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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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尤基斯”的纲领性宗旨。
　　　　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他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点使得“萨尤基斯”不仅与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渐行渐远，而且也包括同一部分立陶宛人疏远。但激进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人民大众对于改革的结果很失望，为“萨尤基斯”在相对短暂时间内掌握群众造就了合适的土壤。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极端摇摆不定的行动，也助长了“萨尤基斯”威信的提高及其民族主义性质的增强。实际上，党中央已经不再参与群众的事，开始退避，结果它的立场就变得非常具有两重性。例如，中央委员会书记布拉扎乌斯卡斯和舍佩季斯开始公开参与“萨尤基斯”的事务，并声称支持它的活动。
　　　　上面提到1988年8月“萨尤基斯”组织了一次集会，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来到立陶宛，会见了新成立的“人民阵线”的领导。当他了解到后者的主要目的是脱离苏联时，便耍了一个两面派手法。他一面发表演说，高谈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又向他的“学生们”详细说明，为达到主要目标须采取什么方略和战术。
　　　　后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站在苏共立场上的新领导得出的结论是：雅科夫列夫实际上为把该共和国引向1991年1月维尔纽斯街头发生流血事件，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长”，是中央的最高层政治活动家当中最先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倾向的人。这次到访之后，“萨尤基斯”开始觉得自己被委以担当首要政治力量的重任，而目标则是做一把攻城的大锤，以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于是广泛开展了“萨尤基斯”思想的公开宣传。事变席卷全共和国，局势失去了控制。立陶宛领导层中不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的部分人士于1988年9月28日在维尔纽斯做了一次笨拙的尝试：用强力手段去制止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示威性地出动了民警和特种部队。维持秩序的人同参加大会的群众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被“萨尤基斯”在宣传中巧妙地加以利用。手持橡皮警棍的士兵的形象被大量印制在宣传画上，引起立陶宛社会的巨大反弹。当局的行动被称为是“对改革派对人民显示民主意志的镇压”。
　　　　接踵而来的便是共和国的政权危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党的领导人松盖拉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下来，接替他的是经苏共中央同意和批准的布拉扎乌斯卡斯。当时他赢得“萨尤基斯”很多积极分子的好感。局势部分得到缓解。
　　　　1988年10月22—23日召开了“萨尤基斯”成立大会。这一活动的广泛群众性引人注目：在4500名参加者中，有1122人为大会代表。以嘉宾身份到会的有各侨民中心的活动家、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
　　　　立陶宛人民诗人马尔钦基亚维丘斯宣布大会开幕。与会者当中有一位当时“萨尤基斯”领导人的父亲、90岁的兰德斯别尔基斯—扎姆卡里尼斯。他曾叛变附敌，担任过亲德国法西斯的政府部长，在向希特勒效忠书上赫然列有他的签名。那份效忠书是在1941年6月25日，即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发出的，名曰《立陶宛独立临时政府告人民书》。其中有这样的话：“……立陶宛临时政府感谢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德国总理、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无畏的军队解放了立陶宛的领土”。
　　　　耐人寻味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举动。他委托布拉扎乌斯卡斯以他的名义向成立大会转达“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并且强调说，他从“萨尤基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会更加提高苏维埃立陶宛的声望”。这里不禁产生一个问题：怎么了？是认不清这个滑向民族主义立场的运动的真面目，抑或是一位憧憬着权力但又正在失去权力的领导人的巧妙应对？我认为是后者。而且，在这种地方，雅科夫列夫手法的痕迹谁都能看明白。
　　　　“萨尤基斯”也没有欠下人情债。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给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您根据我们的具体行动作出评价，并在苏联自主的各族人民大家庭中，为立陶宛取得民族自决权起促进作用。我们信任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把您的话写在宣传板上。我们的运动不会离开党指引的路线，不会离开在生活中实现建设性深刻变革的道路。”
　　　　同时又向莫斯科发了一通表示感谢的致敬电，其中特别强调说：“当我们说到和想到俄罗斯人民时，当我们谈到‘国际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像您一样的人。您的一切活动，您不久前对立陶宛的访问，都使我们相信并证明您的这些话绝非空谈。”电报是发给谁的呢？当然是发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的！这封信刊登在共和国各家报纸上，并通过广播和电视播出。
　　　　这条新闻不仅立即为立陶宛全国民众和密切关注这一行动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所知晓，而且事实上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因为　400名与会记者中，有103人来自全世界各家通讯社，代表了17个国家的大型报刊。对于“萨尤基斯”来说，这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支持，反对的不仅是地方“保守主义者”，而且也包括莫斯科。
　　　　会众全体起立，对中央政策的讨论和支持共和国主权思想的发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字一顿的欢呼。反俄的、反苏的发言，“俄国人是占领者”、“从立陶宛撤走占领军”等口号，也同样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和“立—陶—宛！立—陶—宛！”的欢呼声。苏联国家元首对之表示敬意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成立大会巩固了“萨尤基斯”作为共和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选举了领导机关：代表大会由220人组成，其理事会由35人组成。兰德斯别尔基斯教授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此前，该运动争取到获准出版自己的报纸《阿特基米马斯》（《复兴报》），印数20万份，用立陶宛文和俄文出版。至此，“萨尤基斯”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已经完成。应当指出，大会所作的决定和通过的30个决议，在很多地方都违反了该国当时的法律和宪法。
　　　　“萨尤基斯”运动领导人兰德斯别尔基斯是何许人也？我想援引他过去的战友、著名的立陶宛作家佩特克亚维丘斯的话来做一个说明。这位作家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名叫《傻瓜的航船》，其中有这么一段：

　　　　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谚语：教授要是当家，百姓就要倒霉……我们的教授本想当一个钢琴家，跟德瓦里奥纳斯学过琴，三年级时老师给他下了个评语：“年轻人，别再折磨自己，也别再折磨我了。您成不了钢琴家。”于是年轻人成了个研究音乐的学者。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丘尔立奥尼斯艺术特色的书。但他既不是音乐家，又不是音乐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搞阴谋他可是高手……他常说：“哎呀，缺了我多糟糕！”可他却僧恶自己的人民，什么狠毒的话都说过：下流胚、赤色坏蛋，等等，现在又骂他们是野蛮人……

　　　　克格勃少将施罗宁写了一本《克格勃——中情局——改革的隐蔽动机》的书，让我们引用其中的一些段落，为他的肖像再加上几笔吧：

　　　　为了给这个小兰德斯别尔基斯做一个全面评价，有必要提一提他与原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克格勃的接触。我在该共和国的同事们对我说，他曾主动找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要提供克格勃机关感兴趣的情报。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准许他出国探望那边的父亲。当然，肃反人员是没有白吃干饭的。直到获得关于立陶宛侨民组织的有价值的情报、并在克格勃机关收到感兴趣的一系列人员的具体材料之后，他们才为小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出国开了绿灯。无疑，有一种想法直萦绕在这位活动家的心头，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主动接触克格勃的真相掩盖起来。所以当他步入政坛之后，就对同他保持工作联系的那位工作人员下了手。
　　　　但兰德斯别尔基斯想掩盖痕迹的企图未能得逞。1997年9月，立陶宛议会下设的调查议员与国外特工机关联系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议会议长兰德斯别尔基斯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克格勃合作的问题。最后查清，即使是在最严酷的苏维埃年代，即在立陶宛被称为“苏维埃占领”的时期，兰德斯别尔基斯也不仅能够前往德国探望父亲，而且还可以到奥地利去，同在当地做生意的哥哥会面……
　　　　兰德斯别尔基斯作出的第一批国务决定当中，就有整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克格勃的决定。他还要求把缴获的和查找出来的有关被强制押解到德国去的人员的文件上缴，似乎这些文件对于恢复名誉的委员会开展工作必不可少。我个人曾经有机会亲自率领苏联克格勃代表团就以上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恢复名誉是非常重要但又很敏感的事情。因此，所有必要的文件都交给了立陶宛方面。但我确切地知道，这些文件并没有用于指定的用途。经确认得知，与兰德斯别尔基斯家庭和亲属有关的文档已从这些文件中被清除掉了。

　　　　为什么要销毁这些文件？该书作者说出了缘由：
　　　　此外，另有300多名立陶宛公民，他们都参与了在法西斯占领立陶宛期间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涉及他们的文件于移交立陶宛方面后也不知下落。但是可以想象，再想找到它们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维尔纽斯当局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行动的参与者提起过什么公诉。众所周知，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正是在对待犹太居民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残酷。被消灭的犹太人，其数量与立陶宛国内人口之比，在欧洲是占头一位的！当地居民充当法西斯帮凶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实例，数量也是占第一位的。
　　　　当然，立陶宛大屠杀的真实规模至今也搞不清楚，因为希特勒在这里消灭的犹太人，有从法国、意大利、挪威、丹麦驱赶过来的。此外，战争一开始，就有犹太人从波兰逃到这里来。这些人都被关进了老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杀害了……

　　　　人们相信的是一些多么阴森可怕的人物啊！究竟何时才能不再被那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呢？遗憾的是直到过了这么多年，有人才闹明白自己是被人骗惨了。立陶宛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苏联的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也是这样。

　　　　　　　　　　　　　　　　　　　　　　　　　　“萨尤基斯”：从口号到应验

　　　　“萨尤基斯”的成立大会使得立陶宛共和国本来就复杂的局势更加动荡，民族对立更加突出。反对“外来移民”的行动展开了。不耐烦的情绪在政治斗争中开始占上风，敌人也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这场政治歇斯底里中，外国广播电台、各种媒体以及数不清的顾问和密使，都一齐掺和进来。
　　　　当时立陶宛共产党和该共和国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1988年的10月，他们就下令从党员和团员交纳的党团费中扣出几个百分点去支援“萨尤基斯”。共和国境内大型企业的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指令。靠着这些，到1988年12月，“萨尤基斯”的领导人掌握的可支配资金已达数十万卢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些钱让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得以大展拳脚，发动宣传攻势。
　　　　成立大会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先是1988年11月在维尔纽斯，然后又在整个共和国，主要是在大型企业的工人集体中，开始形成国际主义者运动。后来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当局为该运动注册的名称是“争取立陶宛改革社会主义运动”。对这一事实，至今民族分离主义的媒体都坚决避而不谈。该运动号召民族平等，主张使用两种官方语言（具体地说，就是俄语和立陶宛语，而波兰语可在两族混居地区作为民族间交流的语言使用），实行社会平等，争取立陶宛未来的经济与民主发展等，但不主张共和国脱离苏联。该运动领导人明白，只有苏联才能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保障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
　　　　其实，他们本应首先得到以布拉扎乌斯卡斯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舍佩季斯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起码的支持。但“统一运动”的国际主义者多次向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呼吁，却得不到任何理解。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不仅拒绝了这个运动，更糟的是开始迫害和诋毁它的成员。
　　　　在实际上得不到回应和帮助的情况下，反对瓦解苏联的该运动领导人这时便直接找了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一事实更加有理由使人相信，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完全是自觉的和目的明确的。
　　　　新一轮政治对决出现在1989年的年初，当时围绕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首先是1989年2月12日在维尔纽斯体育宫附近，运动领导人伊万诺夫发动该运动支持者，召开了10万人大会，要求保障立陶宛所有当地族群的平等，坚持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萨尤基斯”领导人深为左翼力量的成功所震慑，开始丧失他们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得到的支持。在随后召开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的意见占了上风，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对共和国政治形势给出了明确的评价。会上对共和国领导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上的疏漏进行了分析，试图制订出一个具体行动纲领，并且明确宣告，共和国党组织未来的活动只能在苏共组织内部进行，而共和国切合实际的主权也只能存在于苏联内部。
　　　　在这种情况下“萨尤基斯”领导人开始孤注一掷了。他们专门发表了《声明》，号召抵制全会决议。该《声明》实际上成了他们大选中的思想指南。人民代表选举前夕，“萨尤基斯”在所有选区都提出了候选人。依靠巨额经费支持，加之国家媒体也在为他们宣传，在全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分配的41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基斯”有34人当选。
　　　　接着就开始了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立陶宛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对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活动纲领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他们认为，由于自己人数较少，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的机会不多，所以就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各委员会和小组会上。就这几个代表团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都事先做了安排，优先照顾那些持民族主义态度，同时在工作中又具有权威地位的人。对于代表的一般文化水平、交往能力、演讲能力、是否善于说服他人，甚至外貌等条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果不是为达到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目的，这一切本都正常，甚至做得很好。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议员会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共同给代表大会定下了辩论的调子。他们在跨地区议员小组积极开展活动，而该小组的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正如所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帕尔姆进入了这个组合的领导机构。由于对大会的一切情况都进行电视转播，所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就能够对本国代表的原则性、积极性和政治倾向性作出判断。
　　　　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代表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力图使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每个议题只要稍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便马上加以利用。这样一来，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三国代表的帮助。我身处冲突漩涡的中心，常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我们这些人干嘛要忍受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政客的侮辱？我虽然明白，他们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我意识在特定条件下定会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依然无法想象后来的一切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脱离苏联。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他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中的秘密议定书特别感兴趣。他们首先加以利用的正是这份文件。它成了摧毁苏联的某种政治杠杆，成了把苏联归入“占领者”一类的一个借口。
　　　　分析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及其多数领导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如群众大会、“圆桌会议”、游行、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等等），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即要求对苏德之间的这份条约，特别是对其附加秘密议定书给出政治和法律评价。
　　　　苏联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恰好在这方面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讲坛。出现了一次天赐良机，可以在入骨三分的电视摄像机面前，完全合法地把条约的问题提出来了。当时，电视正日夜不停地向全国转播那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好运道真是千载难逢。在叶利钦的“民主”时期乃至后来，社会活动家们（不论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什么候选人）的电视讲话都是按时间分配的。想要延长出镜的时间吗？掏钱吧，而且还不是小钱。可当时一切都很简单。到了1989年6月1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利普玛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建议针对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成立一个法律评估委员会。得到推荐担任该委员会委员的人选，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最激进的代表，也有莫斯科的，乌克兰的，摩尔多瓦的，以及亚美尼亚等地的代表。
　　　　围绕这一提案展开了辩论。头脑清醒的意见得不到正面的回应——例如议员伊？亚罗威和塔林市一家企业的经理就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从他们的共和国开展清理本土居民工作一年半的结果来看，非爱沙尼亚的那一部分人居然成了“占领者”和“殖民者”。持类似意见的是科学院院士、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阿尔菲洛夫。他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该条约对双方均已失效。可是发言赞成设立委员会的有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莫斯科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科学界代表，以及以活跃著称的俄罗斯代表们。而如今，这些人也都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行为感到极大愤慨。
　　　　戈尔巴乔夫要求讲话。他的发言总是那么颠三倒四：他告诉大会，无论在我们这边还是在德国，都找不到秘密议定书的原件。而且还援引了与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接下来他却……又支持设立调查文件的委员会，可是据他讲，文件的原件并不存在，但他还是推荐了雅科夫列夫进入委员会！一天后，决议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反对　6票，弃权　7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应该指出，与秘密议定书相关的情况可不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不止一次问戈尔巴乔夫，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秘密议定书文本是否存在，也问到卡特诺事件。回答斩钉截铁：我们手上没有这个文件。大部分政治局委员认为，既然原件不存在，那么对议定书的法律评估就无从谈起。雅科夫列夫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有副本就足够了，因为从　1948年美国国务院公布《1939—1941年间苏联与纳粹的关系》文件汇编之日起，这个情况就清楚了。其中就有1939年苏德条约的附件——所谓的秘密议定书。
　　　　我本人不止一次问过戈尔巴乔夫：是否真的没有原件？有一次他叫人把一张画在高级绘图纸上的地图送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画着1939年军事行动之后的疆土边界。地图上有两个签名：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除此之外，上面还有斯大林用红铅笔做的几处有利于我方的改动以及他的铅笔签字。在这张“地图”上，恰恰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国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再没有见过任何其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几年之后才知道，戈尔巴乔夫竟然欺骗了中央政治局的战友，欺骗了苏联人民代表，欺骗了我国的所有社会公众。
　　　　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时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的卢基扬诺夫根据当时形势，向他报告了一个情况：在一个专门的处里，保存着一些严格保密的文件袋。大约一年后，新任综合部部长博尔金也向总书记报告说：在政治局的特别档案室里存有一些文件，装在密封的文件袋里，其中就既有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的，也有关于卡特诺事件的秘密文件。
　　　　按博尔金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