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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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种派别间作抉择不是一个分析者的事情。　　　　
　　　　我全然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各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冲突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会遭到拒绝。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试图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　　　　
　　　　①这方面请参见弗洛伊德为艾赫洪（Ａｉｃｈｏｒｎ）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写的序言（弗洛伊德，１９２５ｆ）。——英译注。　　
　　　　责任。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能够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就算尽到了本分。　　　　
　　　　这种教育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每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绝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　　　　
　　　　我甚至认为，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革命的儿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B我现在打算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十五年前我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①，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论述它。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十五年里我们所取得的经验。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治疗方法诞生的。　　　　
　　　　虽然它的作用如今已发展得远远超出了治疗方法的范围，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原始基础，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以便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最终导致产生了我们的理论的种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想法，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　　　　
　　　　我们在治疗中遇到的失败，常常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推测过分的有效因素，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推测也不行。　　　　
　　　　很久以前，当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病人的方法，确实有益于病人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②；而今天我要考察一下这种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就。　　　　
　　　　你们也许知道我从未热衷于治疗过；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①见《引论》第二十七、二十八讲。——英译注。　　　　
　　　　②参见《标准版》第十二卷最后的脚注和论分析技术的文章。——英译注。　
　　　　我会滥用这次讲演，迷恋于对分析疗法的赞颂。　　　　
　　　　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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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时期，一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经对我说：“你的观点确实很精密、很聪明。但是，让我们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　　　　
　　　　人们在排斥他们所讨厌的新生事物时有许多先后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说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如今，这种手法也像其他许多手法一样过时了；在我这个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夹中，也装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继续进行这种比较。　　　　
　　　　精神分析这种疗法确实像其他疗法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有它的困难、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过去曾有一种对分析法的批评，主张不必认真对待这种疗法，因为它不敢发表关于它的成就的任何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麦克斯。埃伊廷通（ＭａｘＥｉｎｔｉｎｇｏｎ）医生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在头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评论①。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惭。不过一般说来，那些统计资料启发性不大；这些用以说服人的材料成份极为不纯，以致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证明任何疗法。　　　　
　　　　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　　　　
　　　　在此我想补充一句：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Ｌｏｕｒｄｅｓ）②的治疗相媲美。有很多人，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　　　　
　　　　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今天，治疗神经病的肉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　　　　
　　　　①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１９３０ｂ）。——英译注。　　　　
　　　　②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注。
　　　　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　　　　
　　　　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　　　　
　　　　例如，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阅读时戴上，散步时摘下。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　　　　
　　　　据我所知，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毒牙”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　　　　
　　　　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　　　　
　　　　这种方法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对于合适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这些障碍，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　　　　
　　　　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加强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　　　　
　　　　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但我认为他们太自负了。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①。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东西。　　　　
　　　　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　　　　
　　　　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　　　　
　　　　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　　　　
　　　　我们充分重视了这种情况，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病人气质上的因素。　　　　
　　　　对于这种因素我们是绝对无能为力的。　　　　
　　　　不过在理论上，我们不是应该始终把它记住。　　　　
　　　　从根本上说，分析疗法是很难接近精神病（ｐｓｙｃｈｏｓｅｓ）的，但精神病与神经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关系密切，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治疗神经病。　　　　
　　　　精神分析的疗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难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缚。在儿童的场合，妨碍取得最大疗效的因素，是关系到儿童与其父母联系的外部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的问题。　　　　
　　　　在成人的场合，困难最初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类型。　　　　
　　　　当然，在类型问题中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决定因素。　　　　
　　　　第一种因素常常被错误地忽略了。无论心灵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过去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复原的。在某些场合，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某些变化看来已　　　　
　　　　①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费伦齐。几个月以后，在关于这位朋友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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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定形，并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灵创伤。在另一些场合，我们的印象是患者的心灵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他的精神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为它指出别的途径——似乎没有能力摒弃原有的轨道。　　　　
　　　　但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同一种现象，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同罢了。　　　　
　　　　我们一再发现，这种治疗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种必需的动力，而这正是阻止我们引起治疗变化的原因。　　　　
　　　　病人身上的某种异常的从属性的关系，某种特定的本能成分，比我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要强大得多。　　　　
　　　　就精神病而言，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熟悉这些疾病，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对抗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很难动摇上述关系和成分。的确，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关于荷尔蒙①（你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的作用的知识，可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些疾病的数量因素的武器。　　　　
　　　　不过现在距离那一天还很远。　　　　
　　　　我知道，这一切问题中难以控制的因素，就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作用完善化这样一种永恒的刺激。　　　　
　　　　尤其是使用分析法的新手，他们在失败时无疑闹不清是应该责备病症的奇特呢，还是应该归咎于自己没有控制好治疗过程。但是，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果辉煌。　　　　
　　　　限制分析法取得成功的第二种情况指神经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法治疗的适用领域是各种移情神经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如恐惧症、歇斯底里、强迫观念　　　　
　　　　①荷尔蒙（ｈｏｒｍｏｎｅ），即激素，亦称“内分泌”。人和动物的内分泌腺器官直接分泌到血液中去的有特殊效应的物质。　　　　
　　　　各种激素的协调作用对维持身体健康是必要的。——中译注。
　　　　性神经病，此外还包括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了上述疾病的性格异常。　　　　
　　　　而别的一些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症状，则或多或少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小心地排除这类患者，从而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审慎将导致分析法统计资料工作的重大改进。不过这样做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我们的论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作出的。这些诊断颇像我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试验①。这个国王宣称他掌握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要鉴别的女人放在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其肉汤，这样他就能够说：“那个人是女巫”或“不，那个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况与此相同，不过我们却是受害者。　　　　
　　　　我们只有在用分析法考察了来求医的患者（包括以同样的方式考察来接受训练的考生）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才能对患者作出诊断。　　　　
　　　　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乎。　　　　
　　　　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的精神失调，对此是不能孤立地作出诊断的。　　　　
　　　　可是经过试验之后，结果却很可能是患者不适于作分析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试是考生，我们就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就再试验一段时期，希望能够发现有利的因素。　　　　
　　　　患者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数额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写关于分析法的著作来进行报复。　　　　
　　　　到头来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谨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我担心这些详细的讨论快要让你们感到乏味了。　　　　
　　　　不过，如　　　　
　　　　①这段轶事的出处已无法找到。弗洛伊德曾在一篇谈手淫的文章中利用过它。——英译注。　
　　　　果你们认为我是要你们低估关于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我将不胜遗憾。看来这个问题的开头我确实没有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疗法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现在转向另一方面。　　　　
　　　　人们责备分析疗法用时过长。　　　　
　　　　应该说，精神上的变化实际上是很慢的。　　　　
　　　　如果治疗变化迅速地突然地出现了，那倒反而是一个坏兆头。确实，对某种相当严重的神经病的治疗，很可能要延续数年之久。可是，如果治疗成功的话，我们则应考虑到，这种疾病若不治疗，延续时间则要更长。　　　　
　　　　每治疗一年，也许就缩短了十年患病期。换句话说，如果不作治疗，这种病是根本不会自行消除的。对于某些患者。我们有理由在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这时生命已经对新积淀起来的致病因素形成了新的病理反应；但是在同一时期，病人的自我感觉还是正常的。第一次分析事实上并没有发现病人的所有病理倾向，而当治疗取得成功时，停止分析当然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些病情非常严重的人，他们终生都要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接受分析治疗。　　　　
　　　　否则的话，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理生活；我们应当感到高兴的是，通过逐渐的反复的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　　　　
　　　　对性格失调的分析也需要长时期的疗程，但它常常是成功的。你们知道有其他什么疗法能够胜任这种任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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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仅仅这些疗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与狼疮的例子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应于疾病的特点时，这种疗法才可望成功①。　　　　
　　　　B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精神分析肇始于一种治疗方法。但是，我想使你们产生兴趣的却并不是治疗方法，而是精神分析所阐明的真理；尤其是在与人类有关的方面，即人类自身的本性方面为我们所提供的知识；是它所揭示的人类各种极其不同的活动之间的联系。　　　　
　　　　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无疑是最有效的一种。可以说，如果精神分析没有治疗价值，如果它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也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　　　　
　　　　①请见弗洛伊德很晚写的一篇文章《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１９３７ｃ），该文充分论述了精神分析疗法的各种局限性。——英译注。　
　　　　第三十五讲　宇宙观问题①　　　
　　　　上次见面时，我们谈的是琐碎的日常事物，好比整理我们自己的简朴住宅一样。这次我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地跃进一步，回答以下这个别人经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是否导致一种特殊的宇宙观？如果导致，又是哪一种宇宙观呢？　　　　
　　　　“Ｗｅｌｔｎｓｃｈａｕｎｇ（宇宙观）”是一个特殊的德国人的概念，把它翻译成外文恐怕会有种种困难。　　　　
　　　　如果我尝试给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们看来一定是很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一种理智的构造物，它以某种凌驾一切的假定为基础，统一地解决我们生存中的所有问题。所以，它没有留下任何未作解答的问题；在它之中，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都获得了自己的确定位置。　　　　
　　　　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愿望。信奉它，人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感到安全，就能够知道努力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怎样才能更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情感和利益。　　　　
　　　　①Ｗｅｌｔｎｓｃｈａｕｎｇ这个词可译作“宇宙观”，不过弗洛伊德本人在下面第二段中解释了它的含义。由于这个词在本讲演中出现了三十多次，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留它的德文形式；好在我们的语言也差不多已采用了这个德文词（为便于阅读，中译本均将该词译作“宇宙观”——中译注）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第１１章结尾的一段中，弗洛伊德已经探讨了本讲演的主题。——英译注。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精神分析的回答就不难作出。　　　　
　　　　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一种心理学的分支——深层心理学或无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构造一种它自己的宇宙观是完全不适宜的。它应该接受科学的宇宙观。而科学的宇宙观很明显不符合我们的上述定义。　　　　
　　　　诚然，它也表现为对世界的一种统一的解释，然而它的解释仅仅是一个纲要，其完善要留待于将来。此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能认识到的东西，并严格拒绝某些异己成分。它主张，除了对受到仔细检查的观察资料所作的理智研究——换句话说，即我们称之为调查研究的东西——之外，关于宇宙的知识没有任何别的来源；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神的启示、直觉或本能的预知（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这种观点好像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才逐渐得到普遍承认的。　　　　
　　　　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却出现了一种傲慢的反对意见，它认为这种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同样令人不满；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灵的需要。　　　　
　　　　这种反对意见必须予以猛烈抨击。它显然毫无根据。因为像任何非人类物一样，人类理智和心灵同样也是科学加以研究的对象。　　　　
　　　　精神分析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它不可能被指责为在宇宙图景中忽视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扩大了心灵研究的领域。附带说一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理学，科学就会是很不完整的。　　　　
　　　　然而，即便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功能和情感功能的探究包括在科学中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科学的观点总体上仍然未变，不会出现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　　　　
　　　　直觉和本能的预知即便有的话，也不会是知识的源泉；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Ｗｉｓｈｆｕｌｉｍｐｕｌｓｅｓ）的满足。　　　　
　　　　此外，我们不难看到，对某种宇宙观的需要，仅仅依赖于情感。　　　　
　　　　科学注意到人类心灵制造了这些需要，并愿意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是，认为这些需要具有合理性则毫无根据。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告诫，从而小心地把每一种幻想和类似的情感需要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样做决不意味着我们将轻蔑地抛弃这些愿望，或者贬低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我们很愿意探讨这些愿望是如何满足的；在艺术作品中，在宗教和哲学的体系中，人们已经为他们自己创造了这些满足。　　　　
　　　　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如果允许这些愿望进入知识领域，那将是不合理的，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个体的或群体的神经病的道路，将会把人们的许多宝贵精力从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这些愿望和需要。　　　　
　　　　根据科学的观点，在宇宙观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运用批评的能力，继续作出各种否定和驳斥。有一种观点宣称，科学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则是其他领域，后者与科学至少具有同等价值；因此，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种领域：双方有相等的权利成为真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他将从自己的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念。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有人认为它极为优秀、宽容大度，摆脱了狭隘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它具有一切完全是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的有害特点，而且实际上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科学的真理不可能是宽宏大量的，它不容许妥协和受到限制；它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属于它的，任何其他势力倘若企图接管它的任何部门，它都将对之进行严厉的批判。　　　　
　　　　B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提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我们真正视为敌人。　　　　
　　　　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所追求的仅仅是幻想。除了产生一些据说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以外，艺术决不试图侵入现实领域。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　　　　
　　　　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它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没有缺陷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由于我们知识中的每一次新的进步，这种幻想都一定会破灭——从而与科学发生了冲突。它过高估价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并承认了诸如直觉这样的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就误入了歧途。　　　　
　　　　诗人在谈到哲学家时所发出的嘲弄性评论，常常显得不无道理：“他用睡帽和晨衣的破布条，把宇宙构造中的缝隙缝补了起来。”（海涅语）①然而哲学对于人类的大多数没有直接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的最上层中，也只有少数人对哲学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却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各种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