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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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使这样对待长期居住在该国的居民，发放外国人身份证明的过程到1996年7月12日还没有完成（这是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规定的期限）。在申请外国人身份证明的11万多人当中，得到的仅有约两万人。可是据事先估计，需要证明的不下于20万人。
　　　　审批临时户口的截止日期为1996年7月12日。这导致爱沙尼亚30多万居民自身法律地位的改变。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这些人获得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合法居留的权利，但这样一来，他们却由长期居民又变成了临时居民，从而被剥夺了一系列权利。例如，其中就包括这样的权利：根据1993年颁布的私有化法，有权把当时占有的住房面积私有化的只是共和国的长期居民。能获得住房长期使用权的，也只能是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人。按照1994年颁布的失业人员社会保障法，只有长期居民才有利用劳动介绍所和领取失业补贴的资格。
　　　　爱沙尼亚当局拖延落实俄爱协定中关于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退休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很多条款。爱沙尼亚当局给这类人员发放的，是为期2—5年的，甚至仅6个月的居住证，从而破坏了该协定，况且办理这种证件的手续极为繁复，而此类人员全都年事已高，所以实际上就是把他们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拒绝和拖延发放居住证的根据，可能是借口这些退休军人过去所从事的活动，其中包括他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国家政治保安局（格别乌），甚至在边防军服过役。
　　　　尽管对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法作过修订，但其中仍保留着很多歧视条款。对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非公民，其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受到一些人为的限制。例如，只有那些个人亲自提出申请参选的人，才能作为选举人向专门设立的网点进行登记，而且登记期限极其短暂。如果是爱沙尼亚的公民，就完全不需要通过类似的手续。
　　　　我想在此提醒读者，爱沙尼亚曾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但其领导人却一有机会就大喊大叫，说该国处于“帝国占领之下”，它的人民遭受俄罗斯人的压迫。这居然引起了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极大同情。我们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听到这样的论调时，竞惊奇地翻着白眼，为他人如此评价俄罗斯同胞在一个社会环境最安全、福利条件最好的加盟共和国所起的作用而发出满意的尖叫声。但是，为现代爱沙尼亚人受教育创造机会、给予他们荣誉称号的，难道不是俄罗斯？为爱沙尼亚人开辟道路走向世界的，难道不是俄罗斯？如果没有苏联绝对权威的保护，有些爱沙尼亚人和该国公民，真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不久之前，爱沙尼亚内政成了联合国讨论的议题：在爱沙尼亚，至今仍然毫无道理地保留着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方面的差异。爱沙尼亚方面在报告中企图证明，这一讨论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爱沙尼亚上层人士认为，他们国家在这方面完全井然有序。可是，联合国种族歧视委员会对这种论断不赞同，驳斥了爱沙尼亚方面误导国际社会舆论的企图。委员会对爱沙尼亚方面提出的关于履行消灭一切形式歧视的国际公约的报告，提出了结论性意见，其中表明对爱沙尼亚处理少数族群语言问题的情况给予负面评价，尤其是对爱沙尼亚当局甚至意欲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区限制他们学习自己民族语言的做法表示反对。此外，委员会对于1993年爱沙尼亚颁发的民族文化自治法只适用于国内公民这一点表示担心，认为它“缩小了爱沙尼亚大肆宣扬的一体化纲领的范围，从而也证实了委员会的结论”。
　　　　俄罗斯外交部针对这次讨论作出结论说：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辩论及其提出的总结文件再次证实，爱沙尼亚在保障非主体族群权利方面——而这主要涉及俄罗斯民族，局势引起了不具成见的观察家们的严重担心。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在其专门声明中指责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托马斯？伊里维斯，认为他在对莫斯科关系中所执行的路线带有挑唆性质。应该说，托马斯？伊里维斯以前发表的几次声明，都没有能给这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带来良好声誉，反而给俄爱关系造成了伤害。这位外交部长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长期生活在美国，完全忘记了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所拥有的共同历史。而这一历史，不管他个人如何希望，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一些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的意识中抹掉，因为这些人与他完全不同，并不认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是“苏联占领时期”，他们记得当代俄罗斯在重建爱沙尼亚国家体制中所起的作用。
　　　　爱沙尼亚政治活动家的言论超越了理智的起码要求。他们病态地仇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甚至准备为恐怖主义罪行辩护，包括为车臣匪徒辩护。譬如说，下面我就要引用一段致杜达耶夫先生的慰问信中的文字：
　　　　值此萨勒曼？拉杜耶夫将军遇害之际，爱沙尼亚国会的支持车臣小组特向车臣人民和您本人表示深切同情。这位杰出的自由斗士惨遭杀害，使我们深感震惊。爱沙尼亚议会的支持车臣小组与车臣人民一道为萨勒曼？拉杜耶夫表示哀悼。
　　　　在这份信件上签名的有爱沙尼亚共和国议会的63位代表（代表总数为101人）。只有疯狂的反俄政策才能允许作出这种声朗，它乃是爱沙尼亚对俄罗斯内政的粗暴干涉，是激进反俄情绪的表露，而这种情绪已构成爱沙尼亚内外政策的主要路线。同时，这份信件也是对国际社会舆论自卑鄙无耻的挑衅，因为国际社会舆论认为，政治恐怖主义是极其危险的现象，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共同体应该一致努力。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由于天主教不容忍异族人的那种心灵主义，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当代立陶宛成了种族单一的共和国。1991年，当苏联解体时，立陶宛人在立陶宛占居民总数的　81．6％，而与此同时，爱沙尼亚人占爱沙尼亚居民总数的63．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仅稍许超过居民总数的一半——占51。8％。而实际促成这种情况的，是上世纪　50年代中期立陶宛当局通过的一项专门决定：只准许在共和国的某些城市建设企业，而在许多居民点都不许建设。这一决定断然限制了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进入立陶宛工业企业。
　　　　乍看上去，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处境比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要好得多。但这不过是最初印象。实际上，同化俄语居民是立陶宛政府推行的既定政策。我们的同胞在立陶宛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当地整体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占极小比重的俄立两国关系条约。而且，当问题涉及俄罗斯同胞，特别是涉及俄罗斯公民时，就会看到法律运用过程中相当独特的实践操作。
　　　　有关外国人在立陶宛法律地位的法律条文，对于俄罗斯公民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对文字上的某些粗糙之处忽略不计（因为这可以解释为立法者经验不足），那么，对这项法律的严格法律评估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一方面它对外国人实行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宣布外国人在立陶宛享有与该国公民同等的权利。但该国宪法、此项法律及其他法律和国际条约，又全都另有补充说明。
　　　　当谈到此项法律各条应如何适用于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公民如何行使立陶宛公民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时，却遭到了官员们的断然拒绝。尽管并没有限制外国人行使这些权利（包括参与米尔大会、参加社会团体的权利）的禁令，但官员们的实际做法就是这样。
　　　　有关少数族群的法律也使人惶惑不解。这项在相当程度上是装点门面的失败的法律，从来也没有实施过。不久前又试图用族群村社法来取代它。族群村社法的草案曾在报刊上公布过，这就让我们有可能对它的反动性质予以评说。法案的起草人对如何向少数族群社会生活施加更多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可是许多立陶宛议员觉得这个法律草案还不够劲，因此又草拟了一份“保护少数族群文化和族群特性”的法律草案以供选择。这个草案就连最起码的脸面也置之不顾了。
　　　　再者，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不允许长期居住立陶宛的俄罗斯公民在该国领土上购置和拥有土地。当前，立陶宛议会正在审查宪法修正案，目的在于允许外国公民购买土地，但这一点不适用于俄罗斯公民，因为预定这种权力只赋予北约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公民。在国家基本法层面上如此提出问题，是绝对带有歧视性的和不可容忍的。
　　　　还应该特殊研究一下我们的同胞建立和利用社会团体的问题。依我看，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法律的和社团内部的。
　　　　立陶宛司法部长断言，不允许俄罗斯公民在该共和国建立自己的组织，因为立陶宛宪法规定：“保障公民享有……”，但这句话似乎又排除了该条款适用于非立陶宛共和国公民的可能。公开抗议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可能被消除了，因为该国有关解释表明，立陶宛的集会法甚至连外国人纯和平目的的集会行动都在禁止之列。
　　　　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如何联合起来，建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外社团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当前，立陶宛存在着近　20个俄罗斯社团。可是这些社团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只能听任当地政治力量随意摆布，已全被解散，丧失了他们在当地俄罗斯基本群众中的广泛影响。
　　　　在维尔纽斯成立的俄罗斯信息文化中心，为解决俄罗斯同胞团结的问题带来了希望。俄罗斯公民应占多数这一条得到了硬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俄罗斯社区的成员本可以积极参与该中心的活动，可是遗憾得很，尽管俄罗斯和立陶宛政府就这个问题已经签有协议，但离实际解决问题还有一段距离。
　　　　几年之前，立陶宛总统瓦里达斯？亚当库斯曾就选举新议会一事向该国公民发表讲话。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演说。讲话涉及共和国内部生活和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甚至提到了每个公民的福祉权利。但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到俄罗斯人的权利，而俄罗斯人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看来，同爱沙尼亚一样，在立陶宛也没有俄罗斯问题！
　　　　众所周知，立陶宛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主权后，国内掀起了一阵审讯持不同政见者和二战老战士的浪潮。瞧，这就是“民主”立陶宛的自由！凡此种种，跟不久之前在篝火上焚烧书籍的那个年代何其相似乃尔！
　　　　此外，我们有根据怀疑立陶宛司法的独立性，证据俯拾即是。据报刊报道，兰茨别尔基斯当时宣称，布罗克亚维丘斯和他的同志们受审，并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政治信念，而是具体因为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谋杀，据说他们是作为最普通意义的刑事犯受审的。这至少引起了迷惑不解：怎么能在开庭之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呢？
　　　　可就在当时，当年维尔纽斯的法西斯警察总监列莱基斯，却能够自由自在地待在立陶宛。他可是由于被指控犯有大批杀害犹太人和本国其他民族爱国者的罪行，而被美国驱逐出境的。
　　　　这一切同在俄罗斯审判国家非常委员会一案的初始阶段何其相似。什么样的罪名没有往受审者身上加，什么样的帽子没有往他们头上扣啊！当时的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甚至要求不经调查和审讯就将他们立即正法。可是，最终那批人全都获得了大赦，而瓦连尼科夫大将不肯接受大赦，争取到把审讯进行到底。正如所知，法庭最终宣布他无罪。
　　　　立陶宛当局，特别是它的议会，直到今天还不肯善罢甘休，以令人羡慕的充沛精力挖地三尺，搜寻“敌人”。例如，前不久通过了“评估苏联克格勃（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及该组织骨干人员现实活动的法令”。根据该法令，这一世界知名的专门组织连同它在立陶宛的分支机构被宣布为“罪恶”组织。自该法令生效之日起，原克格勃骨干工作人员在10年之内不得“在立陶宛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在政府管理机构、自治机构、边区保卫机构、国家安全部门、警察局、检察院、法院、外事部门、海关、国家监察机关以及国家监督和检察机构工作；不得担任律师、公证员职务；不得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这不禁使人想起一部老片子，那里有个年轻的革命者马克西姆，他被禁止在任何省份居住，除了……萨哈林岛。立陶宛也是如此：看来只允许这些人当个挖土工，或者干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体力活了。
　　　　与此同时，政府又承诺：此法令生效三个月内，“凡前往立陶宛国家安全部门登记，交代此前所有工作秘密及同事和特务等关系者”，可以“安心”生活。
　　　　就其结构系统而言，苏联的所有机构中均设有克格勃。该组织解体后多年来，任何一个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也不曾通过立法程序，把原苏联的克格勃和共产党宣布为“犯罪”组织。立陶宛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
　　　　文明世界遵守一个普遍的规则：凡宣布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为罪犯，一定要通过法庭。其他所有“判决”都没有法律效力，不得执行。应该提醒一句，1945年底1946年初，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纳粹分子的过程中，除了对个人作出判决以外，也判定法西斯德国的一些机构为犯罪组织。
　　　　上面提到的关于克格勃的法案，出自立陶宛议会议长兰茨别尔基斯的手笔。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呼吁议会“对犯有战争罪行、在被苏联占领的立陶宛领土上杀害平民，从事过镇压活动、恐怖活动、政治迫害的组织，作出法律评估。”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兰茨别尔基斯不是个法学家。他是个音乐人和政客，大概正因如此，他所领导的议会作出的决定，才散发出一股外行和政棍的气味。同时，议会也完全无视立陶宛总统瓦？亚当库斯的否定态度。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民主”共和国的特工部门，又是如何以高度彬彬有礼的方式行动的呢？不久前立陶宛总统亚当库斯责成检察院调查一项举报，据称，内务部领导人员保卫局议会处的工作人员似乎在秘密跟踪高级领导人，甚至跟踪总统本人。而所获情报最终似乎都送到了议长兰茨别尔基斯手上。引起这次调查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前总统布拉扎乌斯卡斯宣称，他的私人谈话内容竟然被其他官方人士得知。可是，这些破坏立陶宛宪法的法律又是由谁来通过的呢？

　　　　　　　　　　　　　　　　　　　　　　　　　　　　　　　　　　　铲除俄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很快就获得了国际语言的性质。这无疑是苏联威信的标志之一。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国际联合会，团结了世界上76个国家的　6万多位俄罗斯语文研究者。2003年召开了该国际联合会第　10次会议。现在，在任何国家，总能遇到或多或少掌握俄语的人。然而，有的国家却在起劲地排挤俄语。尽管俄语在全世界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国家还是要这样做！众所周知，联合国已经宣布，俄语是世界性官方语言之一。
　　　　但是，在民族关系恶化的条件下，俄语却被推上了政治问题的风口浪尖。目前正有两种倾向愈演愈烈。第一种倾向——人们希望提高本民族语言的地位，提高它在建立国家、形成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可是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而这恰恰与第一种倾向相反：增长了“语言的不可兼容性”。这一在改革中出现的罕见现象，成了民族关系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使之蒙上了一层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色彩。语言因素开始被用来确定一个人是“公民”还是“移民”，是“原住民”抑或不是。在获得完整主权之后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这种现象是现实存在。语言问题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波及了儿童的心灵。
　　　　当前，俄语在后苏联时代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
　　　　在大多数国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除白俄罗斯以外，都通过了有关语言的法令，宣布只有“主体”民族的语言才能作为国语。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语可以当做官方语言，与国语平等使用。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俄语或者被归入外语，或者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或者简单地作为一种不相干的语言。在很多国家，俄语被排除在官方公文用语和社会生活以外。正如我们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例所看到的那样，没有掌握当地语言的居民，只好自动丧失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利。
　　　　某些国家大批关闭了俄罗斯幼儿园、学校、文化机构，在用俄语教学的高等院校里削减了班级、系和分院。现在，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难以企及的，不仅是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甚至还包括普通教育，因为实际上教学已经全面转为使用“主体”民族语言了。
　　　　教科书对大多数历史事件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令人深感不安。这些评价往往带有公开的反俄倾向。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文化在如今这些主权国家的发展上所起过的作用遭到贬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心目中对自己精神文化的根源出现了扭曲的认识。俄罗斯剧院和图书馆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回到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共和国已经开始施行强制同化非主体族群的计划。议会讨论了旨在排除俄语和其他语言的教育法。可是俄语乃至其他语言，乃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母语。非拉脱维亚的国立学校数量不断减少。到以非拉脱维亚语授课的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绝不可能。即使在私立学校，政府当局也要求一部分课程只用国语教授。这样一来，建立在双语原则基础上的教育体系遭到了破坏。现在推行的教学制度是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制度。应该指出，这些歧视措施得到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的发展规划的支持。
　　　　国语法把俄语宣布为外语，规定在劳动、公共信息等领域，以及在任何国家机关办事，只能用拉脱维亚语。
　　　　自从　2004年　4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拉脱维亚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来，这一领域的事态每况愈下，因为该修正案排除了在各级立法和政府机关、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关，其中也包括少数族群聚居地区使用俄语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正在对非拉脱维亚居民施行强制同化。
　　　　我想提醒读者，在与拉脱维亚毗邻的芬兰，就存在着两种国语——瑞典语和芬兰语，尽管瑞典人只占该国总人口的　8％。
　　　　2004年2月，拉脱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对1999年6月颁布的教育法的修正案。把俄语排挤出教育领域本来就是该教育法的宗旨。而修正案则更进了一步：完全消灭俄语——2月修正案实际上就是在学校里彻底清除俄语。
　　　　从2004年9月1日起，根据修正后的教育法，在俄罗斯学校确定了“按60％比40％”的比例安排课程，即60％的课程用拉脱维亚语讲授，剩下的40％用俄语。属于用拉脱维亚语讲授的科目有数学、地理、经济学基础，甚至还有体育课。与此同时，一年级用于讲授俄语和文学的课时，每周只有4小时。用4个小时怎能教会7岁孩子读和写？
　　　　拉脱维亚当局的政策旨在根除俄语，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2003—2004年在共和国内一次次爆发“学校暴动”。几万名中学生、家长和教师涌上里加和其他城市的广场，要求为他们保留母语——俄语。“斩断伸向俄罗斯学校的魔爪！”“大家在一起就是力量！”“拉脱维亚是欧洲的耻辱！”“改革完蛋了！”诸如此类的口号表达了他们的立场。看来，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已经被折磨得忍无可忍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回忆起1976年在南非共和国发生的最强大的起义——索埃托“中学生起义”吗？而起因不就是剥夺了黑人受中等教育时选择语言的权利吗？
　　　　2005年8月，议会的20名反对派议员向拉脱维亚宪法法院起诉，控告所推行的中等教育改革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同年5月，宪法法院驳回了这次起诉。
　　　　拉脱维亚当局企图把这些反对学校改革的抗议行动说成是某种外来势力反对该国的阴谋。在里加，当局担心，以推迟改革的形式向抗议者让步将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罗斯直到今天仍能左右拉脱维亚的政局。然而当局拒绝就改革进行谈判的主要原因，根本与此无关。问题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手中没有推行这�