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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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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那些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分子，而不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麦德韦杰夫惹出来的人，就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那些人也常常陪他到国外去跑。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这样的事件岂是几天之内就能够组织得起来并实现得了的！它们都是前面的因种下的果，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更何况总书记以及后来的总统（部长会议主席也一样）每时每刻都是同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保持着联系的。
我把海军将军切尔纳文——一位阿塞拜疆的人民代表——派往政权失控地区，要他同当地共和国领导一道调查所有问题，并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同当地政府以及运动领导人的谈判，以及每晚所作的态度客观的报告，证实了局势的确十分严峻，整个共和国正在失去控制。可以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事件和夺权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戈尔巴乔夫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也把情况向我汇报。当时在巴库和阿塞拜疆其他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重点还在于对两个共和国之间以及两国内部爆发的冲突实行政治调解。问题的焦点就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维吉罗夫始终坚持民族友好立场。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地方。毫无疑问，在那些日子里，如果能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采取根本性的果断措施，那将是唯一能使人清醒的行之有效的行动。但我们和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如身陷沼泽，越陷越深。话讲了一大堆，决议作了不老少，结果却是个零。
1月12日是星期五，维吉罗夫报告说，星期六巴库要在人民阵线领导下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对这次集会感到忧心忡忡。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外地废除政权之风会刮到巴库来，会波及到共和国的中央机构。13号星期六上午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据克格勃和内务部收到的消息，群众大会召开了，但结果还不清楚。大约下午3点，维吉罗夫打电话向我报告，群众大会开完了，经过采取措施，人散了。心这才稍微放了下来——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这回可以从总体上仔细衡量，就稳定局势作出决定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来小时，维吉罗夫的电话铃又响了。听声音他非常激动，紧张得不得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群众大会散了之后，市里开始发生大规模打砸抢。主要针对亚美尼亚人，不过受害者也有其他民族。正在采取措施，但暴行正波及整个巴库。”
显然，反对势力决定采用极端手段了。
关于巴库的这次暴乱，存在着许多想象和猜测。有些媒体说，行动是刑事犯罪分子和逃出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难民搞起来的。还有人说那是中央的刻意挑衅，似乎挑起卡拉巴赫冲突对它有利。
我能够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在刑事犯罪分子和由亚美尼亚逃出的阿塞拜疆难民背后，有共和国内部的某些力量在撑腰，正是他们导演了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难民。根据当时的材料，巴库难民总数约为8万人，也就是整个从亚美尼亚逃出人数的l／3。这些人主要来自农村，很不容易适应一个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这还不是现成的破坏法制行动的温床吗！
从这一刻开始，对于这场撕裂共和国的斗争是否能以和平方式收场，是否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已经再也没有信心了。人倒下去了，巴库陷入了罕见的暴乱之中。每个小时都有消息传过来——传到内务部（巴卡京），传到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当然，那些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也都收到了要控制局面，要对加盟共和国护法部门给予最大支持的指示。接着，又传来了对居民残酷施暴情况的更为详尽的报告。有个正在往自己的集装箱里放东西的亚美尼亚人竟被关进集装箱活活烧死。一名男子当着他妻子的面，被从五楼的窗子里扔了出来，后来妻子也被扔了出来。这些事现在就连写起来也觉得沉重。越往后双方斗殴的惨景变得越是可怕。现在，请不要再把这些打砸抢分子说成是民族英雄了。不论披上什么外衣，这些人都是刑事犯。
显然，仅靠加盟共和国自己是难以平息暴乱的。我们还记得苏穆加伊特，那里也有30多人被残酷杀害。当时所有的人都指责中央政府，说它的行动晚了一昼夜。看来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在评估苏穆加伊特地方局势时，稍有犹豫不决，行动略一迟缓，便导致了无法无天制造新一轮杀人惨案的机会。护法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只有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才可能制止暴行。而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的决定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能作出。
正如以上所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外，必须等他回国。l月13日星期六晚间，全体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到机场迎接他。他已经接到巴库发生变故的报告．了解到血腥屠杀正越演越烈，需要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商讨这一问题。于是当场决定，星期一，即 1月 15日，召开主席团会议。此外，按照通常的做法，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直飞巴库。参加工作组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普里马科夫、苏共中央书记基连科。他们于 1月 16日抵达巴库。
然而那边的局势已经恶化。死亡人数已上升到数十人。受伤的人不多。全是因殴致死。暴徒的血腥行动发动后，立刻出现了逃亡，主要是亚美尼亚人。13日星期六有90人乘飞机离开，但暴徒们控制了机场和火车站，再没有允许一个人从这里撤走。人们在最严重的生死关头，在面对死神的时刻，作出了最不寻常的决定：第二天难民潮涌向渡船，仅当天渡过亚速海前往克拉斯诺沃德斯克的即达650人。
我星期天接到消息，得知大批难民开始逃亡，当晚找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副手多古日耶夫，委托他紧急飞往巴库，组织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撤离的人逃脱。从15日起，这股难民潮开始多少进入了一点有组织的轨道。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5日晚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团成员们得知了过去的两三周该加盟共和国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两昼夜发生的情况。有人提出意见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当局将完全无法控制局势，那时相比之下，苏穆加伊特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建议在巴库和该共和国其他几个地区实行非常状态。但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法罗娃对此坚决反对。然而当大家问她，共和国的领导能否保证公民安全，维护市内秩序时，她却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看来她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有关巴库事件的大量报道都特别强调，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全苏领导没有采纳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意见。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1990年l月15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请求苏联国防部、护法机构及其他执行机构按苏联宪法第81条向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当天深夜，尽管卡法罗娃激烈反对，而戈尔巴乔夫又总是两面讨好，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是通过了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不过不是在到处发生流血惨案的巴库，而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还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这回我们俄罗斯人的“说不定”又在起作用了。说不定会过去呢？说不定那些暴徒和背后挑唆的人会害怕了呢？可是他们并没有害怕，而是相反，坚信他们不会遭到惩罚。我很明白这个道理，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说得好听点是莫名其妙的决定的反感态度。讨论的是巴库问题，可通过的决议却是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我认为．如果主席团通过的是另外一个决议，那么就不会发生 1月 19日到1月20日夜晚的那场惨剧。和平居民就不会死，士兵们也不会死。参加会议的主席团成员难道不明白，正是他们纵容了暴徒？纯粹的政治上的两面见光，压倒了在国家大事上的理智行事。重要的是谁说了些什么，而不是将会发生些什么。苏穆加伊特并没有能让人们得到教训。当权者又做了事件的尾巴。
通过这么个半吊子决定，可以想见对任何事件的发展都难以起遏止作用。打砸抢在继续，匪徒们组成一支支队伍，开始封锁道路、机场。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把共和国一步步拖向混乱。莫斯科派去的人——普里马科夫和基连科——连同阿塞拜疆的领导一道展开防暴工作，试图同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对话、和谐和耐心的召唤，变成了消逝在荒漠中的凄苦的呼喊。更有甚者，暴徒们开始袭击军人核武器仓库。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
在那些日子里，难民潮成了标示压力的压力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管这件事情的在巴库是多古日耶夫，在莫斯科是部长会议主席。后者的副手经常把此事置于监控之下。我保留了撤离人数记录。巴库的撤离是有组织的。我要强调“有组织”这个字眼。15日——1200人；16日——2100人；17日——500人；18日——1600人；19日、20日——各1500人。有多少人是靠自己从城里撤离的，这只能估计了……
此外，在这些日子里用飞机撤离的有250人，用海军舰艇撤到马哈奇卡拉的有700人，用火车撤到罗斯托夫的大约有500人。抛弃家园的总人数大约为两万人。
从市里奔涌而出的大概就是这样一股难民潮。那些口口声声把自己称做“民主派”的人，正一步步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我们这个时代总是离不开这样一副面具。如果换到从前，这种人难道能被冠以如此高尚的头衔吗？在21世纪初叶的时候，这些家伙肯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他们就是匪徒。
最近这些年来，无数的出版物把这些“民主分子”捧成了英雄，说他们是在为反抗可恨的集权制度而斗争，而对于难民的问题不是缄口不言，就是将其归罪于所谓的集权制度。苏联政府当时不得不直接插手拯救被扔进水里的人。为什么不说说许多人为了躲避迫害而逃离故乡城市的事实真相呢？为了替所谓的“民主分子”辩解么？难道今天这些“辩护士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民主就是禁止和纵容之间所划的一道界线”的话，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件岂不完全是纵容的结果吗？
只有那个世界闻名的象棋棋手、现在则在搞政治的卡斯帕罗夫，才能带着全家和他的亲戚舒舒服服飞离巴库，然而就是这个人却比别人更加起劲地朝拯救了他宝贵生命的当局大泼脏水。其他的人就只能穿着长袍、睡衣、背心和拖鞋逃离自己的家园了。大批难民聚集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没有食物、衣服，缺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而那些高尚的“民主分子”们后来在两年之内却把共和国拖入内战，当人们一个个急得发疯的时候，他们却不许飞机和火车正常地把这些人运送出去。
许多分析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分析家，都把基调定在中央政权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完整而斗争。我们并不隐讳我们反对它的解体，但斗争首先是指向搞血腥屠杀的暴徒，指向他们身后的势力。
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为用飞机撤出居民做好了有组织的安排。局面之悲惨真是难以想象。大约有半数飞往亚美尼亚，1000余人则投亲靠友分散到我国各个城市。那些混合婚姻的家庭，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结婚的，结合时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现在都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他们离开了阿塞拜疆，可是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吧，对于夫妇中的一方实际上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民族仇恨的鸿沟不仅出现在不同民族之间，而且还波及到许多家庭。混合婚姻家庭主要都跑到了莫斯科。
15日以后的第二波难民潮是由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组成的，这都是些军人家属。又出现了一些听风就是雨的猜测，说他们都是部队领导强迫撤出加盟共和国的。能够得出这种结论的人，要么是一点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军队有病态仇恨。有哪个军官希望把自己的妻儿老小从巴库的住宅里撤出来，送到某个军区小镇的兵营里去呢？
再来先说点后事。我还要说，第二波的难民潮（第一波是1988年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出来的）造成的问题真是不计其数。在什么地方住？靠什么为生？莫斯科郊区的休假基地、寄宿学校、各部委办的少先队夏令营全被临时征用了。这一“临时决定”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苏联政府的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紧急制订了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到了1月末，终于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也被拉进了这档子事里来。应该说句公道话，它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成效，对人们的悲惨处境它也非常理解。努力把难民分散到俄罗斯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虽然一切并不尽如人意，但当局的态度跟俄罗斯人的性格还是一致的。不过，后来也有一位俄国总统的顾问——斯坦凯维奇先生声称：“他们”什么事都办得不对劲。应该修建专门的城市。当然喽，这位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低级研究人员，是一位经过早期“民主”时代搞恶意宣传锻炼的人物，又在并非不知名的原莫斯科市统治者波波夫的副职上“学习”过，定是具有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的：他曾保证要把莫斯科的街道铺设得光光荡荡，平平坦坦，可在他当权的时代，却变得简直没有了街道的模样，只是还保持着一定的“走向”而已了……
就在巴库出事的那些日子，准确地说，就是l月18日、19日，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召开了全苏工农工程技术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口号是：“把事业的活力注入改革”。仿佛改革就不是事业似的！
不过，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原定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应该听听物质生产领域于部的意见，确保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出席会议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所有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按照惯例，做报告的是总书记。当时他还不是国家总统，仅仅兼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笔者在本书中没有必要详述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我谈的是巴库问题，有关系的地方只在于时间的重合。
会议进行过程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不断递条子，要求允许他们发言
谈谈两个共和国的复杂局势。于是决定18号会议结束后跟这两个代表团会面。
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留了下来参加会见。于是这两个共和国的代表又纷纷
对全苏政权机构提出指责：“为什么破坏和屠杀发生在巴库，而非常状态却跑到
亚美尼亚的几个区去实行？为什么中央没有制止暴行？”回答冗长而空洞无物。
19日上午，在第二天会议开始之前，大家聚在主席团休息室里讨论昨晚收到的有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消息。局势仍然很复杂，但还存在着好转的希望。可是到了10点整，这种希望破灭了。按照惯例，国家领导人一分都不差地走向会议厅。这时，政府专用电话铃响了，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他，是普里马科夫从巴库打来的，请求跟他通话。
“要开会了，推迟开会不大好，”戈尔巴乔夫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跟他谈谈吧，间问他那边的情况，然后再告诉我。这不，我们正要开会嘛。”
大家都走了。电话听筒放在那里。普里马科夫还在等着说话。一听他说，我就明白了，巴库发生了悲剧——共和国的政权没有了。早晨，武装暴徒包围了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和党中央大楼。情况非常危急，局势已无法控制。需要采取措施。
跟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普里马科夫的通话情况大体就是如此。我又核对了几个问题后对他说，现在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请他不要离开政府专线电话。然后走进大会主席团，非常简要地把谈话内容告知了总书记，请他立即与普里马科夫通话。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有人把我叫到主席团休息室，戈尔巴乔夫比较详细地把巴库发生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其中包括18日晚间人民阵线宣布当地实行非常状态。市内建起了街垒，老百姓的逃亡加剧了，暴行还在继续。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实际上已经不再能控制局势。戈还说，他已邀请了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巴卡京到这里来。就在他传达电话内容的时候，这三个人都应邀到来了。
戈尔巴乔夫向他们通报了巴库的情况，建议他们立即飞往该处。克留奇科夫当时就说，他没有必要去，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他的副主席。巴卡京则说，要想恢复市内秩序，就一定要通过实行非常状态的决议，也就是1月15日没有通过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当场向助手们保证，要把他的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找来。两座楼都在克里姆林宫内，彼此离得很近，也就是过了十来分钟，卢基扬诺夫就到了。又向他说了一遍巴库的情况，并告知现在亚佐夫和巴卡京都要飞到那边去，以防止发生后果难以逆料的混乱和群众骚乱。戈尔巴乔夫委托卢基扬诺夫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下达命令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卢基扬诺夫对立即通过决议的可能表示质疑，结果得到了一句回答：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过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局势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再等了。”
至于一切到底是怎么办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主席团会议没有请我参加，一整天也没有人再跟我谈下令的问题。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下令的事终于还是通过了：从1月20日零时起，巴库进入非常状态。有一个问题一直对我是个谜，就是命令签署后，为什么没有交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电台电视台播出。问题在于媒体工作不是由政府领导，而是由党中央和它的某些部领导。我想，那些日子的事件中存在的这个空白，迟早总会曝光的。这难道是通过和签署命令的人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保持沉默？也许回答已包含在侦讯材料中。
深夜11时左右我驱车回到家里。不等进屋，政府专用电话的铃声就响了。打电话来的是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阿亚兹？穆塔利波夫。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原先他在共和国计委任主任，我则是苏联国家计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声嘶力竭叫喊说，部队正向市里开进，正在交火，他还请求停止派遣部队进入。我要他过半小时再打电话来，给我点时间了解真实情况。遇到这种复杂情况需要从不同来源了解信息。我当即又用电话要了普里马科夫和亚佐夫。是亚佐夫接的电话。我向他转述了穆塔利波夫打来的电话，请他说说当前市里的情况。国防部长以军人的干脆利落告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命令，部队和内务部队正向市内开进，以便在宣布非常状态（1月20日零时）之前占据市内指定地点，维持社会秩序，制止群众性骚乱。他们是按计划行动的。但他报告说，在部队前进过程中，遇有卡车和公共汽车筑成的路障拦住道路。武装暴徒从墙脚和屋顶猛烈开火。部队已有伤亡。只有朝我们开火，我们才予以还击。
他报告以后过了不几分钟，穆塔利波夫又把电话打进来。我把亚佐夫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要他对人民阵线的头头及其国防军事总部（这个组织就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施加影响，要他们停止对部队开火，避免无谓的流血。在结束这次沉重的谈话时，我坚定不移地对穆塔利波夫说，考虑到共和国，特别是巴库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会停止派遣部队进驻市内。
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巴库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有关内容写得太多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对同一个事件免不了立场看法各有不同。死去的有士兵，也有武装暴徒，还有无辜的和平居民。
共和国的大众传媒，还有中央的某些媒体，把俄罗斯士兵说成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把他们描写成一群具有兽性的人。人民阵线非常善于操纵大众的社会意识，他们自诩为“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处处都要与中央作对，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为敌。而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政治煽动分子这回又捞到了一个打击军队的机会。他们所攻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东西：军队、军事工业部门、航天等。他们领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而且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每当回顾1990年1月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不由会把那些事件拿来同后来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发生的一些情况相比。过了不久，城市和乡村又冒出了烈火浓烟，有那么一位退伍上校居然宣布纳哈切万为独立的共和国，说来也巧，首都还是选在连科兰。那位“合法总统”在他那山村故乡只是抖搂抖搂胡子，于是那位原政治局委员、我的副手盖达尔？阿利耶夫就只好想方设法地挽救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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