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智慧-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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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来引导，良师益友的规劝他们听不到，猥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他们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其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皆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宋、齐二代的五个废帝是指刘宋王朝的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南齐郁林王萧鸾、东昏候萧宝卷与齐和帝萧宝融。这几个皇位继承人的共同特点是荒唐淫乱，嗜杀成性。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天塌下来他都不管，杀人之外就是醉生梦死，淫秽宫帏。他爱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宫脱得赤条条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队粉团阵，再强令左右与之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杀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他经常动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时一天受刑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他看到杀人后伏尸流血便十分开心，一天看不上这种种惨状，就闷闷不乐。有一次，他用铁锤把一个人的阴囊打破，身边有人见此情景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后悖然大怒，让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还有一次，他闻到身边一侍从身上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种种，不胜赘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人不单是一个“没有人君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属于精神错乱型的人。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为了讨爱妃的喜欢，把阅武堂改名为“芳乐苑”，并在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市场总经理，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这些身为九五至尊的人，行为乖张，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赌成癖，有的好偷，有的爱涂脂抹粉、身着女装招摇过市，有的好花样翻新地瞎折腾。总之，这些帝王的生活全部是乌烟瘴气、不成体统。

后人在考察这些亡国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时，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失误。他们无一不是从小养尊处优，只知玩乐，有如白痴。为其选择的师友都是名门望族的权责，加之大都是在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长大，所以连起码的做人规矩都不懂。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又只能在这极其有限的小圈子里指定或选择，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关系到国之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这里作者提出的教训虽然是针对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观点对今人仍感困扰的子女教育亦不无启迪。归纳古人有关教子经验的总结，主要有三点：一是择师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后尊。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不幸不在于他们的个性，恰恰在于他们做了皇帝——把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最高权力给予了他们。权力，是一根其妙无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何艺术的最高艺术。光有权力欲的人，很可能只成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须超越任何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历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质如果放在适宜的领域，很可能会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的误会偏偏让他们当了皇帝，结果给人民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前面所说的梁元帝萧绎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载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五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皇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他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像，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被后人当成了反面教员。

遗憾的是，类似萧绎的悲剧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依然俯拾皆是。隋炀帝且不说，宋徽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墨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疲。高俅就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其后才日见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秦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科。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三十七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除花石奇物、园林鸟兽、书画饮宴外，赵佶还有一好，即所谓“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嫔妃数以百计，但他为之倾倒的却是青楼粉娃，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白牡丹李师师后，赵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为此闹得满城风雨，京都哗然。

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到了这种地步，亡国丧家是必然的了。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虏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虏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迁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嘉宗朱由校却是一个好本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可他又喜厌不恒，造好后只要有一点儿不顺眼的地方就毁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毁，毁了造，忙得不亦乐乎，废寝忘食。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他做的砚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绚丽，工极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里，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无不栩栩如生。

荒唐的朱由校沉缅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明代为祸最烈的宦官魏忠贤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时，专拣他忙于木工活的时候去请示汇报，每次朱由校都极不耐烦地挥手说：“什么都要我决定，要你干嘛？你看着办吧！”久而久之，明朝实际上成了魏忠贤的天下。诸如此类的可笑人物在我国的历史上不胜枚举。平心而论，也很难指责这些被强人所难地推上帝王宝座的人。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所喜爱的事业，也许都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然而，历史和体制都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历史的误会，体制的悲剧。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先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陈国。

隋文帝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他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

杨坚怕老婆是出名的，因此皇后独孤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

汉高祖赶忙改口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叔孙通严肃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只好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

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已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嫡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历史上最令人不能理解的皇帝，他拥有极端复杂的多重性格。常人很难想象，儒雅文明与残暴好战、贤良明智与无耻昏庸、极端现实与万分浪漫、对妻子忠诚的挚爱与对女色贪婪的荒淫竟能统统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如此充分的展示。这个对美好事物尤其是对美丽的女人有敏锐的审美感的鉴赏家，有成就的诗人，风韵独特的散文家，总想用带有强烈艺术性的政治个性来处理国家大事，但过分的个性色彩使他在历史上既有建树，又成了后世朝野皆知的昏君的同义语。无论是在正史、野史中，还是民间文学和传说中，他向来被描写成极端荒淫残暴的典型的亡国之君。但是如果杨广只是一个单纯的好色者和暴君，那他留给历史的绝不会是那样一幅错综复杂、悲喜交加的图画。

其实，杨广是一个很有创见的明智的政治家。第一，国家政权体制中的文职和武职的分离就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隋之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长官，都是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集于一身。杨广在其父杨坚已经开始的改制的基础上，把地方的军事大权收归中央。这项改革标志着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巩固中央权力的组织化、制度化，从而起码从体制上解决了历来让朝廷头疼的军阀割据这一难题。

第二，他恢复、完善了由秦开创后被汉废除的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加强。

第三，杨广完善了科举制，在他夺权继任的第二年，首先下令开设进士科考试，使官吏的任命有了考试制度的保证。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都没有脱离杨广所设计的窠臼。

杨广用写诗的浪漫情愫去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放荡不羁的想象去驾驶权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除了导致灭亡，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主张，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帝王学》的作者赵子的回答是：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为金的正神），颛顼配水（玄冥为水的正神），黄帝配土（后土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赤色。因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像母与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