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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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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 作者：《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 出版：人民出版社 【 http：//。。 提供TXT电子书免费下载】
第1节：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1）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
记者巴盖采访
（2001年9月6日）
巴盖：人们的印象是，对中国来说，只有美国才是重要的。请问欧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何在？
朱镕基：中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友好往来和互利合作。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也重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欧洲在历史上曾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和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欧洲也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际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中国和欧洲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当前双方正处于各自内部发展的重要阶段，都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和需要。中国一直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和国际社会面临各种新挑战的形势下，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一个致力于改革开放和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与日益强大的欧洲加强和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巴盖：中比今年庆祝建交30周年，请你对中比关系作一总结，并指出今后还应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
朱镕基：中比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都硕果累累。双方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往来日益密切，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两国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000万美元增至去年的36亿美元。比利时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比在华投资项目则从无到有，至今年6月已达358个，实际投入4。3亿美元。中比科技合作富有成效，迄今已执行了200多个合作项目。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双方文艺团体的互访和精美的文物、书画展览为两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享受。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迄今中国留比学生已超过1000人。省际友好合作关系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回顾30年来中比关系的巨大发展，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中比关系还有巨大发展潜力，中方愿与比方一道，将中比关系不断推进到更高水平。对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进一步加强人员交往。尽管现代化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沟通。双方应加强接触、加深了解，增进信任、减少误解，扩大共识、推动合作。第二，进一步挖掘经贸合作的潜力。中比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正在实施“十五”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欢迎更多的比利时企业家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信息、生化等比利时拥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对华合作。第三，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桥梁作用。中比、中欧两种不同文明相互补充和借鉴，可以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作出有益的贡献。第四，深化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中比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有共同利益和立场。我们愿就联合国事务以及军控、环保、跨国犯罪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经常与比方交换意见，加强协调与合作。
我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比关系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巴盖：中国的改革造成了诸如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你准备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朱镕基：失业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很大，下岗职工增多。第二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3％，失业人员约62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630万人。另外，农村有富余劳动力1。5亿人。“十五”期间，中国面临新一轮就业高峰，新增劳动力将达到4600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入WTO、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第2节：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2）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它是人口众多、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反映，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反映，也是长期以来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及企业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以下一系列积极政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一是实行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的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就业渠道。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吸收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发展集体、个体和私营等多种经济，以及吸纳就业能力比较强的小企业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在城市中重点发展社区服务业，促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实行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增加就业岗位。
二是发展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在巩固“两个确保”的同时，推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并轨，形成市场竞争就业新机制。为帮助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实现再就业，由政府组织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通过上门指导、贴近服务、专项扶持、接续社会保险等援助措施，对弱势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和帮助。发展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将就业信息及时、快捷地送到下岗失业人员面前。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将就业服务网络延伸到街道、社区，把下岗失业人员管理、服务纳入社会化轨道。
三是妥善解决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下岗失业问题，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妥善解决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下岗失业问题，中国政府自1998年起在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社会保险费，并提供再就业服务。3年来，共有2300万名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其中的15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目前在中心的下岗职工还有630万人。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为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对原有的失业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覆盖范围，增强了基金的支付能力，提高了管理和服务水平。目前，有1。02亿名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每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达到240万人。城市居民家庭生活困难的，还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中国政府为人均收入偏低的城市居民提供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去年，有400万城市居民进入了保障范围。这三项保障制度，我们称之为基本生活的“三条保障线”，它们对促进经济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实施城镇化战略，多渠道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合理有序流动。形成外出就业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继续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探索统筹城乡就业和发展小城镇扩大就业的途径。
五是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积极推动对青年劳动者就业前的劳动预备制培训，继续搞好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大力推动创业培训，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培训，注重应用远程培训手段扩展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巴盖：台湾问题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两岸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对话？
朱镕基：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的方式解决与台湾方面的分歧，实现和平统一，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去年3月20日，台湾地区选举刚刚结束，江泽民主席就公开表示：“台湾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大陆谈，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但是，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受权发表声明指出：“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但是一年多来，台湾当局领导人不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1992年“两会”共识，不放弃分裂主张，而且一再恶化两岸关系，破坏了两岸对话的基础。在此，我可以重申，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岸对话与谈判的主张和诚意是一贯的。台湾当局如果真有重开对话与谈判的诚意，就应该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承诺坚持1992年“两会”共识，并为重开两岸对话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第3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1）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
柴德立兹采访
（1993年5月6日）
柴德立兹：我并不期望中国领导人像美国总统里根那样脱去衬衣，在荧屏上展示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有传闻称李鹏总理因心脏病突发住院，因此我想在提问之前，请你谈谈对李鹏先生健康状况的看法。
朱镕基：谢谢你的关心。我可以告诉你，李鹏总理正在康复。事实上，我几乎与他同时得了感冒。因此我也不想显示自己身体很好，我也感冒了。可能是因为最近北京天气变化太大，忽冷忽热的。如果医生建议我休息，我也很乐意，但是我还得坐在这里接受这次采访。今天上午，我已经说了近两个半小时的话，现在嗓子还很难受。
柴德立兹：副总理先生，有人说中国经济过热，担心发生极度通货膨胀，还担心1988年的混乱重演。在上海，我得知大众（中国）公司继去年提薪20％之后，今年又不得不提薪25％。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朱镕基：去年，中国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以超过12％的速度增长。相比前几年较低的增速，这一速度确实比较快。我认为，今年我们还会保持较快的增速，但不会超过12％。这一时期世界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而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很自然地会引起国外人士的关注。有人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有很大的潜力进一步发展；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经济发展过热。
柴德立兹：那么你的看法呢？
朱镕基：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预测，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逐渐放慢一点。去年经济快速增长有赖于前10年的成功积累，也是前几年经济治理整顿的必然结果。通过治理整顿，我们得以厚积薄发。
确实，相比只有1％、2％或最多3％的西方经济增速，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但这对中国人来说，一点儿都不稀奇。如果你回顾我们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以发现，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年均增速就在7％到9％之间，也相当快了。当然，去年12％的增速是比平均值略高一些。但是，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并不希望一直保持1992年那样快的增速。8％到9％，最多不超过10％的速度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合适，也不算太快。我想要提的另一个事实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综合国力较强，但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少。
我们完全有可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环境。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信心，更愿意来我国投资。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生产成本仍然较低，这就使中国产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柴德立兹：你担心通货膨胀吗？
朱镕基：我们非常重视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提出的建议与警告。我们正努力预防再度出现经济过热。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有着清醒的头脑，并对这一趋势保持警惕。
尽管通货膨胀率高于往年，但总体上中国经济并未过热。中国的老百姓对此还是可以承受的。今年第一季度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8。6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涨幅更大，上涨了10个百分点。这和香港的情况差不多。其原因在于我们对物价体制进行了大胆、重大的改革。目前，我们已经放开了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其中甚至包括中国老百姓必需的农产品。过去完全由政府定价的资本货物现在已由市场来定价。这些大胆举措实属前所未有。我们现行的定价方法和你们的市场经济采用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这些大胆的物价改革举措，必然会引起物价指数大幅度上涨。
没有迹象表明1988年8月的混乱局面会再度上演，因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农业生产比较稳固，消费品供应也很充足，甚至供大于求。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有能力来承受和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第4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2）
柴德立兹：那就是说，没有“刹车”的必要？
朱镕基：我并不是指整个中国一点儿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迹象。事实上，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还是出现了过热的迹象。在沿海地区，在开发区建设、房地产业以及证券发行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在部分地区，当地政府甚至在尚未确定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国外投资的情况下，就把大片土地划为新的开发区。有些地方还建造了许多豪华别墅和旅游景观。这种大规模扩建显然超出了实际需要。
此外，几乎每个省份都想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为自身的发展筹集资金，但是，我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经验和必要的法律措施来保护公众利益。
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确保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同时保持经济可持续地稳定发展。我们即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许多国家所广泛采用的，就是通过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来鼓励储蓄，抑制投资增长。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这项措施。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我们将尝试更多措施，尽管这些措施都比较温和，我们不希望进行得太快。我们将主要依靠吸收存款来为国家发展筹措资金。当然，我们也会采用直接筹款或融资，但这不会是首要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的目标将保持不变，但我们不想进行得过快。我们让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保持不变。
柴德立兹：在德国东部地区，我们看到大型国有工厂的改革推不动。这些工厂消耗大量的政府补贴，运营模式不经济，运营成本过高，冗员问题严重。你能做到在中国关闭这些国有企业吗？这会让工人失业，并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朱镕基：1990年，当我还是上海市长的时候，一名德国的企业家到上海来拜访我，他也是个政治家，他当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德国已经实现了统一，并且很快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他说，德国东部会迅速发展并赶上西部。我回答说：“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德国东部的情况。中国和民主德国都曾实行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国都发展相同类型的国有企业。”
德国采取的这种迅速私有化的做法，直至今日也算不上很成功。虽然德国东、西部同属一个民族，但这两个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别是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德国东部非但没能增强西部的实力，反而成为西部的负担。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也不会采取私有化的办法。
我们可以允许国有企业向个人出售股份，但大部分股份还是要由国家来掌控。我们完全相信，国有企业也能做到像私营企业那样有效益。我们的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换句话说，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但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我们现在还说不上完全成功，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益做不到像那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好。现在看起来虽然国有企业正面临着一些亏损，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赢利，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到中国来，我们为国外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条件，免除了它们几乎所有的税收。对于私营企业，我们也采取了优惠的政策。然而，国有企业则肩负着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的沉重负担。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纳税的税率比是5∶1。这就是说，如果外资企业承担的税率是1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则要承担5的税率。
柴德立兹：但有很多中国的国有公司在香港注册后，以香港外资公司的身份重新回到内地进行投资。你认同这些国有企业所采取的这种避税做法吗？
朱镕基：这就表明竞争有多么的不公平。我们把这种公司叫做“冒牌外商”，名义上是外资公司，实质上却是中资公司。这些公司先到境外去，然后又回来。我当然不认可这种有失公平的做法，但我也的确没有办法阻止它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法律允许并提供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现在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无法把它们拒之门外，或者是不让它们回来。第5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3）
柴德立兹：随着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有何差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是否正在消失？
朱镕基：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仍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我们与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同。中国仍处在前所未有的探索过程之中，目的是要发展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以来，中国为探索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进行了各种尝试。开始是依照苏联模式，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经过多年尝试，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滋长了平均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吃“大锅饭”。这显然不能保持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既要继续保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也要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与此同时，还要保证社会公正。我们相信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尽管此前没有人这么尝试过。我们不会照搬其他党派或国家的做法，我们目前努力建立的这种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柴德立兹：中国能从新加坡、日本这些成功的亚洲国家身上学到什么？
朱镕基：我们充分参考了新加坡和日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也借鉴了它们的经验。但是，中国与它们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新加坡很小；中国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而新加坡没有。两者没有可比性。另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外部资源，而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给自足。但新加坡的经验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参考价值，如城市发展、开发区建设、金融和旅游业发展等。
柴德立兹：很多人担心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上不易相处的伙伴。你对此有何回应？
朱镕基：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可能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他们只是凭历史教训得出这一结论：有的国家经济发展了就会走向扩张。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因此他们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好好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总量还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正在发展，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中国过去饱受列强欺凌，而从来没有欺凌过任何国家。即便中国在很久以后经济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永远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其次，这种担心是那些别有用心、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散布的。总之，中国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威胁。
柴德立兹：国有企业还存在其他问题吗？
朱镕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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