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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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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承认美国比我们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但我们不需要去乞求他，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用自怜的方式来生存，而是怎样改进，怎样想办法，很快地超过他们，我想这是 心里的话。很抱歉，我擅自作一补充，因为我整个思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掌声）。
：关于李玲瑶小姐问到该用什么方法，我想到一点。我提出来都是些病态的东西，我想大家都很难过，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我们当初听到的中国是很光荣的，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抄别人的后路，最后更篡夺政权，完全为自己打算。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在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发现这件事之后，我是那么沮丧。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怎么进取？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缺点、自己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我们也有检讨，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笑声）。所以我们一直受人家欺负，今天被张三欺负，明天被李四欺负，后天被王五欺负。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来检讨自己，不要抱怨，不要总是专讲别人。在台北时，有对夫妇吵架，找我评理，丈夫凶巴巴地说，他太太不爱他。我就说，如果想教人爱你，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笑声）。如果自己不可爱，怎么教人家爱你？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教人怎么尊重你？小便要到洗手间去，假如在大街随便撒尿，又教人怎么尊重你？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有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笑声）。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统统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后果都一样。印第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把白人恨入骨髓，仅仅恨有什么用？自己复兴才对！你不能复兴，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认我们错误之后，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才有复兴的可能性。只怕承认了之后有些人自己的神经先行崩溃。
听众O： 先生，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可是今天听您的演讲，觉得您的人很可爱（笑声）。这是真话，现在有个要求，不知道文字狱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西洋历史上，我还没有找到像中国过去文字狱的case，不知道您对这种文字狱，将来有没有多写文章，发掘明王朝以后，中国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
：谢谢您的意见，我自己在牢房里搜集了不少资料，准备写一部《中国冤狱史》，中国冤狱（包括文字狱）之多，真是举世无双（笑声）。
听众P： 先生，我最赞成您写这部冤狱史，您是绿岛大学毕业的，我是岛外小学毕业的，我也像您一样。
：你坐过几年？
听众P：半年。
：幼儿园、幼儿园（听众大笑）。
听众Q：您在《早起的虫儿》书中推崇科幻小说，教人不要看武侠小说，原则上我非常同意，不过倪匡说过：不看 的杂文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不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人生的另一大损失，不知道您的看法怎样？第二个问题是，听说您在绿岛时看了很多算命的书（笑声），我觉得算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很神秘，不知道您的感想怎么样？
：当我写那篇文章时，我还没有看到金庸的作品，因为那时他的小说还不能进入台湾（笑声）。我觉得看过金庸的武侠之后，别的武侠都不能看了。我看过王度庐、不肖生……很多武侠，但看了金庸的之后，别的都比下去。金庸的文字水准、意境水准，都非常够，尤其他的武侠小说在海外流行，意义更大。因为普通人看正式的文学作品很吃力，武侠小说无形之中，使人受到感染，使中文得到普及。他确实写得不错，我很佩服他，他用这样的笔法写出来，的确是空前的。我在坐牢时买了很多算命的书，因为十二年后出来，时局都变了，我可能没办法谋生，我预备在街上摆卦摊（笑声、掌声）。我研读了一年多，后来有人告诉我，政治犯不准当算命先生，我就没有再研究了。谈到命运，我自己是相信命运的，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运，我年轻时也不相信。
听众R：您赞成简体字，又赞成罗马拼音……
：不是罗马拼音，而是汉语拼音。因为你的说法涉及到……
听众R：您提到金庸武侠，赞成他的词句优点，这是不是关系到字形的优点，或者仅是读音的优点？如果简化，甚至只剩下汉语拼音，那么字形优点和词藻优点是不是只能靠音的优点存在？
：我想你把音变成形之后，“形”、“音”、“义”，仍会结合一起，密不可分。中国人看到“笑”字觉得在笑，可是美国人看到laugh也会觉得在笑，人赋给“形”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人看到花固可觉得她在笑，也可觉得她在哭。改变后，字和义会重新结合。
听众R：那需要多久时间才能重新结合？
：顶多一个礼拜（听众大笑）。我的意思是说拼音很容易，一个礼拜就会了。方块字搞十年也搞不通。
听众S：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是能够在国外看到您，在那么多年的牢狱之后。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您怎么能在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有今天这样的心情出现在大家面前，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把这些苦难摆平？这是我希望自己学到的，能不能请您讲一点？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改变，在牢房里该哭我就哭嘛，该快乐我就快乐嘛。有人说牢房里一定每天愁眉苦脸，这证明他没有坐过牢。十年愁眉苦脸那不是要愁死掉了？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笑声）。再一个就是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人生遇到像我这样的灾难，甚至严重到像我这样要被判死刑，后来判了十二年，十二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往往不能适应。家中发生变故，有的是妻子离开丈夫，有的是丈夫离开妻子，而这些夫妻当初都是经过海誓山盟的，现在都变了。另外一个现象是友情上的刺激，突然有很多朋友怕你，有的你平时以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朋友，现在也突然变了。有些人没有什么交情，他反而可以交托。但这一切我都有一个观念，我认为这都是个案问题，不是普遍性的。好比说我坐牢才两个月，我的前妻就离开我，不到两年就跟我离婚，我就把离婚书寄给她，她说你的东西怎么办？我说什么我的东西？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告诉她我授权给她，把她认为是我的那些东西，全都扔到马路上，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可以寄放。我认为这是个案，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男人也是如此，丈夫变心了，也只是那个男人如此，并不是天下男人都是混蛋（笑声）。朋友一样，有的朋友怕你借钱，有的朋友落井下石，或者根本不理你，或者表现更强烈，要求把你枪决算了，这也是个案，只是某些人如此；还有另外的人愿意帮助你，事实上也是这样，我觉得我并没有落空，落空了，不当朋友就是了。
听众T：现在有一条补偿法， 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为冤狱要求赔偿。
：冤狱必须要政府自己承认是冤狱才行。像我，就不是冤狱（笑声）。
听众T： 先生，你是爱情专家（笑声），美国有位妇女提出一个看法说，美国现在为什么通货膨胀？就是因为离婚率太高了。您有什么看法？
：这一类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看法。好比，我认为美国通货膨胀是他们纸张太过于浪费的缘故（笑声）。台湾因没有纸张，所以报纸不能开禁，所以不能增加篇幅，就是因为美国浪费了太多的纸（笑声）。
……
主席：如果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因为今天晚上 先生还要赶到柏克莱大学去做另一次演讲（掌声）。
起敬起畏的哲学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号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儿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妓对嫖客，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闻问矣。《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对事不对人
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这一控诉出了麻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妓院不得罪警察”。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 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只我例外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谋利有啥不对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 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 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迎头痛击。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 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沉重的感慨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 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 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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