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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记者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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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锡炫：中韩建交已经8年了，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230亿美元。在两国贸易中，出现了一些小的摩擦，例如今年6月出现了大蒜纠纷。我想今后两国的贸易量将不断扩大，为避免贸易中的摩擦，两国政府应做些什么？
朱镕基：在世界贸易的过程中发生一些纠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高层领导有时不知道这些情况。希望今后中韩双方从大局出发，从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互相谅解，互相了解对方的观点，做到互谅互让，尽量减少矛盾的发生。这样，纠纷发生后，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大蒜纠纷的迅速解决就证明了这一点。
洪锡炫：现在，朝鲜半岛正出现由紧张走向缓和的大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请问，在今后半岛实现更高层次的缓和中，中国将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种变化将对东北亚局势有何影响？
朱镕基：朝鲜半岛自实现南北首脑会晤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出现了可喜的进展，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半岛南北双方既有诚意又有热情，在很多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我们感到很高兴。像此次悉尼奥运会上双方运动员站在同一面旗帜下，我们看了感到很激动，我们为你们感到高兴。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双方和平统一进程不会有波折，因为毕竟双方的社会制度还是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认为和平统一的进程不会中断，困难最终将会得到克服，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这个过程将最终达到和平统一。这将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和本地区的和平，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也意义深远。中国政府将坚决地支持和促进这一过程的进行。
洪锡炫：今年5月金正日访华时，朱总理曾建议金正日将工业园区地点从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移到离南北边境较近的地方，不知你当时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样的建议？
朱镕基：这次中国领导人与金正日的会见效果很好。1988年，我曾作为上海的市长参加过朝鲜的国庆，见过金日成和金正日。这次在北京，我与金正日进行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对他的了解大大加深了。我觉得他为人坦率、诚恳，思想很敏锐，知识很广博，信息也很广泛。我们讨论了很多东西，包括经济问题，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其中也谈到你所说的设立开发区问题。我的印象是，他思想很开放，看得很远，同时也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第16节：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2）
洪锡炫：最近韩国举行了京义铁路开工仪式，金大中总统也参加了。朝鲜过几天可能也会搞这个仪式。南北之间的这条铁路从汉城通过新义州可到达中国的丹东，也可到达北京，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不知总理对此有何评价？
朱镕基：我们很高兴看到京义铁路的复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不仅能够促进韩国与朝鲜的和平及友好合作，同时也有利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联结。
洪锡炫：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这使韩国等国家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得到很大帮助。最近世界油价出现暴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如果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是否还会保持人民币不贬值？
朱镕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这一政策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仅有利于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也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发展。中国实行的汇率制度是面向市场，以市场为依据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也就是允许汇率根据市场的变动在一定幅度内进行变动。中国近几年国际收支一直是平衡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现在已超过了1600亿美元。同时，中国的银行里也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外汇存款，现在已超过了1100亿美元。因此，中国在目前国际收支有余的情况下，没有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当然，当前国际油价的上涨对中国的经济有一定影响，但是因为中国自己能够生产1。6亿吨原油，今年是进口最多的一年，也只达到7000万吨，所以油价上涨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汇率近几年不会有很大的变动。
洪锡炫：祝贺美国通过了PNTR。中国经过十几年努力，终于要加入WTO了，朱总理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有人担心中国加入WTO后在保障自由贸易方面仍会存在很多问题，总理如何看待这一个问题？
朱镕基：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给予中国PNTR地位，我们感到高兴。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有利有弊，只有经过我们的努力，才能使利大于弊。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的那样，加入WTO可以促使中国国有企业的破产和中国制度的改变，这对我们来讲不就是弊吗？但也未必像他所说的这样严重。对于中国加入WTO之后是不是会履行承诺，遵守WTO的一切规定，我想中国是说话算话的。中国的历史纪录证明，中国是最信守国际条约的。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中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从未给予中国完全的自由贸易地位。我们能保证的是，我们将坚决履行已经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议以及WTO的规定。
洪锡炫：中国从明年起将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的目标是什么？你此次访问韩国，将怎样号召韩国企业参与中国的“十五”计划建设？
朱镕基：中国的“十五”计划，主要是为实现中国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开好局。最主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最重要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先进科技的发展来实现。中国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走到尽头了。在此方面，我们与韩国合作的机会很多。金大中总统曾写信给我，表示愿意和中国发展CDMA（码分多址的数字通信技术），在发展移动电话方面进行合作。中国原来考虑是现在发展第二代的CDMA，还是直接发展第三代的移动电话。经过考虑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先引进第二代的CDMA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再向第三代移动电话技术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愿意与美国合作，也愿意与韩国合作。
洪锡炫：现在外国人将清华大学叫做中国的“硅谷”，那里网络经济发达，有很多高新技术，不知总理在发展网络经济方面有何构想？
朱镕基：中国确实有很多像清华大学这样的科技园区，都达到一定水平。我们鼓励这种园区，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以发展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的趋势。
洪锡炫：朱总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你在改革中一定遇到很多令你头痛的事情，比如说在反腐败方面。我们听说，你曾指示有关人员，准备好自己的棺材。你有座右铭吗？你每天以什么样的觉悟从事工作？第17节：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3）
朱镕基：我称不上改革的先锋，我不过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做一点具体工作。每天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批文件，工作非常枯燥，但我干得很起劲。还要加一点，就是要到下面去调查，不然就变成官僚主义了。
洪锡炫：韩国的金大中总统上任后倡导了四大改革。你此次访问韩国，如果与金大中总统就改革的经验问题进行交流的话，可能对双方都有所帮助。
朱镕基：我向他学习。
洪锡炫：刚才，你谈到金正日其人反应敏捷，信息量大，有远见。那么，你认为朝鲜会进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吗？会以中国模式建立经济特区吗？
朱镕基：我们从来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模式，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具体情况，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来进行自己的改革，当然并不是说，不能互相借鉴。我们也向韩国借鉴了很多经验。中国报刊上就有关于韩国经济建设的文章。
洪锡炫：你认为美国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吗？中国经常讲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是指美国吗？
朱镕基：我们说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指的这种现象，包括所有国家。美国如果有这种现象，当然也包括在内。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把中国当做他们的假想敌人，但也确实有少数人包括一些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进行一些反华活动，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洪锡炫：你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镕基：根据我们初步的看法，他们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待中国的政策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
洪锡炫：最近在中国，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和一些演唱小组很受欢迎，有人称之为“韩流”。不知总理是否看过韩国电影？是否听过韩国歌曲？
朱镕基：由于时间有限，我连中国电影看得都不多，韩国电影也看得不多。我觉得不应该叫“韩流”，这容易让人想起“寒流”，应该叫“韩热”。
洪锡炫：最近，韩国一些宗教团体正四处活动推动达赖访问韩国。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政府的立场有保留，民间团体批评政府更多地在看中国的眼色行事。朱总理对此有何看法？
朱镕基：达赖喇嘛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图谋“西藏独立”分裂中国的活动。因此我认为，任何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就不应该接待这样一个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人士。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是否看中国眼色行事的问题，而是一个尊重和遵守自己与中国建交时的承诺，保持自己国家信誉的问题。
洪锡炫：请朱总理给韩国的青少年讲几句鼓励的话。
朱镕基：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炼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炼，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炼，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今后我也将继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18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1）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
康比德夫妇采访
（1999年4月2日）
朱镕基：刚才，广播电台已经宣布，我将从4月6日开始访问美国。我一直想在访问美国以前能够通过媒体向美国人民致以问候；同时，希望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使我这次访问达到促进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目的。我之所以选择《华尔街日报》，不仅是因为你们是一家大报纸、大媒体，而且因为贺女士＇1＇在1993年采访过我，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秘书班子起草了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看了一下，这都是“标准答案”，恐怕对你们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我也不把这个答案交给你们了。我认为还是由你们直接向我提出问题，我即席回答，可能更能够符合你们的要求。在你们提出问题以前，我想先讲一下我最近一个时期关于访问美国的一些思考。我想，这对于你们也许还是有一点新闻价值的。
我在今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讲过，预计我这次访问美国，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我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有些人对我还怀有敌意，但是，我仍然愿意去访问。我想，我可以向美国人民解释一些问题，说明一些真相，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我当时是满怀信心的。然而，随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没有预料到的事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对此，我们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多次发表了声明，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但是我国人民情绪激昂，他们纷纷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反对我访问美国。其次，美国决定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提案，这件事情在中国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再次，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原来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最近一个阶段，我们估计是由于来自国会的压力，美国政府在这次谈判中的态度改变了。
实际上，美国政府方面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中国在加入WTO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大的让步，这在3年或者5年以前，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这些让步如果使中美达成了这个协议，是有利于中美贸易合作关系发展的，是有利于缩小中美贸易逆差的，也是有利于美国的。目前，根据我与美国企业家的接触，我充分地了解，如果这个协议公布的话，一定会得到美国企业界的欢迎和支持。但是，就是由于来自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判对手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前天上午，我会见了来自美国国会的两个代表团，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一共有20位。一个代表团是由罗斯先生率领的，另一个是由托马斯先生率领的。我跟他们进行了一个上午的谈话。我首先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中国非要加入WTO不行。我们当然希望参加WTO，为此我们已经谈判了13年，但是，并不是离开了WTO中国就不能活下去了。那13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其次，我告诉他们，我比你们更加专业，我更了解中美WTO谈判的全过程。对这13年过程的细节我都清楚，我比你们更知道中国做了多么大的让步。我认为这个协议公布以后，一定会得到你们的企业界的支持。但是，你们现在指责克林顿政府，指责巴尔舍夫斯基，指责他们拿原则来做交易。我说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巴尔舍夫斯基在整个谈判当中表现得非常强硬。我奉送她一句话：得寸进尺。我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强硬的谈判代表。我还说到这个协议公布的时候，恐怕美国人再不会指责美国政府拿原则做交易了，而我很担心中国人民会指责我拿原则做交易。
康比德：你讲话的语气使我们认为中美谈判好像已经达成了协议，是这样吗？
朱镕基：我认为我们距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但就是这一点点距离，由于美国方面的贸易代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她不敢走过这一点点距离。
康比德：你刚才也说了，中国已经作出了最大的让步。是不是说，到此为止画一条线，中国不会再作出更多的让步了，是不是？
朱镕基：差不多。你们要问我为什么中国要作这么大的让步呢？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你们不要误会了。中国绝不是要乞求加入WTO，不参加WTO中国不是活得很好吗？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么大的让步，就是为了顾全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根据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确定的目标，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好的势头能够发展下去，而不是像现在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因此，我对这些议员先生们说，你们反对中美之间达成协议，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并不是非要达成这个协议不行，也并不是非要在我访问美国之前达成这个协议不行。我们主要是为了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这个大原则。我们不达成协议，我们不加入WTO，仍然可以和世界各个国家发展双边的关系。刚才康比德先生也问我，是不是我们不能再做让步了？不是。确切地说，不是我们不能再做让步，而是现在美国方面要求我们再做的让步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在开放电信产业方面，这在中国过去是根本不对外开放的，现在我们已经承诺，可以开放我们的电信产业。在最近的几年，可以允许外资参股合资的比例达到25％到30％，过了过渡期以后，允许外国投资的比例还可以放宽。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控股，可美国方面一定要求它能够控股。那我就说，你们美国的很多产业也不允许我们控股，比方说你们的民航允许外国投资的比例只有25％。目前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有对外国投资比例的限制，并不只是中国才有啊！其他在银行、保险领域，我们的开放度都超过了原来美国所要求的条件。在证券方面，我们吸取了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够过快地开放的。对中国的这个立场，美国也是很清楚的。我们仍然可以开放B股，但是A股我们是不能够开放的。如果美国一定要求开放A股，那中国是做不到的。并且我们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做法搞下去的话，我们将步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后尘。第19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2）
康比德：你讲的这个开放A股和B股指的是什么意思？
朱镕基：这是一个专业问题，现在我没有时间来解释。总之，我觉得现在把一个经济问题——WTO谈判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化了。前天，我会见美国的国会代表团。其中有一位议员很直截了当地跟我讲，WTO的谈判就应该和人权问题、核不扩散问题等等联系起来。我当时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把任何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都跟人权、核不扩散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把任何经济问题都跟这些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中美两国就没办法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了。农业方面的谈判，关于TCK小麦问题、柑橘问题、肉类检疫问题，中国都做了充分的让步。美国方面认为，在这方面中美完全可以达成协议。那我就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农业方面的协议公布于众，取得大家的拥护，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谈其他问题。当然，我也讲了，这个协议的公布并不是说整个WTO一揽子协议达成了，它要等到一揽子协议达成以后才能够生效。但是现在公布有助于改善这个气氛，同时促进其他协议的达成。可是美国方面就是不同意，说“It’s impossible（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美国去还能够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中方反复地考虑，还是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会影响到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格局的。因此，江泽民主席和中国的领导层还是决定让我到美国去。这次我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美，是希望做一次努力，来沟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意见，并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继续推向前进。
康比德：是不是说，在你访问美国期间是不可能就WTO问题达成一致的？你刚才说不可能，是不是指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意思？
朱镕基：我刚才讲“It’s impossible”，是指我提议先行公布一部分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美国方面说“It’s impossible”，不是我们讲“It’s impossible”。
康比德：希望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已经达成协议的内容，我们愿意把你的话告知美国的企业界，让他们了解美中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致。
朱镕基：那巴尔舍夫斯基就会变得更加强硬了。我想，我这次访问不会很轻松。中国有句话叫做“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想，我的任务是very difficult job（困难重重的工作）。
康比德：还有10个到20个问题想问你，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朱镕基：我下面还要接受一个采访，加拿大《环球邮报》的。
康比德：你认为美国的商业界、企业界是支持改善美中关系的，但事实上，对华的外来投资在减少，这是不是实情？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
朱镕基：实际上，外国当然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就比前年有所增加。你刚才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在减少，完全不是这样。去年，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459亿美元，超过了前年450亿美元的水平。今年1到2月份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是看不出问题的。我们预计，今年进入中国的投资会有更多的增加，因为现在很明显，中国的投资环境比东南亚的某些国家要强得多，特别是在我们实行了刚才我讲的诸多领域的开放，尤其是电信产业方面的开放以后，外国的投资更会大量地进入。
康比德：想问你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问题。中国目前不断加深的经济自由化，是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上多元化的增强？或者说，政治多元化是推进经济自由化并使之取得成功的一个前提。你对这二者间的关系怎么看？
朱镕基：政治和经济是互相作用的，当然，经济决定政治的走向，政治对经济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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