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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2-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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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宣布：2006年中国GDP总量突破20万亿元（209407亿元），同比增长107％。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让中国人民感到振奋，同时，也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25年来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只要持续下去，那么，基本可以确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上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中国的崛起将再次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
2007年1月28日，新华网公布了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撰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在看到这些令人激动的数据及预测后，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政府部门、甚至平民百姓应该更加关心一些细节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现在依然没有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和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消耗了全球总资源量的12％和一些重要资源的30％（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40％的水泥），只创造了全球GDP的4％多一些。
如何进行经济增长呢？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政策，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我们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一方针呢？如何去运用这一政策呢？《南风窗》2006年年终报刊的评论员徐莉芳的文章非常好：“告别没有发展的增长……又好又快的中国新面目，无非取决于技术与细节了。”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书中我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公共管理无小事”的观点，也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包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沈阳市政府、成都市政府、贵阳市政府、深圳市政府、大庆市政府、新乡市政府、齐齐哈尔市政府等政府机关请我去做了讲座，与政府官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再加上我本人也做了两年的厅级干部的秘书，所以对政府的一些运行方式和管理工作有一些了解。我们的精细化管理研究团队也对此作了一些研究，出版了《政府精细化管理》、《落实要到位 关键看结果》等书籍，试图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改善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认为：中央的许多方针大计在贯彻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落实不到位是细节做不好的关键问题。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所谓“出不了中南海”，我想主要是党中央制定的很多方针政策到底下都走形变样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做好细节、落实到位。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经·系辞上传》
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句至理名言。
让我们看一个小故事吧。1941年陕北闹水旱虫灾，陕甘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困难。6月3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下起雨，一声雷响，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边上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身亡。一位农民知道后，说：“为什么雷公没有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很快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毛主席得知消息后说：“你们先把他放了，问问他为什么咒我？”这位农民说：“你们共产党征粮太多了，我们承受不了。”
毛主席立刻责令派出调查组，调研此事。调查组深入民间调查后，得出结论：“1941年边区百姓要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征粮太多了。但是粮食征少了，部队又吃不饱。”
“雷击事件”后，根据调查，毛主席决定不但减少当年公粮征收任务，而且要大力开展生产自救。从此，大生产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在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是一大优良传统，使共产党和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高层领导人也一直在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93年7月5日，江泽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改革开放已经29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情况更加复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能够更加注意调查研究，研究各个阶层的社会诉求，关注每一个社会问题的细节。这一方面，温家宝总理给各级官员做出了极为突出的榜样。
温总理下基层去考察，喜欢不按安排的路线走，喜欢到处转一转。到的尽是贫困地区，深入的是基层百姓，关注的是热点问题。200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到江苏宿迁考察，他没有去市政府，而是随意走到一块农田和农民打起了招呼。当时温家宝是轻车简从。田里干活的农民不认识他，把他当成前去考察的不受欢迎的“干部”。
温家宝回忆道：“一位妇女扯着嗓门喊记者不要给我们拍照，说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听到这话，我把那个妇女叫到眼前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那个妇女和我面对面时没有认出我，于是讲了很多农民负担重的问题。”
“这位妇女直到我走的时候气还没有消。”温家宝回忆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我的心里只有难过。”“每次我到江苏，我就在想，不知道宿迁现在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农民都高兴了呢？”说到这，温家宝的声音有点哽咽。2003年3月，温家宝出任总理，在人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到中央工作后，全国2500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个。”
2004年3月4日，温总理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
2005年2月28日，温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各级领导干部要腾出更多的时间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去，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温总理“问计于民”的以身作则，不断对政府官员的教诲要求，政府官员是否落实了呢？从民间百姓所说：“有困难找中央”，“有困难，直接找国务院”，即很多“地方问题中央解决”的现象说明：很多地方官员并没有认认真真做调研，实实在在访百姓。
人们在回顾2006年时，“政府懒政”成了年度关键词之一。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而不是最合理的办法。于是，“一刀切”、“强制执行”就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惯用的工作方法。有些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也显得调研不足，科学决策不够，引起很大的争议。
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2）
让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案例：2006年6月19日，北京市工商局下发了“民宅禁商”的通知：凡属住宅（含公寓、别墅、平房等）用途的及房屋用途表述无法辨别为住宅或商业用途的房产（含商住、综合等）均不予工商登记。工商局出台这一政策，本意肯定是好的，如避免扰民问题；落实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抑制房价等等。但是，这一政策显然是调研不够充分的，是没有过渡、太突然的“一刀切”政策。尽管愿望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引发了很大争议，让我们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一下剖析。
（1）“民宅不得商用的通知”与现行颁布的政策有自相矛盾之处。
2002年，北京市工商局颁布过“关于在居民住宅楼内设立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京工商发109号”文件。指出：“允许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居民楼中的居住用房作为经营场所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市场调研、企业形象策划、打字、复印、图文设计、动画制作和广告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规定关于设立公司条件之一是“有公司住所便可设立公司”。所以，“619通知”是否否定了《公司法》及废除了2002年的“109号文件”呢？
（2）有“民事纠纷行政干预”之嫌。
可以说在商住公寓、别墅里办公扰民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普遍现象，个别现象可以通过协调，甚至法律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这并不符合现代行政管理的原则。
（3）与国家鼓励个人创业、大力发展中小民营企业的思想不符。
我们都知道，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小企业占到企业的98％以上，其中很大部分又是小型公司、微型公司，让这些小公司都搬进写字楼并不现实。
2006年1月1日，国家实施的新公司法，鼓励个人创业并降低了个人开办公司的门槛——三万元即可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新公司法还规定可以成立一人公司。
近来，国家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又不断出台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
我们可以想一想：让这些几万元注册的小公司、一人公司、大学生创办的公司都进驻费用高昂的写字楼，是否现实呢？
这里有一组数据仅供参考：2006年北京私营公司数量为224659家，1/3私营公司注册在住宅内。2006年前3个月，北京朝阳区注册的公司有60％的办公地点在住宅、商住两用公寓里。这么多公司都搬进写字楼，能行得通吗？
北京的政策往往是全国其他城市的风向标，如果其他城市竞相效仿，必然对那些小型、微型企业、个人创业者造成致命一击。
（4）与世界新经济发展趋势不符。
我们不要忘记了，微软公司、苹果电脑公司、戴尔公司都是诞生在自家住宅车库里，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是诞生于杭州的一户居民楼，联想集团是诞生在科学院宿舍楼的一处传达室中……
现在，由于电脑的普及，网络的延伸，很多行业正逐渐流行在家办公。
《中国经营报》2006年12月11日的一篇文章发布了这样一份调查结果：“很多原先住在小区里的公司搬到了写字楼，更多计划在小区住宅开办公司的创业投资者最终放弃了计划。”
（5）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很多小公司生下来就戴上了“原罪”的帽子。生意越来越难做，这是小公司的共识，创业初期尤其艰难。中小公司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问题，贷款又比较困难，其中房租又是开销中的大头。
下面大家看两组数据：表51区域楼盘面积（m2）月租金（元）年差价（元）朝阳CBD住宅1008000左右写字楼10022000左右16万左右中关村住宅1004000～6000写字楼10010000～150007～10万
以上费用还不算物业费、水费、电费、取暖费等费用的差距。所以，“一刀切”的政策一定会造成公司注册造假现象越来越严重。从朝阳区工商局代办注册公司的费用从2000元涨到4000元就可以为佐证。
一、调研重细节 决策靠数据（3）
如果众多的创业者一生下来就开始造假，我想他们这种心理上的“原罪”一定是不情愿的。
以上只是举个例子，从一些细节上对某些“一刀切”的政策的剖析。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十分复杂。
我建议：
（1）重新深入调查。
把在普通住宅、商住公寓、别墅中办公的公司具体数据搞清楚，看看公司比率是多少，扰民的比例是多少。可以根据情况区别对待，真有扰民问题的也可用法律手段解决。就公寓而言，我知道北京很多高档公寓里，公司办公用房的比例很大。
（2）设定行业限制。
对扰民问题比较严重的餐饮、娱乐、生产加工、制造企业（学校）等行业采取商宅办公，而对于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市场调研、企业策划、打字、图文设计、动漫制作、律师咨询等对居住影响很小的中小公司则可网开一面。
（3）建立警告机制。
如果出现公司扰民现象，可由相关部门出面给予警示，如果不按期改正，则限期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快车道上行使，很多的法律、政策还在不断制定颁布、修订完善的过程中，一些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相关政策，一定要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在试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而不能仓促且武断地实施。这涉及政府的公信力问题，也是对政府部门执政能力和政治智慧的一种考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深入基层、问计于民的作风，也给各级官员树立了榜样，只要各级官员不走过场、调研重细节、决策靠数据，一定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树起政府崇高的威信。就像胡总书记在2007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的：“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对老百姓的事要心中有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二、建立和谐社会政府管理疏导优先（1）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中国远古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水灾，不少地方毒蛇猛兽出没，老百姓苦不堪言。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议治水问题，大家公推鲧（gǔn）去治水。鲧用的办法就是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患更为严重。他干了九年，也没把洪水治服。
舜这时已接任部落首领，他以治水不利为由，杀掉了鲧，又派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水。
禹总结了父亲的经验教训，经过实地考察，改变了方针。他率众一面继续修坝，一面开渠排水、疏通河道。他不辞劳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禹疏通了九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流入大海。后人为歌颂禹的功绩，尊称他为大禹。我认为这个故事在大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对我们政府机关的管理思路是有一定启发的。
也许是农民出身吧，我对有关农民，如农民工、农民进城、小商小贩的事特别留意，也深深地同情那些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浪潮中，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由传统农业本身排斥出的劳动力将达到19亿人。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相当一部分人只能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也就成了我们所说的小商小贩，可能大部分还会成为无照商贩。
如何管理这些人就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难题，也成了各级城市管理部门的难题。2006年11月的一天早晨，我在某城市出差看到车站边有卖烤红薯的，有摊煎饼的。我走到煎饼摊车前要了一个煎饼，那妇女手脚利落的做起来。煎饼摊边站着一个小男孩，估计是摊主的孩子。这时远处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城管来了。只见烤红薯的汉子推起车就跑。这时，城管的车来了，下来几个城管队员，大喊一声：“怎么又在这摆摊，不是警告过你几次了吗？”说着，把煎饼摊车抬起来扔上收容车。卖煎饼的女人又急又怕，大哭大叫起来，旁边的小男孩也大喊：“不许拉走我妈妈的车，不要拉走我妈妈的车。”
城管的车走了，只剩下那痛苦的女人和站在一边的男孩，这时，我看到小男孩望着收容车走的方向，眼里是愤恨的目光……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好好解决这一问题，而让小商贩的孩子们从小就经历这样的事，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对社会反叛的种子，不仅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也必将给我们和谐社会的建立留下不和谐的声音。
多年来，城管与小商贩的关系被形容是“猫捉老鼠”，猫应该是正义的化身，老鼠肯定是有害动物。政府对小商贩一直是采取堵、捉的办法。各地成立城管大队、支队以加强管理，结果，小商贩为了生存而努力，城管为了自己的职责而奋斗。两者矛盾越来越多、愈演愈烈，以至于“野蛮执法”、“暴力抗法”等字眼频频出现于报端。
小商贩的问题又一次惊动了温家宝总理，这次的商贩是进城卖桃子的农民。2006年夏季的一天，洛阳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村民李剑雷拉着一车熟的桃子去城里售卖，当他到达一些被当地政府指定为直销点的市场时，收费管理人员要么多收卫生费，要么以“没地儿了”为由赶走他。如果他开车出去偷偷卖，被发现就要被罚款200元。
7月1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到河南视察工作，在洛阳孟津县送庄镇，温总理走进李剑雷家，李剑雷斗胆向温总理“实话实说”，温总理听完情况后，对他说：“今天这个问题，我帮你就地解决。”
随后，温总理嘱咐随行的省市领导：要认真解决好这一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接到温总理的指示后，洛阳市政府连夜拿出了解决方案。
7月16日，经过连夜磋商，洛阳市立即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公布了解决办法：在城区原省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由城建部门划定区域，工商部门负责管理；对在直销点销售瓜果的农民，除每天两元卫生费外，免收一切费用。
二、建立和谐社会政府管理疏导优先（2）
洛阳市要求，由各县市政府负责，于7月18日前为进城销售瓜果的农民发放直销特别许可证。持证的农用车辆可在每日早7时以前、晚8时以后在市区主要道路通行，其他时间允许在背街小巷和次要道路通行，交警支队负责为进城果农搞好交通疏导和服务。看完这一消息，我知道：
这些农民拿到特别通行证，高高兴兴地卖瓜果去了。他们不再是被城管队员驱赶的无照商贩了。
地方政府能够连夜拿出解决方案，并且考虑到每一个解决问题的细节，看来各级地方政府是完全有能力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切实地为百姓干实事，把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来抓。温总理曾说：“现在老百姓的好些事情，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都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对老百姓来说，却是大事。”
从温总理帮助果农卖桃，到洛阳市政府迅速落实总理指示，我们再来看城管与小商贩，觉得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那么尖锐。相信各级政府也一定可以想出好的解决办法，关键是要改变思路：不是一味的“严管禁堵”，而应该重在“疏导”。
2006年10月，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广州召开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并且仇部长还引用了国际著名设计师沙里宁的话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先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说：“美好的城市是多样化的城市，是有超级市场、高档商店、小摊小贩的城市。”“美好的城市，绝对不是不容纳下层人民的城市；绝对不是对一部分人来讲是天堂，而对一部分人来讲是地狱的城市。”
城市在看到小商贩逃漏国家税收、影响交通、影响市容卫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对于进城农民、下岗人员来说，摆小摊、做小买卖也是他们保证一个人或一家人生活的有限而有效的手段。如何采取更具人文精神的治理手段？如何采取更合理合法的管理手段？如何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生活下去？是城市管理者应尽快解决的问题。
古代大禹治水尚能弃防堵而用疏导，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一定能拿出更好的办法。并且，政府的决策部门已经传达出了人文管理的信息，一些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呼吁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积极有效的方法。
2006年9月，浙江新安江市发布城市“摆摊地图”，图上用33个红点标示的地点是小商贩们可以摆摊的安全地带。
2007年元旦前夕，长沙城管队员制作2000张贺卡给商贩拜年。
2007年2月上海市容环境卫生行业便民措施发布会上公布，上海市的《城市设摊导则》将出炉，规定上海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自从上海宣布解禁街道及商贩后，重庆也提出了“有序开放马路摊点”的政策，规划了400多个马路摊区，设置摊位1万多个。各大城市纷纷表态考虑解禁的可能性，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则文表示广州有解禁的“可行性”，成都也在考虑开放试点便民摊。
2007年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疾呼：“政府不能为了城市的面子工程，就损失可能存在或可扩大的就业机会。”人大代表还呼吁“城市管理要给小摊贩生存权”。此时，《就业促进法》也进入审议阶段。
在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道路上，各级城市城管与小商贩之争只是社会矛盾的极小部分，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转折时代，各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消除这些矛盾，让社会出现和谐的音符，就需要管理者深入到社会的细节中去，关注民生，把百姓的“小事”真正放在心上。
这里还以温总理的一个故事结束本节：2006年在访问欧洲前夕，温家宝总理9月5日在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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