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做好一件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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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老朋友。我早就想看看中国小学生珠心算表演，我还特意把夫人也请来了。”
开始进行表演。４位小学生都是慈溪出名的神算子。运算题目甫一报完，孩子们就喊出答案。
马哈蒂尔问我：“经过培训，我们马来西亚的孩子们也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吗？”
我答：“肯定能。”
总理继续关切地询问：“在马来西亚小学开展珠心算教学，现在主要是语言问题了，以前教珠算要用口诀，用马来文很难解释这些口诀的含义，现在教珠算还要用口诀吗？”
看来总理是做过研究的，我由衷地佩服：“的确有一个语言障碍问题。但这个障碍经过我的研究已经被排除了。”
马哈蒂尔总理听了我的详细讲解，格外高兴。
当天的会见即将结束，总理问：“你们明天不能再留一天吗？”
“恐怕不行了，签证的时间已到，飞机票也买好了。”
总理露出非常遗憾的表情：“明天国会有一个大会，我很想让中国孩子前去表演，让我的议员们也看看这项神奇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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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是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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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郑福成常常施以援手。
自从1997年11月19日，马哈蒂尔总理第五次接见我之后，一晃3年过去。一直等不到马来西亚的任何消息，我百思不得其解。
珠心算进军大马面临搁浅的危险。
后来才了解到，不是总理忘掉了我，而是他虽然反复申明要由徐思众来做这个培训工作，却因为批复有关文件时，没有写明徐思众的名字，下面贯彻时有人就斗胆“调了包”，由别人来做了，但是一概不成功。
2001年2月中旬，马来西亚一家珠心算教育机构的老板罗伯达（化名）专程到宁波找我，他一脸诚意：“徐老师，在马来西亚，谁都知道你和马哈蒂尔是好朋友，能不能帮我们引见一下？”他的目的很明确，想伺机和马哈蒂尔总理合影，以便日后能以此打幌子谋取暴利。
但当时我浑然不觉，二话不说：“大家都是为了珠心算教育，为了开发人类智力，我会尽力帮助你们。”
接下来，我和罗伯达就一起商讨具体办法。商量的结果是，我从中国带两个学生，他挑选两个马来西亚学生，4个学生一起为马哈蒂尔总理做珠心算表演。中方随行人员还有：方国祥老师、两名学生家长，以及一名翻译。全程费用由罗伯达公司负责。
我放下了宁波和上海的手头培训，3月8日赴吉隆坡，向总理的首席秘书长巴达利亚呈交了一封求见信。
十来天后，巴达利亚回信了：
定于5月3日下午3点钟在总理府接见徐思众和中国、马来西亚4位学生。
我们决定5月1日从上海启程。
天有不测风云。4月30日晚上9点多，罗伯达突然打来电话：“我的董事长不愿意和你合作了，为了报答你这次的鼎力相助，特聘请你担任我们公司的顾问。每个月付给你1万马币的顾问费，合同一签3年，一次性付给你36万马币……”
当头一棒！我一下明白，马哈蒂尔总理接见的事已经板上定钉，他们可以过河拆桥了！短短时间我上哪拿出七个人的费用？这是迫使我退出，然后失信于总理，他们正好乘虚而入啊！
我对着电话大骂：“你的董事长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可以早点告诉我，偏偏到这个节骨眼才说，明显的是要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太不道德了！”
骂完，我强制自己镇静下来，作出决策。
紧要关头，我想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高级机要秘书何尔荣，他是我到马来西亚遇到的又一个贵人。我立即给何秘书打了一个电话，“何秘书，我现在的脑子很乱，你帮我拿拿主意，该怎么办？”
何秘书毫不犹豫地指出：“你只能克服一切困难及时赶来。万万不可以在马哈蒂尔总理这儿失去信誉！”
立刻连夜筹措经费。5月1日晚，7人如期飞抵吉隆坡。到达后我立即向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社会名流——丹斯里郑福成，汇报了这次遭遇。
丹斯里，是马来西亚通行的一种爵位，但这个爵位不是英国式加官进爵的爵位，而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这种社会地位由低向高逐步是：拿督、拿督斯里、丹斯里、敦。敦是最高等级的，马哈蒂尔总理退休后就受封为敦。
次日晚上，丹斯里郑福成在联邦酒店设晚宴接风。丹斯里说：“徐老师，你不用担心，3日下午3点你们准时去见马哈蒂尔总理。3点钟之前，我先行一步，把你这次的遭遇向总理先作一个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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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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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好比种子，这些种子让全马小学开遍了珠心算之花。三年内，以每年约有55万名小学新生计，总计有165万小学生学习珠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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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你需要几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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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问我：“你需要几个亿？”
这件事，李锦宗秘书很快也知道了，他也及时向总理作了报告。
3日下午2点多钟，我就来到了总理府，在休息室里等候接见。李锦宗走过来告诉我：“总理已作出决定……你放心吧。”
3点之前，总理见到郑福成，告诉他：“你要好好地替我照顾这位中国来的老师。”
“ProfessorXu；Howdoyoudo！！（徐教授，您好！）”
“Y。A。B。DatoSeri；Howdoyoudo！（尊敬的拿督斯里，您好！）”
与以往不同，这次接见，马哈蒂尔总理还特地找来教育部的有关官员作陪，并一一向我引见。
马哈蒂尔总理伸出右手，朝我打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可以开始讲话了。
“我记得1997年11月19日下午5点到7点，我曾带4名学生，给总理做过珠心算表演……”
“马来西亚在总理阁下的英明领导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我接着说。
总理笑了。在座的官员们也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随后，我进入正题：“自我1995年2月28日第一次来到贵国，至今已有7年。这7年来，我多次赴马考察小学数学教育，根据马来西亚小学数学课程纲要和珠心算的内在规律，已研究出一套适合贵国小学生的珠心算学习方法。”
总理凝神倾听下文…
“这7年当中，我数十次往返马来西亚，花费已达百万人民币。这些经费都是我从前的积蓄。我的夫人、女儿、中国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包括精神的、物质的。”
马哈蒂尔向我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我又说：“近二十来年，我每天都在研究珠心算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编写的珠心算课本已获得一项国家专利。”
马哈蒂尔很有兴致地问翻译：“是中国国家专利吗？”
翻译答道：“是的，这在中国独一无二。”
马哈蒂尔总理说：“要证明马来西亚孩子也能够学得好。你用什么保证？”
我回答：“我多年的教学业绩已经证明它是有效的。如果马来西亚的孩子学不会，我就不要钱。”
总理认真地说：“你要用三个月的时间证明马来西亚学生；无论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能学得会。”
我回答：“三个月，就有三个月的效果；三个星期，就有三个星期的效果。”
马哈蒂尔说：“先教三个月，如果可以再教三个月，甚至再延长至一年。如果一年可以，证明这个珠心算教学法可以放心地在全马推广了。”
接下来，马哈蒂尔向我询问培训费用的问题：“费用怎么算？你需要几个亿？”
我吓了一大跳，赶紧向总理解释：“不需要几个亿。每年几百万……”
总理为什么报出几个亿？原来马来西亚政府当时决定在小学里除了开设珠心算课程，同时还开设计算机课程。计算机课程邀请享誉全球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设计，他开出的条件是，若要引进他的计算机课程，需要10亿马币（约合20多亿人民币），而我的课程每年以百万计。
马哈蒂尔总理说：“那好吧，你先按今天谈的写一个报告。”
走出总理府，我说不出的轻松；只待厉兵秣马，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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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巨资招来“红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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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来西亚拟定“小学珠心算教学实施意见”。
马哈蒂尔总理第六次接见我后，所有的事情进展得出乎意料的快。
马来西亚教育部很快就把这件事摆上议事日程，开始认真地研究和论证。
2002年1月，教育部课程发展局（马来文简称“PPK”）通过马来西亚著名数学家林忠强博士与我联系。林博士告诉我：务必火速赶到马来西亚，教育部有重要的事要和你商谈。
2002年2月1日，我再次来到马来西亚。从这天起，我就开始了和“PPK”有关在马来西亚小学开展珠心算教育合作项目的漫长谈判。
为什么和“PPK”谈？不直接和马来西亚教育部谈呢？“PPK”是马来西亚教育部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制定全马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各科课程纲要，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珠心算作为新设课程，涉及到课程纲要的制订、教师的培训、课本的编写等一系列工作，所以马来西亚教育部责成“PPK”和我进行谈判。
罗哈妮博士担当首席谈判代表，其他还有教育部法律组、小学数学组、学校课程组、人力资源组、师资培训组等有关人员。
几轮谈判下来，我提交了一本厚厚的装订精美的“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学实施意见”。我是用中文写的，然后请人翻译成马来文，共46页。主要内容包括：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学大纲、小学珠心算考试办法、小学珠心算教师考核办法、小学珠心算教师培训方案等。这份意见书还把三年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效果都写得明明白白。
意见书中还列出了所需经费预算，一笔一笔，清清爽爽。三年总计1628万马币。马哈蒂尔后来在审定时，怕我不够，又给我加了142万马币。
马来西亚教育部最终给我的全部费用是：557万马币。
2002年3月7日，马哈蒂尔正式签署总理令，批准了这个在马来西亚小学试行珠心算教育的计划。
在总理令中，他特别醒目地写上“徐思众”这三个字。
由于马哈蒂尔总理把在全马小学开展珠心算教育的这个项目批给了我，马来西亚有的珠心算教育机构便红了眼，开始滋事捣乱，企图整垮我，然后由他们取而代之。
他们漫天诬告我是骗子、农民、初中生，没有真才实学等。匿名信寄到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寄到了浙江省委，寄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寄到了马来西亚警察总部，寄到了马来西亚总理府。
匿名诬告信又发到了马来西亚警察总部。警察总部有一份不法分子的黑名单，按他们的惯例，列在黑名单上的外国人，各个海关是不允许入境的。
诬告者就是要让警察总部把我这个“骗子”列入黑名单，让我永远不得进入马来西亚。
警察总部把信转发到马来西亚教育部。
高级机要秘书何尔荣，立刻将这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我。
他说了一番令我终身难忘的话：“我们同是华裔，血管里流的是同一个祖宗的血，我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在外面被人欺负、诬告，诬告你也就是损坏了中国人的人格，损坏了中国人的国格。你是来帮助马来西亚政府开展珠心算教育的，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诬告你，是不公平的。我来帮助你，实际上也是在帮助我们马来西亚。”
这封匿名信在教育部引起了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一次部长高层会议上有人就这事提出质疑。何尔荣秘书当即反驳：“这封信是对人格的侮辱，全部是不实之词，一定要弄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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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好草不怕回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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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题赠：“推广珠心算，开发脑功能”。
会后，何尔荣秘书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回国内提取有关证明材料，以正视听，以辨黑白，彻底消除这封匿名信的不良影响。
国内的朋友把有关证明材料迅速寄到马来西亚。这些材料主要是：
我被焦作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的证书。
我和我的学生在国内多次获奖的证书。
我获得的全国自学成才奖证书。这个全国自学成才奖证书的获得，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国家权威部门联合评审。
拿到一大堆经过公证的证明材料，我交给了何尔荣秘书。同时，又通过一个朋友吴英村向马来西亚警察总部作了汇报。
捣鬼有术，也有限。最终，在确凿的证明材料面前，匿名信里的诬蔑之词不攻自破。
我和马来西亚教育部就珠心算教育合作项目的谈判是从2002年２月开始的，谈判将近８个月时，我放弃的念头都有了。
困难犹如马六甲海域汹涌的波浪一个接着一个打来。
一天，李锦成先生开车送我再去谈判。当时，我的心里很烦躁，发狠地说：“中国人有句俗话：好马不吃回头草。今儿再谈不下来，去他的，我就不谈了。要做生意我有的是办法挣钱，难道非要在这个项目上吊死吗？”
李锦成先生用眼角扫了我一眼，哈哈地笑了起来。
“徐老师啊，好马不吃回头草，此言差也，应该是好草不怕回头吃。为什么说这是一片好草呢，因为不论受了多大气，有多艰难，吃到了这片草，你就为中国人争了光，就是中国人的骄傲，也为马来西亚人民作了贡献，更没有辜负马哈蒂尔总理对你的信任。这些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东西，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你要是回中国去了，你就不是好马了，孬马而已……”
没料一向斯文儒雅的李锦成居然这样骂我，但突然间，好像醍醐灌顶，我一下醒悟过来。我盯着李先生说：“说得好！骂得好！”
“我说好草不怕回头吃，是不是好草，你现在应该比我更清楚了。”
我连声附合：“好草，好草，的确是好草啊！”
这些话特别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对我坚持坚持再坚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在我几近绝望时给过我巨大精神力量的朋友是家乡的国家税务局胡昌明局长。
在谈判进行到五六个月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胡局长：“坚持不下去了！我已经弹尽粮绝了。他们使劲压价，这样压下去我怕自己做得不好还要倒贴，我是有心帮他们做事啊……”
胡局长在电话那头用平静却坚定的口气说：“徐老师，不要怕，中国人历来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你在教书的时候，为了省下几毛钱购买教学参考书，可以坚持几个月只吃酱油拌米饭。你还可以用这种精神，来做马来西亚的这个项目。他们压价，再压价，也有他们的道理，也是通常的买家与卖家的矛盾。继续慢慢谈，好好谈，最终达成一致。……老朋友，激你一句：不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就不要回到家乡！”
其实，我那时的境况窘极了，带来的钱全部用完，家里的钱一下也寄不过来，又不好意思开口向当地的朋友们借，我只能把我现有的，分成份，省而又省地花，到小摊上吃最便宜的食品，能不坐车就不坐车。有时候一天的花费只有一马币，相当于一天只花两块两毛人民币。
但是，退无可退。那么多的付出，那么多的期待，没有个交代我往哪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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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良心和钱，哪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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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钱，背信弃义，不干！
我和马来西亚教育部谈判的程序大体是这样的：
第一，先由马来西亚教育部和我商谈出一个总体计划；
第二，再将这个计划报给马哈蒂尔总理，总理同意后，签署总理令；
第三，再由马来西亚教育部和我商谈有关实施细则。仅这一步，就谈了８个月的时间，关键点是经费问题；
第四，待以上所有条件和实施细则都达成一致意见后，马来西亚教育部再出一个公文；
第五，拿到这个公文后，等待签订正式协议。
按照这个官方程序，正式签约之前，还要出具一个正式公文。如果说签订正式协议是正剧开演的话，那么，教育部出具公文就是整台大戏的序幕。
历经8个月谈判，我终于等到了序幕的拉开。
2002年8月29日，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让我到教育部的一位律师处去拿秘书长安比宁签发的公文。
我的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泪水盈眶。
马来西亚政府明文规定，此公文一出，半个月之内双方必须签订正式合约；这个正式公文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这个公文发出之后，当事人却拒绝签署正式协议，那将受到有关法律的制裁。
看我拿到了公文，那个不断害我的珠心算机构又对我上演另一出好戏了――
一日下午，一个陈姓朋友约我晚上一起吃饭，说有要事协商。
我准时赴约。边吃边聊。不一会儿，朋友问了一句：“徐老师，你为那个项目来马来西亚很多趟，花了不少钱吧？”
“7年时间，花了大约有100万人民币。”
陈先生又说：“精神可嘉。你是真心在为马来西亚人民做事啊……”
我摇摇头。这时他话题一转：
“本地一教育机构，想让我转达他们的一个意见。他们问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转让给他们，由这个机构来做。”
我忍不住回答：“马哈蒂尔总理在总理令上明确写明由徐思众来做这件事，恐怕不好办。”
陈先生显得有些为难，“对，我也这么说。可他们说，这好办，仍然用徐思众的名字来做这件事。但是，徐思众最好回中国，我们给他一定的经济补偿。”
我不动声色地问：“怎么个补偿法？”
“每年确保你100万马币的顾问费，这个项目共3年时间，他们一次性付给你300万马币，相当于660万人民币，这是对你7年辛苦的补偿啊。再则，他们仍然用你的名字去做，你还可以扬名……”
“你的意思呢？”
陈先生显然听出了我口气中的不屑，“我当时就告诉他们，这一套在徐老师那里是行不通的。他们说有了钱谁不愿意拿啊，何况我们的价码也不低。只要徐思众在我们的合约上签下徐思众三个字，300万马币他就到手了。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话转达给你，因为这个买卖对你来说，是合算的。”
我慢慢地说：“陈先生，今天这个交易，我不能做。我和教育部即将签署的教育合作协议，如果仅仅是一个生意问题，那就好办了，我可以从生意的角度和他们做交易。但是，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要考虑到马哈蒂尔总理，因为没有理由辜负他；我要考虑良心上是否对得起马来西亚人民；我还要考虑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背信弃义，一定给我的国家脸上摸黑。为了钱，把这些统统置之度外，我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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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凶险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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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按那份公函，我将于2002年10月1日12点正与马来西亚教育部正式签署珠心算教育合作协议。
哈，10月1日，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呢，我能在国庆日里签下这样一个中马两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珠心算教育合作协议，是巧合，还是上苍有意的安排？
那天早上11点我就到达了教育部，等待正式签署的那一刻。
12点正，马来西亚教育部秘书长安比宁和我一起来到了签字大堂。
合约上落下了安比宁和徐思众两个名字。珠心算教育合作项目正式开始启动了。
落笔的那一刹那，我百感交集。
7年的论证，８个月的谈判，1个月的等待，今天终于有了结果！
合同一签，我正式履约。助手们也摩拳擦掌地从国内奔赴吉隆坡，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珠心算教育工作者。
但是一直想千方百计赶我走人的那家珠心算机构并不死心。合约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在合约上死磕已经没有可能。他们又处处想新招来搞破坏。第一招就是让人干脆直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去诋毁我，强烈要求大使馆出面调查我在中国有没有犯罪经历。
大使馆工作人员明确指出，徐思众从来遵纪守法，没有犯罪经历。至于他与教育部签订的合作项目，中国大使馆将全力支持，不允许有任何人或团体破坏。
此路不通。他们又使出更凶险的一招——
履行和马来西亚教育部的合作协议，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教师培训。要进行教师培训，当然首先要给教师们提供珠心算课本、作业本，还有教学参考用书。一个主管此事的人对我说：“徐老师，你写的珠心算课本、作业本，还有教学参考用书，要拿到我们指定的出版社出版，否则，那些书我们就不用。”
我及时把这些书稿交到了阿尔出版社（化名）。那是2002年10月10日，而马来西亚教育部确定的全国珠心算教师培训时间是2003年4月21日，这就是说，4月21日前必须将所有的教材和资料印刷出来，并发放到老师手上。
后来据我了解，阿尔出版社并没有多少经济实力，它的背后有家后台公司。但是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那后台公司居然就是屡屡和我作对的那家珠心算教育机构，老板正是罗伯达（前已提及此人）。
书稿交毕，一直动静不大。我急了，不断地电话催促，请求他们尽快出版，不误正事。否则，万一在合约指定日期期限前，拿不出教材和参考书，我就是违约，合作项目将自动取消。
怕口说无凭，我还给他们发了传真信函。
可是出版社不理我的请求，不理我的劝告，也不理我的“最后通牒”，我行我素。
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
转眼就是4月中旬，离正式培训只剩七八天了。
4月15日下午3点，我和爱人一起上门督促。找到了出版社老板，落座之后，我开门见山：“培训老师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