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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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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能从一个对象获得满足时，我们很可能会说，它“爱”这个对象。但是，当我们说它“恨”一个对象时，听上去就有点不顺耳。这就使我们意识到，爱和恨的态度，并不是本能同其对象之间关系的特征，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同对象之间的关系，才可以用“爱或恨”等字眼表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用另一种有关爱和恨的口语表达时，就会看到爱与恨之含义的另一种局限性。
在提到那些有助于我们自我保持的物体时，我们一般不说“我爱它们”，而是强调我们需要它们，或许还要附加上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成分，表示我们同对象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关系。—般说来，这种附加语言所表示的“爱”的程度要小一些，举例说：“我喜欢它”，或是“我赞同它”等等。
这样一来，“爱”这个字眼，便被逐渐专门化了，开始时，用于自我同其对象之间的一种“愉快——关系”，后来，又用于主体的性爱对象，最后竟狭窄到仅用于那些能满足性本能升华之后需要的对象。
实际上，把自我——本能同性本能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也是心理学所要作的），同我们语言的使用方式是一致的。
例如，我们习惯上从来不说“某一种性本能成分”爱它的对象，而是觉得，只有在标示自我同它的性对象的关系时，才最适合使用“爱”这个字眼。
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只有当所有本能成分围绕着服务于生殖的性器官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时，才适合使用“爱”这个字眼。
众所周知，在使用“恨”这个字眼时，就不存在这种性爱快乐和性功能的密切关系。
相反，这种关系的痛苦特征倒成了其主要的和决定性的特征。自我对一切成为其痛苦根源的对象都痛恨、厌恶，甚至想彻底摧毁它们，并不计较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其性欲的满足，还是因为它们仅仅能满足其自我保存需要。事实上，这种憎恨关系的真正雏形并不是来自于性生活，而是来自于自我从事的自我保存和自我维持的斗争中。
因此，我们平时视之为一组根本对立的“爱与恨”，其实并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它们并不是从同一个原始要素中分裂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
只是后来由于“快乐——痛苦”关系的影响，它们才被撮合为一组对立的感性范畴。
“爱”起源于自我通过获得“器官快感”来满足其自身性欲的能力。开始时是自恋式的，后来便转向合并到自我之中的“对象”，现在则大大扩大，表示自我的一种动态的追求——对那些可感为快乐源泉的对象的追求。它与较晚些时候出现的这种性本能的活动紧密相连，当这些性本能完全综合为一个整体时，它便同整个性欲趋向合并为一体。
“爱”在开初阶段，展示为一种短暂的性的目的，而性本能则通过一种复杂的发展而消失。开始，我们可以在其中识认出一个“合并”或“吞食”阶段——这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是消灭或清除对象中一切异己的存在，因此，被称之为一种“矛盾心理”。在更高级阶段上，对对象的追求则显示为一种掌握对象的冲动，在这一时期，损害和消灭对象对它简直是一种无所谓的事情。因此，爱在这一初始阶段上的表现形式与“恨”对外物的行为差不多（无所区别），只有当生殖系统发育完全时，“爱”才成为恨的对立面。
恨与对象之间发生关系的时间要比“爱”早得多。它来自于开始时“自恋的自我”对外部世界（这个世界不断强刺激）的排斥，作为一种由外物引发的痛苦反应的表现，它同自我保存的本能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
因此，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很容易发展为对立，这种对立即后来的受与恨的对立。当性功能被自我本能支配时，它们便将“恨”的性质，转嫁到本能的“目的”上面。
爱产生的历史和源泉使我们懂得，为什么爱向来呈示为一种矛盾心理——即为什么爱总是伴随着对同一物体的恨。
恨与爱的这种混合，可以部分追溯到爱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并未完全消失，并且部分建基于自我本能的厌恶的和痛苦的反应，这种自我本能通过在自我利益和爱的吸引力之间的频繁选择和衡量最终才会得到真实的和实际的动机的支持。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恨之所以混入爱，其根源却在自我保存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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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某一特定对象的“爱”的关系破裂时，常常伴随着“恨”，我们常常误以为这是爱转化为恨。
这样一种特征还可以同我们对“施虐欲”的描述联系起来。
换言之，这种因现实的考虑而导致的恨，会因为爱本身退回到施（淫）虐欲的初始阶段而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恨便有了情欲特征，从而使爱的关系得以保持。
“爱”的第三种对立，即爱转变为被爱，其实代表着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转化关系，因此对它的判断可以采取我们在对待施虐欲和视淫欲时采取的方式。因此，作为本文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总体的看法：本能所经历的蝉变，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即：它们总是服从于那支配心理生活的三大“对立极”。对于这三大对立极，我们还可以作出下述描述：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立是生物性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对立是现实性的，快乐与痛苦的对立是经济性的。
对本能所经历的上述蝉变，我一般称之为“压抑”，关于这样一个概念，我还要在别的文章中专门论述。
外行分析的问题
——与一位“公正的人”谈话
姚锦清 译
绪 论
这本小书的题目并非一目了然的。所以我要先解释一下。
“外行”（Ｌａｙｍａｎ）＝“非医生”（Ｎｏｎ—ｄｏｃｔｏｒ）；“问题”就是能否非医生和医生一样从事分析工作。这个问题在时间和地域上都有其局限。
在时间上，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关心过谁从事分析工作这个问题。事实上人们对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太关心了——恐怕只有一点是人人赞同的，那就是但愿没有人去从事这项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愿望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所有的原因都有一个相同的基础，即对此反感。因此，要求只有医生可以分析，实际上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一种新的、似乎更为友好的态度——也就是说，假如它能逃脱终究不过是原先的态度略微改变了一下的嫌疑的话。人们总算作出退让，同意在某些情况下施行分析治疗，但是认为这项工作只能由医生承担。
这样一来，提出这种限制的原因便成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地域上的局限在于，它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德国和美国，它充其量不过是学术上的探讨；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每一位病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治疗，而每一个人只要自己愿意充当“庸医”，都可以诊治病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应该为自己所做的承担责任①。
法律并不干预这样的事，除非不得不诉诸法律来阻止某个伤害病人的行为。但是在奥地利——我正是在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写这本小书——却有一条法律禁止非医生治疗病人，不管治疗的结果如何。因此在这里，外行能否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病人的问题便有了实际意义。然而，这个问题一提出，似乎立刻就能从法律条文中找到答案。
神经症患者是病人，外行就是非医生，精神分析是治疗或减轻神经性疾病的一种疗法，因此所有这样的治疗都应由医生施行。因此，外行是不准许对神经症患者从事分析治疗的，要是他这样做的话应该受到惩罚。答案是如此简单，人们几乎不敢正视外行分析的问题。
但是尽管如此，却仍有一些法律并不干涉值得考虑的复杂情况。
很可能这里所涉及的病人与其他病人不同，外行也并非真正是外行，医生也不一定具备人们有权指望医生具备的素质和依据这些素质工作的权利。
假如这一点能得到证实，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废除这样的法律，除非改变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实际情况。
一
上述情况能否得到证实将取决于那些没有义务非得熟悉分析治疗的独特之处的人。向这些公正不倚的人提供有关这一课题的信息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暂且不必假设这些人仍对此一无所知。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来充当这样一种治疗
①这种情况实际上只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存在。英国也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的观众，因为“分析现场”是不允许有第三者在场的。再说，每一次治疗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
一般说来，一位偶然碰上一次分析治疗的外行观众是不会产生有用的印象的，他会面临无法理解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究竟在干些什么的危险，或者他也可能会感到无聊。
因此，他无论如何只能满足于我们提供的信息。当然，我们将尽可能使这些信息真实可信。
一位患者可能会因为无法控制情绪的波动而患病。也可能会因为一种沮丧感，即感到自己无能，什么事都做不好而患病，或者又可能会由于同陌生人在一起时总是神经紧张而患病。
他会感觉到自己难以从事专职工作，或者难以作出任何比较重要的决定，尽管他自己也搞不清原因何在。
他会忽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感到痛苦不堪，或者焦虑重重，从此就不能单独上街，或不能坐火车出门，以致他可能会完全放弃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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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是，他的思绪可能会不听他的意志的支配，自行其事。
他会去思索一些他并不感兴趣但又无法摆脱的问题。
他也会被迫去做一些非常可笑的事，例如数房子里的玻璃窗，等等。
有时他刚做完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寄信或关煤气等。过不多久就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这样做了。这当然只是使他感到恼怒和讨厌罢了。但要是他忽然发现自己无法摆脱这样一些念头，如把一个孩子推到了汽车轮子底下，或把一个陌生人从桥上推进了河里，或者他不得不怀疑自己也许就是警察正在搜捕的当天发现的一桩凶杀案有牵连的凶手，那么他就会陷入不堪忍受的境地。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念头都是显然的胡思乱想，他从不曾加害于任何人，但是假如他真的是警察正在搜捕的凶手，他的感受——他的负罪感——也不会更强烈了。
我们的患者——这回让我们专指女患者吧——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个领域忍受疾病的折磨。她是一位钢琴家，但她的手指却像被钳子夹住了似的，不听她的使唤。
或者，当她一想到要去参加一个社交聚会时，立刻就会感到非上厕所不可，而满足这个生理需要又似乎违背社交场合的礼节。
因此，她就从此不再去参加这类聚会，也不再去跳舞、看戏、听音乐会，等等。她会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忽然感到头疼难忍，或者产生其他痛苦的感觉。她甚至还会咽不下所吃的东西——长此以往自然是危险的。更可悲的是，她会忍受不了任何动荡，而生活中毕竟是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动荡的。在这样的场合，她就会陷入昏厥状态，并常常伴随着使人想到严重病态的肌肉痉挛。
还有一些患者患的是属于一个特殊领域的病症，亦即情感生活同肉体要求发生了冲突。
如果是男患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无法用肉体的方式来向自己所钟爱的异性表达最温存的情感，但是对于不那么热爱的异性他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任何反应。或者他们的性欲情感会使他们依恋于他们瞧不起并且唯恐避之不及的异性；同样的这些情感也可能向他们提出一些要求，而满足这些要求使他们自己也感到讨厌。
假如是女患者，她们就会因焦虑、厌恶或其他莫名其妙的障碍而感到无法满足性生活的需要；或者，如果他们一味沉溺于爱情，他们便会发现是造物主为奖励他们的这种顺从行为而提供的快乐被骗走了。
所有这些人都认识到自己病了，所以去找医生。
人们总是指望医生能够祛除这样的神经性疾病。医生也把这些人的自诉进行分类，每个医生都依照自己的观点作出诊断，将它们标上各种不同的名目，神经衰弱，精神衰弱，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癔病等等。
他们检查了产生出症状的器官——心脏、胃、肠道、生殖器等——结果发现它们毫无毛病。
他们便建议患者改变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去度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
有时这些办法可以使病状暂时减轻，有时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最后，这些患者终于听说有这些人是专门治疗这类病症的，于是开始同他们一起投入了分析。
在这场关于神经症症状的专题讨论中，我想象今天在场的这位“公正的人”一直在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不过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变得专心起来，并开始表现出兴趣。他说：“看来，现在我们该了解一下分析者是如何对待医生始终爱莫能助的病人了。”
他们之间除了互相谈话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分析者并不使用任何医疗器械——甚至不用器械检查患者——他也不开任何处方。
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允许患者在治疗期间仍旧不脱离他的生活环境，仍旧保持他往常的生活方式。
当然这并非是必要的条件，而且有时这样做也并不实际。
分析者与患者达成协议，每次规定一小时治疗时间，让患者谈话，自己认真听着。然后自己对患者谈，让患者听着。
现在这位“公正的人”的脸上已经明确无误地流露出宽慰和安然的神色，但这神色中不免仍含有明显的轻蔑。
他仿佛是在思忖：“难道再也没有别的了？就像哈姆雷特王子说的，谈话，谈话，尽是谈话。”
而且他无疑还想到了魔鬼墨菲斯特谈论人们可以借助谈话生活得十分舒适的那些揶揄之词①——这些话是没有一个德国人会忘记的。
“这么说，这是一种魔术了，”他评论道，“你光是谈话，就把病人的病谈好了。”
一点不错，要是这个方法见效更快一些的话，它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魔术，一个魔术师的主要本领就是快速——或者说突然——成功。
然而分析治疗却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见效这么慢的一种魔术自然会失去其神奇的特性。
不过，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谈话的作用。
归根到底它还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措施，是我们互相传达情感的途径，也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手段，语言可以带来妙不可言的好处，也可以造成难以忍受的伤痛。勿庸置疑，“最初存在的是行为”②，语言是后来产生的，在某种场合下，把行为转化为语言便意味着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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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谈话原本就是一种魔术——一种具有魔力的行为，并且至今还保留着其古老的力量。
这位“公正的人”继续说道：“让我们假定患者和我一样对分析疗法一无所知，那么，你打算怎样让他相信语言或谈话具有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魔力呢？”
我们当然应该让他有所准备，而且这样做很简单。
我们要求他对他的分析者完全坦率，不要有意隐瞒任何进入他头脑的念头，要抛开一切可能阻碍他讲出某些思绪或记忆的拘束。
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一些很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
①见《浮士德》第一部分第四场魔鬼同浮士德的谈话。
②见《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 …… 346
文明与缺憾。外行分析的问题３４３
或者是根本不可能说得出口的事。
这些事就是他的“隐私”。
他也会认识到——这代表自我心理认识的一大进步——还有一些事是人们不愿向自己承认的，因此，一旦这些事冲破了一切阻力出现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他便会立刻停下来把它们逐出自己的思想，不允许自己去了解它们。或许他自己也会注意到，在这种情境中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心理问题——即他会向自己隐瞒关于他自身存在的想法。
仿佛是，他的自我已不再是他一直所认为的那个统一体，仿佛他的内心还存在着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同这个自我相对峙。他可能会模糊地认识到一个自我与一种精神存在之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发生了冲突。如果这时他接受了分析疗法提出的要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一切的要求，他就会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期待的心情：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条件下同别人发生联系，交换思想，可能也会产生出奇异的结果。
“我明白了，”这位“公正的人”说道，“你认为每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心理都承受着某种压迫——某个秘密。让他把这个秘密对你说出来，你就消除了他承受的压迫，给他带来了好处。不用说，这就是‘告解’①的原理，自古以来天主教一直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来统治人的思想的。”
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既对又不对！”
告解在分析疗法中无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也许可以说是起到了分析治疗的前奏作用。但是它远远不能构成疗法的本质。也远远不能解释
①“告解”（ｃｏｎｆｅｓｉｏｎ）系天主教用语，指教徒向教士所作的忏悔。——译者注。
这种疗法的效果。在告解中，赎罪者述说的是他知道的事，而在分析治疗中，神经症患者要述说的不只是他知道的事，而且我们也从没听说过，告解已经真有足够的力量祛除实际的病症。
“这样看来，我终究还是理解不了，”我们的反驳者又说道，“你说‘不只是述说他知道的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我倒是完全可以相信，你作为分析者对你的患者所能施加的影响比一位司铎对忏悔者所能施加的影响更大，因为你和患者的接触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也更具有个人色彩，而且还因为你是运用这种加强了的影响来把患者从他的病态思绪中转移开，来消除他的恐惧，等等。如果运用这样的手段也可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痉挛等纯生理性的现象，那必定会令人不可思议；可是我知道，只要使一个人进入催眠状态，这样一种效果实际上是完全可能产生的。由于你在患者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你就很可能成功地同他建立起这样一种催眠关系——暗示他依恋于你——尽管这可能并非你的本意。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你的疗法之所以取得奇迹般的效果，是由于催眠暗示的作用。然而就我所知，催眠疗法却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如此看来，我们的这位“公正的人”并不像我们起初所想象的那样无知，或那样困惑。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正试图借助已有的知识来理解精神分析，并正试图把精神分析同他已经了解的某种东西联系起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任务是要让地明白：他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分析法是一种独特的疗法，是一个新颖、特殊的发现，只有借助于新的洞察力——或新的假设，如果这样听起来更恰当一些的话——才能理解。
不过他仍在等待我们对他最后的看法作出答复。
你所说的分析者的特殊个人影响当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影响在分析中存在并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同催眠术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
我们应该可以使你相信，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像催眠暗示那样运用这种个人影响，即运用这样“暗示”因素，来抑制疾病的症状，而且，如果你认为这种因素是贯穿治疗始终的媒介的催化剂，那就是错误的。
在治疗的初期阶段，无疑是如此。但是后来它就同我们的分析意图相对抗，并逼迫我们采用最有力的对策。我愿意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患者的思想偏离分析技术有多远。如果我们的患者摆脱不了负罪感，仿佛他犯了什么大罪似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建议他忽视自己的良心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的勿庸置疑的清白；他自己常常试图这样做，却未能成功。我们所做的只是提醒他，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情感毕竟总是有着某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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