷酷了”，但毕竟还有一些民族优秀分子程度不同地理解他的思想、支持他的抗争。如果不“删削一些黑暗”，而是“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情况将会怎样呢？恐怕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视之为“枭蛇鬼怪”，使他再也没法“在这社会里”“生活”了（《坟？写在〈坟〉后面》）。杞人只不过忧了一下天，就要承受这么多的嘲讽，倘若有谁胆敢对国人命运、民族前途之类说三道四，还能逃脱“全民共诛之”的“末路”吗？

第二部分　第47节：杞人可以忧天吗？（2）

　　　　鲁迅是深知中国人的脾气的，所以他终于没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部分，而是一面体味着古老文化灭亡的悲哀，一面作着并不是“希望光明的到来”，“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的“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那些“酷爱温暖的人们”便只取“抗战”二字而抹去了“绝望”二字，更不愿意承认正是这“绝望”才是这“抗战”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动力。直到现在，倘若有人代鲁迅说出他的绝望，怕是仍要被指为对鲁迅最恶毒的“贬损”了──国人们总是认为凡有绝望感危机感的人无疑都是狭窄卑陋的。鲁迅是带着对一个浅薄民族的深刻恐惧和同样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别这个民族的。

　　　　我们姑且不说哥白尼正是在忧天意识中发现地球的确处在“空处”，进而发现了日心说并发展了现代天文学；我们也姑且不说达尔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的祖宗是猴子，尼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自己还是猴子，你的后代才可能是人，他们却并没有遭到谭嗣同式或鲁迅式的命运。我们甚至也不说鲁迅的绝望感究竟是有呢还是没有，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我们只是想要这样问道：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绝望，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忧地、忧国忧民、忧历史忧民族之外，还进而要忧现实忧未来，能让他说出来吗？而且，如果这一切忧都恰好与公众的习见和陈见相矛盾（几乎必定是这样的），能让他说出来吗？一个中国人，究竟有没有权利在一片歌舞升平和灯红酒绿之中，在一片麻木的沉睡和愚蠢的哑默之中，保持他卓越的洞见、幽远的焦灼、深广的忧虑，并发出他的悲叹与诅咒、嘲讽与警示？难道麻木不仁、人云亦云、说谎、欺骗就该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选择、永远不变的命运吗？

　　　　倘若我们能够尊重并且聆听那些卓越之士的隐忧，也许这些“忧”就可以在民族生活实践中被逐渐化解。倘若我们永远只要愚蠢与浅薄、谎言与欺骗，永远要借嘲讽那个无辜而又可怜的杞国人来显示我们的理性与自信，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鲁迅先生的“忧”是所谓“杞人忧天”了。

第二部分　第48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1）

　　　　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为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候，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迫害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治活动，那风仪确实洒脱。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身陷囹圄。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英明决策。所以，名正言顺的狂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第二部分　第49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2）

　　　　从《狂人日记》中读出这一层，真叫人不寒而栗。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钳制”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而是进展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所谓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压抑能力。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理性”标准。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狂人主要是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的小房里，深切地反省自己、权衡环境。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尔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做派。

　　　　我们在悲哀之余，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他之所以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

　　　　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先生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检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这种发明当然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体的真正繁荣，大约是20世纪。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创作，成就最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散文，而是检讨书。尤其在20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创作任务就是写作检讨书。1979年，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钟惦先生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时痛心疾首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靠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的，是谁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检讨书上？

第二部分　第50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3）

　　　　钟惦先生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一个人不能凭着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但是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都是从写作检讨书起步学习写作的。我想问一问，一个人从小学念到大学，而一直没有写过检讨书的，有没有？我估计没有。有的教师充分认识到写检讨书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绝招，更多的政工干部更是认为，让学生写检讨书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奴隶自觉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学校当局和教师在对于检讨书的效用上达到了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东北某地有一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他以特级教师的身份介绍教学经验时，就向人们坦诚地亮出了他的绝招。他的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写作检讨书训练出来的。一有什么情况，就让学生写一份检讨书，规定字数，规定思想认识，规定关键词。检讨书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让他过关。

　　　　检讨书的妙用有以下几条。

　　　　首先，像所罗门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灵魂一样，强势群体总是认为，检讨书可以关押弱势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国人自古喜欢谈论人心，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术”“诛心之论”等等，都是在灵魂上下功夫。但其出发点决不在于尊重灵魂，不在于灵魂与灵魂的互相理解，而在于用自己的灵魂镇压、奴役乃至消灭他者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内蒙古边境的知识青年说：“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莲《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这种做梦都想做领袖的人时刻都在训练着奴役他人灵魂的能力。诱骗他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写检讨书的强势群体看来，检讨书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坚固的监狱，是彻底关押甚至埋葬灵魂的巴士底狱。只有将他人关进了永远不得翻身的灵魂的巴士底狱中，强势群体才能拥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质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因前一天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上课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让她罚站，打扫办公室。”（佚名《一个学生的呼喊》，《北京晚报》1998年4月3日）很显然，写作检讨书挽救不了上课迟到的事实，也弥补不了因迟到而耽误的功课，但老师因为收到了检讨书而以为掌握了学生的灵魂，以为取得了奴役他人灵魂的巨大成功。

　　　　其次，可以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挫败感。害怕看见他人拥有尊严、获得成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如果学生敢于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如果学生敢于对教师提意见，如果学生敢于挑剔教科书的错误，如果学生敢于发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感觉和看法，如果学生上学敢于迟到5分钟（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不是主观过错）……那么，写作检讨书的任务肯定就要落到你这个学生头上了。如果认为写作检讨书是跟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误会了。写作检讨书绝不是针对错误来的，而是实行精神控制和心理打击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强势群体所认定的主要教育手段和统治手段之一。有一个老师发现他的课堂上少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是被另一个教师委派去别处为学校办事的。这个老师很不高兴，马上安排缺席的学生写检讨书。这样还觉得不过瘾，他还补充说，没有缺席的学生也必须写作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在这一事件中，缺席的学生本来就没有错，按时来到课堂听课的学生更加没有错，可是全体学生不得不按时写出检讨书来。可见，检讨书不是用来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检视、反省，而是被迫向强势群体表示屈服与依从的跪拜仪式，是强势群体用来消灭你的自尊与自信的无形武器。强势群体将你的检讨书收进文件夹时，体会到了将你的灵魂收进了巴士底狱或者所罗门的瓶子里的成功感和踏实感。

第二部分　第51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4）

　　　　第三，写作检讨书是训练说假话的重要手段。强迫他人写作检讨书的人，知道检讨书的表述与写作者的真实想法存在严重分离，他们不在乎这种分离，依然要求写作者按照强势群体的口径和理念表示悔过、认罪、屈服。他们甚至给检讨书规定具体的内容和篇幅，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可以强迫人们反复写。四川省某初级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军（化名），因被学校怀疑偷了东西，2000年2月22日晚10时许晚自习后，被校长等人叫到学校办公室训话，一直到次日零时40分。校领导们要陈军写检讨书，连写三次都没法让他们感到满意，最后一位保卫干事为其代写了一份，又由陈军按上指印。（高冰洁田富友《被疑偷了东西一学生服毒自杀》《滇池晨报》2000年3月8日消息）至于检讨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事实，检讨书中的认识是不是陈军本人的认识，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陈军不堪他们的羞辱和逼迫，第二天到街上买了老鼠药，服毒自杀，暴死街头。校方不惜以摧毁一个学生的灵魂为代价，给一个小小的案件做个交代，结果连学生的生命也给摧毁了。他们失去了一个学生，但是拥有了一分屈服。中国的强势群体看重的是后者，所以没有谁会从这些血案中吸取教训。

　　　　逼迫弱势群体写检讨书，只是一种低调的假话训练。它与工作汇报、思想汇报等等高调的假话训练相互配合，构成了学校思想控制和假话训练的完整体系。当然，更加完整的假话训练还必须包括作文训练和日记、周记、书信、课堂发言、口头告密、与教师和学生干部谈心等等。魏书生将检讨书的写作与作文训练看作一体，是对二者精神一致性的天才领悟。学校里假话训练的体系实在已经完备得天衣无缝了，其中大多数训练项目都是诱骗性质的，或者说是由强迫性质逐步过渡到了诱骗性质，只有检讨书一直是强制性的。所以检讨书作为构成最严重灵魂伤害的精神暴力，实际上是校园暴力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形式。

　　　　“孩子们和猿猴一样，爱去模仿他们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神志没有吩咐他们去做，也是一样；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