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做好一件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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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
转眼就是4月中旬，离正式培训只剩七八天了。
4月15日下午3点，我和爱人一起上门督促。找到了出版社老板，落座之后，我开门见山：“培训老师的时间是4月21日，一培训，就要立刻使用这些教材……”
还没有等我把话全部说完，这个老板极不耐烦地把手向空中一扬：“催什么催？麻麻烦烦，别说了，我们不做了。”
天！
出书的合同是和这个出版社签订的，我一直天真地以为，他们拖，但拖到最后，无论如何也要执行合同，好歹赶都要赶出来的。没想到老板到这个关键时候，竟然来这一手！



…
（25）“气大伤身，停下！”
…



受了委屈，向王春贵大使诉说。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我该负违约责任了！
从出版社出来，我垂头丧气，失声一般，说不出话。爱人看我心情恶劣，就边走边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看我愣愣无神的样子，她就大声地叫了我一声：“思众，不能这样，气大伤身，你会生病的！”
……终于听见爱人焦急的声音，缓过神来，我对她说：“我真想哭，大声地哭，为什么这么难啊！我想喊，我想大声地骂人，他们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好不容易签下来的合同，刚刚开始执行，这就要流产了。这算怎么一回事？我不甘心啊！
“走吧，先回家，你放心，我不会趴下的……回家，回家！让我的心静一静，再想办法。”
回到家，第一件事是给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打电话。
大使馆的官员耐心地听完，然后问我：“徐老师，你准备怎么办？”
当时我正在火头上，情绪冲动，脱口而出：“我不想做这个项目了！”
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劝我：“徐老师，你不可以这样想，这涉及到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你一定要从国家的大义来考虑和处理这件事情，而不能只顾自己的委屈，只顾自己的情感。”
突然间，我像被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情绪立刻稳定下来，“请大使馆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人在异域，碰到委屈，给大使馆打电话，就像是给母亲打电话。听到大使馆的声音，一点也不夸张，我就像听到伟大祖国的号令。
准备战斗！耳边突然响起了小时候最爱唱的那句样板戏歌词：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放下电话，我想了想，离正式培训教师的时间还有7天。这7天每一天都比黄金宝贵。根据我和阿尔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我拥有全部书稿的著作权，出版社则拥有出版权。在合同有效期内，已经交付给阿尔的书稿，我不再可以拿给别家出版，也不可以擅自印发，否则就是侵犯了阿尔出版社的版权。所以所有培训用书必须在7天内重写，内容必须和交由阿尔出版社的那些不一样，而且要设法及时印刷装订一批出来，以供急用。
当天下午，我向我的7个助手简要地叙述了事件经过。
“我曾对大家说过，我们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普普通通，可到了国外，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现在有人逼我们，把我们逼入了绝境，想看我们失败告终，无功而返。我们能让他们看成吗？”
“不能！”7个助手不约而同，掷地有声。
“那么，开始吧。”
我的脑子高速地运转起来。7天拿出书稿确实不易，好在这么多年，我已经写过了很多书，那些内容烂熟于心，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
我在前头拼命地写，我的助手在后面拼命地翻译、打字、装订……大家夜以继日，决斗一般。
4月20日凌晨3点多钟，经过7天7夜的奋战，三本书稿：一年级珠心算课本、珠心算作业本、珠心算教师指导用书终于编印成册。
大功告成，大家情不自禁击掌相庆！
不远处，飘来悠扬而激越的诵经声，歌唱似的。不知哪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在做早祷。
下午，我带着刚装订好的教材资料，离开吉隆坡前往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边境的新山，那个地方离吉隆坡大约有350公里。



…
（26）在马来西亚被起诉
…



在马来西亚正式出版的英文版教材。
与阿尔出版社的事还没完。
阿尔出版社老板很快拿出了一份清单。我一看，吓了一跳，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
这是一份赔偿清单。里面列出了我要赔偿出版社前期的版式设计、排版和校对等费用。
这些工作我们不都做过吗？难道不算？
阿尔出版社态度强硬，矢口否认：“你们没有做过，没有！”
另外，书稿里面的卡通插图原先是我自己画的，担心自己卡通画水平不高，便让出版社重新找人画，相关费用由我负责。也就是说我不清不楚地花钱买断了那些卡通画的版权，现在也必须为此拿出一笔钱来。
吃亏吃得不明不白。可是，出版方没有告诉过我这些细枝末节中的奥秘。我冤不冤？
阿尔出版社不按合同及时出版，最后又先提出不干，撕毁合同，到头来倒打一耙，居然要作者赔偿他们！费用总数大约38万马币，约合人民币七八十万。
无稽之谈！情急之下，我还是把这个情况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了。
马哈蒂尔总理得悉，很快找来丹斯里郑福成，让郑福成出面帮助我。
我把和这个出版社签署的出版合同，以及我催他们印书的所有传真信件拿给丹斯里看。
看完以后，郑福成说：“徐老师，不用再谈了，我什么都明白了。那就采用一刀两断的办法！”
2003年6月9日，郑福成把我和出版社老板一起约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人还有郑福成的私人律师、私人助理，出版社老板的一个随从。
当天决定：立即中止合同。
对方要我拿出40多万马币。我断然拒绝：“你违约，还要我来赔钱，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谈判陷入僵局。
看到这种情况，郑福成站起身：“徐老师，你随我出来一下。”
我跟郑福成出到门外。
“徐老师，我看算了。你确实委屈，但如果签约方就是拖着找各种理由不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往宽处想，权当帮助马来西亚建设，吃点亏吧。”
沉思了好一会儿，看在丹斯里郑福成的面子上，我说：“尊敬的丹斯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我听你的劝。只是“赔付”款项不能那么多。”
几经反复，最后敲定下来，由我“赔付”给这个出版社33万马币，并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协议签订后，我先期即付20万马币。
我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退还他们已经擅自印完的3000套书。这些书对我虽然已没有用，退给我也要全部当废纸处理。但我既然已支付20万元，书也是我写的，就必须把书还给我。第二，退还印刷用的菲林软片。第三，退还原稿。
这些条件一经达成，我就立刻支付剩余13万。
上述要求，出版社表示同意并写在协议里。
对于我提出的要求对方必须做到的三个条件，阿尔出版社极不情愿，一直拖欠办理。
我也扣住第二期、第三期应付款。按照协议，对方不还给我原稿，不给我菲林，我就可以不再付给他13万马币。
可是对方击中了我的一个软肋：我在和教育部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三年期间，我不能在马来西亚发生任何法律问题，或涉及法律纠纷事件。正是抓住这一点，阿尔出版社设下圈套，来了个故意违约。然后以我拒付13万马币为理由，向马来西亚吉隆坡地方法庭起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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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下三滥的人身搔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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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诉他的，我培训我的。
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同志的推荐和介绍下，我聘请了马来西亚著名律师陈怀安先生，迎接对方的挑衅，向对方提出了抗诉。
陈怀安律师是一位70多岁的老律师，在马来西亚律师界享有较高威望。他是马来西亚著名金狮集团常年法律顾问。
陈怀安律师了解了全部案情，对对方的评价只有四个字：无理取闹。
陈怀安律师内疚地对我说：“他们对待来帮助马来西亚搞教育的朋友，缺少起码的礼貌。但你要相信他们是非常少数的人，不过是在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进行恶性竞争，他们不能代表马来西亚人民。”
起诉方哪里知道我从来做事一向仔细谨慎，与他们打交道以来，我很细心保存所有的历史资料，哪怕是随手签的一个小字条。陈怀安律师看了我保存的原始证据材料，信心百倍地对我说：“这个官司我们一定会赢。”
这个官司赢不赢，在对方恐怕并不特别重要。这帮家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次次地制造违约，让我惹上官司，最终撵我走人。
这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阿尔出版社刚到法院去告了我，又有一封告状信，寄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局。
这封告状信极尽贬低之能事，却又是那些陈词滥调，骗子啊、欠出版社13万马币不还啊；等等等等。
陈怀安律师看了这一封信，对照马来西亚历年来的法律条款，民事、刑事法典，一一列举了阿尔出版社所违背的相关条款，并指出了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愧为大律师，不服不行！
陈怀安律师告诉我：“根据马来西亚的各种法典，你打这场官司一定会赢。”
我真的不愿官司缠身，一旦惹出官司要牵涉到我的很多精力。全马珠心算教师培训正等着我做，我哪里有精力打官司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方不依不饶，这场官司目前还在进行之中。
就这还不算，还有更下三滥的举动――开始对我进行各种人身骚扰。先是敲我家的门，然后敲我办公室的门，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我退掉了出租房。房主不解：“你不是说要住3年吗？为什么住得好好的，就要搬家呢？”我只能苦笑着编出理由请求房主谅解：“想搬一个离我办公地点更近的地方去住。”与此同时，我通知女儿就读学校，做好安全保卫。
2003年8月，我接连接到威胁电话：
“你要不给钱，我就杀死你。”
我针锋相对：“那你就来杀吧，我不怕！”
“你不给我们钱，出门撞死你。”
“那你就来吧！”我毫无惧色。
从2003年8月开始，我小心翼翼地出行。进了办公室以后，一定把防盗的铁栅栏门锁上。每天这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关门、锁门，助手们都觉得太麻烦了：“徐老师，我们每天把门锁着办公，就和坐在牢笼里差不多。”我只得把实情相告，“抱歉了，让你们跟我一起担惊受怕。”
出版社的老板把戏出尽，也没能让我放弃工作，更不见我“滚”回老家，就索性根据我原先交给他们的教材和作业本原型，请人改头换面又写了一份，内容基本是模仿我的，但教师指导用书他们无能为力写出来。鉴于中国珠心算的权威性，他们也请了中国某珠算协会的一个人，挂上了他的名字作为这套教材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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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准备“弹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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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孩子：“我们想当神算子！”
捣乱者看前面的种种伎俩失效，又想出新点子整我。
按照合作协约，我的职责有一条，必须到各地小学巡回指导。但他们勾结教育部个别官员，设法限制我去。办法是，不给我买飞机票，不给我报销住宿费，以致于从2004年4月开始到2005年9月，正常的巡回指导无法顺利实施。
这件事我已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但无济于事，都石沉大海。不能现场巡回指导，事情还得去做。我就设热线电话做咨询服务。老师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打电话过来向我咨询。我想，这样效果当然不及面对面教学，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制造这种局面的人一定暗暗得意，我又吃亏了！但他们有没有想过真正吃亏的是马来西亚珠心算教育，吃亏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吃亏的是马来西亚人民。商人重利，这不假。但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利益也追求不到。有道是，心有多大，天有多大。他们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这个经过政府正式批准的项目，这样的人品，事业哪里做得大？
合作项目实施第二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马来西亚教育部计划于2004年8月21日至24日进行一次珠心算教师培训。事关重大，但直至8月19日下午，有关部门才正式通知我。这份通知有培训的时间，但没有培训的地点，当时阿尔出版社正在千方百计地折腾我，根据我的判断，这种没有地点的培训通知，十有八九是假通知。所以我不予理睬。
结果，我因此被扣上了一顶不去培训老师，违反合约的无辜帽子，又被告到了教育部。教育部于2004年8月25日签发了一份公文，定于8月30日召开一个“弹劾会”，准备“弹劾”我。
但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之中，我一直蒙在鼓里。
8月30日早上9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下午去教育部课程发展局开会的通知，会议内容只字未提。
当时我就一愣，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8月25日签发的公文，要到8月30日上午才正式通知我？这其中必有名堂！”
下午2点钟开会，我1点钟就到达了会议现场。因为我事先有感觉，所以，当天除了一名助手，我还带了一名法律顾问。
会议的组织者听说我带了律师来，便说：“律师是无关人员，不能进入会场。”
“如果不让我的律师参加会议，那么今天我也不参加会议了。”他们看我的态度这样坚决，最终让我们都进去了。
环顾会场，我发现课程发展局总监来了，部长助理来了，法律组的律师来了，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来了。还有马来西亚各个州负责珠心算教育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议。
据我后来了解，情况是这样的：那些认为我在商业利益上抢了他们饭碗的珠心算教育机构和出版社，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个别私心重的官员不断地向高层诬告我，说得有鼻子有眼。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极有可能变成真理。
教育部的有关官员，开始也不太信这些话，但这些人总去说，弄得沸沸扬扬。高层领导就决定，不如来一个“三堂会审”，你们不是说徐老师没做工作吗？我们让徐老师也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说得正确，徐老师自然卷铺盖走人。要是说得不对，你们从此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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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马哈蒂尔退休了，那些人趁机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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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和马哈蒂尔夫妇在绿野仙踪过开斋节。
会议开始，主持人让我先发言。
“我们到这边来，是来帮助马来西亚提升小学数学教学水平的。前年教育部的欢迎会，大家的心情像吉隆坡的阳光，格外的灿烂。但今天我有不好的预感，我不希望今天的会议开成欢送会。”
当时有一个官员起身发言：“据我了解，徐老师这两年没有做什么工作。”
我反驳：“这话不符合事实，就2003年一年时间，我向马来西亚教育部送达了98个工作报告，平均每4天就有一个。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一应详细汇报。怎么能说是没有做工作？”
那个官员立马接茬：“徐老师说向教育部送过98个报告，可是谁看到了呢？”
此时，我不慌不忙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拿出了一摞子公文放到桌上。
“我现在向大家出示这98份上交教育部的报告。”
我举起了几份文件，手指这些文件上加盖的公章说：“每一个送达到各部门的报告都加盖了各部门的公章。”
为了让与会人员都看清这些报告，我随手将这些摊开，满满的一桌子。
那位提问发难的官员愣了好几分钟。紧接着，又开始强词夺理：“徐老师刚才出示的98份报告，确实可以证明他2003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2004年呢？他还是没有做工作，仍然说明他这个珠心算教育顾问是不称职的。”
我从容不迫地从公文包里又拿出另一摞材料放到桌上，说：“今天是2004年8月30日。这些材料共82份，是今年1月份到8月份我送交给教育部各部门的工作报告，每份报告上也都盖有各部门的公章。”
听众席上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那个官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欲说无言。
结果，当天的会不了了之。但是教育部的高层已经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
会后，有一个不过谋面之交的教育部官员，把我拉到一边，“你那些材料怎么准备得那么充分？”
“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每一份上交教育部的材料，包括上交时间、内容，分别交到了哪些部门，我都记录在案。回复文件和意见，我都妥善保管。做这些事，主要是为了督促自己。我拿了马来西亚人民的薪俸，就应当为马来西亚人民好好做事。我要求自己珍惜每一个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时间。同时我要把我工作的情况及时地向马来西亚教育部各有关领导和部门作汇报，也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指导。幸亏这样做了，要不然今天我可就出丑了。”
他哈哈大笑。
看了我履行合约遇到了这样多的困难；许多读者朋友不由得会问；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遭遇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是他力邀你来马来西亚的，他会出面帮助你的。
其实，读者朋友或许有所不知；马哈蒂尔总理2003年10月就已正式退休。正因如此，那些人才趁机捣乱。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想将我的遭遇报告给马哈蒂尔，让他为我操心。
2004年11月15日，马来西亚全国穆斯林斋戒月结束，开斋节到来。
就在这一天，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开放门户，款待各族友人，邀请亲朋好友到家中欢度开斋节。非常荣幸，我们全家也在被邀请之列。
车至绿野仙棕专用马路路口时，伫立守候的保安面带笑容地走上来：“先生，早上好！请你把车停在这里，换乘我们的车到总理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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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父亲，您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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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拨动算珠，号召国民学习中国珠心算。
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身穿鲜亮的马来服装，早已在门口迎候。
随后，马哈蒂尔引我们到用餐大厅，和其他客人一起享用马来传统糕点。
马哈蒂尔总理很快谈起珠心算。我一一作了汇报。
我这两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培训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每年培训2次。然后由这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去培训全马各源流小学数理科老师，共13500名，每年培训1次，第1年培训一年级珠心算课程；第2年培训二年级珠心算课程；第3年培训三年级珠心算课程。
这54个国家级珠心算讲师好比种子，这些种子让全马小学开遍了珠心算之花。三年内，以每年约有55万名小学新生计，总计有165万小学生学习珠心算。
我想，该是进一步扩大珠心算影响的时候了，我要策划一个“跟我学珠心算教育运动”大会，延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要让尊贵的马哈蒂尔亲自主持，这样就能更好地在全马推动珠心算教育工作。
我说出了这个设想，马哈蒂尔欣然同意。
2005年3月22日，马华大厦门前彩旗招展，鼓乐喧天。
晚上9时整，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步入会场。
此时，华灯骤然齐放，主题音乐响起，全体观众起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尊贵的马哈蒂尔和夫人茜蒂哈斯玛莅临大会。
大会司仪高声宣布：“我们恭请尊贵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上台来主持‘跟我学珠心算教育运动大会’开幕典礼。”
马哈蒂尔总理在轻音乐的伴随中走上了演讲台，他用英文作了10分钟演讲。
“大家都知道，是我把珠心算课程引入到马来西亚各源流小学。一提到算盘，大家就会想到中国。”
“先知穆罕默德曾在1400年前就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寻求知识，要向中国人学习。”
“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发明了最早的计算器——算盘。它比起现代的计算器历史古老得多，如今依然没有被淘汰。因此，我建议马来西亚教育部应该推广学习珠心算。”
……
我当时听不懂他的讲话，但我听得懂他不停地提到一个单词——“China”（中国）。
身边的一名总理府秘书转过头来，“你筹划的会议和珠心算项目成功了，恭喜你！”
当然值得恭喜！我，一个普通的来自中国浙江慈溪的农村小学教师，居然成了一国总理的座上嘉宾。从总理府的警卫员到总理府的首席秘书长都认识我这个教珠心算的中国人。每当我跨入马来西亚总理府的大门，警卫们都会向我敬礼，并用英文特别地称呼我：“ProfessorAbacus，Howdoyoudo！”（算盘教授，你好！）
大会司仪又宣布：“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6位珠心算小选手上台进行珠心算表演。”
每当马来西亚小学生答题比中国小学生快一些时，观众席上都会有一批人高喊：“马来西亚！”另一批人应和：“薄来！”
场上的气氛伴随孩子们的表演，高潮迭起……
晚上12时，我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家中。
从我在家乡省塘头小学教孩子们劈劈啪啪打算盘起，至今已26年！
这26年，珠心算占据了我全部的心思。手里是算盘，嘴上是算盘，脑子里更是算盘。
我还想起我的父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师。他希望我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生干好一件事。
我真的是这么做的。多少年了，就干了珠心算这一件事。
父亲，您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