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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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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产业，应该追求资本和资源高效率的使用，而不必要求劳动的高效率。从价格导向上
看，一定要大幅度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价格，并保持工资的低水平。这个严醋的事实是我们必
须接受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回过头来讨论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并不互相对立。治理通胀有利于
解决失业。问题是二者都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方针。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内，要实现两个转变：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对于后一个转变，我希望理解为提
高资本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不要去片面追求自动化和机械化。
1995年12月23日
中间产品的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可能有些商品的价格在
降低，虽然个别商品涨价，未必物价总水平会上升。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仅当社会总购买力
（居民、政府、外商）超过了可供应商品总价值时才有可能。所以嫌物价上升的话，首先想
一想是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尽管你并没有为社会多生产。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
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
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
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
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
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
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
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
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
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
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
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
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
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
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
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
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
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
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
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
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
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
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
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
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
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
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
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
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
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
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
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
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
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
业；另一方面她又是混乱、无序、百姓受饥寒煎熬之苦的地方，在政治上，非洲的民族独立
的呼声非常高昂；然而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殖民地的遗痕无处不在。近二十多年来，
尤其是近六七年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实似乎说明了这种尖锐对立的两个侧面无法互相协
调，而且从过去造成的既成事实中，没有显露出朝乐观方面演化的迹象。
我第一次到非洲是1987年；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第一个和当
地打交道的机构是航空公司。当时我要将一张从哈拉雷飞往哈勃罗内的直通机票换成以布拉
瓦约为分界的两张短程机票。这里牵涉到两国的航空公司，两种票价，三种货币（包括我在
北京以美元付的票款）。原来我根据在中国办票的经验估计完成这过程至少要半个钟头，但
事实上统统花了不到10分钟，当我参加的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有约50名代表要坐飞机回国。
航空公司专门派一位职员到会场来办票。这位先生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工作非常有条
理。初次接触非洲人给我的印象是，黑人不但在音乐舞蹈体育方面有过人的能力，他们在办
事方面的聪慧才智也决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以后多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初
步印象。
在非洲坐了几十次飞机，我发现乘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白种人。航空旅客中白人与黑人
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姓总数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而且其中黑人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不少非
洲大城市中有豪华宾馆、极奢侈的购物中心，那里的商品90％以上是进口品。出入这些高
档场所的人和坐飞机的人的结构相似。我也访问过几家大的外资公司，他们控制钻石，煤
炭、电力、冶炼方面的生产。这些企业都在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内，占据着城市里最繁华的
地段，内部陈设之豪华超过西方大企业的水平。从企业的年度报表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巨额利
润汇往国外。我也参观过一些企业的生产现场，如煤矿、电站、屠宰厂、炼铜厂。那里设备
先进，生产效率极高。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是清一色的黑人，管理人员中黑白都有，而且层
次越高白人的比例越高。在企业里通用的文字是英文，白领职工彼此用英语交谈。置身其间
仿佛处于西方的一个企业里。
然而在企业之外或工厂外，情况就很可悲。失业的青年人成千上万仁立在街头，他们多
数衣着褴楼，面黄饥瘦，神情沮丧。有时候他们就在马路边上支起一个三角架。燃烧几根木
柴烹饪他们那极简单的饭食。他们用不着案板，更没有调味品。这种膳食结构把强健的躯体
变得瘦骨嶙嶙。在农村情况更糟糕。我虽然没有专门去访问过，但乘汽车经过农村也可以见
到一鳞半爪。这种贫富尖锐对比的情况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形成这种现象
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引进外资”。外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造成经济停滞，贫富
悬殊。这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金是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劳动一般是过剩
的，缺的只是资金。只要有了钱许多生产活动就可开展起来。尤其对非洲来说，自然资源非
常丰富，资本，劳动、资源三者结合，必然能产生出财富，所以引进外资常被视为一个发展
经济的关键因素。
非洲的经验井没有否定资本、劳动、资源的结合能产生财富，但问题是谁控制了生产出
来的财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什么稀缺，什么就值钱；什么多余，什么就不值钱，非洲的
情况正好是劳动和资源不稀缺，所以它们不值多少钱；资本稀缺，所以资本值钱。用经济学
的术语说，因为资本稀缺，所以它的边际产值高，结果生产所得的财富大部分分配给了资本
的所有者。当地百姓只能赚得有失业存在下的低微工资，人民虽然是资源的主人，但并未享
受到资源提供的财富，或者因为这些资源多年以前即被出售给了外国人，或者因为政府管理
不善，甚至贪污受贿，财富大量地流失了。
引进外资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当然是有的。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以及韩国都是例
子。比较这些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规律：
（1）外资固然重要，本国的民族资本尤其重要。
东南亚和韩国无例外地都有极高的积累率，即产生出来的总价值中约有1/4到1/3没有
消费掉而是用在了扩大再生产。而非洲则积累率极低，像莱索托积累率竟是负值，靠借债度
日。结果永远摆脱不了对外资的依赖，所以利用外资的目的是积累本国资本，千万不可制定
打击本国民族资本的政策。同时要鼓励百姓将储蓄的钱直接用于投资，井能从投资中得益。
（2）资本能协助劳动创造价值固然不错，但这部分附带的价值却属于资本所有者。
如果外资被引进井创造了价值，它是归外国人的，因为外资投到国内来不是办慈善事业
的，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的。要使普通百姓能从引进的外资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他们的技
能，成为熟练工人。东亚国家能得益丁外资的，无不十分重视普及教箴和职业培训。那里利
用外资建设的项目成了吸收熟练工人的场所，把外资与熟练工人结合起来，要搞好劳资关
系，让资本与劳动互相依存。而不是培养敌视情绪，资方不是收买工人，就是放着廉价劳动
不用，尽量用机器代替工人。非洲的劳资关系造成了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广大群众很少有受
教育并培养成熟练劳工的机会，只能作一名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普遍劳工。
（3）要培养自己的管理阶层。
非洲企业和工矿的管理阶层多半是外国人。有少数本国人也是在外国培养，具有外国人
感情的本同人。他们成为本国人的人上人。虽然收入丰厚，但只占极少数。相反，在东亚国
家里，外国人很少进入到各级管理阶层中来，因为当地能提供大量工资较低的中高层干部；
外国人只是作为资方代理人在董事会一级中占有席位。这种管理层结构的差别是导致发展道
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4）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使得本国的资源优势被剥夺。
资源的价值只有在开发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在未开发时一文不值。一块土地当周围都是
农田时价值极低，但当四周造起了高楼大厦，它就会价值飞涨。一块潜在的油田在勘探之前
并无多大价值，一旦打钻发现了石油，立刻身价百倍。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
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将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后悔莫及。这一经验并不等于
说一切资源不应出售出租，而是说对资源应有适当的评价。过去一阵，地产的投机市场造成
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但从资源评价来看到是起了好作用。由于投机把地价成倍地抬上去，外
商租用时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代价。投机市场在西方国家里允许合法存在，只要买卖是在公平
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投机市场能够产生对价格的预测。这一功能对资源
价格的合理确定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外资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工具之一，但如果变成了依赖，则弊多利少，不可不慎。
1993年10月15日
马尼拉冒烟的山
1993年11用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
论年会。亚洲开发银行举办此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二次，去年我也得到邀请，但因故未能参
加。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
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同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
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中
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
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
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
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但今年亚
行组织的几篇论文却偏离了这个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诸如妇女和发展问题、消除贫困、
环境和发展等较次要的题目上。虽然这次会邀请的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很高声誉，
但由于选题的偏离，我感到有点失望。
大会指定给我的任务是评论一位世界级环境经济学家Robert Repetto所写的一篇论文：
国际贸易和持续发展。文章的主线是自由贸易较之各种管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有利于节约资
源和环境保护。我虽然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对环境重要性的考虑上我深感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大区别。对一个未能解决温饱的人来说，强调环境保护是没有多大意义
的，现在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援助项目上附带提出
了必须满足某些很严格的环境要求作为条件，对此我在会上作了充分阐述，引起了热烈讨论。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和我共同主编了《现
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第二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
（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万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
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
的积聚使垃圾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
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
驾车经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
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
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
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
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己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
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
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惜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
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
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
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
己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
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
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
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
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
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土地政策具有
非常的重要性。1994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大步向前的一年，许多新政策将要出台，从菲律宾
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
1993年12月24日
我国能源政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能源政策的制订是以对能源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为基础的。然而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能源形
势终究只是表面现象，对它可以作出互相矛盾的分析结论。不同的人由于和所代表的利益立
场不同，可能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有时即使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未必经得起严格
的科学分析。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为大多数人所同意，这种意见又拿来作为制订能源政策的
依据，那就更危险了。本文拟对几个有倾向性的对能源形势的估计作一些分析。这些估计虽
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至少包含着很大的疑点。通过这些分析只是想达到一个目的：对
于现象有分析必须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
1．我国是否面临能源短缺？
从1979年国家科委在杭州召开第一次能源政策座谈会以来，我国能源界逐渐形成了比
较一致的看法，即我国面临着能源短缺，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短缺很严重，可以称之为能源危
机。以后在能源政策研究报告中，在对国家的十三条政策建议中，在能源问题两重性的分析
中，以及数不清的政策研究报告中，这种见解一再地被重复，它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
它己成为我国制订能源政策最基本的立足点。
认为能源面临短缺的第一个理由是华东华南不少工厂因缺能而开工不足。开工不足主要
是由于电力不足，其部分原因是缺煤，但更经常的是铁路运输紧张，有了煤运不出来。这就
不能怪一次能源不足。何况我国有许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销路，只能堆在仓库里。有
近1/3的企业是亏损经营，他们创造的财富还没有投入的财富多；他们的所谓“生产”实际
上是反生产。如果将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中间题最严重的那部分关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
的财富，一方面把他们节约的能源转移给有经济效益的工厂去使用，开工不足的问题就可以
大大缓和，也许就不再存在。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述问题统统没有，开工不足也不能证明能
源短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存在大量能源浪费的问题。从开发、运输、转换到终端使
用，每个环节上都有大量潜力可挖。如果把节能潜力部挖掘出来，节约的能源可能足以补开
工不足所缺的那部分而有余。从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判断是否缺能，远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如果缺能实际上是运输能力不足，或者对用能企业没有做到择优分配，或者是其他地方
在浪费，而并非真正的缺能。依据表面的缺能现象制订增加能源生产的政策，而不从运输、
分配、节能上去努力，增产的能源只是造成更多的浪费，缺能的问题未必一定就能解决。
认为我国能源短缺的第二个理由是我国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偏低，1980年以来平均只
有0．61，而且出现过负值。弹性系数这样低，能源消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产值的增长，认
为这是能源供应不足所致。可是，如果我们反问一句：多大的能源弹性系数算恰到好处？就
可发现上述判断缺乏证据，因为没有人能对此作出答复。如果看一下美国的记录，1973～
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5％（按可价格），而一次能源消费只增加2％，弹性系数
只有0．04；日本在同一时期的弹性系数为0。32，西德为－0。03，英国为－0。43，而这些国
家还在号召继续节能。所以弹性系数低既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也可能是主动选择的
优化策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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