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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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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舍不得这么匆忙辞别。还有许多朋友没有聚会，还有几位老师没有去拜访。在此，他以深深的鞠躬，深表歉意了。郎朗是个懂事的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给过他好处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朱雅芬、不会忘记赵屏国、不会忘记殷承宗、不会忘记中央音乐学院那些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忘记他在沈阳宁山路上小学的贺秀宇校长和班主任冯凝老师，就连英语小班的那些同学和曲桂贤老师他也是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他是怎样一步步从这座城市里走出去的，走向北京，走向世界的……
或许只有到了即将告别亲人，告别故乡时，郎朗才会感到这份亲情有多厚多沉！
从郎朗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些天来不曾有过的沉郁和矜持。他与指挥合作得非常成功，他得到了指挥的感谢，更得到了台下观众的感谢。那么多孩子涌上台去为他献花，他那么长的臂膀搂抱着却还是搂不过来，他只好分发给乐队的每一位乐手。他是那么潇洒地将花束抛向了乐手们，台下响起了激动人心的掌声。于是，郎朗又一次深深弯下腰，再次行一个绅士派的大礼，然后，沉静地端坐在钢琴前。
他准备弹最后一个曲子——《我的祖国》，但是，我却总喜欢把它叫作“一条大河”。郎朗的父亲也喜欢这么叫，把这首民歌改编成钢琴曲的作者也爱这么叫。那是一对挚爱音乐的夫妇：沈阳音乐学院的教师蒋泓和尹德本。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郎朗的朋友。他们也有一个弹钢琴的儿子，在沈阳音乐学院钢琴专业，他们一家人都和郎朗很亲。郎朗在辽歌排练厅的那台三角钢琴练习这个曲子时，蒋泓和尹德本都曾指导过他。然而，对肖邦音乐感悟得那么深透的郎朗；把李斯特的乐曲弹奏得令美国听众目瞠口呆以至于不敢相信顶着一头乌黑的中国头发的郎朗；居然弹不好这首中国的一条大河了。
起初，他很不喜欢这首曲子，他在处理上总觉得别扭。我在台下看他练这首曲子时的表情充满了无奈。他不想弹，但是，他父亲让他弹，他不爱弹也得弹。他父亲跟我跟曲作者都是对这个曲子情有独锺。我们怎么能忘记那个纯真纯情的时代。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多纯，人们爱国爱得有多真呀！尹德本在郎朗身边尽情地挥舞着手臂，他大着嗓门唱着一条大河的主旋律，他让郎朗再高亢一点再增加一点力度再多一些激情，可是，也许是郎朗练琴的时间太长了累了，也许他对于中国的那个时代没有感觉对于中国的这首曲子他认为太简单，所以，他总有点打不起精神头儿。他弹得不感人。我听过几次，包括独奏音乐会上我都充满期待地聆听着，却总也觉得不赶劲儿，不能像《塔兰泰拉》那么激情澎湃，也不能像《离别》那样柔情万转，更不能像《匈牙利狂想曲》那样狂放不羁，横绝四海。我总渴望被这首一条大河感动却总也没感动。他演奏技巧肯定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总觉得声音在漂，就好像那条大河上聚着一片迟钝的驱不散的雾气。我觉得郎朗没有找到这条大河的灵感。他怎样才能找到呢？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今天晚上他终于找到了。我们跟他一起找到了。郎朗在沈阳逗留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次告别音乐会使他突然有了深深的离情。“一条大河”就是在这种深深的离情中找到感觉——
钢琴那乌亮的板壁在灯光下反射的光泽在我看来都具有了强烈的离情色采。郎朗静静地面对键盘，我无法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或许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让自己更深地进入一种意境与感觉中。我们都在等待着那首我们熟悉的“一条大河”。
郎朗的手像气功状态中的起式，缓缓地飘落在键盘上。像灵巧的船浆划开了宁静了许久的河面，那清凌凌的波纹舒缓地荡漾开来，我感觉到那柔荡的波纹正款款地朝着我的心灵漫过来，层层浓烈着我的记忆，我的情感，那种中华民族熟悉的主旋律是从一种由弱渐强的缠绵演奏中，排箫般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的内心随着清脆的琴键而合唱起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住在岸上边
…………
情感追逐着旋律起伏还是旋律追逐着情感起伏？郎朗进入了状态，他的头大幅度地朝后边伏着，他一定觉得他到了大河边那温暖的沙滩上，他渴望仰面躺下去接受故乡诗意的阳光。他的手充满灵性，他把一条大河揉出万般离情让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等他弹到结束时，他竟重新又开始了“一条大河”的旋律，那是更柔更弱更宽阔的声音，让你感到这条大河画轴般正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伴着迷蒙的雾气，有一条小船颤悠悠地飘曳而去，小船上乘坐的人已经看不清了。当年肖邦就是乘坐这样一艘小船离开他的祖国去飘向巴黎的，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郎朗不会坐这种小船走的，他会坐现代化的飞机，飞机速度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提供感伤的氛围。感伤是需要氛围的，大河小船这是多么诗意化的氛围啊！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伤感的情怀，天才的艺术家更需要如此。而一帆风顺的郎朗平时总是那么热情似火，总那么兴高采烈，我真担心他的情感世界是否太饱满了。我希望那里边能够有一处清幽的芳草地，有一汪幽深的泉水，有一条能够承载苦难和忧伤的河流，他的发源地一定是在他的祖国。就像殷承宗心中装着的那条汹涌的黄河，什么时候演奏起来他都激情澎湃，荡魂摄魄。任何国度的艺术家都得有自己的根呀！霍洛维兹在八十高龄时颤颤微微地回到离别多年的祖国演奏，他登台时的颤微微的步履在我看来不是因为他的老迈，而是因之他那颗无法平静的颠簸的心。
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不能不爱自己的家。我在郎朗的深情的如泣如诉的演奏中，泪水潸然而下。我注意到了身边的女儿，她的眼泪也悄然而下，在她旁边的还有几个弹琴的孩子，她们的眼中也蓄满了汪汪热泪。
郎朗结束了他的演奏。他这次不像以往那么立刻起身，观众也不像以往那样马上给他掌声，都陷入了一种回味，都浸淫了一种酸酸的离情。
终于，郎朗找到了感觉；终于，他爱上“一条大河”。他饱醮着他的情感，用他最拿手的“粘连”技巧把这条大河表现得极其感人。改编者那对夫妻也围向了郎朗，他们感谢他，感谢他弹得这么淋漓尽致。这对夫妻瞅着郎朗时，眼圈也是红红的。随后电视台记者采访了郎朗。郎朗说，他不会忘了家乡这片土地，他还会回来，他还会把这条大河拿到美国、拿到世界各地去演奏，他坚信这首曲子可以感动外国人的。
当所有的人围住了郎朗和郎朗的父亲时，当这对父子被簇拥着去赴宴时，我注意到了郎朗的母亲。他没有去凑热闹，她一个人打的士回家了。她的眼里始终盈着泪水。我问她为何不去赴宴时，她说，她得回家为郎朗收拾东西。还有好多东西要收拾，没有时间了。
郎朗，当你在盛满亲情厚谊的杯盏交错中饱受赞美时，你可曾想到你的母亲此时正在家中为你流着眼泪打点行装吗？她一宿都不能睡觉，她睡不着啊！你知道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吗？但愿你能时常重温一下：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第一节 这是梦吧
在中国遭罪吃苦，到美国享福了，至少在生活上如此。住惯了狭窄的地方，却在这种豪华宽敞的居室找不到安全感了；住惯了阴暗潮湿的地方，适应了任何脏兮兮墙壁的眼睛，却被这白玉般光洁的四壁弄得一片晕眩。4 6 岁的郎国任可谓大半生时光已过，该吃的苦都吃到了，该遭的罪也都遭到了，只是他这辈子也没敢想他会到美国来安家落户。这是他的家吗？
他又在梦中吓醒——他怎么又得回到那个玻璃上都糊满了机油的车间？
儿子从学校拼命往家跑告诉父亲，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来了！
——本章题记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怎么亮得这般宽敞通透呢？窗帘挡不住热烈的光线，好像地底下也有光线射进屋子。这是自己的家吗？怎么像宾馆一样？白色的家具，白色的门，白色的雕刻花纹，简直就是白色的宫殿。在这片白色的迷惑中，郎国任醒来了，却依然迷惑。
住惯了狭窄的地方，却在这种光华宽敞的居室找不到安全感了；住惯了阴暗潮湿的地方，适应了任何脏兮兮墙壁的眼睛，却被这白玉般光洁的四壁弄得一片晕眩。4 6 岁的郎国任可谓大半生时光已过，该吃的苦都吃到了，该遭的罪也都遭到了，只是他这辈子也没敢想他会到美国来安家落户。这是他的家吗？墙上明明白白挂着一联书法：“夜静见空色，身闲忘去留”，还有一幅山水中国画，是昨日他亲手镶嵌的。这一切都在向他印证房间的真实，可他总是怀疑靠不住。
他是个很现实的人，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传说，也从来不看这种没用的东西。但是，他此时真就陷入了童话感觉中。恍恍惚惚，让他无法心定。他就那么睁着两只大眼睛瞅着真实的美国的天棚愣神——
他的眼前顽固地出现了那个破旧的标准件四厂，那道破败的围墙，那个他天天必须准点赶到的脏乱的车工车间。墙壁跟工作服似的，油渍麻花，窗户的玻璃糊着一层无法擦洗的油腻，一眼看去，把天空都弄脏了。还有他的工具箱，他自制的每天插空练习运弓的二胡，他再干净，也逃不脱油腻的涂抹。还有那个铁嘴书记，他的鼻窝处积淀着灰垢，对他的超假批评：你咋不到扭腰（纽约）？怎么可能呢？那时候谁敢作这个梦？
或许是小工厂对他的命运影响太深了，他困在这里的年头太多了，他每每在遇到最好的事情时，总是心有余悸，总是要梦见自己又被送回到这里来了，继续穿上工作服，继续开动他那台破旧的车床。一张张熟悉的油黑的面孔笑着瞅他，好像在说，你这么能耐那么能耐，怎么到头来又回来了呢？而死要面子的他在梦中无能为力，既不能申辩也不能躲避，只有赶快醒来，逃回到现实。人家的梦都是美好的，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可他的梦却充满沮丧和苦涩，弄得他痛苦不已。也怪了，随着时境的好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种重复的梦——回到小工厂受到嘲笑，不断地追随着他，让他根本甩不掉。在美国呆了一年多以后，他还曾重复这种烦人的梦境。
郎朗醒了。平时，都是父亲比他先醒，先起来，为他打点早餐，做好了再喊醒郎朗。可这次他见父亲定定躺在那里瞅天棚愣神儿，便猜到了父亲此时的心情。
伴随着父亲一步步走过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沈阳到北京，家的变幻，真就像奇迹，一睁眼就变成了这么好，怎能不让老爸感慨万千？自从父亲住院做了手术，郎朗就发觉父亲真的有点跟过去不一样了，比过去反映迟钝了，也比过去变得更多愁善感了。儿子此时，完全能够体谅他的饱经忧患的父亲。于是，他不无感慨地说，爸，这怎么像作梦。
是呵，是像作梦。父子俩感慨着。
美国的第一个早晨，爷俩没有马上起床，而是以同样的姿势仰躺在床，就这么感慨着。感慨到最后，还是父亲回到主题，他对儿子说，还得好好弹琴呀！儿子表示赞同。一切梦，无论美好与否，概与儿子的弹琴密不可分了。
好好弹吧！弹好了就会赢来一切美好的。
早餐是不用做的，可以到学校吃。
“鲜牛奶、鲜橙汁、咖啡、点心，应有尽有，随便吃。美国条件太好了，天堂啊！”这是郎国任在1998年圣诞节时，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中的由衷感慨。他到了美国，一天到晚，只有感叹。没完没了的感叹。那么多的感叹竟找不到人倾诉，倒也真是够遗憾了。美国的天空像换了一块新的，美国的草地更是清新透亮，在美国每天洗脸，洗脸水都不脏，抹一把脸，光滑得与国内根本不同，擦什么高级化妆品也不会达到这种效果。
学校一年要为郎朗提供3 万美元，其中包括健康保险、房租、生活费；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文化课学费全免。克蒂斯真够慷慨了，但，这只是对天才而言，一般的人是不可能享有这份待遇的。这对于一生奔波却没有脱贫的郎国任而言，到了美国，确实等于到了天堂。
克蒂斯音乐学院在美国可以算作历史悠久的院校了。校舍造型考究，属于欧洲古典风格，大约建于1726年。从建筑的整体风格到随便一处空间装饰，都能让你驻足：比如，一个精雕细镂的木制楼梯，一段走廊的空间，都能给你以历史文化的幽深感。学校的墙壁上到处都装饰着油画，这些油画快把学校点缀成了一座美术馆了。沈阳有一位朋友到美国考察，取道去了费城，到克蒂斯去看郎朗。他回来后感叹最多的就是那些挂在墙上的油画。他说大多是印象派的绘画，有莫奈的，还有塞尚等人的。他说全是原作，但我不信。
墙壁上除了油画之外，还挂有克蒂斯家族的资深画像，有一张老太太的面孔，其端庄与高贵给郎国任留下深刻印象。
这所学校共有120 人，钢琴系学生20人。每人享有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郎朗最高兴的是自己拥有一台梦寐以求的斯坦威钢琴，摆放在属于自己的琴房里。当郎朗第一次被领进这座琴房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脚下踩着绵软的地毯，软得都不敢往里边迈步了。
琴房很宽敞，宽敞得能闲出一大块地方，有浪费之嫌。地毯图案十分精美，古色古香，还有古里古气的壁炉，壁炉两侧分别是两个爱奥尼浮雕半圆柱式，壁炉的上檐雕刻着一群人物，说不清是个什么高深的故事。四壁全是木板包装，配有白色的木制雕饰，墙上还有高贵的油画镶在木框内，使得这座房间更加富丽堂皇。再看棚顶的宗教题材的油画，那不是天堂是什么？
郎朗平时在最破旧的琴上都能弹上瘾，何况到了这种一流的梦幻般的环境，何不弹疯？
郎朗真的弹疯了。他除了上文化课之外，其它时间全用在练琴上。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练琴，每天都得练到深夜2 3 点半。克蒂斯有校规，到了晚上2 3 点时，校园里不得有任何人，看大门的工人负责清理滞留人员。到了这个时间，别的琴房的灯都关掉了，只有郎朗的琴房灯火通明琴声响亮。看门的人毫不客气地撵他。郎朗来了兴奋劲儿，不肯走，看大门的很是生气，第二天一状告到学校。校方出于对郎朗的爱护，劝他注意身体，别弹那么晚。可是，郎朗弹不够一定的量他是绝不肯走开的。结果，他一再超出规定的时间。后来，郎朗硬是把这位看门的人感动了，他说他在这里呆了好些年，还从未见到像郎朗这么刻苦发奋的学生。他破例允许郎朗留下，爱弹多久就弹多久。在整个学校，只有郎朗一人能享受这种待遇。郎朗简直弹疯了。9 7 年9 月份，他到克蒂斯刚上课时，协奏曲只能弹下来7 首，而到了99 年的1 月份，他竟拿下了3 0 首协奏曲。有一个礼拜，他居然弹下来了6 首协奏曲，格拉夫曼惊呼郎朗创造了奇迹。郎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是天份，他背谱子太快了。只要能弹下来，他就能牢牢记住。
在他到克蒂斯不久时，殷承宗曾关心地问他正在弹什么曲子。他说弹德彪西24首前奏曲，还有拉赫玛尼诺夫的24首前奏曲，殷承宗感慨不已。这使郎朗格外兴奋。他还像小时候一样，越是有人夸奖，越是有人惊讶，他就越来疯劲儿。殷承宗老师的感慨给了他更大的鼓励，他比以前练得更猛了。
郎朗的拼劲儿与郎朗的聪明劲儿同时在征服格拉夫曼。这位7 岁就考取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神童、这位当今美国著名的钢琴教育家教过许多成名的学生，但他头一次摸不清郎朗的吞吐量到底有多大。比如，他每次给郎朗上课，再难的曲子，他总是很快就能拿下来。给他的感觉总像是吃不饱似的。为此，他喜欢郎朗喜欢得不得了。他逢人便说招了一个天才的学生。
第一堂课令郎朗十分难忘。他没想到会在院长的办公室上课。院长的办公室很气派，钢琴无疑是最好的，还有最先进的音响设备。格拉夫曼穿着一件长袖白衬衫，袖口处的扣子系得一丝不拘。严谨的脖领处披垂下一条棕色花纹的领带，那种纹理与房间四周的棕色板壁很是和谐。加上那条得体的深蓝色的西服裤，看上去显得非常精干。他的头毛好像刚刚梳理过，苍白的鬓角处修剪得刷齐，透出一种施教的尊严。他的眼镜架是深棕色的，为他平添了几份威严。仅凭老师的这种装束，学生也足以感到了课堂的神圣。这使郎朗格外认真。
有一幅照片就是郎朗第一次上课时，郎国任抢拍下的。看他的眼睛，正在全神贯注地瞅着钢琴架上的乐谱，而格拉夫曼老先生正在认真地指点着。郎朗的那种过于专注而出现的目光就像战士瞄准靶子即将要进行突刺——刺！眼白的冷峻，凝固了整个画面。格拉夫曼身边站着一位女翻译。当时，郎朗还不能听懂老师的话，（尽管在国内休假的日子郎国任逼他看英语不许耽误一分一秒。）但是，他能分辨出老师对他的评价：“万德佛”，而不是“OK”和“SO…SO ”。
格拉夫曼第一次给郎朗上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此之前，郎朗已经弹过这首曲子，弹过的曲子重新再上，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这使郎朗有了新的收获。他觉得在国内上“拉三”的课与在国外上是完全不同的。而能够得到格拉夫曼这种名家指点，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一个再有天赋的孩子如果在最有接受能力的年龄段上不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要有遗憾的，而郎国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绝不肯给儿子留下一丝一毫的遗憾。这既是他的精明所在，又是他的责任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郎朗如果不是郎国任这种说做就做，敢想敢干的父亲，而是一个思前想后、怕这怕那、犹柔寡断、患得患失的父亲，那么郎朗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出息。多多少少也得被耽误些。但是，郎朗一点也没被耽误。他到美国来的正是时候。所以，郎朗佩服他爸，所以，郎朗离不开他爸。
郎国任到美国来，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他不会外语，许多场合只能显得呆头呆脑。不过，每次格拉夫曼上课时，他都要跟着，就像在国内一样，每次爷俩一块一课，课后再一块研究探讨。郎国任在听格拉夫曼上课时，精神状态完全与平时不同。他的眼睛很亮，脑子也转得很快。他做笔记，他的笔记多多少少能对郎朗起到提醒或补充作用。
下课之后，格拉夫曼完全变成了一位慈祥的长者。他微笑着，就连衣服的皱褶都像温暖的笑纹。他换了衣服，也不再系领带，领口有个扣子没系，显得很是随意。他请朗家父子吃饭。
院长选了一家中国餐馆。他还多请了一个人，那就是翻译。郎朗说他是个好老头，一点脾气都没有。美国任何城市都不缺中国餐馆的。这家费城的中国餐馆在装修风格上刻意追求中国味儿，朱漆门框，墙上的镜框中镶着中国的山水画，有鸟有花，喜庆之意浅显而真诚。墙壁上还有着花里胡梢的龙的图案，这在国内饭店不多见，却在国外的中国餐馆成了必不可少的标志。在欧洲的中国餐馆不论大小，也都有这种龙的图案。大概就像肯德基总有一位拄棍带白帽子的老人塑像吧？
院长很爱吃中国菜。美国人恐怕很少有不爱吃中国菜的。只是他们不肯自己去学做中国菜而已，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把那么多的时间放到做顿吃的菜上，那简直太花不来了。
郎朗胃口很好，弹琴消耗太多，他吃起来很香。但郎国任却吃得十分斯文。他觉得自己到了这种场面得学习绅士状，他非常注意院长如何下手。爱面子的郎国任可不会让院长看露，被人家笑话的。他宁愿少吃，甚至不吃。
其实，院长在这方面是极其随和的，他绝不像上课时那么一丝不拘。美国人嘛，吃饭就是吃饭，他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会装假。他们要是让你了，你出于客气不吃，他就会以为你真的不爱吃。他们在这些小事上显得很傻，傻到了郎国任感到不可理解的程度，慢慢地，郎国任就理解了，就懂得了，就习惯了适应了。当然了，儿子要是高兴了，还会时不时地拿父亲的笑料开心：“你的‘法则’在家吗？”“你的‘妈则’在吗？”他学着父亲一本正经的口气，把绷着脸的郎国任逗笑了。
到美国的日子不多，郎国任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他对儿子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美国人讲究父子平等，不能打骂，所以，他对郎朗温和多了。人都是在变的，随着环境而改变自己。他变化的每一点，郎朗都看得格外真切。在国内时，妻子周秀兰一再提醒他得对儿子改变教育方法，不能总像对小孩子那样总是不给好脸，总那么横，郎朗毕竟长大了。但是，郎国任在国内时才不听这一套，该怎么凶，就怎么凶，娘俩再不满也只能背地里嘀咕。到了国外，不用别人说，他自己也醒悟了。何况中国有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在异国它乡，语言不通，朋友又找不到，孤家寡人的郎国任每天除了跟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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