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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2-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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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阉凶觥昂凇薄Ｎ�16岁之前，很难吃上一顿饱饭。1979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每天早上两趟往返于四公里外的乡政府（当时还叫“公社”）挑化肥，挑回160公斤化肥所挣的是六分四厘钱，冬瓜三分钱一斤，只能买两斤多一点。在这种极其贫穷的情况下，我对面包（准确地说是米饭）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少年时代的我从来没想过每天吃什么菜，有饭吃、能填饱肚子就是我最强烈的愿望了。当时，我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一日三餐稀饭居多，而稀饭里也多拌有青菜、红薯、南瓜、萝卜之类。直到高中毕业，我回乡务农，学会了用拖拉机耕地，用柴油机抽水（算是技术工种），在兄弟生产队支援吃派饭时（即安排到农户家作客），农户在青菜里多放了几滴油，加了个水蒸蛋，那已经是皇帝般的日子了。
有一天，由于通宵脱麦，我因疲倦半夜睡着了，而全村的社员夜里收工后都饱饱地吃了一餐油水很足的面条。醒来后，我为此哭了一场。不料，次日多数社员都闹肚子，原来煮面条的老人错把涂刷木头的桐油当炒菜的菜油了。使得16岁的我幸灾乐祸了好一阵。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谈细节，谈精致，就是一种奢望。人们常说，饥饿是治疗厌食的良药。直到今日，我从未见过上了餐桌而我不吃的食物，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厌食症一类的现代疾病。因此，在回答我女儿“父女两人为什么消费观念差异极大”的问题时，我的答案是“你的父亲比我的父亲强，我的父亲不能保证我有一个温饱的童年，而你的父亲给了你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
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2）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格局已经由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生活用品的需求，已经不再满足于“有”，而是力求于“精”。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对自己提出了更为精致的生活标准，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们开始对细节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而使更高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
总体上讲，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来自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到2006年，我国仍有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近2100万人；还有近3500万人没有实现稳定脱贫，遇到天灾人祸很容易重新返贫。当然贫困并不一定与做不好细节有必然联系，但在客观上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精细程度的要求。
例如，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还是有不少人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洗澡。
这篇文章摘自《读者》2007年第2期，罗声雄的《陈景润的怪癖》。有一篇文章说：“陈景润经历过失学和失业的痛苦，很早就体会到钱的重要性。”“简化日常生活，避免任何自以为并不必要的消费。他不刷牙，很少洗澡理发。”
80后的人看了这篇文章，肯定会觉得一个大数学家，生活这么不讲究，不可思议。但我是理解的，虽然我现在并不这样生活。
客观地讲，不注重细节反过来也会降低生活效率，大大放慢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步伐。中国消费者往往爱图便宜，因此购买的产品有些小问题，也只是一声叹息了之。例如，我们在大排档吃饭，汤里有一只蚊子、菜里有一根头发，也常常是自己挑出来，不再追究。
某日，在甘肃天水的一家酒店落脚，酒店经理问我如何提高顾客的满意度。我说：“你的酒店不应宣传准五星级的概念，这样拉高了顾客的期望值，事实上你的硬件接近五星，配套设施仅为四星，人员服务水平还不过三星。因此你只说你是三星级酒店就使顾客心理容易平衡，就容易产生高满意度了。”
消费者因为消费水平低，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对厂家和商家的标准和要求。实际上，这样对社会的进步是非常不利的，企业本来就是在消费者对细节的挑剔中成熟起来，是在市场的高标准、严要求下发展起来的。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三、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1）
当前人们不注重细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浮躁心态。
浮躁心态的一种表现，就是整个社会都急于求成。
就一个急于求成，也存在三种情形：其一是幻想一日暴富，一夜成名；其二是动辄宏观战略，贪大求洋；其三是只顾眼前利益，忽略未来。
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对一位记者朋友说，你们媒体也要对社会浮躁现象承担一定的责任。很多媒体在报道中，可能是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讲得更多的是李宇春式的成名（虽然我不反对文化的多元化，但对此类成名之途表示谨慎的欣赏）。“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出自《论语·子路》，意思是：做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单纯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即使宣传李嘉诚的富甲华人，也不突出其成长的艰难和成功的曲折，尤其不可取的是爆炒所谓的技巧、秘诀、绝招等，渲染快速致富的理念，而很少弘扬那种脚踏实地、把小事做细的精神和思想观念。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强调“欲速则不达”，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在做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情。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现在，国内假期逐渐加长，但很多人却不愿意驾车旅行，因为中国高速公路的收费太高了。为什么过路过桥费这么高？在西方国家，公路和桥梁的投资回收期限是30年到50年，而我国，很多路桥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者都想在10年内把投资成本收回来，有的甚至恨不得7～8年就收回来，完全不顾这种投资的公益性质，也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一次，一个朋友驾车从北京开往郑州，来回的路桥费竟高达600多元，远远高于来回的火车票价（还不算油费）。2004年7月14日，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有“北方第一大案”之称的山西璞真集团特大非法集资诈骗案。涉案主要人员聂玉声在山西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璞真事业机构”，在三年时间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66亿元，集资诈骗4800多万元，受害群众达万余人。调查表明：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璞真事业机构”支付的高额回报率最高时曾达到175％。此后，逐渐降低为75％、50％和20％，平均支付利息均超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与1993年震动全国的沈太福长城非法集资案相比，“璞真”允诺的年利率比沈太福的还高出七倍以上。渴望致富自不待言，但轻而易举地获利，获大利，获暴利，非傻即骗。如我写的《营销人的自我营销》一书所言，“天上很少掉馅饼，天上却常常掉陷阱”。人生避免上当的唯一策略就是不图较易可得之利。
即使是企业管理，当产生投资达到10亿元以上的规模时，保持3％左右的投资回报率就不错了，5％的回报率已是极为难得的。如果高于这个比率，我们就应该引起警觉。过高的回报率反倒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很容易导致大量资金短期迅速涌入这个企业，造成企业不正常膨胀。如果资金短期迅速集中到一个行业，很可能造成行业崩溃。美国有家保险公司，有一年因为风调雨顺，事故发生量大大减少，而使收益率高达75％。公司董事会认为这一数字远远高于预期的回报率，所以决定只留下5％的利润率，其余部分全部返还给客户。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想赚钱吗？完全不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回报客户，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其他投资者的涌入，因为高额的投资回报率会吸引社会投资大量地涌入这个市场，从而大大地损害这个行业。如果保持5％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竞争者就不敢轻易进入该领域来参与竞争，从而保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
我们知道，中国家电行业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现在卖一台21英寸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厂家只能赚10元钱。格兰仕微波炉有的品种每台甚至只赚一元钱。如此低的利润率，一般的企业是不敢轻易涉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靠规模，靠精细化管理来创造效益。
三、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2）
在浮躁的背景下，人们都只注重短期效益，不愿意做长远打算。
洋务运动的思想家冯桂芬谈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时曾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冯桂芬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系列政论，明确指出中国人的素质并不比西方人差，而是人的主观努力不如人。只要国人励精图治，“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时过140多年，我们的技术发展状况却依然不容乐观。就拿现在市场正热的中国汽车业来说，2004年日本自动车协会向通产省及几大主要汽车制造商提交了一份“非正式”的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现状和发展的报告。该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汽车工业整体水平“还很脆弱”。报告指出：中国1540家零部件厂支撑着国内15家轿车企业的生产，其中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5家，它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政，并不能发挥整体优势。整个国家工业体系仍处在“粗放型”增长线上。同时预言，外资企业的强势攻击也将危及中国“民族汽车产业”的生存，如果再不做好集中优势力量提高技术的竞争准备，就将被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车轮甩在后面。
我们知道，国产化是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国产化，就很难实现外汇平衡；没有国产化，中方就永远只能装配；没有国产化，就永远谈不上汽车工业基地；没有国产化，就不可能制造出低成本、高质量的汽车，产品也不可能具有竞争优势。
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家，国产化率普遍不高。在中国汽车市场持续走热的背景下，中国汽车市场成为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商激烈角逐的一个焦点，一些国内汽车制造商在“以国内市场换国外技术”的口号下，纷纷与国外厂家合作。但是这一初衷正面临着被CKD（全散件组装）模式瓦解的危险。据了解，以精致著称的宝马汽车就是从德国运过来车身，在中国装四个固特异轮胎，然后进入市场的，国产化率不到1％，这与中国合资方事前宣布的40％的国产化率相去甚远。近两年下线的新车大部分都是以CKD（全散件组装）、SKD（半散件组装）方式生产的。这与整车进口差别不大，似是而非的“中国造”汽车，使我国的汽车工业面临着技术、市场两头空的危险。
在2004年召开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讨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说：“我国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国外，缺乏能够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特别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这就向我国产业界提出了“产业技术空心化”的警告。社会浮躁还容易使社会上跟风现象严重。2004年春季，因从进口的大豆中检查出了农药，为保护食品安全，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禁令，禁止进口巴西大豆，禁令涉及的商家达23家。6月23日，国家质检总局解除了对23家国际大豆贸易商的进口禁令，中国和巴西乃至南美其他国家入夏以来一直紧绷的大豆贸易神经终于暂时松弛，但是进入7月以后，国内榨油行业却面临着大面积亏损的窘境。原因是，2003年榨一吨豆子能实现700元到800元的利润。在巨额利润驱使下，榨油行业疯狂扩张，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得榨油行业的产能每年高达近6000万吨，而国内的实际需求只有2500万～3000万吨。这种盲目投资导致榨油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导致行业性亏损，进口大豆又陷入销售难的困境。盲目跟风的情况，在我们的每个非垄断行业里几乎都会发生。创新意识不强、创新机制不健全以及基础性累积不够，使我们的市场竞争一直停留在产品的层面上。凡是市面上出现畅销的新产品，很多企业便会跟风、仿造。正如一位做保险业务的人士所说的，“研发出一款新产品，不到两个月，别的公司就蜂拥而上”。就是拙著《细节决定成败》面世后，由于其不俗的销售业绩，市面上也出现了近百种跟风的图书。地方政府的浮躁也时而显现，各地开发区建设往往反应最为明显。
三、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3）
由于一些地方违反城市总体规划，不顾本地实际情况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自1996年到2003年的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已减少1亿亩，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6000多个，2004年经过建设部的清理、撤消，在国务院造册的开发区还剩3000多个，国家级的54个，而实际上中国“开发”不了那么多的“区”，很多的开发区是“开而不发”。用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话说，中国现有的开发区占用的土地相当于祖祖辈辈建成的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而这些土地中有40％在撂荒。我去银川的一个郊县，就看到一个开发区设计一个偌大的广场，足有100多亩地，又无力建设，适逢国务院在整改，就撒上麦子，蒙混过关。就算正儿八经的搞开发区，也得有调研、有策划、有计划、有步骤啊！而不是只要地价便宜、税收减免、劳动力价格低就可以招商引资的。
2007年，我们拟组织一支专业队伍，对政府招商引资做一些科学研究，试图从“招商引资的市场调研”、“世界百强企业的投资模式”、“招商引资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训练”三个方面入手，试图以自己的知识优势给予各地方政府一些科学指导，力求少走弯路，少劳而无功，少上当受骗。
地方政府管理的浮躁，可参看温德诚著的《政府精细化管理》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一些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急功近利已越来越严重。我在江苏和湖北的两个不同城市遇到一种同样的情形：有上级领导随意说出该市主要公路上的树木品种不理想，于是市里的决策者就短时间把这些树木全部砍掉，新栽的小树苗一时又长不大，于是公路两边空空如也。其中有一个市的领导急中生智，从大山里挖出一些树移植过来，希望一月内重现生气。殊不知大多数移栽的树都不能成活，又成了一阵瞎忙。
为什么社会上会产生浮躁的风气呢？
一方面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期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这种转型将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一种不安定感和浮躁感。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会相应的出现浮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李永瑞先生说，一个国家的GDP增长到了5％到10％之间，浮躁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还有，变革时代机会多多，很多人在改革初期只要大胆地闯就比较容易获得成功，有些人甚至是糊里糊涂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一自信就以一推万，总以为成功很容易，总以为连续成功很有把握，当然就会越来越沉不住气。
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为缩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以及为追回“文革”所耽误的时间而进行的努力，本身就包含一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拿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的企业要在二十多年内走完西方国家经过了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历程，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繁复多变的发展形态。这种繁复多变也必然在客观上让人产生一种浮躁心态。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四、国民素质和职业化训练程度不高（1）
在《细节决定成败》中，我曾提出“个人素质一小步，民族素质一大步”的说法，意在强调要从细节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国民素质。
在中国，国民素质问题是一个久远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期，各派对于国民素质就有不同的看法。改良派认为，当下国民素质不高，如果实行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则必然引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出自《左传·襄公八年》，俟：等待。意思是等待黄河变清，人都多少岁了？比喻期望的事情不能实现。天下大乱。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如果不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则会大大地延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要等国民素质提高之后，再进行革命，那要等多长时间？正如孙中山1905年在英国伦敦会见严复时所说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透过细节看日本》一文发表在《中国商业评论》2006年第12期上。当今，中国国民的文明素质，仍有很多待改进、提升之处。这在《细节决定成败》中已经有所论述。我的《透过细节看日本》一文，曾提到垃圾的处理与人类文明的四个阶段。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扔垃圾，中国多数农村目前还未完全走出这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中国多数城市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我个人认为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城市都没有真正达到这个阶段。故而想起一位环保专家说过的一句话：“人类本无所谓垃圾，只有堆放不正确的物资。”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化管理阶段”。此时垃圾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更有素质的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讲究精细化的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不安全的隐患。
我在欧洲听到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老太太，把砸碎的镜框玻璃收拢后，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把袋口扎上，贴上一个小标签注明“碎玻璃，小心”的字样。这的确是值得称道的，这不仅仅是垃圾处理的方法问题，深层的问题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爱。
说到《透过细节看日本》这篇文章，使我不得不提及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上登载后的故事。《透过细节看日本》在网上发表前，我就不由地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因为差距、因为追赶、因为时不我待，我仍然将文章予以发表。但是，因为其中有一些叙述和描写反映出日本的国民素质比较高，尽管都是事实的记述，还是遭到了一片板砖飞舞，谩骂的也不在少数。
有些网友指出“愤青”的过激反映本身就是素质问题。有位网名“43军”的网友发表评论说：“看了你的文章，很感慨。但是一看留言，感到心中隐隐地作痛。民族的仇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对手有优秀之处，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也不能因为是对手，就无视他们的优秀。我们国家的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往往有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形而上学，只要是对手，就一定是所有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而且是什么都可恨。一个意识形态成熟的人，一定会客观地分析对方的优缺点，学习敌人的长处来发展自己，这才是一种进步。”
于是，我在博客上这样说：“当然，我的这篇文章是一篇考察的纪实，对日本的了解和理解自然很不全面，更不能算透彻，我也不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就算专家也未必全对。”2006年12月31日18∶34∶24，我曾回复网友“心眼乱”道：“骂声一片，意料之中；板砖横飞，早有准备。国家不是靠‘愤青’可以强大的，百年前的前辈尚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爱国不是靠谩骂可以证明的，更多的人在深思并且启动自己！”
四、国民素质和职业化训练程度不高（2）
再给朋友们看一个数据：《透过细节看日本》是分上下篇发表的，然而12月29日发表的上半部分阅读量仅为6468人次，只有下半部分阅读量的239％。可见很多人是文章都不愿看完就匆匆发表评论的，能说有多大的准头？就更不用说把我博客上的全部文章看完再评价此人！
我还想说，记得当年中国派往日本的受降代表徐永昌，到达战争刚刚结束的日本。见到日本国上下迅速重新努力收拾千疮百孔的国家，人们行色匆匆，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徐永昌感慨地说：“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中兴是指日可待的！”不知网友面对如此感慨会有何感想？我们不会简单地指责徐永昌不爱国，不恨日本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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