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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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心。他在心里边深深地为之庆幸，为之感谢，而如今要真正离开他了，怎么能不告而辞呢？一定要等他。
冷丁，郎国任发现门口立着一个人，就那么定定地冲他这边瞅，好像这人早就进来了，就等着他去发现：那是一幅多么悲悯的面孔，鬓发花白了，眼角围拢的褶子显得比平时更多更深了，那双眼睛充满深情的关切。郎国任说，他那天一看到老科长，眼泪就止不住了。他说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把办公桌腾出来，把摩托车的钥匙、手枪、报话机、还有佩戴的徽章都交给了老科长时，老科长的眼圈也红了。他以为老科长会抱怨他为何不提早说一声，也不商量一下，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辞职了，可是，老科长什么也没说，他好像早就豫测到了一切，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就使郎国任更加感动。当他洒泪而别时，老科长说话了：你也不能就这么走呀？咱总得整一桌送送你！
郎国任的手被老科长撰着，一片暖融融的感觉。他好不容易才止住泪水。他没有接受老科长的好意，他没有这份心思。他惦着病危的岳父，因为他才能够真正左右他们能否按时进京。如果他老人家早一天驾鹤而去，那么他就有希望按原计划进行，要是再拖上两天，那么真就得退票了。算是老天长眼还是外祖父不原耽误外孙的前程？就在郎国任交上辞职报告那天，与世长辞了。
郎国任在走出支队大院时，还不知道岳父已经仙逝。他还沉浸在失去工作的难过中，只感觉每迈出一步，脚步好沉！来的时候，他是骑着摩托来的，走出去时，却没有了摩托。骑惯了的摩托突然失去了，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他在过横道时都显得迟钝了，几乎就不知道往哪迈步。刚迈出一步又往回收，结果差点让一辆车撞了。那个司机把脑袋从车窗探出来，冲他咕哝了一句什么，显然是对他的大不敬。要是有摩托，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撵上去，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的。可是，他无能为力。在这座城市他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威风，任何人都不会再怕他了。其实，这种失落感在他以后去北京的日子里才会真正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有感慨。这是后话。
辞职后的郎国任面对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为岳父张罗丧事。按着风俗，人死后需要停放三天才能出殡。操办丧事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有很多风俗，也有很多说道，亲朋好友得赶来，还有外地的。这一来二去，总得几天。但是，去北京的票那么难买，已经买好了，就得按原计划去了，为了两不耽误，只能提早举办丧事，但这意味着什么？能因为这个理由使岳父的葬礼提前进行吗？郎国任深知其中的利害。但是，他要是认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他必须先取得妻子的支持。他连工作都不要了，他什么都能够舍弃，只要为了儿子，他早已横下一条心，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然而，要想达到目的，他首先得说服妻子。
周秀兰感觉到父亲病重这几天里，人们就对姑爷有意见，好象心里边只有自己儿子弹琴而对老丈人的病不那么上心。弹钢琴就在沈阳弹呗，沈阳也有音乐学院，何必偏要上北京？而且，还去得那么急，听说票早就买好了，甚至连老爷子死活都不顾。从人们的问话和眼神中周秀兰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一边是要安抚亲友，两个姑姑都为爸爸奔丧来的，还有在外地的叔叔，也得赶来送葬。而提前一天送葬，叔叔能及时赶来吗？再说，时间这么仓促能办好吗？可是，不提前上北京咋办？跟老师说好了，也真不能出耳反耳。在北京找老师多不容易呵，别人不清楚她可是再清楚不过了。怎么办呢？她一时竟没了主意。
郎国任大主意已定。从他的坚定态度上看，他早就这么做准备了。她这才知道郎国任牙根就不曾想过退票，尽管她那么闹腾。关键时刻，周秀兰总是要听郎国任的，在培养儿子这一点上，她与郎国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
她充分相信丈夫郎国任的本事。当年，周围那么多人家的孩子弹钢琴，人家比郎朗起步早得多，也有更多的理由炫耀，可是，郎国任对周秀兰说你等着瞧吧，我一定要让郎朗超过所有人！后来，郎朗神奇的进步不仅征服了周围的人也征服了周秀兰。她从此坚信郎国任会让他们的儿子出人头地。郎国任对郎朗的每一步按排，都是恰到好处的，这一点周秀兰深信不疑。几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服从郎国任。
然而，这一次，她不能不犹豫。因为父亲的葬礼已经决定了，怎么可以因为儿子去北京学琴而使葬礼提前一天呢？再说，都通知亲朋好友了，怎么好改呢？人家能理解吗？怎么就偏偏得早一天呢？难道上北京学琴差一天就不成？这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她劝郎国任再推迟一天走吧。但是，郎国任铁着脸说不行。他说已经与北京那边的老师说好了，不能更改。如果更改的话，那么第一次就给老师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只有作妻子的知道，郎国任是说一不二的，尤其在重大的事情上更是如此。在她看来，郎国任是不会放弃工作的，他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他为获得一份好的工作，为了出人头地，他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今，为了他们的儿子的前程，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重要的工作都辞掉了，简直就是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式，她还能阻拦得了吗？为了儿子他郎国任认为一切都得让步，没有不能让步的事情，这是硬道理，不能去讲那种通常意义上的通情达理什么。问题是如何说服亲友把已经通知的葬礼提前一天？她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
不能迟疑了，周秀兰知道只能执行郎国任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必须执行。但是，亲戚们一听，就来气了。人家说孩子学琴就差这一天啊？真是没听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邻居们听了这种事情也大惑不解。在外地的亲戚们在电话里听说因为这个理由让他们提早一天赶来，他们觉得非常可笑。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周秀兰怕把事情弄得太僵，使得家里人都对郎国任有意见，便试探着想再说服郎国任，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拗不过郎国任。她只好硬着头皮跟家里人对抗。他们为了孩子，一向都是这么夫唱妇随，他们首先达到了这种高度的默契和统一，才能有力量去说服别人。
要说服的人中大哥是关键人物。一开始闹闹着上北京时，大哥就不大满意，他也给郎国任施加了压力。他认为郎国任作为唯一的姑爷不能不参加葬礼就一走了之。他让郎国任自己考虑，那样做合适吗？在他看来，妹夫多少有些过份了，平时就一个劲让儿子弹琴，眼睛里只认钢琴和儿子，亲戚们都有这个反映，都不大敢上他们家，来了他郎国任也不热情，顾不上别人只顾儿子，现在，老爷子去世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却还是一味地只想儿子弹琴，儿子弹琴真就那么高于一切至高无尚吗？周秀兰知道大哥对他们有想法，但是，她更知道大哥是个明白人，他善解人意，只要把话说清楚了，求得他的支持，他不会不热心的。果然，她说服了大哥。周秀兰非常感谢她的哥哥。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她每每遇到最为关键的事情时，都是她的哥哥帮了她的大忙，使她渡过难关。周秀兰想让全家人同意提前一天举办葬礼确实不容易。人家认为既然定下的葬礼更改日子不吉利，直到今天还有的亲友为此耿耿于怀，但是，毕竟葬礼按着郎国任的意愿得以提前进行了。
三月初的沈阳，春寒料峭，阴风阵阵。早晨起来天就阴呼啦的，一支送葬的车队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缓缓穿过，朝着回龙岗的火葬场方向忧伤地开去。家属们坐在头一辆车内，头一辆车内比别的车内更具悲伤气氛。周秀兰两眼哭得红肿，眼泪把整个一张脸都弄湿了，她对父亲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9　岁时她就失去了母亲，她一直被父亲呵护着长大。父亲非常疼爱他们姊妹，尤其是对她这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到大得到的父爱太多了，她对父亲的依恋也太深了。她深深知道父亲为她们兄妹付出了怎样的辛苦和代价。平时，忙得总顾不上回家照看父亲，总觉得来日方长，而今天当她意识到父亲永远地离她而去，再也见不到了时，她才发觉她有多么痛苦多么悲伤！
外公的葬礼郎朗是不知道的。他感冒发烧一直没好利索，怕他加重病情影响第二天的北京之行，就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就这样，他没有能够参加外公的葬礼。他那时才8　岁，8　岁时，他就已经非常通达事理了。事后，当妈妈告诉他外公去世了时，他跟妈妈抱头大哭。他抱怨妈妈不该不让他去为外公送葬。妈妈答应他有时间一定带他去外公的墓地看看，却至今也未能如愿。外公的坟墓早已是芳草凄凄了吧？也许外公的去世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当时还没有能力弹肖邦的葬礼，但是，他喜欢听那首曲子。那是一首著名的乐曲，在郎朗那个年纪的孩子听来简直深不可测。可郎朗就喜欢听那种深不可测的乐曲。如果他那时会弹这首《葬礼》，他一定会为他的外祖父弹上这首乐曲送他老人家上路。当然后来郎朗在弹这首著名的曲子时，不知道他是否在腼怀他的外公。
周秀兰泪洒长天地送走了亲爱的老父亲，睁着那双红肿的眼睛又忙着给丈夫和儿子拾掇进京的东西。他们爷俩在葬礼的当天晚上就要去北京，简直是刻不容缓。穿的、用的、吃的还有钢琴、箱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要运到北京需要一辆大汽车。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要把所有东西拾掇好，可真正要了周秀兰的张逞。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她有多少天没有睡好觉了，悲伤没有把她击倒，忙累也没有把她击倒，她风风火火地忙着她应该忙的事情。
郎国任通过战友找来了一辆大解放，车都开进院了，司机在楼下一声声鸣笛。周秀兰下楼把司机请上来时，见郎国任他们爷俩还守在钢琴前，全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周秀兰便催促他们麻溜点，人家司机都来了，郎朗刚停下，一边督战的郎国任便板着面孔充满威严地说，不行，郎朗还没弹贝多芬呢！周秀兰知道郎国任的脾气。他就是这样不管遇到多么重要的事情，就是火上房子了，那么郎朗也得把琴弹完。于是，她充满歉意地招待着司机。
这几天感冒了，郎朗的课程多少受到点影响，但是，郎国任一定要让他找回来，一定要补上。郎国任对于郎朗的要求从来就是这样一丝不拘，雷打不动。这也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于父亲这种近乎不近情理的要求郎朗已经适应了。尽管感冒发烧，他也没有停止弹琴，只不过比平时少弹了一点而已。这一天他弹得比平时任何一天都多，不仅得把前几天少弹的补上，还得把明天的作业弹出来。因为明天的迁徙，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还能不能有条件弹琴，总得往前赶。父亲跟他说明白的事情，他就得无条件地照办。尽管已经弹了一整天，尽管已经很累很累了，他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郎朗当时正在弹贝多芬的奏鸣曲OP110。这是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一个8　岁的孩子弹这样充满沧桑的作品究竟能理解多少？或许他看到了一个两耳失聪，形色枯槁的老人在初春的寒冷中蹀躞而来？或许他听到了阵阵哀乐在冷嗖嗖的风中绵延不绝？带着对外祖父深切的哀恸，这位8　岁的孩子进入了深层的情感世界中了。
他的柔性的小手在键盘上划出的忧伤和惆怅，深深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随着儿子身子的前后仰动，由呈示部而进入再现部。任凭司机就坐在那儿焦急地等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周秀兰更是焦急不安。眼瞅天要黑了，满地堆得都是要搬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他们爷俩不动地方，怎么搬得完呢？再说，主要是得把钢琴抬走。搬运钢琴得打包装，郎朗在那里弹琴怎么打包装呢？打包装得费许多时间的。周秀兰一方面得准备打包装的东西，一方面还怕人家司机等不耐烦。琴声由缓到疾，声声敲击作母亲的心弦。像疾驰的马蹄，正在全速飞奔。一想到儿子就要远离自己了，这一去还不知怎样，前途未卜，她的心就七上八下地悬荡起来。这时候，她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感受这种担心和惦记，在以后的独身生活中，她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去饱尝这种滋味，那何止是几句话能交待完的呢？此时此地，她只能等到儿子把琴弹完。
这首曲子郎朗弹了差不多20分钟。郎朗弹到后边激烈的地方，手指在琴键上越跑越快，最后嘎然而止。他把手从键盘上往起一挥，对守在一边纹丝不动的父亲下达了“命令”——开路！
钢琴被抬走了，墙边空出一大块。这意味着这么热闹的一个家庭将从此天各一方，从此再也听不到钢琴声了。这块宽出来的地方整个留给了母亲周秀兰去收拾去品味，更多的还是另外一种滋味。和钢琴一起往车上装的还有两个破木箱子，这都是郎国任在部队时发的。这些年他们也没有钱添置新的家具，他们的心也没有用在布置家上，而是都放到了郎朗身上。平时放到角落里也没大注意，现在一搬弄才发现这两个箱子都旧得掉楂了，还裂了几条难以弥合的大缝子。这种箱子拿到北京还不擎等着人家北京人笑话？然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两个破箱子，事到如今，周秀兰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家里边一下子显得空荡了。其实，那一瞬间，留守的周秀兰的心比屋子还空荡。她呆呆地望着大解放车装了满满一车箱东西，晃晃悠悠地开出了院子。车上的东西在晃悠，她的心也在起伏不已。
爷俩没有跟车走，而是乘坐了当时的54次列车，那时候好像叫作114　次吧？沈阳人去北京都喜欢乘坐这趟车，晚间上车，一觉就能睡到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了。只是这趟车的票比较难买，但，郎国任还是买到了硬卧。那天晚上气温比白天更低，风也比白天更大，爷俩去往火车站时没有任何人送行。随身携带的东西都由父亲一人背负，就像未来的一切压力也都沉沉地由他一人承担。他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但是，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这么要面子的人假如万一失败了，他是绝没有脸面回来见江东父老的。迎着强硬的晚风，郎朗跟着急匆匆的父亲去往车站。他的个子还太矮太瘦小了，但是，他浑身充满一种劲头。他爱上北京，他一路上蹦蹦达达，他是否意识到此番远征的真正含义呢？
心里装着事，郎国任就不爱吱声。火车站候车室永远那么乱糟糟的，而去往北京这趟车的沈阳人总是那么满满登登。郎朗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东望西撒，这么多的上车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而车上车下那么多的人也没有谁会去注意这个琴童。他还不是肖邦、莫扎特，即使他就算是的话，投身在沈阳这座拥挤的乱哄哄的车站，也不会赢得什么人的尊敬。
郎国任上车后找到了铺位把东西放好，就闷闷地靠坐在边座上，呆呆地瞅着车窗外边。站台上的风从送站人的头发和衣服上可以感受到有多猛。灯光在风中似乎有些飘忽。白天的葬礼场面这时候并没有从郎国任的眼前消失。那份悲伤正在他的心底酿造出人生的更多感伤。当车徐徐开动时，这份感伤不仅丢不下，相反随着车轮的响动而越来越清晰地吞蚀着他的心。列车从北站驶出，带着新的希望从这座新建成的车站驶出，车窗外已经消失了站台和灯光，将城市那夜的轮廓推向远处。斑驳的灯光在夜色中如泪珠闪烁。此情此景最易唤起人的伤感情绪。郎国任贴在窗玻璃上的目光极不情愿地被疾驶的车轮拉松了，割断了，无奈地破碎在一片茫然的暗夜中。
别了，沈阳！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第二节　　昨日重现
晃荡着的列车像个特殊的大摇篮，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把生命从现实摇入梦境，而后又能从梦境拉回现实。39岁的郎国任进入了人生最为成熟的年龄了。在他身上，这种成熟体现的最为充分的标志就是爱沉思，爱回忆。他在这种现实与梦境的交替中徜徉。
像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一样，郎国任的童年是涂有着文革那种特殊年月的色彩的。彩旗、标语、锣鼓、游行，大场面的闹哄，大潮流的激荡。那时的孩子是缺少管束的，读书无用论，什么有用呢？最有出息的便是文体特长。郎国任的家是在大东区，是黎明机械厂的宿舍。黎明机械厂是沈阳赫赫有名的大厂矿，在那个年月，大厂矿总是令人羡慕的。游行时，队伍浩大，文娱体育各路人才云集，总有文艺演出，总有球类比赛，就是厂里的俱乐部也比一般的厂矿俱乐部要气派得多。或许正是受到这种环境熏陶，郎国任从小就爱好文艺。他兄弟姐妹一共五个，父母收入都不高，所以，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他先是学吹笛子。那时候好多孩子都学吹笛子，因为笛子在所有乐器当中是最便宜了，几毛钱就能买一支。他的同学当中还有几个爱吹笛子，有的学得比他还早，当然吹得比他好一点。比他吹得好的同学就爱在他面前显摆，每到这时候郎国任就格外严肃。他可不能眼看着别人比他强。他从小就争强好胜，干什么总得比别人强才能。而且，他总爱跟人家比。他的儿子郎朗就有这个特点，爱跟别人比，越是比他学琴早的人越是比他弹琴好的人他就越是有比的兴致，一定要比过你。今天比不过还有明个，终有一天要比过你。郎国任不是那种盲目攀比，他很有头脑，很有心劲，没事就爱琢磨，他总能琢磨出名堂来，因而，他超过那个爱显摆的同学一点不奇怪。问题是＇　正巧当时学校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选人时，郎国任蛮有信心。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架式。学校里再没有别人比他的笛子吹得好了。却不曾想宣传队要了那个同学而把他排斥在外。他第一次觉得不公平。其实，他这般好胜，把比他强的人一个个比下去，能不遭致人家的嫉妒？好像从此命中注定了将有嫉妒伴随他一生。当他儿子在大踏步超越周围弹琴孩子时，嫉妒的怪影就是笼罩着他，他来到北京后第一次受到的最大打击——老师不教郎朗了，那就是来自一种嫉妒的力量。可以说郎国任是被嫉妒害苦了。但是，也正是因为不断的嫉妒造就了他顽强上进的不屈不扰的个性。从小他就不服输。不让他进宣传队，他就组织了几个同学去市政府找市长，要求市长批准他们自己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来求见市长是有所准备的，每人能背100　条毛主席语录，要背给市长听。人家瞅他们几个毛孩子怪可笑的，就想法糊弄他们说市长没在，外出了。问得啥时候回来？接待的人说起码得一个月。一句话就把几个小学生唬住了，那几个孩子没了主意，就瞅郎国任，等他拿主意。郎国任动了心眼，他说他不相信，见不到市长就不走。人家怎么哄他他也不走，结果，他硬是没走，在市政府大楼里过了一夜，到底拜见了市长。这是他童年时代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当时传为佳话。那年他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想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愿望虽然未获批准，但是，他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由此被学校的军乐队接受了。军乐队比宣传队更有派，在全市都很有名。
郎国任能吹笛子还能唱歌，还能指挥，在小学时就出尽了风头。他还嫌不过瘾，便练起了二胡。他开始学二胡时纯粹是白手起家。当时商店里摆放的二胡并不贵，十元二十元就能买到一把。但是，郎国任没这笔钱买，就只好自己动手制做。他做的二胡竹筒比京胡稍粗一点，用一张青蛙皮绷住，弓弦也是自制的，把竹棍用火烘烤软了弯成形，再偷偷从马尾巴上剪下一络，这可是个挺危险的活儿，弄不好要被马蹄子伤着，还得提防着让车老板子看见。自制的二胡拉起来声音也真不赖。每天吱吱呀呀地拉着自制的二胡倒是别有一番兴味。在他的记忆中，只管妈妈要过一次钱。只那一次就让他刻骨铭心。
那是上小学时，他特别痴迷踢足球。天天在操场上撒鸭子奔跑，几天下来就把鞋踢坏了。他看到别的同学穿着新买的白球鞋，羡慕不已。回到家后他就管妈妈要。妈妈不同意，他就哭着叫着，蹦着高管妈妈要，不给不行。他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一定要钱买白球鞋。他把妈妈闹腾火了，一气之下操起赶面杖吓唬他：你再闹我就打死你！他更高的声调喊叫：打死我也要买！妈妈犹豫地把赶面杖抡起来，以为他能躲闪，可是，赶面杖落降下来时，他不仅不躲还挺身迎了上去。结果，赶面杖打在了他的胳膊上。
母亲在2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的父亲是张作霖大帅手下的一个团长。在一场战斗中悲壮地战死沙场。从母亲这一赶面杖来看，英雄的热血似乎并未凝固。母亲是个女强人，她有文化，爱好文艺。她爱唱歌，郎国任从小就喜欢听母亲唱的《三杯美酒敬亲人》《渔光曲》《芦生恋歌》《阿哥阿妹情谊深》等。母亲很有办事能力，当过街道办事处主任。主任这一赶面杖打出去之后，就后悔了，她怕打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