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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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更深入全面的揭发和�｜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为试探而已。这正如朱桂昌教授所言：“由此可见，钱沣具有何等巨大勇气，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敢于向大权奸和�｜射出一支利箭，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举世并无第二人。故姚鼐说：“若夫立愉侃然，能讼言其失于章奏者，侍御一人而已。”由于这份奏疏既照顾了乾隆的情绪，又指出了军机处所存在的问题，故乾隆很欣赏，遂命钱沣稽察军机处。这样和�｜对他更加不满，故对其“阴忌之，且直诘之，咄咄逼人，欲穷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转资商榷”。钱沣既不附靠权相和�｜，又不为和�｜的淫威所吓倒，勇敢地搜集和�｜种种不法罪行，准备着对其作进一步的斗争。但不幸的是，就在此时，钱沣由于和�｜平日打击报复，“凡遇劳苦事多委之”。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十八日与世长辞，终年55岁。对于钱沣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得知他要弹劾自己，故将其害死。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钱沣逝世之时，有人发现他写的一份弹劾和�｜的奏折草稿，其中列举和�｜罪行二十多款。据钱沣儿子钱嘉枣记载：“乙卯九月，大渐后，分达视殓，于枕底得未成遗折，已数千言，列劾和相二十余款，诚使当日有俾先伯兄乘凶递上，效古人尸谏遗意，是先大夫未完之臣志得以毕伸，或为天心所嘉纳。即使不上，存原折亦可垂为家乘，乃竟有窃而火之者，先大夫九泉以不能无遗憾云。”由此可见，钱沣与和�｜的斗争，势不两立，钱沣下决心要扳倒权臣和�｜。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上奏就先和�｜而去了。他生前写的奏折开列和�｜罪行二十余款，一定是他经过多年搜集、调查的“重型炮弹”，可能是和�｜探知后，派人偷去毁掉了。既然可以毁折，又有何不可杀人。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这是一切权臣的共同特点，隋朝大臣杨素因屡立战功，再加上他为人强悍阴险，有一套强化自己权势的手段，因而能长期作为最显贵的权臣而左有朝政。《隋书·杨素传》称“素之贵盛，近古未闻”，并非夸张。
　　　　杨素不仅本人身居高位，而且满门贵显位。“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文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直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杨素为人又极其奢侈贪财，与和�｜一样，这在历史上也罕有。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他本来已豪富无比，但仍一味营求不止，“素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矶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故“时议以此鄙之”。
　　　　杜光庭所撰《虬髯客传》曾描写了杨素的一个殊色妓女私奔李靖的故事。据此妓女说，杨素晚年诸妓“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于此可见其妓妾之多。虽然杜光庭之文属于传奇，此事未必完全属实，但这起码说明杨素之豪侈已为世人所公认，因而由此生出种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随着“宠贵日卤，本来生性傲慢的杨素，到后来愈加骄横。满朝文武，概不放在眼里。尤其是杨广为帝之后，杨素更是飞扬跋扈。他自恃拥立之功，见炀帝多呼为“郎君”。有时侍宴内殿，宫人因不慎覆酒污素之衣，杨素则当着炀帝的面大发雷霆，斥左右将其引下殿堂，加以痛挞。对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早在文帝在世之时，不畏权势的大理卿梁毗“见杨素专权，恐为国患”，曾弹劾杨素说：“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缙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旨者严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梁毗将杨素比作“卒殄汉纪”的王莽、“终倾晋柞”的桓玄。《资治通鉴》评论杨素说：“既废一太子及一王，威权盛。朝臣有违忤者，或至诛灭；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资治通鉴》上文所提到的“一王”，乃指文帝之子、蜀王杨秀。杨秀“容貌致伟，有胆气，好武艺”。杨广恐秀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终使杨秀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内侍省，并不许与妻子相见。其状很悲惨。
　　　　治书侍御史柳彧，为人刚正不阿。当初，杨素曾因事被遣敕送御史台。杨素仗恃自己地位尊贵，到御史台后坐于柳彧床上。柳彧从外来，端笏整容，严肃地对他说：“奉敕治公之罪！”杨素方急从床上走下。柳彧据案而坐，令杨素立于庭，辨诘事状。杨素因此恨之。及蜀王杨秀被废，杨素便借机报复柳彧，以杨秀曾向柳彧求《治道集》一书为口实，奏劾柳彧以内臣交通诸侯，结果柳彧被除名为民，发配怀远镇。
　　　　太平公史万岁为隋朝名将，屡立战功。后来，大破入侵的突厥。“杨素害其功”，对文帝说：“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塞上畜牧耳。”于是文帝不予论功行赏。史万岁意不平，“数表陈状”，时文帝已废杨勇太子，正在穷纠东宫党羽。文帝问杨素史万岁在何处，准备召见。当时，史万岁实在朝堂，杨素明明知道，可他为了激怒文帝，竟阴险地谎称：“万岁谒东宫矣！”文帝信以为真，勃然变色，令人逮召史万岁。时万岁属下将士因有功不赏而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此时万岁不知已被杨素所谄，见到文帝后，尚“词气愤厉”地抗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可文帝正在为他“谒东宫”一事发火，哪有心思听这些，结果盛怒之下，“令左右暴杀之”。史万岁实不知自己究竟因何而死，竟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得到。
　　　　杨素就这样很轻松地以一句谎言便要去了一位勋臣的性命，除掉了一个他所嫉妒的人。对史万岁之死，“天下共冤惜之”。
　　　　杨素和和�｜他们之所以要对一些实际上地位远不及自己的人下狠手，这正是他们老狐狸狡猾之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多数人看，使那些尚未归服自己的早下决心，同使那些虽然归服却仍有二心的人死心塌地。

笼络实战：后发制人，抓装辫子”倒打一耙
　　　　正如前述，和�｜气焰嚣张之时，许多清廉、正直的官员虽然不敢正面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他们的内心却鄙视他，终生不与其合作，更不屈服于他的淫威。对于这种人老狐狸和�｜是区别对待，打击的手法也各不相同。其中，和�｜运用最纯熟，也是最狡猾的，还是借皇上之手，排除异己。曹锡宝弹劾和府管家不成反被革职，就是一例。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郎中、监察御史等职。此人生性坦率，刚直不阿。他看到和�｜揽权纳贿、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和�｜。但他深知和�｜树大根深，身后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一时不敢轻易触动他，便想拿和�｜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拉开“倒和”的序幕。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向乾隆呈上一道奏折，弹劾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其实曹锡宝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仅仅为了惩治刘全，此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实际上曹真要扳倒的人是和�｜，因和�｜根子太硬，不便直接弹劾，故拿他的家人刘全作个试探。因为刘全逾制的房屋住宅，仅距和�｜新宅第尺咫之远，故曹心想，如刘全宅第露馅，那和�｜的宅第也就保不住了。
　　　　刘全，绰号刘秃子，又叫“外刘”。他家是和�｜家“世仆”，从小为和家赶车，是个车夫出身，他伴随青年的和�｜奔走各地，风里来雨里去，吃了许多苦，深得和�｜信任。和�｜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一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管理和�｜所开的各家店铺等，故人称“外刘”。
　　　　平日他依仗和�｜的势力，以和�｜代理人的面貌出现，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借着工作之便，贪污受贿，侵冒公款，无所不为。不但一般平民、商贩与其交往，甚至不少朝廷官员也与他过从甚密，彼此称兄道弟，结成亲戚。刘全与和�｜一样，亦很善于敛财，广置房地产，经营当铺以及其他各种店铺、作坊，没有几年的工夫，家产就成千上万，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宅第附近的兴化寺街修建了一座深宅大院，十分阔气。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格。此外，他家使用的车马、穿戴的衣物也都逾制。曹锡宝就以此为突破点，写好了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吴省钦阅看，想请他谈点自己的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和�｜，竟不惜出卖朋友，迅速将此事偷偷地通知给身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和�｜。和�｜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精神有些紧张，但不久便平定下来，他立刻派人通知刘全火速来到热河避暑山庄。
　　　　六月十三日，刘全“以因有家务面禀”，匆匆离开京师赴承德，六月十七日，便到了避暑山庄。和�｜首先批评刘全不知检点，平日过于招摇，因此叫别人抓住了马脚，险些坏了大事。然后两人经过一番密谋、商议，和�｜指令刘全迅速拆掉逾制房屋，毁掉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穿戴的衣物。刘全马上又布置家人，遵照和�｜的旨意，把住宅屋宇该拆的拆，该毁的毁，“皆匿无迹”。一切办置妥当，和�｜便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其中假惺惺地说：当他得知曹锡宝弹劾刘全一事，心里十分气愤，马上把刘全叫到承德，进行了审问，但刘全矢口否认曹锡宝所劾的事实，现在把刘全申诉的内容全文呈上，请皇上一阅，但刘全所述的一切乃“系一面之词，难以凭信”。为了尽快把事情弄清楚，现决定把刘全押赴京师，“交留京王大臣收审”，望各位王爷、大臣，秉公执法，严肃审查，刘全如有违法逾制之事，一定要严惩法办。其实这是和�｜耍的一个手腕，表面上煞有介事地要秉公办事，严厉执法，实际上他是故作镇静，假作姿态，表示他对自己的奴仆所犯罪行一无所知，当然他自己也就没任何过错了。与此同时，他又在奏折中向乾隆求援，恳求皇帝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并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的境地。
　　　　和�｜在奏折中向乾隆表白，刘全“素昔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和�｜首先把自己开脱出来，因为他平日对家人、奴仆管教“甚严”，因此，他的家人都是奉公守法的老实人，从未听说他的家人敢在外面招摇撞骗，惹是生非的。其二，给刘全评功摆好，打保票。说他一向安分守己，生活俭朴，为人老实。这样就来了个先入为主，以取得皇上对刘全的好感。为了使乾隆出面说话，也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对乾隆说：也许由于我跟您“扈从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乾隆听了这一席话，觉得和�｜说得十分中肯，便信以为真，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就先定下了调子。他在谕旨中说：“和�｜家人全儿，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聚蓄亦属事理之常。”“至于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人情之常，天下各处关榷其管理之员，不能不派委家人分管税口，自不免皆有羡余，既吏胥等亦藉余润，其服用居室，稍有润饰，亦若事理所有。”这就是说刘全靠主人和�｜，积蓄点钱财，盖几十间房子，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不仅和�｜如此，全国的官吏，特别是管理各税关的人员，不也都与和�｜一样吗？接着乾隆便把矛头指向了曹锡宝，怀疑他弹劾刘全动机不纯。他说：“若伊（指刘全）倚借主势，实有招摇撞骗，或于额税之外，擅自加增，以肥私囊，或如富礼善殴毙人命顶凶备情节亦未可知，应令曹锡宝逐条指实。如有以上情节，即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儿多索税银，或挟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博建白之名，亦难以无根之谈，处世罪之理。况曹锡宝与和�｜之家人何能熟识，伊于何处得知详细，亦应详问实在，方成信谳。”乾隆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叫曹锡宝把刘全的问题“逐条指实”。他不是支持御史行使监察职能，而是庇护刘全。他认为曹锡宝弹劾刘全是由于曹锡宝或其亲友因挟带行李、货物被刘全苛以重税；或曹要求免税而未得到满足，因此心怀不满，所以才弹劾刘全。乾隆甚至还怀疑这是曹锡宝受纪昀的挑唆和支使所为。乾隆怀疑曹锡宝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垮和�｜，“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因此，他决定要教训一下曹锡宝。
　　　　乾隆表面上要将刘全一案查个水落石出，而实际上是使曹锡宝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他命令“著将原折发交留京王大臣，除伍弥泰系和�｜至亲应行回避外，著添派绵恩及都察院堂官佥派后严行访察。如全儿果有借端撞骗情事，即据实参奏从严办理，不可因和�｜稍存回护也”。于是留京王大臣、署步军统领定郡王绵恩、都察院堂官大学士梁国治、董浩等人偕曹锡宝一起至刘全家查验、审视，因为刘全家早已按和�｜指示，把一切逾制的物件拆毁、隐匿起来，处理的十分妥当，不露丝毫马脚，故查验结果一无所获。以绵恩为首的留京王大臣们得出的结论是刘全没什么大问题。这时刘全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锡宝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曹锡宝在这种上下威逼之下，处境十分尴尬，因“不能指出实据”，只好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贸然行事。他说：“我与和�｜家人全儿向来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并不知道。”他还说：“我见和�｜家人全儿房屋整齐，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又伏读谕旨，以大臣中受家人之累者不少，仰体皇上保全臣下之意，原要和�｜先行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致受家人之累。至我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至正，凡杜渐防微之处，无事不周，实无可以仰稗高深。再全儿并无劣迹可以指实，我实见浅少，见其所住房屋整齐，未免过分，所以具奏嗣奉。谕旨派员带同亲往各大臣家人住居间看，始知家人住房五六十间者系常有之事，是以蒙皇上垂询时，即面奏全儿没有十分不是之语。
　　　　总是我冒昧糊涂，措词失当，咎无可道。”乾隆认为“杜渐防微”一词亦不得当，命令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复审，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在这种强力的压迫下，曹锡宝又不得不承认言语失当，请求治罪。
　　　　当年六月二十三日，乾隆把曹锡宝召到热河避暑山庄，当面狠狠申斥了他。严厉指出，曹锡宝参劾刘全，其实本意欲参劾和�｜，使的是旁敲侧击战术。或者是受人支使，公报私仇；或者是因刘全向其索要关税较重，而心怀怨恨，总之全不出于公心，而是图谋报复。接着他又说：我不能因“一虚言而欲治和�｜，更非欲为和�｜开脱”。这样，曹锡宝不但没有触动刘全、和�｜一根毫毛，反而惹下大祸。最后乾隆裁决：“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记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就这样，一个铮铮之臣，秉公执法的御史，在和�｜不可一世之时，“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最后却落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含冤而死。
　　　　在和�｜当政时，很少有人敢公开弹劾他，曹锡宝敢公开劾奏和�｜大管家刘全已实属勇敢之举。这正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在给曹锡宝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言：此时“和（�｜）当路已十余年，中外无一人敢投鼠者，闻公（指曹）此举，皆咋舌，哄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仰屋窃叹而已，亦未敢言公贤”。

笼络实战：发动“亲信”去痛击异己
　　　　和�｜另一个打击异己的高明手法就是借助亲信之手，自己不出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广泛培植亲信，就是为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像曹锡宝打算弹劾刘全时，当吴省钦知道后，马上就会去讨好主子。
　　　　这一招历史上也曾有人运用过。东汉大臣梁商在临终之前，把大将军之职交给了并无德才的儿子梁冀。像梁商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是他来不及做出安排吗？原来是梁冀捷足先登，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为了蒙骗父亲，耍了许多手段，用谎言和假象掩盖了自己的劣迹。青年时期的梁冀受到父祖的荫庇，仕途一直十分顺当。他由黄门侍郎开始，先后做到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将军。永和元年（136年），又出任河南府尹。这期间梁商已拜为大将军，父与女在内，子在外，梁氏一门，声威赫赫，炙手可热。梁冀与父亲的为人正好相反，“居职暴恣，多非法”。他用卑鄙的手段塞人之口，因此他所做的许多害人勾当，梁商知之甚少。梁商有一幕友，名叫吕放，任洛阳令。吕放曾多次向梁商说起梁冀的过错，梁商据此责问梁冀，梁冀矢口否认，派人将吕放刺死，许多人都明白吕放的死因，只瞒着梁商一人。梁冀为了骗过父亲，决定嫁祸于人。他声言吕放被仇人所杀，向朝廷请求由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以表示对殉难大臣的优恤，然后授意吕禹捕杀凶手。吕禹对梁冀感恩不尽，毫不怀疑梁冀的用心，加上为兄报仇心切，结果使与吕放有仇怨的人及其宗族、亲朋一百多无辜者惨遭屠戮。
　　　　梁商还以为儿子秉直无私，以德报怨、提携吕禹，一心为吕放雪冤，此后即使有人委婉透露一点儿梁冀的恶行，他也绝不相信了。史书中说梁商“性慎弱无威断”，以他的性格，溺爱偏信在所难免。梁冀正是看准了父亲的弱点，肆意为非作歹，事后巧加掩饰，以致越来越无所忌惮。梁冀凭着家族的声望和他本人的阴险，爬上了公卿的显位。梁商刚死，“未及葬，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其弟侍中梁不颖接替了河南府尹的职务，梁氏一路威风依旧。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就以借杀人除去对手，另一方面可以使上司对自己更加信任，对不利自己的话再也不会相信。和�｜运用这招最有代表性的是尹壮图一案。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主事、郎中和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和�｜当政时，利用乾隆晚年爱听顺耳、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微词、意见，压制舆论，大多数官员不敢上书言事，而尹壮图竟冒触犯龙颜之险，大胆地陈述己见。如，他对“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异议。他指出，这种制度是纵容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措施，如果长期实行下去，只会使政府的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的安定。乾隆听后却不以为然，反而强迫尹壮图拿出真凭实据来。乾隆又命他与户部侍郎庆成一起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诸省查核各种仓库。但尹壮图哪里知道，庆成，正白旗汉军人，原姓孙，此人乃系和�｜的私人，他这次出差，就是和�｜点的名。因此，在和�｜的支使下，处处钳制尹壮图，哪里还会认真查库呢！这一行人每到一地，庆成等人“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其实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挪用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早已不露任何马脚了，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谕旨，历数壮图之奏，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还“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氏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表示彻底认罪，回京后，被下刑部狱，判为“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最后还是乾掳宽大为怀”，说“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尹壮图心里委实不痛快，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老狐狸笼络术之三：“拉帮结派，罗织党羽”

　　　　——“独木难成林”，要把自己的局面做大，仅凭个人的力量是绝难实现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
　　　　不要说是建立功业，就算是贪赃枉法，仅凭个人的力量也是绝难实现的。建功立业，改革旧习，要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