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智慧-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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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然后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的是，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依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愤。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在这种局势下，哪里还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以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他们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就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显得同样的渺茫与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对于无权无势的太学生来说，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评，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们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论功当封，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遭到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帐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臣和太学生就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很不高兴。

公元159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仕河南尹。一个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赃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该对他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贿，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被革职判刑。由于陈蕃等大臣的营救，李膺好不容易才官复原职，但此人耿直的脾气不改，不久又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死党张成的儿子。原来，张成从朝中得知皇帝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们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对这些动不动就喜欢指手划脚评议国是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了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缉、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了口，到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十二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延，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蕃不谋而合。

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侯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多，被罢官回家的人也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十七人封侯，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他们对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每次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根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公元169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里。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茔，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他还先后建造住宅十六处，雕梁画栋，楼阁相连，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国家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览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侯览手中。他恨透了张俭，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二十四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

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

汉灵帝这时才十四岁，什么也不懂，便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

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

灵帝继续问道：“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

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

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

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

灵帝想了想，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爆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咸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或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

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尽花样地搞声色犬马那一套，宦官们一门心思要让灵帝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他享乐，你任人唯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二十九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他当了五年官，竟然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整个国家彻底垮掉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地卖官敛财。汉灵帝出身于亭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身为帝王的他在怕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她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元和元年（公元178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钱，县令级四百万钱。从此，大汉王朝的官就明码标价地卖起来了。他们母子俩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括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这些，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钱一个，九卿五百万钱，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的官职也上了市。到最后，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然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人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行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被恩准特别“减价”至三百万钱。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想请病假，皇帝却不准。上任途中，他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对于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生怕得而复失，于是把一部分钱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总之，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大哲人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惟一可以从历史中真正学到并记住的是事情是，人类从历史从学不到任何经验或者教训。”这句有点拗口的话，也一再被残酷的历史所证明——明朝末年，早已被如虎狼一般的官吏压榨干的百姓奋起反抗腐朽统治，流民起义遍布全国。国家连年征战，国库早已空虚，明朝既没有足够的钱应付起义军，也没有余力对付兴起的满洲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要求皇亲国戚以及大臣们捐资救国，不料，应者寥寥。崇祯帝想从自己的岳父身上开刀，不料原本要求征银五万两，最后只征到九千两——即便是这九千两银子，里面还有一半是皇后的私房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实，崇祯帝的个人小金库里白银何止千万两！“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自己都不愿捐资救国，还能指望大臣们吗？我们现在重读这样的历史，也许会感慨，这样的人不成为亡国之君，这样的政权不灭亡，天理难容！

汉灵帝这样折腾国家，国家局势沦落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术了。当时有这么一首民谣唱道：“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凭蜀地险要，孙权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那么，这三个人互相比较，到底孰优孰劣呢？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无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谲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彧；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琰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曹操不讲仁德，只用刑戮，可见他暴虐至极。然而，他闲谈时却好自比周文王，实际上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劭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

“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国志》的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晋朝的清官张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拨乱反正的帝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诸葛亮精通礼义，了解风云变幻，算得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却能让诸葛亮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豪杰，刘备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人不会互相配合，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人也不能互相合作。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美，怎会仅仅得一个‘二杰’（指刘与曹）的称号呢。”

曹丕曾经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

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

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拨，这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这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这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证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这证明他的英略。”

当年，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当机立断，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像以前的越王勾践一样奇异，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俩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韬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就不是对手了。”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岐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西晋前夕的景帝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帝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是为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入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他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他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他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侯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寻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他们，说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拼凑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当时的皇帝司马衷还是一个少有的白痴，这样的帝王怎么能面对这样的局势呢！然而，司马家族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封建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